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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年8月16日，美国驻英国公使理查德·拉什（Richard Rush）踏上了一座旧砖楼的楼梯，这座楼内就是这个世界第一强国的外交部。拉什时年43岁，之前曾在美国总检察长办公室工作3年，1817年就任美国驻伦敦的首席外交官职位。他走进了外交大臣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的办公室。坎宁的房间气派非凡，装饰雅致，三面墙上都挂着挂毯画，窗外就是圣詹姆斯公园。 [1]
坎宁这次会见拉什的时间非同寻常。议会刚刚休会，身为下议院的领袖，坎宁已经筋疲力尽。人们以为他会启程回到自己在乡下的住所，但是坎宁却没有走，而是与美国的外交代表会面。在过去20年的英法战事中，这个蒸蒸日上的国家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很多麻烦。英国和美国在海事权利问题上的争端甚至导致本来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美国在1812年向英国宣战。美国人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新首都华盛顿也被付之一炬。不过，美国海军在海面和内河水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美国的防御也让战事陷入了僵持阶段。1814年圣诞节当天，英美双方在比利时的根特缔结和约，使两国关系恢复原状。美国又一次在英国雄狮的利爪下幸存了下来，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又在1815年1月以一场漂亮的胜仗击退了进犯新奥尔良的英军。这样，美国人虽然在冲突中吃了不少亏，但他们还是乐观地把它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
不过，有迹象表明，这两个说英语的国家已经学会了以和平的方式让对方吃苦头。美国派往根特的代表团团长是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他签约后就去担任美国驻英国公使，任期是从1815年到1817年。在此期间，他为门罗总统和拉什（行使国务卿职权）做好了铺垫，让他们得以和查尔斯·巴戈特爵士（Sir Charles Bagot）完成一份条约的签署。该条约对五大湖地区的海军规模做出了限制，从而让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实现了去军事化。《拉什—巴戈特条约》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军备控制实验，也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对等的海军裁军条约。 [2] 这个条约最终缔造出了世界上保持和平时间最久的边境线。
然而，坎宁此次召见拉什的目的与北半球无关，他的目标在南半球。1823年，西班牙革命者抓获了国王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并宣布建立君主立宪制政府。此时，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正在陆续宣布独立，并且开始了与英国和美国的贸易往来。拉丁美洲看起来即将与西班牙彻底分离，但战争的阴云却正在聚拢。
此时，法国的激进革命已成往事，拿破仑对欧洲地图的改写也已结束。由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的所谓“神圣同盟”，以及恢复了君主制的法国，都想重建欧洲的稳定秩序。“神圣同盟”的成员国与坎宁的前任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希望确保欧洲的和平。“神圣同盟”想要在整个欧洲大陆上消灭立宪派，重建“合法的”保守君主制度。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重建的世界》（ A World Restored ）中讲述的就是政治家的才能在这次欧洲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
1823年，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怂恿法国派军队去西班牙营救斐迪南七世。奥地利刚刚镇压了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的共和运动，如果法国能恢复斐迪南七世在西班牙的统治，那么“神圣同盟”也许就可以帮助西班牙的保皇派击败拉丁美洲的那些新生共和国。
这些情况促使坎宁向拉什提出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建议：这位外交大臣敦促美国和英国发布一个联合声明，或者至少是各自同时发布声明，反对西班牙和“神圣同盟”做出的任何试图征服西班牙前美洲殖民地的举动。 [4]
这个要求英美联合起来的提议令人吃惊，也让美国人感到欢喜。美国海军的火炮门数还不到英国皇家海军的2%，商船总吨位也只有英国的一半。 [5] 然而，坎宁的行为看起来却像是很重视美国的样子。美国人确实自命不凡，甚至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强国，但在欧洲人眼里，美国的地位也就相当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者瑞士那个档次。 [6] 更何况，美国还是一个不可信的、惹是生非的立宪共和国，以前只不过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远离欧洲的战略大棋盘。自拿破仑最终被打败之后，英国就成了占据舞台中央的强国，而且拥有无可匹敌的皇家海军。然而，这样一个强国却愿意在欧洲乃至全球的竞技场上给美国提供一个位置。
拉什犹豫了。他知道美国和英国在拉美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但是，美国外交的原则就是“不站队”，而且公众对英国政府的傲慢也积怨已久。拉什认为：“我代表我的政府做出的任何承诺……都有使其卷入欧洲国家派系冲突的风险。” [7]
拉什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对坎宁的计划和意图做了一番询问。伦敦准备跟随美国的步伐，承认这些新生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吗？坎宁避而不答。实际上，这位外交大臣提出的只是一个非正式提议，这说明他做不了多大的主。坎宁的内阁同僚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是一位强势人物，他是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此时在国际问题上仍然很有发言权。这位公爵与国王乔治四世关系紧密，而此时国王的意见仍然很重要。惠灵顿希望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各君主国之间维持有效的同盟关系。
实际上，坎宁是想在英国政府里打“美洲牌”：向他的同僚们建议英国承认拉丁美洲的新生共和国，并促进与它们的友好关系，从而对美国的商业扩张和潜在的领土扩张形成制约。坎宁最关心的是英国的商业利益（包括在南美的利益），以及议会和受过教育的公众的意见，后者对“神圣同盟”抱有怀疑态度。卡斯尔雷主要关注的是建立一个由会议和秩序组成的欧洲外交体系，与之相反，坎宁想让孤悬海外的英国回到欧洲大陆权力平衡者的角色上，同时重点维护英国的海洋和贸易利益。 [8] 如果坎宁能把一份英美联合声明拿到同僚们面前，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政策，同时限制住充满侵略性的美国人。
拉什的快报10月9日送抵华盛顿。他在里面附了一封信，列明了坎宁提议的联合声明的五个条款，以及坎宁对即将召开关于拉丁美洲的大国会议的警告。坎宁要求美国给予答复。门罗内阁于10月11日首次开会讨论此事，随后总统就离开了华盛顿，回到他在弗吉尼亚的农场住了一个月。 [9]
这场辩论的结果是，门罗在两个月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即门罗宣言——后来被称为“门罗主义”，它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而诞生的。坎宁针对一个特定的局势提出了倡议，美国需要做出回答。无论是门罗还是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当时都没打算让这一次的声明成为长期的外交政策纲领。
