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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2月6日晚上，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来到了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伯爵夏尔·格拉维耶（Charles Gravier, Comte de Vergennes）位于巴黎的办公室。他要在这里签署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和第二份条约：一份军事同盟条约和一份贸易协定。条约的签署，意味着尊贵而强大的君主制国家法国对美国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承认，这与法国在军事和商业方面的承诺同样重要。
美国的代表们集合的时候，富兰克林的专员之一西拉斯·迪恩（Silas Deane）对富兰克林的衣服表示好奇。那是一件用曼彻斯特天鹅绒做成的蓝色旧外套。迪恩问富兰克林为什么要在这个重要的场合穿这样一身衣服，后者回应说，这是为了“小小地报复一下”。 [1]
4年前，也就是1774年，富兰克林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场听证会上遭到了英国副检察长亚历山大·韦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的羞辱。举行会议的房间被称为“斗鸡场”，因为这里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在位时期曾被用来斗鸡。在36位枢密院成员的注视下，韦德伯恩用轻蔑的语气向富兰克林发难，称这位68岁的费城人将马萨诸塞地区总督和副总督的信件公之于众的行为让这两位官员十分难堪。在韦德伯恩发言的一小时里，富兰克林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次听证会名义上的议题是听取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关于撤换这两位英王任命的官员的陈情，但韦德伯恩却把会议内容搞成了对富兰克林的斥责。
枢密院成员很享受这场“演出”。国王的这些顾问官时而大笑，时而鼓掌，时而讥笑。富兰克林则一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1774年的英国统治阶级是一个精英小团队，在场的人彼此都认识，丢面子就意味着丢掉了尊严和权力。辉格党的政治哲学家、国会议员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也亲眼见证了韦德伯恩对富兰克林的训斥，并将其描述为“毫无底线和节操”。谢尔本勋爵（Lord Shelburne）则在给前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信中称副检察长的表演是“下流的谩骂”。在命运的安排下，这位谢尔本勋爵在1783年不情愿地承担了批准美国独立条约的任务。富兰克林则把那场羞辱形容为“公牛被斗牛犬撕咬”。个人经历会对外交官的行为造成影响，而富兰克林的这一次经历就成了他外交路线的转折点。韦德伯恩对他的奚落，使这位英国的忠实朋友变成了坚定的敌人。 [2]
因此，在被韦德伯恩处以“语言极刑”4年之后，也就是1778年2月6日的那个晚上，富兰克林向迪恩坦言，他为美法条约签约仪式所挑选的衣服，正是当年在“斗鸡场”穿的那一件。“翻旧账”也是外交的组成部分之一。
外交还包括欺骗。富兰克林的私人秘书爱德华·班克罗夫特（Edward Bancroft）是一个英国间谍。1778年的条约签订后，班克罗夫特立即在42小时之内誊抄了条约文本并将其送到伦敦。他甚至还提前把签约的消息通知了伦敦的一个合伙人，好让他们利用法国和美国联盟的消息做空股票，大发横财。外交会影响市场，也会吸引流氓。 [3]
富兰克林是“美国的第一个外交官”。他的外交代表生涯其实从1757年就开始了。当时，宾夕法尼亚议会把这位著名的出版家、发明家、科学家、社区组织家和政治家派到伦敦，以代表宾夕法尼亚的利益。在17年的任期内，富兰克林被相继委托为佐治亚、马萨诸塞和新泽西的代表。
富兰克林热爱英格兰。殖民地和伦敦的关系越发紧张之际，这位费城人还为保护和拓展由忠诚的英格兰人所组成的帝国而提出了富有远见的计划和具有可行性的建议。1763年，在七年战争的尾声阶段，富兰克林呼吁英国保留对加拿大的控制权。这是富兰克林从美洲大陆的整体视角出发所采取的诸多举动之一。后来，他提议在英国国会中为美洲殖民地设置代表席位。随后，他放弃了英国国会对殖民地拥有至高权力的理念，转而提议各殖民地在英国王室的主权之下组建一个自治国家的联盟，其形式颇类似于后来的英属自治领。
富兰克林的外交行为还延伸到一些特殊事件的解决方案之中。直到1774年12月，也就是富兰克林在“斗鸡场”惨遭羞辱之后，他仍然对英国内阁大臣们派来的非正式使节提出了17条解决伦敦和第一届美洲大陆会议之间危机的“提示”。 [4] 但是，危机的双方并没有听取他的建议，而是诉诸一场武器、意志和国际外交的较量。
1776年12月富兰克林抵达法国，作为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代表。他在这里遇到的挑战比当年在伦敦时的还要大。法国政府还没有承认富兰克林所代表的国家——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承认美国。美国实质上只是一个旧殖民地组成的松散联盟，而且仅仅在10年前还和它们的母国英国一起与法国作战。富兰克林的新政府是一个实验性的共和政府，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它正在发动一场战争，组建一支陆军和一支孱弱的海军，还在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与此同时还不断大声地发表各种不同观点。富兰克林的出使是对法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挑战。他在这里寻求资金、武器、供给以及政治承认。随后，他呼吁法国军队对美国做出直接的承诺，并寻求法国舰队的帮助。除了讨好法国国王，富兰克林和他的同胞还需要在全欧洲建立信誉，以从荷兰那里获得借款，或许还能求得和西班牙的同盟关系。
