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父亲教导我的日子

今年是先父的百岁冥辰，我已年过六十，回首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无论在学术上还是为人处世上都深受先父的影响。我在数学上或有异于同侪的看法，大致上都可溯源于父亲的教导。我在这里述说我少时的经历和当时父亲教导我的光景，或可作为诸位的一个参考。

父亲丘镇英（1912—1963）在广东省蕉岭县长大，蕉岭县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县，毗邻的梅县则为大县。两县居民以客家人为主，我母亲是梅县人，所以我们家中以客家话交谈。我的祖父丘集熙曾做过丘逢甲的幕僚，创办过学校，行过医。祖父早逝，家道中落，赖四伯艰难苦撑，教先父成人。

父亲幼时好读书，除经史外，亦饱读群书，又好创作，酷仿骈体，吟风弄月。父亲年幼时亦受祖母影响，思想上受佛、老庄影响甚深，多游侠观念，后受西方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之思想熏陶，言行则学曾国藩，而梁启超之著作亦影响匪浅。

我的外祖父梁伯聪是前清秀才，在梅县中学教书，诗画都数一流，门生众多。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外祖父赠送我父亲一首诗：“能使欧公让出头，眉山原不等庸流，……”说的是欧阳修在苏东坡初试时赏识苏东坡的事情，可见父亲当时的文采。

父亲毕业于厦门大学，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年轻时以抗日为志，曾读军校，以身弱不克完成军训，遂从政。抗战胜利后，他成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潮汕区的委员，因清廉而屡得奖赏。

战乱漂泊到香港

我1949年4月出生于广东汕头，父亲继承家中传统为我取名成桐，字凤生。1949年10月初，父母携带一家七口和外祖母一家坐渔船到香港，留下了由母亲用父亲的薪水投资得来的一些产业。父亲决定在元朗定居，当时以为很快就会返回汕头，并没有做长久的打算。他与朋友合资创办了一间农场，以维持生计。其实父亲对开农场并无经验，只是听从朋友的建议。但开农场并不简单，过了两年，农场就倒闭了，家中大困。他再无法维持亲戚的生计，外婆一家人也就搬离了我们家。

我们一家人则搬到元朗一间叫李屋的大屋，几家人合住，屋中没有电灯，父亲晚上看书用小油灯。也没有自来水，每天到河里洗澡。我那时不到三岁，水深时不敢下水，母亲和年纪比较大的姊姊们则到河边挑水回家，让我在家中洗澡。我和哥哥帮忙做一些琐事。有一次在倒垃圾时，我竟从二楼沿着楼梯滚下来，由母亲带去医院在额头上缝了几针，至今疤痕犹在。

父亲每天去香港岛崇基书院教书，当时崇基还在港岛。父亲由凌道扬博士安排，在崇基书院教经济、地理，他又跟从陈树渠（陈济棠的侄子）创办香江书院，教文史哲。当时教授的薪俸以钟点计，少得可怜，上班要骑脚踏车到元朗市区搭乘公共汽车，再坐渡海轮船过海，然后再坐公共汽车，单程就需要一个半到两个钟头，所以总是到了晚上才能回到家里，晚餐后已经很累了，还要准备讲义。母亲则一面维持家中生活，一面到判头处找一些能够在家里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绣花、穿珠、做塑胶花等手工。我父亲还有一个养女叫妹妮姊的与我们同住，年纪比我们大，她和母亲在家中做着辛劳的工作。

在李屋住了一年多，因为离元朗市区太远，我家迁居到一间离市区比较近的独立小屋，旁边有农民用来晒牛粪的小广场，风一起，牛粪满天飞，所以我们叫这间屋为牛屎屋。在农村生活虽苦，我们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我自造风筝来放。母亲养了鸡，我和哥哥则到田里和小池塘钓青蛙来喂鸡。有时我们也到河边钓鱼，或到田里掘农民剩下的地瓜。当时看着农民春耕时，鞭牛犁田，在冷水中干活，实在辛苦。朴实的农村生活，却使我缅怀。听着农民谈种田的心得，看着他们祭祖和结婚的仪式，都很有意思。春天时禾苗绿油油一片，生机盎然。夏天则禾草茁壮，水田中还有水蛇、黄鳝和青蛙。秋收时则到处是金黄的禾秆，可以感受到农夫们喜气洋洋的气氛。后来我读陶渊明的田园诗，也能领略他描述的乡村风味。