门罗的回答——在亚当斯的指引下——反映出了多重考虑。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总统斟酌，包括俄国对北美洲西北海岸的领土主张，美国的一些知名人士还希望支持希腊革命者为基督徒的自由而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门罗还需要考虑国内问题和政治利益，包括他的三名内阁成员在1824年总统大选中的竞争。而且，年轻的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些将在今后的内阁、国会与公众辩论中发挥作用的政治传统：这些政治遗产包括总统告别演说中的中立原则、前任总统对卷入国际权力斗争的警告、海上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在一个君主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与其他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倾向。
俄国的问题也牵涉外国势力对美洲事务的介入。两年前，也就是1821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颁布谕旨，将俄国宣称的疆域扩展到北纬51度（今天的卡尔加里就在这个纬度上，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境以北257千米处）以北的美洲西北太平洋海岸地区。对华盛顿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沙皇的谕旨还禁止外国船只驶入距海岸177千米范围的水域。俄美贸易公司（The Russian-American Trading Company）反对美国同行在太平洋沿岸开展业务。这家公司的活动范围最远可达加利福尼亚的博德加湾（Bodega Bay）。
1812—1814年，俄国击溃了拿破仑的大军，并直捣欧洲，占领巴黎，展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俄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到五倍、英国的两倍，而俄国本身是“神圣同盟”中占主导地位的帝国。 [10]
亚当斯曾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担任驻俄公使，认识了沙皇本人。他回忆说，这位独裁君主对美洲的这个共和国有一种奇怪的好感。在美国和英国严词拒绝了俄国的领土主张后，亚历山大暂停了他的谕旨的执行。1822年底，这位沙皇任命德·图伊尔·范塞罗斯克肯男爵（Baron de Tuyll van Serooskerken）为新任驻美公使，以求解决争端。男爵和亚当斯很谈得来。就在他们讨论领土问题的时候，拉什从伦敦发来的报告送到了华盛顿。门罗有意接受俄国对北纬55度以北地区的领土主张，但亚当斯坚持拒绝俄国染指美洲大陆的任何一块土地。实际上，亚当斯提出了一个新想法，那就是美洲不应该再出现新的殖民地。 [11]
希腊给门罗政府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1822年初，希腊的抵抗组织效仿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宣布从奥尔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下独立。在这个民主制度的发祥地，希腊建立了一个共和制政府，并恳求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承认。希腊人的英勇事迹和土耳其人的暴行传闻激起了美国公众的情绪。共和主义的情结，加上敏感的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冲突，使得这次事件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政治风波。门罗于1822年12月在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尽管已经被亚当斯调低了调门——中表示，希望希腊人最终能赢得独立。但是，坎宁的提议中并没有提及希腊。 [12]
面对上述问题的时候，门罗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已经快到最后一年了。自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后，他的政治生涯有起有落，这让他做事越发审慎。1823年门罗已经65岁，他最关心的就是“让他的内阁、党派和国家都保持和睦”，以维护自己的名誉。他在1823年的座右铭是礼让，而不是冒险。 [13]
门罗在几十年间形成了他治国之道中的核心原则。首先，与革命时代的所有领袖一样，门罗知道新生的共和国是十分脆弱的。这个国家很容易陷入内乱，奴隶制、地区分歧、经济利益或外国干涉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因此，门罗的外交政策是为缓和国内矛盾而服务的。其次，门罗认为，美国必须玩好欧洲的政治游戏——利用某一方去打压另一方——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曾警告美国不要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但门罗不同意这个观点。他曾对杰斐逊解释道：“我们需要和某些强国保持良好关系，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起初，由于法国同样发生了革命，建立了共和国，门罗有意和法国搞好关系；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也愿意考虑和英国建立联系。美国人虽然认为权力平衡的政治游戏不道德，却一边批判它，一边在外交中践行权力平衡的理念。最后，麦迪逊从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了建立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性。门罗想“让欧洲人把美国看成一个值得畏惧和讨好的重要国家”。门罗在独立战争期间是一名年轻的军官。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狼狈落败，华盛顿被占领并烧毁。之后，门罗以战争部部长的身份给予麦迪逊很大的支持。有了这些经历后，门罗十分相信军事准备的重要性。汉密尔顿若泉下有知，必定会感到欣慰。 [14]
在门罗考虑如何回应坎宁的提议时，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他最主要的顾问。亚当斯喜欢与人斗智，知识渊博。他的性格刚烈，让人既钦佩他的直率，又厌恶他的跋扈。亚当斯自己也在日记里承认：“我这个人高傲、冷淡、严厉，令人生畏。” [15]
在美国的历任国务卿之中，亚当斯是就职时外交经验最丰富的——他的国内政治经验也不遑多让。独立战争期间，他随自己的父亲驻任法国。1791年，年仅14岁的亚当斯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学徒生涯，为其担任驻俄代表的父亲担任私人秘书（兼法语翻译）。当时的俄国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他还以私人秘书的身份随父亲在巴黎、荷兰和伦敦任职。之后，亚当斯回到美国生活了9年，在哈佛大学完成学业，并成为执业律师。不久之后，华盛顿任命这位小神童担任美国驻荷兰公使。这只是亚当斯一系列外交职务的开始，之后，他又出使过普鲁士、俄国和英国，并且在1814年的根特和谈中担任美国代表团的团长。1817年春，门罗任命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为国务卿。老约翰·亚当斯以直白的“亚氏”文风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已经快50岁了。依我之见，你必须回（国）来，要不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16]
国务卿亚当斯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极为了解，但他却对旧世界的社会和观念深恶痛绝。18世纪90年代中期，亚当斯在海牙担任美国公使，他亲眼见证了荷兰共和国各个派别与不同的外国势力结盟的过程。荷兰人曾经贵为海上霸主，势力范围遍及七大洋，而此时亚当斯认为，这个国家的人已经丧失了捍卫国家独立的信念。结果，荷兰屈服于入侵的法国人。瑞典、波兰和日内瓦也遭受了相似的命运，亚当斯从中吸取了教训。1795年12月，亚当斯在给自己的弟弟查尔斯的信中写道，美国对法国的政治依赖和对英国的商业依赖将会危及自身的自由。美国需要审慎的外交政策，以赢取积蓄实力的时间。“再过10年，美国就将跻身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之列。”他预言道。亚当斯还消极地总结道，如果美国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将陷入“一堆彼此争战不休的小部落之中，被欧洲列强玩弄于股掌之间”。 [17]