富兰克林把一种新的公共外交手段和旧手段结合起来使用。虽然美国当时还不为人知，但富兰克林却是个名人。他将自己美国代表的职务做了个性化处理，这种方式很对法国人的胃口，甚至很符合法国人的时尚品位。1766年，戴维·马丁在伦敦给富兰克林画过一幅肖像，画中的富兰克林一副绅士学者的样子：他戴着眼镜，正在看一本书，桌上还摆着伊萨克·牛顿的半身像。到了法国，富兰克林在画家笔下就变成了一副先锋派启蒙哲学家的样子：戴着他那顶著名的貂皮帽子（来自加拿大），身穿淡棕色外套，没戴假发，身边环绕着活泼的巴黎女郎。富兰克林的头像出现在奖牌、印刷品、鼻烟壶、戒指上，甚至出现在路易十六送给一位热情的富兰克林粉丝的夜壶之上。为了打入巴黎的知识分子圈子，富兰克林安排出版了《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各州宪法，以及其他的共和文献。这位老资格的出版商还传播了不少匿名文章，尤其是讽刺类的作品，以供人议论、消遣和嘲弄。富兰克林的外交风格很符合法国对自我的认知：尊重高雅的思想、文化和文明，但也喜欢高卢式的圆通、机智之气，以及作为欧洲老牌强国的自豪感。
与此同时，富兰克林也深知外交的现实性因素。法国和英国彼此为敌已经超过四个世纪了。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输给了英国，还失去了在美洲的殖民地，此时正急于复仇。现在轮到乔治三世（George III）失去美洲殖民地了。加勒比海上那些富裕的种植业岛屿也可能落入法国人手中。如果法国和美国联手战胜英国，那么欧洲帝国之间的平衡就可能恢复。法国可以引诱西班牙和荷兰加入自己的这一边来对抗英国，从而巩固自己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法国还可能对未来寄予厚望——无论是在商业还是在权力方面：新成立的美国领土广阔，相当于今天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而且其13个州的人口加起来只有300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富兰克林的外交既通过官方渠道，也通过私人渠道展开。实际上，直到1778年路易十六宣布承认美国之前，富兰克林都必须以间接的方式进行他的工作。他获取了法国官员的支持，募集了物资，还赢得了私人捐助。他在讨好整个法国的同时，还能让法国政府在表面上不表态。富兰克林的朋友们——尤其是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会帮助美国人不断从法国获取借款、补给乃至直接的军事干预。
富兰克林在巴黎待了7年，其间不断筹措资金。甚至在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其他身处海外的美国人还担心美国的财政管理失策会影响这个新国家的国际声誉。有那么几年，路易十六在美国参战的花费明显过高了。1787年，这位法国君主拿出全部预算的一半，用以支付那些战争债务的利息。这么大的金额让法国财政难以维系，路易十六不得不召开已经中止了175年的三级会议。这一举动传达出了君权虚弱的信号，并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崩溃。 [5]
美国的第一位外交官和他的后辈们一样，都需要和各种怀有不同秉性、观念和动机的同事一起合作。约翰·杰伊（John Jay）的技能很好地与富兰克林的形成了互补。但是，对于嫉妒心强又喜爱辩论的马萨诸塞州政治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富兰克林在1783年做出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他“对祖国一片好心，总是很诚实，经常很聪明，但是在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上，他会彻底失去理性”。 [6]
富兰克林明白，再高明的外交手段也要与现实事件配合才能产生效果。最好的外交使节对做事的时机——什么时候该采取行动，什么时候该隐忍不发——以及如何把现实事件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总是有敏锐感。富兰克林有一个刻薄的同僚叫阿瑟·李（Arthur Lee），他在1777年提出建议，美国可以利用自己在战场上的失利，向法国发出结盟的最后通牒。富兰克林拒绝了这一提议。后来，富兰克林得到了美国在同年10月的萨拉托加战役中取胜的消息，然后就利用这一消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玩起了反间计：他知道间谍无处不在，于是故意走漏风声，让法国人知道英国已经派出使节，准备和美国寻求和解；与此同时，他也知道英国政府肯定会了解到美国和法国可能会签署条约。为了避免英国和美国重新走到一起，法国同意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对于法国的外交大臣韦尔热纳来说，条约中的关键条款就是：美国不会在未经法国同意的情况下就和英国议和。
美国和法国联军在1781年获得约克镇战役的胜利后，富兰克林得到了一个与新一届英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机会。不过，英国政府内部的斗争以及议会变幻无常的支持，都让富兰克林不敢确定这个机会的持续时间能有多长。他利用非正式的私人关系向即将成为英国首相的谢尔本勋爵释放善意，并且没有引起法国的察觉。在寻求达成这一历史性协议的过程中，富兰克林始终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战略利益。在英国人面前，他强调了“和平”和“和解”的不同，提出英国应该给予慷慨的条件，以恢复双方的友好关系。富兰克林甚至还试图劝说英国把加拿大也让给新生的美国。他说，如果英国继续保持在美国北方边境的存在，势必会让美国和法国走得更近。到了法国人那里，富兰克林再次保证美国不会自己和英国议和，这一表态使得英国离间美法同盟双方的计谋未能得逞。此外，富兰克林知道议和后美国仍将面临挑战，因此他想和法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做过商人的富兰克林很关心钱的问题：由于美国政府自身一穷二白，一旦战事重启，或者需要遣散大陆军的时候，美国就会更加需要法国的援助。富兰克林在给美国的财政总监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信中写道：法国值得尊重。杰出的历史学家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则在她描写富兰克林出使法国的著作《伟大的即兴表演》（ A Great Improvisation ）中写道，富兰克林认识到“国家也是有感情的”。 [7]