我五岁时，父亲决定让我去读小学一年级，先去报考公立小学。考试题目很简单，每个学生都要写从1到50的阿拉伯数字，但我自作聪明，认为中国书法从右到左，所以我写这些数字时，也从右到左，结果考试不合格，上不了这间公立小学。于是我到一间乡村小学上学，每天单程要走30多分钟，母亲坚持让我带雨伞。由于我当时身材矮小，带了雨伞就像一个冬菇，因此姊姊们叫我“冬菇”。当时的生活实在很苦，父亲去上课，母亲尽力去找手工做，无手工可做时，早上甚至不知道晚上有没有吃的，妈妈有时去教会或救济机构拿到面条和面粉，才能让我们饱餐一顿。

在元朗这五年间，我妹妹成琪和弟弟成栋相继出生，加上父亲的养女，一家十口。晚饭能够有肉食，就算是很幸运了。所以我们小时候都希望过年，因为过年时总有鸡吃，但却不知道父亲是借钱来过年的。家虽穷，父亲每年岁末三十必祭祖，让我们记得我们祖父母们建立的家庭传统。我家有个很特别的传统，我祖父不希望后人做状师，因为做状师要把持公正，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做得不对时，往往会伤天害理。

我每天上学要经过外婆家，外婆和姨妈住在一起。有一次我路过她家时，外婆叫我中午到她家吃饭，说有好东西吃。结果吃中饭时，外婆提供的是白饭和酱油，到如今还记得外婆满足的笑容。

我小时候身体弱，早上到学校时，总有一大群乡村儿童欺负我。有一次，他们甚至向老师诬告我。老师信以为真，使我无端受到惩罚，我因此受惊得病。一年级下学期，我在家里养病，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发烧，由父母悉心照顾，常做噩梦，至今还记得父亲坐在床沿念经达旦。幸赖母亲喂我汤食，身体才慢慢地好转。我至今仍记得母亲喂我食藕粉的滋味。在这么穷的环境中，母亲还舍得花钱用比较好的食物喂养我。有了自己的小孩后，我才知道父母抚养孩子的心情。

1954年，凌道扬博士和父亲说服了马料水的丘姓客家人让出他们的西洋菜田给崇基书院办学。我们一家人也搬到沙田排头村居住。搬家时，我们坐货车到了沙田，从沙田一间寺院租了一幢房子的第二层住。沙田的风景与元朗大不相同，在爬上半山时，山上有岩壁，泉水涓涓而流，山壁上的芒萁别有一番风味。我们住的地方叫作英霞别墅，长满大树，有荔枝树和李子树。开始时我们觉得很新鲜，后来才发觉住宿阴暗，容易生病，珂妹却在此时出生，因为妹妮姊已经嫁人，家中还是十口。

美好的沙田时光

在这一年，姊姊、大哥和我都到大围的沙田公立小学上课。我读二年级，每日背着书包走路上学，觉得很累，往往走到半路时不肯走了，斗脾气，父亲总是叫三姊扶我回家。大哥比我听话，但他突然生病，时有发烧，看医生也没有发现毛病是怎样产生的。过了十年，才晓得是脑瘤作怪。

在沙田排头村住了一年后，父亲又决定迁居到沙田下禾輋的龙凤台，此地靠山面海，环境舒畅。我们的房东叫余福。我们住在房子一楼的右侧，共两房一厅，面积不大，一家十口住在两个房间里，非常拥挤。刚开始时，孩子们还小，倒也亲密愉快。在这里住的七年时光，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我们和邻居相处和睦，住在我们隔壁的一家姓周，他们有两子一女，我们叫他们八哥、九哥和港珍。楼上亦姓周，我们叫他们夫妇周大哥、周大嫂。我们刚到时，他们有三个女孩，后来则多了个男孩，他们找我父亲替小男孩命名，叫作周基典。过年过节时，所有小孩一齐联欢，甚为热闹。中秋节则吃月饼、玩灯笼，过年则送红包，放鞭炮、放烟火、玩纸牌，做状元游街等游戏。九哥、哥哥和我年纪相仿，常在一起玩耍，有时打波子、捉迷藏和爬山。周伯母很喜欢我们，视我们如亲生儿女，总是将最好的食物给我们吃，也带我们到海边游泳、挖蚬、捉螃蟹。后来他们家搬到港岛住，还常和我们往来。有一次，我病得相当严重，母亲带着我住在周伯母家里看医生，有一个星期之久，她悉心照顾，使我毕生难忘。