在担任国务卿的7年间，亚当斯不断地为美国扩张领土、提高声望，同时阻止不计后果的冒险。他认为美国的天命就是主宰北美洲。1819年11月，亚当斯对内阁同僚们说，美国必须让世界“习惯于美国应当统治北美大陆的理念”。 [18] 1821年1月，亚当斯与英国大臣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 [19] 就哥伦比亚河地区的控制权展开激烈辩论。其间，亚当斯突然说出，英国可以保留加拿大的各个省份，“但是必须把大陆上的其他部分都留给我们”。 [20]
据说，亚当斯的第一项任务是完成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收尾工作：拿下佛罗里达，并划定美国的西部边界。亚当斯警告西班牙人，由于他们没能控制住佛罗里达荒野中的印第安“野人”、逃跑的黑人、海盗和叛军，美国的领土已经受到了这些人的威胁——安德鲁·杰克逊将军不久前的跨境报复行动已经生动地展示出了这种威胁。亚当斯要求西班牙将佛罗里达卖给美国，以抵偿美国公民向其索赔的500万美元，否则美国可能就会强行占领。在西班牙犹豫不决之际，亚当斯暗示对方，美国正在考虑承认刚从西班牙统治下宣布独立的拉普拉塔联合省，也就是今天的阿根廷。 [21]
亚当斯想要的不只是佛罗里达。他坚持要求西班牙接受美国把西部边界一直推进到太平洋，跨越整个大陆。按照这个划界方案，北纬42度线以南是西班牙领土，以北则是美国和英国的争议地区，即俄勒冈。1819年，美国与西班牙最终签订了《横贯大陆条约》（Transcontinental Treaty）。这个条约的名字就显示出了亚当斯的野心有多大。他在签约当晚，也就是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把确定的边界划到了南大洋（太平洋）边上，这开启了我们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纪元。谈判中第一个提出这一方案的人是我，而且我现在确信事态已经不可逆转了。”西班牙对结果感到失望，直到将近两年后才批准条约。亚当斯打算用武力解决问题，但最后还是门罗的耐心占了上风。 [22]
与国父们一样，亚当斯也强调贸易的重要性。他试图降低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税，并呼吁美国“再慷慨一点”，让外国人享有与美国公民一样的贸易环境。 [23] 这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
美国人笃信个人自由，他们所设想的世界与各国政府主宰的重商主义旧世界大不相同。亚当斯就此解释道：“商业的天然属性就是，只要不受到权力的干扰，它就会自己找到通道，用它自己的方式达到目的。我们不要去管它，让它自己管理自己才是最好的。” [24] 因此，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让亚当斯对殖民主义充满敌意。尽管亚当斯在位期间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洲大陆上，但他也想推广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让美国能在其中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国家。 [25]
不过，这位美国的外交大师在国内政治中遇到了问题。他在旅欧期间曾两次回国，其中一次是在1803年到1808年间，当时马萨诸塞州议会把这位前总统的儿子送进了参议院。但是，亚当斯却断绝了与联邦党的关系，转而支持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和杰斐逊的禁运措施。从联邦党人转为共和党人之后，他在两党之中都没有什么天然的盟友。 [26] 他显然不具备大多数成功的政治家拥有的那种性格、魅力和社交能力。不过，亚当斯知道，国务卿是通向总统宝座的阶梯。
欧内斯特·梅教授在《门罗主义的诞生》（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中用有力的证据说明，门罗当局对1823年坎宁提议的回答是由国内政治驱动的，特别是与亚当斯在1824年依靠计谋当选总统有关。最近的亚当斯传记作者们大多对此持不同意见，而且也有充分的依据。但是，梅的研究至少提醒了我们一点，那就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考虑的不仅是国家利益和道德要求。他们的计算和谈判既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把这些不同的出发点和目标一起带上谈判桌。美国的情况更为特别，公众的意见会塑造和影响政策制定者们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政治进程的结果，在实行中也要用到外交和国内政治两方面的手段。 [27]
在政治上，对亚当斯来说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公众把他看成一个美国的劲敌英国的同情者，原因是他出身新英格兰地区，曾为联邦党人，而且为人傲慢。实际上，亚当斯在1790年写给父亲的信中曾说道：“美国和英国之间根本不可能互相信任。”拿破仑战争之后，亚当斯相信欧洲——尤其是英国——都希望看到美国的共和实验失败。 [28]
亚当斯在1809年的笔记中以最直白的方式写出了他为美国设计的“大战略”：“两条政治原则构成了最符合这个国家利益和责任的政策。一条关乎国内政治，也就是联邦；另一条关乎于美国和外国的关系，也就是独立。这两条原则是我的政治信条中最关键的部分。” [29]
1821年7月4日，亚当斯在华盛顿的国会上发表年度致辞时阐述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原则。在那之前不久，亚当斯的总统竞选对手之一亨利·克莱（Henry Clay）在肯塔基的列克星敦发表演讲，提出了自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设想。亚当斯的讲话就是对克莱的回应。克莱很早就开始倡导承认拉美各共和国，并且提议和它们一起组建“一个能从某种程度上制衡‘神圣同盟’的组织”，也就是用共和国联盟来对抗“神圣同盟”。克莱总结道，在美国不断扩大白人男性内部的普选权和选举政治的范围的过程中，这个国家可以逐步建立一种基于其革命性的自由信条的新“美国体系”。
亚当斯的演讲一开始就把矛头瞄准了英国。作为一篇发表于美国独立日的演讲，指责英国很应景，也有助于他洗脱自己“亲英派”的名声。之后，他就开始向殖民主义开炮。他解释说，人民与故乡和社区的纽带关系，注定将使那些万里之外的君主控制他们的企图落空。这一说法很机智，既支持了克莱的观点和拉丁美洲的独立大业，也避免了让美国因为“对友好关系的浪漫理想”而做出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承诺。
当时，英国媒体上有文章质问“美国对人类做了什么？”，亚当斯借《独立宣言》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杰斐逊写下的文本“向人类宣示了人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以及唯一合法的政府组成方式”。《独立宣言》就像一束为全世界照亮的火炬，它“瞬间击溃了一切建立于武力征服之上的政府的合法性”。杰斐逊的文本、美国的革命和共和党人的信念点燃了美国的火炬，它的示范作用便是美国对人类所做出的贡献，美国人为此感到自豪。
占领了美国立国原则的道德制高点之后，亚当斯在演讲的结尾提醒美国不要介入国际上的纷争。“美国不会走出去，寻找并摧毁那些‘怪物’。美国只会祝愿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与独立，它要捍卫的只有它自己。”他警告称，介入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会改变“美国政策的基本准则”，“让美国从自由转向武力”。“它可能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独裁者，而不再是它自身灵魂的主宰者。”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近期写出了一本非常出色的亚当斯传记。他说，上述这几句话是亚当斯一生说过的话中最有名的几句。 [30]