法国驻美国的使节说服（甚至付了钱）大陆会议，让美国许诺只有在得到法国同意之后才会向英国派出谈判代表。富兰克林的新同僚——约翰·杰伊和约翰·亚当斯——对法国的动机表示怀疑，并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不管法国，直接和英国谈判。富兰克林接受了他们的逻辑，认识到法国的目的是把美国的疆域限制在阿巴拉契亚边境之内，并且不让美国进入加拿大和纽芬兰附近的渔场。但是，和那两位同僚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法国的信用值得怀疑。富兰克林指出，法国的外交大臣做事总是很正派，从来都没有辜负过他。富兰克林的外交手段也包括感激。他既想要和英国议和，也想维持与法国的和睦。
1782年11月30日，美国和英国签署了一份临时停战协议。接下来，富兰克林就要面对一项艰难的任务：向韦尔热纳解释为什么美国的谈判代表忽视了对法国的义务，也违背了大陆会议的指示。更难的是，富兰克林还需要再向法国要一笔借款。
韦尔热纳冷静地对富兰克林提出了抗议，而富兰克林的回答堪称外交艺术的典范。他先用优雅的态度为美国的“不妥”表示道歉，但并没有跪地求饶，也不承认美国犯了什么大错。为了帮法国挽回面子，富兰克林同意，在法国和英国都对和约条款表示同意之前，美国和英国签订的和约不应具有约束力。接着，为了求得法国国王的原谅，富兰克林表示希望“一个无心之失”不会破坏国王在任期内取得的这一伟大成就。然后，富兰克林又表示美国和英国的协议中并没有违背法国利益之处（这不是实话）。最后，富兰克林宣称，盟友之间的任何公开分歧都只会让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得意，这个说法很符合法国人对权力平衡的盘算。就这样，富兰克林给早期美国外交中的两面三刀披上了一层以婴儿般的无辜、温暖的感情和冷酷的计算编织成的外衣。韦尔热纳作为一个高贵的现实主义者写下了自己的判断：“如果我们根据眼下的事情来判断未来，那么我们为美国所做的事情，以及在美国独立过程中为其提供的帮助，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回报。”当法国在美国大陆会议上被询问是否会向美国代表提出正式抗议的时候，法国驻美使团的秘书回复说：“大国永远不会 抗议 ，但它们有 感情 和 记忆 。” [8]
美国与英国议和的目标也和法国、西班牙的有所不同。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在对美国独立战争中大国外交关系的经典描述的结尾处总结道，富兰克林和他的同事想要为正处于革命时代的新生共和国和政府谋求一个长期的和平局面，而法国和西班牙的眼光却是往后看的，只想要回自己在早期的君主国家竞赛中丢掉的土地和影响力。 [9]
美国的第一位外交官“把实践置于理论之上”，他“认为即使是不多的经验，也胜过宏大的假说”，并且“更喜欢对话而不是教条”。 [10] 他的政治风格混合着理性、美国的美德，以及权力——当他乐在其中的时候。富兰克林有一个关键的能力，即始终把目光放在首要目标上，不为次要问题和琐碎的细节而分心。当然，他对有用的细节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富兰克林在写给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说：“我从经验中得知，伟大的事和伟大的人有时都会被一些小事所影响。” [11]
富兰克林认识到，外交人员的议和行为可能得不到国内政治的认可。与富兰克林一起参加和谈的专员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曾预测国内会对和谈表示赞赏，而富兰克林则对此持有怀疑态度：“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一次和平谈判不会激起双方大众的不满、议论和指责的。”“和谈者想要得到赞美，我估计要等下辈子了。”富兰克林总结道。 [12]
尽管美国的第一个和平条约在欧洲被普遍视为美国外交上的胜利，但大陆会议还是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希夫总结道：“外交家往往都是无名英雄。”富兰克林的经历提醒了美国人，他们的独立可不是只靠自己就能换来的；然而富兰克林的奇谋妙算太容易被人遗忘了。 [13]
这本书写的是美国外交史中的故事。
我写这本书的想法可以追溯到25年以前。当时我刚读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权威著作《大外交》（ Diplomacy ），那本书通过历史讲述出了外交的战略和艺术。不过，基辛格的观点——无论多么全面和深刻——还是植根于欧洲的经验。基辛格曾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精明的执行者，但他针对美国外交经验所总结出来的潜台词还是像奥托·冯·俾斯麦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上帝总是偏爱傻瓜和美国”。基辛格认为，19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要外交政策”。对于20世纪的美国外交，他也大部分持批判态度。 [14] 我和他的观点不同，我认为美国的外交经验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洞察和见解。