在我们这个两层楼的房子旁边还有一个小别墅，住了一家人，姓王，儿子叫王世源。他们住的环境比我们舒畅得多，房子是他姊夫的物业，他姊姊每月只来这里住一两天，一切以他姊姊为中心。他母亲叫作王婆，不太看得起穷困的我们。王婆的女儿有时带朋友很晚回家，到中午才起床，我们的读书声常常吵醒她，所以王婆常来干预我们读书，有时会弄得不愉快。她们有个用人叫银姐，烹调很出色，有时会送点心给我们吃。我母亲也会礼尚往来。他们家有一大片竹树，还有一块极为润滑的大石头，我常在这块大石头附近玩耍。

离我们比较远的一家人姓黄，他们有一个带花园的大房子，他们称自己的房子为江夏台。他们有四兄弟，生活相当美国化，小孩子看的连环画也是用英文写的。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花园，林木青翠，风景秀丽，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乒乓桌子和一个很大的养鱼池。他们对我很是友善，所以我也常到他们家玩耍。

沙田公立小学在大围的一个小丘上，我们每天一早沿铁轨走到沙田火车站，再坐公共汽车上学。当时公共汽车每程需一毫子，有时我们就沿着铁轨走路上学，省下的钱可以买雪条吃。

到如今，龙凤台六号仍然是我一生最怀念的地方。这里有高大的凤凰木，夏天开着火红的花朵，有青葱的竹树、松树，还有高大的白玉兰，春天在翠叶丛中长满了洁白如象牙般的花朵，芬芳而美丽。我们自己又种了玫瑰花、牡丹花、海棠花、蔷薇花、茉莉花和炮仗花。春夏之交，花朵盛开，对着深蓝的海水，读书声和着松涛声。院子虽只容三数人坐，感觉却如人间仙境。尤其在月明之夜，月光照在海上的倒影，使人心旷神怡，读着苏东坡的《赤壁赋》，直有羽化登仙的感觉。

在这里，我们有电灯，但水却从山溪引出，储在小水塘，再用管子引到屋里，但在冬天时，山水不足，往往要与另外一个温姓人家争取水源，屡有纠纷。这家人在当地居住比较久，可以说是土豪吧，往往炫耀他们熟悉多少个警察，有恃强之势。

缺水时，他们将我们三家人共享水塘的水渠用石头和草泥堵塞，使山水只注到他们的水塘，九哥、哥哥和我及三姊就爬上山去拿开这些堵塞物，却因此产生了不少摩擦。但秀才胜不过强梁，往往忍气吞声。有很多个晚上，温氏阿婶站在当道，张大嗓门，辱骂我们两个钟头，我父亲和他的学生们也只能作壁上观。直到有一年，我们附近搬来了一家潮州人，他们有十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天深夜，他们拿了木棍与土豪大战。还记得大战完后，在大路上，十名大汉雄赳赳地一字排开，一时冷月无声。虽然不能说自此太平无事，土豪家的气焰却收敛不少。这件事情使我印象深刻，我从中了解到自卫能力的可贵。

凡事有弊亦有利，由于常到山上“放水”，我和兄弟姊妹们走遍了山上的大石，寻花觅草。山上有一山溪在山岩上流下，夏天水多时有如瀑布，所以我们命之为“瀑布”。我们常到该处流连，捉小鱼、小虾、昆虫。山上有一大片花卉，有杜鹃花、牡丹花、吊钟花，春天时有如花海。微雨过后，水滴花朵，鲜丽可爱，徘徊其中真是乐也融融。