亨利·克莱是亚当斯的总统竞选对手，也是门罗当局外交政策的活跃批评者。到那时为止，克莱是美国最支持拉美各共和国的人。数年前的1817年12月，克莱曾经尖锐地质问门罗为何没有承认拉美国家的独立宣言。克莱直接援引了美国的革命历史：1778—1779年，美国“偷偷摸摸地行走”于欧洲，只为寻求“一个友好的眼神”、“合法性”，以及“一个强大而宽容的盟友”，接着，法国就向前迈了一步，“承认了我们”。但是，在拉美朋友们的独立大业面前，美国或其他国家却没有一个伸出援手。 [31]
1823年的时候克莱已经64岁。他来自肯塔基，有着西部边陲人民那种乐观、坦率、勇于冒险的魅力。短暂地担任过几次参议员后，克莱于1810年当选众议员，随后很快被其他议员推举为议长。他利用这一地位推动了美国1812年与英国的战争。1814年，麦迪逊总统在组建代表团参加和谈时钦点了“好战分子”克莱，让他与亚当斯和其他人一起加入代表团。
克莱和亚当斯是一对风格截然相反的人物。在根特谈判期间，克莱通宵狂欢、打牌，直到天亮之前才结束。亚当斯则正好在克莱睡觉的时候起床，先读《圣经》，然后再开始处理文件。亚当斯的妻子路易莎（Louisa）对克莱做出了富有洞察力的描述：“观察这个人的性格，你第一眼就会发现他的慷慨和善良，而且他最本能的动机总是仁爱而自由的。但是，他受教育程度不高，有一些恶习，身边还有一些狐朋狗友。这些问题，再加上过度的野心，使他无法再有更好的表现。” [32]
克莱回到华盛顿之后，众议院的同事们再度推举他为议长。克莱利用这个华盛顿二号人物的位置推进自己的计划，在议会中协调、谈判，为竞选总统做准备。门罗选择亚当斯做国务卿让克莱感到嫉妒。从赢得1824年总统大选的角度出发，克莱制定了自己的政治策略，那就是抨击当局的外交政策，公开表示对英国的厌恶，并把自己塑造成拉美各共和国最好的朋友。 [33]
克莱在政治上不仅有各种实用手段，而且很有远见，他代表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在1820年5月10日的一次众议院发言中，克莱阐述了自己行动背后的指导思想。他在这次发言中首次用“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来描述自己的政策意图。克莱和他在辉格党内的支持者们此后逐渐丰富了这个系统的内涵。他们的目标是发展出一个全国市场，把各个地区的利益都整合进去。辉格党人打算通过加强内部基础设施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通过国家银行来提供融资，并通过关税鼓励制造业。从一开始，克莱的“美国体系”就把美国设想为西半球商业网络的中心，由此“成为人类自由运动的枢纽，对抗所有旧世界的专制主义”。 [34]
亚当斯1821年7月4日的演讲，是对克莱在列克星敦的演讲的回应。克莱在那次演讲中扩展了他的“美国体系”计划。克莱再次呼吁承认拉美各共和国，理由是这有利于扩展贸易网络，也是美国道义上的责任；而他本人也为希腊人的独立运动所感动。最后，克莱总结道：“南北美洲应该出现一个能在某种程度上制衡‘神圣同盟’的组织，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这个组织的运作靠的是榜样的力量和道德的影响力。”克莱的共和主义思想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代替君主制和神秘主义的新制度，也为抵抗“神圣同盟”的压迫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35]
对于美国公众的喜好和憎恶，克莱明显比亚当斯把握得更准。 [36] 克莱反复要求美国支持世界各地的自由运动，尤其是在这样做有助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时候。20世纪之初，伍德罗·威尔逊曾想让这个世界“对民主国家来说是安全的”。二战期间，富兰克林·D. 罗斯福提出，世界秩序应以“四大自由”为基础。冷战期间，美国自视为“自由世界的领袖”。20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要求美洲成为第一个“民主半球”，并主张通过“美洲自由贸易区”让这个半球繁荣起来。
门罗和亚当斯在支持拉美的立场上与克莱无异，但他们的做法更加谨慎。他们要求西班牙在领土上做出让步，并用承认拉美各共和国作为要挟的筹码——但是，既然要用来要挟，那就不能马上承认。在西班牙于1821年最终批准《横贯大陆条约》后，门罗为了给西班牙留面子又等了几个月。直到1822年3月，美国才成为第一个承认拉美各共和国的国家。克莱则把功劳记在了自己的头上。
以上所述，就是门罗10月11日第一次召集内阁成员讨论英国外交大臣坎宁的提议时的大背景，包括国际局势、意识形态、政治、地理、历史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因素。11月7日，也就是门罗回到华盛顿两天后，内阁再次举行会议。在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门罗和亚当斯已经设计好了美国对坎宁的回复，并通过三份文件向外界传达了外交新政策。这三份文件包括：门罗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段落、对拉什回复坎宁做出的指示，以及给俄国公使图伊尔的照会。
门罗10月离开华盛顿之前曾向杰斐逊和麦迪逊寻求建议。这位总统先是承认，坎宁的提议确实有让美国卷入欧洲政治和战争的风险，但他又解释说，自己还是倾向于“接受英国政府的这个提议”。杰斐逊是“孤立主义”原则的开创者，麦迪逊则在不到10年前和英国打过一场失败的战争。尽管如此，他们两人都还是同意接受英国的提议。 [37]
在门罗10月离开华盛顿后，亚当斯会见了图伊尔男爵。俄国公使递交了一份正式的照会，表明沙皇不会接受来自拉丁美洲革命国家的任何代表，也拒绝承认这些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沙皇还表示，俄国不反对美国的观点，他希望美国政府能保持中立。这份照会似乎启发了亚当斯，他告诉男爵，只要欧洲人保持中立，美国就会一直保持中立。这位国务卿此时可能已经在考虑把对俄国和英国的回复扩展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政策声明。 [38]
在11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这份声明的指导思想初见端倪。亚当斯在他的笔记里对内部辩论做了非常出色的记录，历史学家依靠他的笔记来研究当时的情况，发现政策制定者们的发言都十分精彩。门罗没有讨论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建议，他让战争部部长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先发言，或许是知道卡尔霍恩支持接受英国的建议。确实，卡尔霍恩十分担心“神圣同盟”会对南美发动进攻，因此他的意见与杰斐逊、麦迪逊相同。
亚当斯对卡尔霍恩的观点做出了尖锐的反击。他指出，坎宁的提议要求美国承诺不占有西班牙帝国的任何领土，亚当斯质问卡尔霍恩，如果将来得克萨斯和古巴“想要加入我们的联邦”，他是否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亚当斯还利用了人们对美国沦为欧洲权力政治游戏牺牲品的焦虑：坎宁不愿意承认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因此，一旦英国在欧洲获得某种优势，就可能会抛弃拉美各共和国以及美国。亚当斯还说，如果英美发布联合声明，那英国一定会把功劳记在自己身上，从而让英国在与美国的邻居们的商业往来中占得先机。
然后，亚当斯又将讨论的重点转移到了对俄国的态度上。他说，美国有机会“站出来反对‘神圣同盟’，同时拒绝英国的提议，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俄国和法国明白无误地宣示我们的原则。比起在英国身后做小跟班，这种做法更坦诚，也更有尊严”。由此，亚当斯把辩论的主题从坎宁的提议转移到了美国立国原则的问题上，从而占据了美国国家自豪感的高地。
会议结束后，亚当斯留了下来。他劝说门罗把和俄国的交涉以及对坎宁的回复看成“一个完整的政策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且能互相适应”。就像梅教授所指出的，亚当斯肯定已经发现，如果美国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那么他在总统竞选中的那些“恐英派”对手一定会利用这个绝佳的机会对他施以攻击。 [39]
接下来的一周，门罗知悉法国已经占领了共和派在加的斯的最后一个堡垒，君主政权控制了西班牙全境。门罗还听到一个传闻，说法国舰队已经准备把西班牙部队运送到美洲。门罗开始有了危机感。11月15日、18日和21日，内阁会议继续召开。亚当斯在辩论中处于守势。根据亚当斯的记录，卡尔霍恩在听到“神圣同盟”正在采取行动的报告后“极度不安”。亚当斯反击道，拉美人民已经赢得了独立，他们并非不堪一击。退一步讲，如果欧洲人真能像卡尔霍恩担心的那样轻松击溃那些新政府，那么美国也就不应该“为了一艘连上面的老鼠都已经跳海了的船而付出自己的生命和财富”。