基辛格说，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常会使事情做过头——然后往回收的时候往往又矫枉过正——因为美国人总是把世界看成他们所希望的样子，而不是本来的样子。学者们认为基辛格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后者的目标是把美国的政治信仰——他们认为还包括美国的美德——传播到其他地方。我曾经听到基辛格用挖苦的语气说：“世界上只有美国人才会把‘现实主义者’当成一种批评的说法。”
实际上，基辛格的支持者很多。冷战初期开创“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在芝加哥大学做过一个系列讲座，阐述他心目中美国外交政策的遗憾之处。他把这些讲稿汇编成了《美国外交，1900—1950》（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这本书成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文献。凯南认为，美国是在“情绪主义”和“古怪而主观”的公众舆论的驱动下，以“法律加上说教的手段”来处理国际事务的，他对此提出了批判。凯南认为，真正的外交工作是“直面国家利益之间那些令人不堪的冲突，并根据冲突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处理，以期找到对稳定的国际关系干扰最小的解决方案” [15]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McDougall）在他的《应许之地，十字军之国》（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一书中重申了“现实主义”那具有警示作用的智慧。他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义”以及美国反复出现的“全球改良论”（global meliorism）思潮的危险之处提出了警告。 [16]
美国外交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劝诫之声也在渐渐消失。1959年，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以一部《美国外交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创立了“修正主义”学派。凯南和基辛格都对美国外交政策中十字军式的理想主义，以及其无法把手段和目的匹配起来的无能提出批评，而威廉斯则认为美国是通过经济扩张主义来实行一意孤行的“帝国主义式”外交的。 [17] 这些“新左派”修正主义者向早期“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外交史学家的“正统”观念发起了挑战，而后者曾为美国外交所达成的成就而欢呼。修正主义者写作之时，正是冷战初期那令人恐惧的核对峙时期，后来又遇上了越南战争。他们向美国人发起挑战，要求其承认自己以往的侵略行为和自私自利的动机。
学者总是能通过挑战已被公众所接受的观点而获得声誉，因此，修正主义者的言论在一群“后修正主义者”之中激起了反响。冷战研究中最知名的学者是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他既反对正统观点的陈词滥调，也反对修正主义者们把目光过度聚焦在经济力量上的做法。加迪斯解释说，要理解冷战，就需要把“国内政治、官僚体系的惯性、个人性格的怪癖，以及对苏联意图的认知——无论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全都包括进来”。他还指出，实际上，“经济手段是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而不是像列宁主义模式的帝国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反过来，即政治用来为经济目的服务”。 [18]
冷战结束以来，学者们又尝试了其他的对美国外交政策驱动力进行归纳的框架体系。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他的《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一书中提出，美国外交政策之中存在着四个互相竞争的学派，每个学派都侧重于这个国家的特性中的不同方面，这些方面聚合在一起能够得到一个融洽的混合物。 [19] 戴维·米尔恩（David Milne）在他的《塑造世界》（ Worldmaking ）中使用了一种新的二分法，即“艺术与科学”：“艺术家”根据历史经验做出谨慎的评估，而“科学家”则在理论的驱动下改造世界。 [20] 这些学术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令人激动的阐释性内容，并激起了富有创造性的辩论。但是，学术著作却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写作者会对诸多混乱的事实和复杂的因果进行筛选，以让它们符合自己的理论框架；而对于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他们都过度简化了，并且往往无法给出充分的解释。
本书将采取一个不同以往的思路。在我的经验和研究中，外交就是为解决问题而做出的现实努力，外交人员经常要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国内政治上，有时还需要着眼于未来。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一直都专注于在特定的事务上取得结果，而不是应用某种理论。
实用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国哲学。詹姆斯和杜威主张在知识领域拒绝人为设计的规则、概念和定理——美国外交也是如此。实用主义哲学家不会“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而是“强调如果现实的结果表明一个命题是真实的，那它就是真实的……行动实际上是遵循经验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外交家都是“工具论者”：他们从问题入手，从经验出发，并将手段和目的匹配起来，从而“解决问题”。实用主义者承认机遇和偶然事件的强大作用，并且重视事件进程对实际选择的塑造作用，他们以动态和多元的视角解释世界。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对事物的发展抱有乐观的信念。 [21]