过年时，三姊和我会去山上采集这些花朵回家插在花瓶里，我自己则弄了一个大水缸养一些捉回来的鱼、蝌蚪等小动物。我也养蚕虫，斗蟋蟀，还有一种叫作豹虎的昆虫，我常到山上找这些小昆虫。我会用龙吐珠这种植物的肥厚叶子做成盒子，将这些昆虫养起来。有一次看到树上有蜂巢，和朋友用竹竿去采蜂蜜，被黄蜂叮了很多包包，过了很多天才恢复过来。我和哥哥喜欢下跳棋和象棋，至于打乒乓球，没有桌子，就在地上打，所以始终没有学好。我们又喜欢放风筝，往往风筝在天上飞时，他人的风筝飞过来和我们的线绞在一起，将我们的线弄断了，后来才知他们是故意的，但我们也没有办法。

母亲在屋后养鸡和鸭，却引来了蛇和老鹰。打蛇和捉鹰都是相当精彩的节目，由我们的邻居主持。我们都喜欢在母鸡生蛋时到处寻找这些蛋，又喜欢喂养这些鸡和鸭。

父亲的教导

从小学起，父亲教我们念唐诗宋词，从简易的开始。我们在山上朗诵这些诗词古文，看着大自然的景色，意境确实不一样。

那时候家里穷，但渴望读小说和课外书。记得隔壁八哥家有一位叫作沈君雄的年轻朋友到他们家住了一个多月，他从南洋留学回来，热爱祖国，要回国服务。他留下了一大堆书，其中有种种不同的演义和章回小说，包括《说岳全传》《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还有鲁迅先生的短文。八哥将它们送给我看，我看得津津有味。当时金庸先生开始办《明报》，每天写一栏武侠小说，我们很兴奋，争着去看。但中间往往有间断看不到的日子，幸而隔壁的王世源兄会购买全套的金庸小说，他也愿意借给我看。父亲知道了这件事，认为这些书文意不佳，不太满意，叫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于是我就偷偷地看，躲在床上或上洗手间看。

为了弥补我读课外书的不足，父亲买了一些国内外名著，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安徒生的童话、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等给我读。他还向我们解释这些书的精义，读《西游记》就提到意马心猿的意思，读《水浒传》则提到农民的艰苦引致农民革命等事情。那时我还小，没有那些深入的想法，只会惋惜孙悟空不能逃过如来佛祖的十根手指，也对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觉得兴奋。父亲认为这些章回小说里面的诗词占着整个故事的重要部分，所以要我背诵它们，初时我也觉得实在困难。但《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祭周瑜文、《红楼梦》里面的黛玉葬花词等都写得很好，念熟了也开始喜爱它们了。

从九岁起，父亲要我们每天习毛笔字，临柳公权和王羲之的帖。当时我们邻居几个年轻人每个星期聚在一起，比赛写毛笔字，由父亲做裁判。我还小，没有资格参加比赛，在旁边观赏，觉得这种有益身心的比赛很有意思。

父亲又开始教我们念古文，由浅入深，开始时念《礼记·檀弓下》中的《嗟来之食》，又念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回想起来都是跟做人和读书有关的文章。父亲去世后，我们家穷困得不得了，要不断对付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吃“嗟来之食”，至于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则是我历来读书的习惯。有浓厚的兴趣去读书，最为重要，即使开始时不求其解，在时间的积累下，慢慢也“解其中意”了。

后来读《答苏武书》《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等，长篇难解，但父亲下班回家后，常要我背诵这些文章。他拿着书，我一面偷看一面念，他也让我及格过去，现在想来，他是有意让我偷看的吧。但父亲和我有时也一起去欣赏这些古文，记得我们读《西门豹治邺》到河伯娶妇、巫婆下水时，相视大笑，父子互相切磋学问真是乐也融融。

虽然我们家境贫寒，但香港经济却渐有起色。相对来说，内地正在进行“大跃进”，从报纸上可以看到当时农村饥荒的惨状，我们家住的地方离铁轨不远，每天看到从火车上运载的牛和猪都很瘦瘠，这些牲畜都是用来换取外汇的，却没有足够的饲料，可见当时贫穷的光景。父亲也开始明白短期内无法回返家乡了。他和凌道扬校长跟一位叫王同荣的朋友开始筹办银行，本来计划由父亲到南洋去集资，但由于人事的关系没有成功。从此我也知道了谋事的艰难。