亚当斯还用两份新的报告增加了自己在辩论中的优势。第一份是11月16日收到的拉什的报告，上面说，坎宁对联合声明的热情似乎有所消退。亚当斯曾提醒过，英国可能会反悔，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第二份是11月17日收到的图伊尔男爵带来的一份通函，内容是俄国外交大臣卡尔·涅谢尔罗迭（Karl Nesselrode）祝贺法国击败西班牙革命者。实际上，俄国是在庆祝由君主国家组成、受上帝眷顾的“新政治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将会保护合法政权免遭那些异端邪说或犯罪行为的威胁。亚当斯说，美国必须对俄国这种得意扬扬的声明予以回应。 [40]
亚当斯还拥有一个官僚系统内的优势：他是外交文书的“执笔人”。在总统的授意下，亚当斯对拉什提出了回复坎宁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与坎宁提出的五点建议一致，但是加上了限定条件，并做出了道德化的调整。亚当斯的指导意见草案最后保留了两国各自发表声明的可能，前提是双方政府能够按照亚当斯的设想达成一致。如果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那么拉什必须向华盛顿汇报。 [41] 亚当斯在想办法拖延时间。
亚当斯还向总统和其他内阁成员解释，他正在准备一份文件以驳斥沙皇的声明，总结美国的原则，同时表示不会将美国的原则强加给欧洲，并要求欧洲也不要把自己的原则强加给美洲。亚当斯似乎准备把对俄国的回应写成美国政策的备忘录。 [42]
11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门罗拿出了自己的一份草稿：这是他准备在11天后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门罗想要对美国的公众和全世界解释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它已经超越了华盛顿告别演说中那种谨慎、防御性的姿态。
门罗在草稿中采用了亚当斯的措辞，承认与俄国就北美洲西北海岸的谈判进行得十分愉快，但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原则是欧洲不应该再在美洲建立任何殖民地。此外，门罗还提议谴责法国对西班牙的入侵，承认希腊独立，并建议派遣一名公使到希腊。
亚当斯对门罗的草稿反应强烈。他警告门罗，这份文稿将引发“爆炸性”的后果。“这将成为一份战争檄文：对整个欧洲宣战，而且是为了纯粹的欧洲内部事务——希腊和西班牙——而宣战。”他预测西班牙、法国和俄国都将与美国断绝关系。第二天，亚当斯私下找门罗阐述自己的意见。他告诉门罗，对于美国历任总统，尤其是那些即将离任的总统来说，最大的考验就是：你将给这个国家留下什么遗产。他恳求门罗，这个“共和国的黄金时代”的尾声必须是和平的，不能陷入战争的风险，走错这一步，门罗过往的所有成就都会被玷污。亚当斯提出了自己设想的原则：美国不应干预任何纯粹的欧洲内部事务，这样就可以换取欧洲不以武力染指南美。他建议，美国可以对西班牙和希腊表示同情，但不应让“神圣同盟”解读成对它们的敌意。总统可以让国会去表达对希腊的支持，自己则优雅地退居其后。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多任精明的总统都曾如此利用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来获取外交优势。两天后，门罗对亚当斯朗读了他修改过的草稿，国务卿“非常满意”。 [43]
不过，对门罗宣言的辩论还没有完全结束。11月25日，在此前的会议中不是缺席就是保持沉默的美国总检察长威廉·沃特（William Wirt）提出疑问，称总统在宣言中不应该把南美的独立和美国的安全联系在一起。他怀疑美国公众也许会“支持政府为南美的独立而战”。如果欧洲人介入西半球的事务，美国应该如何回应？没有人对沃特的这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44]
1823年12月2日下午2点，信使把总统的国情咨文递交给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书记员。从杰斐逊上任开始，总统们都会把每年一次的国情咨文以书面形式发布。伍德罗·威尔逊则开创了现代的传统，即在国会以演讲形式发布国情咨文。这类年度宣言的内容覆盖范围很广，最后往往会变成一个事无巨细的清单式文件。例如，门罗1823年的国情咨文共有6 397个单词，讨论的话题包括邮局、坎伯兰路、财政以及外交。
在这篇宣言中，后来被称为“门罗主义”的内容是三个互不相连的自然段，加起来不到1 000个单词。但是，为了说明这些段落在上下文中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先复述一下门罗的开场白和结尾。门罗在开头写道：“自从革命建国以来，我们从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需要更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更强大的联邦。”这个国家在1820年制定了《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在领土扩张的过程中保持了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的平衡。门罗强调，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冲突。他在最后一段中称赞了美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外交政策的两大原则——联邦和扩张。用门罗的话来说就是，“人口的扩张以及将新的州纳入我们的联邦”，将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也会增强我们作为一个强国的国力和责任”。
在开头和结尾之间，门罗阐述了定义美国安全以及国家使命的三个理念——这三个理念比美国在建国初的30年所奉行的原则更具扩张性。第一，在谈到与俄国的讨论时，门罗宣称：“美洲大陆拥有美洲人自己争取和维护的自由与独立，因而不应被视为任何欧洲强国未来的殖民对象。”美国把西半球的欧洲人都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因此美国希望中止甚至逆转旧世界的扩张。美国也会批评殖民主义的思想。亚当斯反对旧的欧洲体系，既是因为其商业上的垄断，也是因为其政治上的统治。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现在是在代表整个新世界发表对殖民主义的反对意见。
第二，门罗承认美国与欧洲旧世界的联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在的。美国人“怀有这样的感情……祝福大西洋那边的人类同胞自由和幸福”，并且将“怀着不安和关怀的心情注视着欧洲”，但是会与“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划清界限。美国“不会干预［欧洲］列强的任何内部事务”。美国认为自己是大西洋世界的西方明星，不但是大西洋东岸人们的商业往来对象，更有可能成为给他们带来希望的明灯。但是，美国人不想卷入欧洲的旧政治、竞争和冲突之中。
第三，西半球和东半球是不一样的。“神圣同盟”任何试图将自己的政治体系扩展到美洲的行为都会“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任何试图镇压和控制美洲独立政府的行为都会“［展现出］对美国的不友好态度”。美国尊重南美人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权利，欧洲也应该如此。“神圣同盟”声称专制主义应该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美国正在以共和主义代表的身份站出来——至少是用语言——面对这一挑战。不过，美国也提议在国际关系中实行一种新的互惠原则：美国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提出，如果欧洲尊重美洲的意愿，那么美国就不会干涉欧洲事务。
门罗宣言还从另一个角度挑战了当时的国际秩序。门罗主张“公开外交”。他的公开宣言面向的是公众意见的力量，而不是贵族议会、会客厅或者秘密条款等政府层面的权力。 [45]
门罗批准了亚当斯对俄国方面的回复，以及这位国务卿对拉什如何回复坎宁的指导意见。总统删除和修改了亚当斯文本中一些过于激进的措辞，但结果难说是好还是坏。美国仍不清楚欧洲将对拉美采取什么行动。门罗希望为美国与英国的关系留有余地。在写给杰斐逊的一封信中，门罗说他的政策正在致力于让美国和英国之间出现结盟的可能，前提是坎宁对此仍有兴趣。 [46]