我并不是说实用主义可以提供一种简单的成功秘诀，而只是准备从现实的角度描述大多数美国官员是如何处理外交问题的。200多年以来，美国外交已经总结出了什么方法是有效的，即使实践者在现实中失败了，也可以在失败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能够做到什么。富兰克林、杰伊和亚当斯达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协议，为一个新型的国家赢得了独立和广阔的领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继续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别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力排众议，支持杰伊在1795年与英国签订第二份条约，为美国赢得了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设计的经济政策下站稳脚跟、积攒力量，进而占领西部土地的机会。托马斯·杰斐逊对美国宪法做出了灵活的解释，以及时完成对路易斯安那的收购。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对参加欧洲革命和盟约兴趣不大，他的关注点在于美国向西海岸的扩张，以及把欧洲人赶出美洲。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和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认为“一次只打一场战争”是明智之举，因而创造性地使用法律推理，避免了英国和法国介入南北战争。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通过条约吞并夏威夷的议案没能在参议院获得三分之二代表的同意，于是他就改为提交两院联合提案（只需简单多数），最终达到了目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大国之间调解争端，以维持东亚和欧洲的权力平衡。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谨慎地动员公众，以应对一场经济大萧条后的世界大战。当时反对的呼声相当强烈。1941年日军对珍珠港发起攻击前不久，罗斯福的《义务兵役法（草案）》仅以多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压住了冷战早期的狂热情绪，谨慎地做出长期准备。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学会了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处理危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但也愿意谈判并接受阶段性的成果。乔治·H. W. 布什（George H. W. Bush，即老布什）把行动、小心的克制和持续的外交努力结合起来，从而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冷战，然后又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组织起了史无前例的同盟，以反制伊拉克的侵略。
美国的外交记录中也曾出现过惨重的失败，尤其是在领导人丢掉了外交政策的实用思维之时。伍德罗·威尔逊在他自己设计的集体安全上栽了个跟头，因为这一理念忽视了国外权力政治的现实和它所需的国内政治支持。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过于专注国内政治，以至于无法对美国在越南能做成什么样的事情——以及美国公众会支持什么样的承诺——做出实用性的评估。
成功的实用主义者会考虑所有可行的手段以达到目的。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现实——不管是权力、经济、军事实力、技术以及他人的态度和立场，还是投票。实用主义者需要知道机构的工作机制和程序的运作原理，他们试图理解其他各方的视角和利益。最关键的就是知道何时行动，亦即对时机的把握。
秉承实用主义的领导人可能也喜欢学术辩论，但在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他们多半会对抽象的概念和漫长的理论之争失去耐心。实用主义的外交可能也会欣赏修辞的力量——尤其是在有效的争论之中——但会对没有实际效果的装腔作势持怀疑态度。
实用主义者承认，在一个远非完美的世界里，人们需要谈判，并且可以从不够完美的结果中获益。他们会抱着解决问题的乐观精神坚持尝试。对于他们来说，历史经验可以启示人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而不是接受无休无止的阻碍。
实用主义中包含有长远的愿景。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曾经追求过新奇乃至刺激的想法，但是他们在应用这些想法的时候通常都比较灵活，而且实事求是。领袖们希望实现那种能让这个国家离他们的愿景更近一步的目标。有一些官员曾被意识形态所吸引，但一般都不会走向教条主义。美国的政策制定遵循了这个国家鼓励实验和思想竞争的传统。很多理念都在后来的各个时期中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秉承实用主义的领导人往往都需要同时应对多个问题，既有国内问题也有外交问题。官员不仅需要在时间安排上做出平衡，还要对政治资本和个人资本的分配做出平衡。为了做到这一点，大多数官员都会选择实用的“解决方案”，且这些解决方案一定会是一组观点或一系列渐进式的行动中的一部分。