实际上，坎宁不感兴趣。9月到10月之间，惠灵顿对坎宁说，法国无意发动一场跨大西洋的侵略行动。10月，坎宁告诉法国大使波利尼亚克亲王（Prince Polignac），英国不会允许欧洲国家干涉前西属美洲地区的事务。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坎宁就很难说服英国内阁同意与美国发布联合声明，更不用说满足美国提出的承认拉美政府的条件了。
门罗的宣言送到坎宁这里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造成了一些尴尬。英国的辉格党反对者指责政府对欧洲保守派的反击过于软弱，而且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美国。门罗的公共外交也使正在逐渐成形的英—美公众意愿凸显出来。一向对美国不怎么友好的《泰晤士报》赞扬门罗宣言，称其是“一个非常英国式的政策”。《经济学人》则认为“把门罗主义称为坎宁主义可能也没问题”。坎宁为了挽回局面而公布了他之前警告法国大使的备忘录。到了1825年初，英国承认了拉美各政府，进而与它们开展商贸往来，且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和美国的商贸关系。坎宁后来自夸道，是他创造了一个新世界，改变了旧世界的力量对比。 [47]
大多数欧洲大陆的人都对门罗宣言的出台背景一无所知，且都对其大胆的假设表示震惊，感到自己被冒犯。奥地利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伯爵（Count Klemens von Metternich）指出，“这个不得体的宣言……指责并嘲笑了欧洲的体系”，挑起的矛盾“不仅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还包括宗教与宗教之间”。他还说：“如果任由这种歪理邪说和恶劣的榜样在整个美洲土地上泛滥，那么我们的宗教和政治体系，我们政府的道德力量，我们那保证了欧洲不会被彻底分解的保守制度会变成什么样？” [48] 梅特涅对共和主义的恐惧也许是对的。1848年的欧洲自由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却把梅特涅拉下了台。
沙皇亚历山大认为，美国的表态“配得上最强烈的鄙视”。就像欧洲的其他君主一样，他决定无视门罗的宣言。一些欧洲人认为门罗宣言反映的只是美国的内政，这是共和制国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缺陷。同样糟糕的是，美国人负有“物质主义”的罪行，他们没有正经的军队，他们只想挣钱。 [49]
与此相反，亨利·克莱对亚当斯说，关于外交政策的那几段话是“［总统］国情咨文里最好的部分”。克莱乐见美国与欧洲的分离，甚至认为应该“宣布美国将为所有逃出压迫统治的流亡者提供庇护”。 [50]
随着时间的流逝，门罗的声明发展成了门罗主义。后来的历任总统都会根据变化的局势，为这一发表于1823年的宣言赋予新的含义。这些经验也帮助美国人认清了美国外交政策中“西半球理念”的潜在好处和风险。
从最保守的角度来说，门罗的宣言是“美国第一次对一桩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公民或领土的国际争端公开表明立场”。权威的门罗主义研究者、历史学家德克斯特·珀金斯（Dexter Perkins）指出，门罗主义“从广义上来讲，是美国方面禁止欧洲将其影响力和权力扩大到新世界的禁令”。珀金斯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是1941年，当时美国正面临着是否要介入二战的问题。他还表示，很多人将门罗宣言与“把新世界和旧世界分割开的原则”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不结盟、不与任何欧洲强国绑定的原则的补充和衬托”。珀金斯后来在冷战时期写就的著作中把19世纪和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做了比较：前者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对立，后者则是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之间的对立。 [51]
从更积极的角度来说，詹姆斯·特劳布在21世纪初将门罗宣言描述为“把赤裸裸的权力主张和对全球理想的宗教式情感以独到的方式融为一体，并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之源”。 [52] 美国的领导人和许多民众往往把门罗宣言看作美国在美洲的“半球影响力”的宣示。 [53]
我更喜欢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对门罗宣言的评价。这两位都在20世纪初担任过国务卿，将分别在本书第8章和第9章登场。他们两人都认为，门罗宣言是在自卫权利的基础上，针对那些可能会危及美国安全的行为所做出的声明。他们回避了所谓的干涉较弱的美洲国家的权利、控制权和宗主权，乃至根据国际法提出的领土主张。他们总结道，门罗主义不应妨碍泛美合作以及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关系。他们强调，门罗的词句支持的是独立，而不是孤立。 [54] 实际上，门罗传记作者亨利·阿蒙（Henry Ammon）把总统的宣言称为“外交层面上的独立宣言”。 [55] 对于亚当斯来说，这份宣言阐明了美国的反殖民主义原则，同时仍保有把行动集中在优先事项——北美——上的自由，不为欧洲事务分心。门罗宣言说明的不是美国会怎么做，而是欧洲不应该怎么做。 [56] 两年后，亚当斯和克莱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问题，这一次他们两个人携手合作。
1824年的总统选举竞争十分激烈，约翰·昆西·亚当斯最终成为美国的第六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在选举人票数和普选票数两方面都微微领先于亚当斯，但他获得的选举人票数未达到法定多数的要求。根据宪法，总统将由众议员们选出，每个州可以投一票。在第一轮投票中，亚当斯在亨利·克莱的支持下获得了13票，杰克逊只有7票，正在生病的威廉·克劳福德（William Crawford）获得4票。当选总统后，亚当斯邀请克莱担任国务卿，后者接受了邀请。这一举动被杰克逊的支持者指责为违背民意的“腐败交易”。亚当斯和克莱两人后来都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他们的外交政策也同样受损。
亚当斯和克莱都认为美国应该拓展其在北美洲的领土，并推动美国与全世界的贸易往来。克莱还想为美国设计一个更为积极的美洲战略，与门罗的防御性宣言形成互补。
早在1821年，武力解放了安第斯各共和国的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就提议拉美新成立的国家举行会议，考虑组建“联合、联盟或永久性的联邦”。玻利瓦尔对美国比较警惕。但是，1825年，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中美洲联合省都知道了克莱的半球合作主张，他们呼吁在巴拿马（当时是大哥伦比亚的一个省）举行一次大会，并邀请美国这个北美洲的共和国参加。亚当斯对这个提议比较谨慎，但克莱说服了他。1825年12月，亚当斯在他给国会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将接受邀请，参加巴拿马大会。 [57]
克莱在给代表团成员们的指示中描绘了一幅其美洲政策的诱人前景。他相信，这份长达1.8万个单词的官方文件将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58]
克莱的总体思想是一项被称为“好邻居关系”的政策。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00多年后也提出了字眼略有不同的“好邻居政策”）。克莱相信，美国有机会抛开陈旧的偏见和过时的手段，确立起新的“可能促进和平、安全和幸福”的美国原则。克莱特别想确立有关商业、航海、海洋法、中立和交战国权利的原则。他强调，美洲的自由贸易不应给外国（这里指的是英国）优惠待遇。海上财产权应得到与陆上财产权相同的保护，这也是美国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克莱支持自由更改国籍和移民的权利，他甚至呼吁“对宗教自由宽容”。克莱希望美国的影响和制度实践能够对拉美的新共和国起到指引作用。如果美国的原则成为整个半球的原则，那么这些原则最终就可能扩散到更广阔的区域。
克莱相信，美国的中立政策——与欧洲复杂的同盟关系相反——已经说服欧洲列强承认美洲国家的独立。他的分析不是很可靠，但很切合当时的形势。按照他的说法，美洲国家当时并不需要一个“攻守同盟”。克莱对这个半球的希望源自美国的独立经验、经济实力和中立性——这些因素加起来，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联邦制强国。克莱在美国国内就是“内部发展”的倡议者，他也不出意料地成了第一个代表官方对在中美地峡修建运河的计划表示出兴趣的美国人。 [59]
克莱关于西半球合作计划的设想似乎很受美国公众的欢迎，但这一计划却被残酷的国内政治扼杀。杰克逊的支持者指责亚当斯和克莱放弃了中立与独立的原则，使美国卷入拉丁世界的冲突，并煽动了革命和种族战争。对于一些人来说，拉丁美洲的种族和宗教是一道翻不过去的坎儿。1826年初，在国会整个会期中，亚当斯政府都在努力说服参议院批准派代表团参加巴拿马大会，以及拨款支付参会经费。 [60]
克莱派往巴拿马的代表团霉运连连。一名代表在路上死于热带疾病，另一名直到会议休会时才刚到墨西哥城。大会原定在墨西哥的塔库巴亚召开第二次会议，但这一计划不了了之。由于美国代表没赶上巴拿马的会议，英国代表钻了空子。他们愉快地指出，美国人的缺席十分可疑，这说明他们对拉美国家并不重视。 [61] 这次外交挫败预示了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那让人不断失望的伙伴关系——之后就是隔阂和不满——这种恶性循环一直持续到今天。
欧内斯特·梅教授写道，英国1823年的提议给美国的外交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美国是要在欧洲的政治银河系里做一颗行星，还是在独立的美洲行星系里做中央的那个太阳？
约翰·昆西·亚当斯和詹姆斯·门罗都认识到，美国运转在一个由欧洲列强所主宰的大西洋世界里。他们两人都在欧洲担任过外交官，知道欧洲人对美国共和实验的敌意。门罗愿意考虑美国如何利用欧洲的内部分歧，他正是靠这样的手段帮美国买下了路易斯安那。
亚当斯倾向于拉大美国和欧洲外交的距离。他也会在欧洲列强中纵横捭阖，但他不想卷入除了商业关系外的任何其他关系之中，因为这可能会使欧洲人有借口插手美洲其他地区的事务。美国的中立和独立证明了共和主义的可行性，因而有助于维护这个新国家的团结。
亚当斯的让疆域横贯大陆的主张和维护国家独立的想法密不可分。他希望美国主宰自己所在的这片大陆。领土扩张可以让国家更加安全，带来经济和人口的增长，提升美国的国力。当上总统后，亚当斯推动美国建立一个涵盖基础设施、教育、商业和科学方面的全国性规划，以增强美国的力量，但他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
“神圣同盟”对拉美新生共和国的挑战给了亚当斯一个机会，让他把自己的地缘政治观念和自由、共和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他希望殖民国家把西半球让给美洲的共和制政权，作为回报，他承诺不干预欧洲的政治。
詹姆斯·特劳布认为，在美国的外交政策领域，乔治·凯南等后辈现实主义者都会把亚当斯1821年7月4日的演讲——包括其中对含义广泛的“寻找并摧毁那些‘怪物’”的警告——当作“某种开山之作”。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引用了亚当斯的话，认为他的思想比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更具智慧，而后者试图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立于道德准则之上。亚当斯把美国的利益和它的普世愿景区分开来，这些现实主义者对此十分推崇。他们都像亚当斯一样，对美国在海外做善事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即使是那些动机最为崇高的行动。
如果亚当斯是一个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者，那么——正如特劳布所指出的那样——他代表的是一种美国式的现实主义。亚当斯对美国的道德崇高性和它的共和体制有强烈的信仰，而他又能将这种信仰与国家利益和目的与手段的匹配结合起来。亚当斯也能像约翰·肯尼迪、罗纳德·里根或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即小布什）那样热情地谈论自由。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亚当斯依据自己的经验，怀疑拉丁美洲人——在这件事上也包括欧洲人——不具备相应的政治文化、理性思维和制度去完成建立并维持民主共和政权的艰难任务。回过头看，亚当斯的想法既是对的，也是错的。
亚当斯的美国式现实主义为美国外交贡献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辨析，那就是：任何人自我管治的 权利 都不能等同于一个社会用民主制度管治自己的 能力 。亚当斯后来曾做过解释，自由必须构建于一群平等的人做出的共同承诺之上，而不能被一个外在的权力赋予或赠予。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此的解释更加通俗易懂。有人问富兰克林，费城的制宪会议上产生的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政府，这位美国的第一任外交官答道：“是共和政府，如果你能让它维持下去的话。” [62] 在亚当斯之后，很多试图在外国土地上推广民主的美国人发现，亚当斯当年的很多警示都是有意义的。不管怎样，亚当斯都相信共和主义和自由是维持社会健康、繁荣与自由的基础。他对权力的追求是为这些原则服务的。实际上，离开总统职位之后，亚当斯意识到美国的奴隶制已经腐化了共和政府，他愿意冒着联邦解体的风险去消灭奴隶制。
亨利·克莱在地缘政治的共和主义上比亚当斯走得更远。克莱构想了一个共和制的西半球，整个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的各个共和国将创造出新的治理模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如此。他想用积极的政策把亚当斯稍显保守的宣言再往前推进一步。
亚当斯和克莱都曾经历过挫折和沮丧。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对后世形成了持续的影响。他们的大陆民族主义取得了成功。美国的经济实力、贸易和国力都发展到了前人从未想象到的程度。共和主义在世界各地取得了成功，只是也经常遭遇挫折和威胁。不过，亚当斯和克莱都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共和制联邦的存续。到了1861年，这个联邦已经濒临解体。 [63]
[1] Ernest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
[2] James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Militant Spiri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6), 203;Samuel Flagg Bemis,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49), 231.
[3] See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
[4] 关于坎宁提议时的形势，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1–4;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55), 36–38; Jay Sexton, The Monroe Doctrine: Empire and 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Hill and Wang,2011), 49–51。
[5] 关于海军的对比，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4。
[6] 关于国际对比，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11。
[7] 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6. 引文原文见“Mr. Rush to Mr. John Quincy Adams,”August 23, 1823, no. 323, in The Clayton-Bulwer Treaty and the Monroe Doctrine: A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London (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2), 36。
[8] 关于坎宁在内阁中的策略，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122–128。
[9] 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190–191.