我曾在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手下工作近8年。评论家经常给这位前国务卿和财政部部长贴上“实用主义者”的标签。贝克理解权力，他运用权力的手段也是大师级的——无论是在世界政治体系中，还是在他自己的政治体系中都是如此。他的外交风格——例如外柔内刚——令人佩服。美国和外国的领导人都希望和贝克成为朋友，而且他们肯定都不希望与贝克为敌。就贝克来说，他很有幽默感，会用高超的讲故事技巧取悦同行，同时还能给自己留有余地。他最重视的就是行动——完成任务，解决问题。
历史学家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争论，我们的经验会影响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例如，冷战时期，现实主义的拥趸在评价西奥多·罗斯福——甚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权力政治的推崇时，就会把他们对20世纪中期各种挑战的思考带入其中。 [22]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世界秩序不断变换，美国外交的方向也存在变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起誓说他的做法会和前人完全不同。他认为以前的政策已经失败了。那些认为未来难料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他们要在一本关于过去的书里寻找答案。基辛格对此有一个精彩的回答：“历史是国家的记忆。” [23]
30年前，受人尊敬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同样受尊敬的总统权力研究者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合著了一本书，给政策制定者们讲述了历史的作用。但是，在谈到用历史类比的方法预测未来时，梅和诺伊施塔特却提出了警告。他们写道：“人类的经验包括不连续性、突发事件和转折，即便不是完全不能预测，至少也是很难预测的。” [24] 美国历史是由许多关键而又充满争议的时刻所构建的。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解，也许不仅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过去的时代，还能更好地理解21世纪。
我还希望这本书能对看起来正在走向衰落的外交史研究有所助益。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后修正主义历史运动把目光投向了一些之前很少受关注的人物、史料、主题，并采用种族、性别、宗教和意识形态等视角来研究外交政策。他们对国外史料的使用比以往更多，因而为历史研究增加了国际视角。跨国主义拓展了外交视野，将人道主义者、铁路工程师、传教士、环境主义者、商人、教育家和侨民都包括了进来。不过，新的历史著作让分析更加碎片化，也缺乏把这些碎片整合成对国际事件和政策的完整记载的努力，外交史中充满了关于个人努力、解决实际问题和政治洞察力的故事。学者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Fredrik Logevall）前不久也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再教授政治史了？” [25]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外交史的研究似乎都集中在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和冷战期间的外交行为，以及冷战后世界的种种困扰上面。我则想要重拾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实践和传统。我们身处的时代外交关系变化太快，也许我们可以以新的方式来应用美国前150年历史中的思想和实用性经验。
美国实用主义外交的故事也需要识别出这些经验中的漏洞。实用主义者可能无法或者难以认识到现实基础的重大变化。基辛格曾恰如其分地指出，有些问题可能不是“解决”了，而只是被控制住了，而那些只专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人可能就会忽略这一点。
正如基辛格所警告的那样，实用主义的问题解决方式有滑向战略虚无主义的危险。美国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即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只是针对一系列互不相关的问题做出的个案处理，而不是在一个总体设计之下的分步行动。
美国的外交经验有一些积累下来的传统。本书列出五个指导美国愿景和实用主义的外交传统，这五个传统都已经在富兰克林的故事里露过面了。虽然这些传统中所包括的一些主题也是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但美国在外交过程中对它们的应用使其具有明显的美国特色。
第一，美国的注意力集中于北美，也就是它所处的这块大陆，这决定了美国的地理、幅员、边境、人口、共和国性质、安全、经济和邻国关系。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试图主宰各自的区域，但只有美国成功地赢得了对整个大陆的控制权。如今，美国人再次重视起他们自己的边界、安全、人口跨境流动、商业、信息和环境。21世纪，北美将成为美国在全球——尤其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的权力部署中的基地。对美国来说，它也许会成为最好的基础。
美国领导人有时会把大陆视角扩展到美国与美洲各共和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上。他们希望新世界的国家能改变旧世界的运转方式。美国很可能将继续追求西半球各国的伙伴关系承诺。