[10] 关于亚历山大与俄国，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66–85。关于俄国就北美洲问题颁布的谕旨，见ibid., 79–80。关于人口规模，见ibid., 66。关于地理情况，见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76–277。
[11] 关于亚当斯与图伊尔男爵的讨论，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194–196;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76–277。
[12] 关于希腊，包括美国公众意见与媒体舆论，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9–10。
[13] 关于门罗的背景，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12–24。还可见哈里·安蒙（Harry Ammon）写的门罗传记， James Monroe: The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1)。
[14] 关于门罗的原则，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21。关于门罗引语的原文，见Monroe to Thomas Jefferson, January 11, 1807, in The Writings of James Monroe , vol. 5, 1807–1816 , ed. Stanislaus Murray Hamilt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01), 2。
[15] 关于亚当斯，见特劳布写的传记， John Quincy Adams 。还可见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的两部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Knopf, 1950)，以及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Union (New York: Knopf, 1956)。关于日记中的引语，见JQA, Memoirs of John Quincy Adams , vol. 4,ed. Charles Francis Adam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75), 388。
[16] 引自Bemis,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243。
[17] 引自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69, 78。
[18] 引自Perkins, Monroe Doctrine , 29。原文见JQA, Memoirs of John Quincy Adams , vol. 4,438。
[19] 斯特拉特福·坎宁是英国驻美国公使，也是外交大臣乔治·坎宁的堂弟。
[20] 引自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61–262。原文见JQA, Memoirs of John Quincy Adams ,vol. 5, ed. Charles Francis Adam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75), 252。
[21]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29.
[22]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31.
[23]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61.
[24] JQA, The Writings of John Quincy Adams , vol. 7, 1820–1823 , ed. 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7), 469.
[25] 关于亚当斯的商业外交，见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61; Norman Graebner, “John Quincy Adams,” in American Statesmen: Secretaries of State from John Jay to Colin Powell ,ed. Edward S. Mihalkani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4), 23。
[26]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39.
[27] 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x, xi, 35–36。不同的视角，见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70。
[28] 关于英国的霸凌，见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61。关于傲慢自大，见Perkins, Monroe Doctrine , 39。在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第28页中有亚当斯的引语，原文见JQA, The Writings of John Quincy Adams , vol. 1, 1779–1796 , ed. 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 (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 1913), 478。
[29] 引自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28。原文见JQA, The Writings of John Quincy Adams , vol. 3, 1801–1810 , ed. 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1914), 300。查尔斯·埃德尔用一个宏大的战略框架把亚当斯的生活和公务联系在了一起，见Edel, Nation Builder: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0] 关于独立日演讲，见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56–259。关于演讲原文，见JQA,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Request of a Committee of the Citizens of Washington; on the Occasion of Read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n the Fourth of July, 1821 (Washington, DC:Davis and Force, 1821)。
[31] 关于克莱，见Robert V. Remini, Henry Clay: Statesman for the Union (New York: W. W.Norton, 1991); David S. and Jeanne T. Heidler, Henry Clay: The Essential Americ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还可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50–57。引自Remini, Henry Clay , 155。原文见 Annals of Congress , 15th Congress, 1st Session, 401–404。
[32] 引自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50。原文见Louisa Catherine Adams, A Traveled First Lady: Writings of Louisa Catherine Adams , ed. Margaret A. Hogan and C. James Taylor(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2。
[33] 关于克莱的政治战略，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173–181。
[34] 关于克莱的演讲，见Remini, Henry Clay , 174–175。原始讲稿见Henry Clay, The Life, Correspondence, and Speeches of Henry Clay , vol. 5, ed. Calvin Colton (New York: A. S.Barnes & Co., 1857), 243。
[35] 关于克莱在列克星敦的演讲，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180。讲稿原文见Henry Clay, The Life, Correspondence, and Speeches of Henry Clay , vol. 1, ed. Calvin Colton(New York: A. S. Barnes & Co., 1857), 241。
[36]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58–259.
[37] 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191, 197.
[38] 关于亚当斯和图伊尔的讨论，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196, 199;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76–277, 279; Perkins, Monroe Doctrine , 40。
[39] 关于内阁会议的讨论，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198–200;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79–280; Perkins, Monroe Doctrine , 41–42。
[40] 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200–208;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80–281.
[41] 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204, 208–210.
[42] 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210.
[43] 关于门罗的草稿与辩论，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211–218; Perkins, Monroe Doctrine , 43–44;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81–282。
[44] 关于沃特，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220–221;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285; Sexton, Monroe Doctrine , 61。
[45] 关于门罗照会的长度和上下文，见Sexton, Monroe Doctrine , 47–48。关于文本，包括较少被提及的开头和结尾几段，见ibid., 53–62。关于“公开外交”，见Perkins, Monroe Doctrine , 62。关于亚当斯的反殖民思想，见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85。
[46] 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219–228. 关于门罗给杰斐逊的信，见Monroe to Jefferson, December 4, 1823, in The Writings of James Monroe , vol. 6, 1817–1823 , ed.Stanislaus Murray Hamilt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03), 342–345。
[47] 关于坎宁的反应和回答，见May,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240–244; Sexton, Monroe Doctrine , 65–66。
[48] 引自Perkins, Monroe Doctrine , 56–57。
[49] Perkins, Monroe Doctrine , 57–58.
[50] 引自Remini, Henry Clay, 221–222。原文见JQA, Memoirs of John Quincy Adams , vol. 6,ed. Charles Francis Adam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75), 224。
[51] Cobbs Hoffman, American Umpire , 105; Perkins, Monroe Doctrine , 4, 387–389.
[52]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86.
[53]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86.
[54] 关于鲁特和休斯对门罗宣言的评价，分别参见 The Monroe Doctrine: Its Modern Signif cance , ed. Donald Marquand Dozer (New York: Knopf, 1965), 51, 87。
[55] Ammon, James Monroe , 491.
[56] Sexton, Monroe Doctrine , 61.
[57] 关于玻利瓦尔，见Kinley Brauer, “Henry Clay,” in Mihalkanin, American Statesmen , 129。关于巴拿马大会对美国的邀请，见Remini, Henry Clay , 285; Perkins, Monroe Doctrine ,71; Sexton, Monroe Doctrine , 74; Heidler and Heidler, Henry Clay , 194;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342。
[58] 关于克莱的指示，见Remini, Henry Clay , 297–300。指示原文见Clay to Richard C.Andersen Jr. and John Sargeant, May 8, 1826, in The Papers of Henry Clay , vol. 5, ed. James F. Hopkins and Mary W. M. Hargreaves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4),313–344。
[59] Remini, Henry Clay , 297–300.
[60] Remini, Henry Clay , 287–297.关于巴拿马大会的受欢迎程度，见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345; Sexton, Monroe Doctrine , 75–80; Heidler and Heidler, Henry Clay , 195。
[61] Remini, Henry Clay , 300–301.
[62] Traub, John Quincy Adams , 259-260.
[63] 对亚当斯的“共和国大战略”的记述，见Edel, Nation Builder , 特别是第2、4、8、61和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