第二，美国的跨国科技贸易关系不仅决定了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决定了政治乃至安全关系。美国的诞生始于殖民地人民抗议大英帝国侵犯他们的自由，其中包括征收贸易税。从美国建国开始，这个国家就把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坚信私人团队应该肩负起商业使节的使命。美国的商人们践行了一种新型的跨国国际主义。美国总是要求其他国家“门户开放”以进行贸易。20世纪，美国官员发现了贸易与金融和健康的经济体、政治以及安全之间的联系。美国创造了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依赖于大学和私营部门，还有联邦拨款的支持。美国的企业家精神和跨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21世纪，美国的贸易、科技和金融纽带将成为未来的秩序和伙伴关系的基础。
第三，美国外交反映了美国人对同盟的态度，以及对国家间秩序关系的态度的变化。在美国建国之初的150年里，美国人一直都铭记着华盛顿和杰斐逊的警告，不与欧洲强国结盟。为了寻找替代方案，美国人尝试了各种在安全的国际体系中保持国家独立的方式。各共和州组成联邦的经验——尤其是联邦经过南北战争保存下来之后——也在数十年间影响了美国人对国家秩序的思考。即使到了今天，美国人依然会考虑贸易协议、国际法、军备控制以及区域内的权力平衡。
二战结束后，为了防止全球分裂和苏联建立霸权，美国组织起了规模空前的同盟体系。美国的同盟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安全体系，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互惠框架。美国的同盟伙伴大多数是西方民主国家，或是在加入美国的同盟后实现了政治转型。冷战之后，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美国调整了规模有所扩大的同盟体系，以适应新的设计。
特朗普在职期间与其他相关人士对美国同盟体系的成本和作用提出了质疑。我在职业生涯中曾经和这些盟友合作，以增进美国的利益并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但我也认为美国可能需要重新对其同盟体系的范围、承诺和共同承担的责任进行评估。美国可能需要考虑能够代替同盟体系——或与其互补——的官方和民间途径，以继续和各个国家及它们的人民保持合作与竞争。如果美国打算这么做，那么决策者可能就需要先审视一下美国最初为什么会同意和特定的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以及美国是怎样让这些盟友起到良好作用的。
第四，美国外交的主事者要懂得如何引导和回应公众的态度。包括乔治·凯南在内，许多杰出的外交思想家都曾困惑于如何将外交政策融入民主共和国的体系并接受国会的权力。最有手腕的政治家都会在国会中寻找关键的盟友。许多政治元素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美国外交的成功领袖需要在这些政治元素的架构下行事。
第五，美国外交反映出了这样一种信仰，即美国是一个特殊的、正在进行的实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关系上都是如此，而这个实验应该为一个更高的目标服务。美国的开国元老们都很用心地学习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世界秩序。他们意识到，一旦他们的共和国实验成功，那么就有可能改变当时存在的帝国秩序——用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话说，就是“让世界重新开始”。
1782年，国会秘书查尔斯·汤姆逊（Charles Thomson）将美国国玺图案的设计提交国会批准时，解释了这个图案的象征意义（对美国国玺不熟悉的人可以找一张1美元的钞票，国玺的图案就印在背面）。国玺的反面画着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共13层，象征着当时的13个州。金字塔上方画着上帝之眼，下方则是拉丁文“Novus Ordo Seclorum”，也就是“时代新秩序”。汤姆逊说，1776年象征着“美洲新纪元的开始”。第一个教我外交史的教授则说：“美国历史上，有一个问题经常是含混不清的，那就是‘美国的’（American）到底是一个地理范围的概念，还是一种更广义的描述。”
启蒙运动的思想，正如通过《独立宣言》这一政治方式所表述的那样，属于国际主义的范围。建国后的两个多世纪里，美国外交挑战、征服并重塑了世界秩序。美国的使命应该是或可能是什么？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多年来一直在演进。即使是在美国的权力巅峰期，美国外交也没有接受当时的世界秩序。美国人总是在寻求改变——他们通常都认为改变会通向进步。
美国人现在又在对如何让国家实验和国际目标同步起来的问题展开辩论。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的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现在美国又要再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应该塑造一个“时代新秩序”，以及该如何塑造。 [26]
本书后面要讲的故事反映了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整本书都是建立在许多作者的学术工作基础之上的，我会在注释中一一说明。我也从自己的外交实务经验出发，补充了一些我个人的解读。你还可以看到对外交行为和政策设计的评价。前面提到的五个传统会在讲述中体现出来，我也会在全书结尾讲到近期的历史时回顾这五个传统。在你思考美国国际关系的未来之时，我希望你也能喜欢这些故事、人物和思想。
[1] R. M. Bache, “Franklin's Ceremonial Coat,”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23 (1899), 444–452, quote on 450. Cited in Walter Isaacson, Benjamin Frankli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 345, 552.
[2] Edmund Burke, “Edmund Burke, Esq., Letter to the Marquis of Rockingham,” February 2, 1774, in Letters of Edmund Burke: A Selection , ed. Harold J. Laski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180. 引自Lord Edmond Fitzmaurice, Life of William, Earl of Shelburne , vol. 1, 1737–1776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2).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London, ［19 February 1774］,” in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 vol. 21, January 1, 1774–March 22, 1775 , ed. William B. Wilcox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2。
[3] Isaacson, Franklin , 347; Don Cook, The Long Fuse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5),286– 88; Stacy Schiff, A Great Improvisation: Franklin, France,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128– 133（对“条约文本42小时内送到伦敦”的说法持更强的怀疑态度）。
[4] See “Franklin's ‘Hints’ or Terms for a Durable Union [between 4 and 6 December 1774],”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 vol. 21, 365–368.
[5] Schiff, Great Improvisation , 409.
[6] Gordon S. Woo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Penguin, 2004), 195,277，引自富兰克林写给罗伯特·利文斯顿的一封信。信的原件见于Doc. 1426, “To Robert R. Livingston,” July 22, 1783, in The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 , vol. 9, 1783–1788 ,ed. Albert Henry Smyth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7), 62。
[7] Schiff, Great Improvisation , 294.
[8] Both quotes from Schiff, Great Improvisation , 324, 338 (emphasis in original).
[9] Richard B. Morris, The Peacemakers: The Great Powers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386–387.
[10] Schiff, Great Improvisation , 412.
[11] 引自Schiff, Great Improvisation , 295. For the original, see Franklin to Morris, March 7, 1782,in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 vol. 5, ed. Francis Whart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9), 228。
[12] Morris, Peacemakers , 438–439, 548. For the original, see Franklin to Laurens, May 25,1782, in Th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 , vol. 9, ed. Jared Sparks (Boston: Hilliard, Gray,and Co., 1840), 290–291.
[13] 关于富兰克林在巴黎的谈判，见Schiff, Great Improvisation ; Morris, Peacemakers, 192–199, 248–313, 334–385; Isaacson, Benjamin Franklin , 324–429; Wood , Americanization of Benjamin Franklin , 169–200; Cook , Long Fuse , 360–73; Gerald Stourzh, Benjamin Frankli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123–179。
[14]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36.
[15]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 60th ann. rev. & exp.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99–102, 109.
[16] Walter McDougall,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7).
[17]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 50th ann.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09 [c1959]).
[18]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vii; idem., “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7 , no. 3 (July 1983), 175.
[19] 米德所划分的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相互竞争的四个学派是：汉密尔顿主义者，致力于通过贸易和经济繁荣来获取安全；威尔逊主义者，致力于保卫海外的民主制度；杰斐逊主义者，国内民主的守护者，同时对复杂的同盟持怀疑态度；杰克逊主义者，关注国家在物质层面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安全。见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1)。
[20] David Milne, Worldmak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21] 见Jennifer Ratner-Rosenhagen, The Ideas That Made America: A Brief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03–108;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Popular Lectures on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Riverside Press,1907)。
[22] 对于美国外交历史编纂问题的完整思考，见Jerald Comb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23]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Europe After Napole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1964), 331。
[24] Ernest R. May and Richard E. Neustadt,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263.
[25] Fredrik Logevall, “Why Did We Stop Teaching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Times ,August 29, 2016. 要深入了解这场辩论，请参阅Fredrik Logevall and Daniel Bessner,“Deprovincializ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History of the U.S. in the Worl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Tur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al Brands and Francis J.Gavi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s Committing Slow-Motion Suicide,” December 10, 2018, War on the Rocks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8/12/the-historical-profession-is-committing slow-motion-suicide/。
[26] James A. Field Jr., America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1776–188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