我这时长大了些，也能够替父亲给他的朋友送信或送礼。钱穆先生是新亚书院的校长，他住在西林寺附近，父亲有时从沙田火车站走到他家里聊天。我站在旁边，也学了一些历史和哲学上的知识。钱师母对我们很好，过年时除了给我们红包，还送礼，有一次送了我们一只猪头，真是别开生面。我母亲的手艺很好，她会做粽子、年糕、芋头糕，她也会酿酒，做腊肠、腊肉。过年过节时，由我负责将这些食物送到父亲的朋友家里，因此常得到父亲朋友们的赞赏。

常有来往的教授有钟应梅和王韶生（1904—1998）等，王教授替父亲著的书《西洋哲学史》写了一个书评，对父亲的思想极为推崇。在父亲来往的朋友里，还有寺院里的和尚，父亲喜欢和他们讨论佛教的哲理。

当时崇基书院的学生有不少到家中和父亲交流，交谈的内容包含西方哲学与儒、道、佛等中国思想的融合。父亲尤其推崇王阳明的学说，也论及近代科学的思潮。常来家里的学生有何朋、傅元国、黄沛雄、李伯荣、陈耀南等，香江书院则有李锦镕、陈郁彬、陈庆浩、支宇涛、王友浩等，他们和父亲的交情很好。伯荣先生家里环境不错，还在经济上帮助父亲。在那个时候，我们兄弟姊妹渐渐长大，居住的地方已经不够用了。父亲相中了附近一块可以建筑的地方，伯荣兄愿意借钱让他购买此地。父亲以为没有问题了，但我们的温姓邻居却要求父亲送他茶钱。父亲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他就带了一个比较有钱的商人，在投标时将那块地买走了。

我们在客厅里摆了一个吃饭的桌子，吃完饭后就要赶快清理出来，一同坐在那里念书。父亲的书桌则放到旁边，他一边看书，一边看管我们。他将一个大书架放在他的书桌上，我常爬到他的书桌上看书。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叫《文心雕龙》，以为是武侠小说，打开来看后，不觉大失所望，不过后来我倒是看了这本书里的很多文章。我的大姊在初四时得到奖学金，到英国念护士。而二姊则到澳门一间中学寄宿。当时澳门一位姓曾的中学校长，在汕头时欠了我父亲一大笔钱（有五万元之多）无法偿还，他就请父亲送孩子到他的学校住宿，不收学费。结果二姊在澳门染病，回家两年后去世。看着二姊憔悴而逝，心中实在悲哀，父亲哭得很伤心。

小学的学校生活

穷困的痛苦，是当时读书人共同的问题。父亲评论黄仲则的诗“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时，说这是描写穷困最赤裸的一首诗。我们小孩子没有好的衣服穿，比不上同学，觉得惭愧，却不知道父母的心情。但衣着不光鲜确实容易让人歧视，记得珂妹小时上幼儿班，由我负责接送，在沙田信义小学接她时，校长以为我是顽童，居然打了我一巴掌迫我离开。

小学二三年级时，我喜欢玩，书读得不好。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叫吴汉，在三年级学期结束时，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走，碰到我的三姊，吴汉很高兴地跟她说：“你弟弟考得很好，比我分高。”回家后，我却被父母大骂了一顿，因为我名列班上第36名。我的数学大概还好，记得当时学校有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学生绕着校园跑步，每到一个角落，就解一道数学题，我跑得最慢，却将所有题目都答对了。小学五年级那一年，我书读得还算不错，大概数学还可以，中文也不错，考了第二名，父亲大为赞赏。他与我们小学的校长刘随关系很好，这年校长去世，父亲还送了挽联。班上有劳作和美术课，三姊手工很好，常替我做劳作的功课。我绘画还可以，画山水画，还代表学校去比赛。

到小学六年级时，学校要我们准备香港所有小学都参加的会考，是升入公立中学最重要的考试，所以这一年下学期全部时间用来温习，上学期则开始学英文和学习算术里的鸡兔同笼等问题。英文老师叫马谦，刚从香港大学毕业，到我们这种乡下小学教书，大概有虎落平阳、牛刀小试的感觉。他上课时全部用英文，这对我们这种没有学过英文的小孩来说，真是措手不及。还记得我过了一个多星期后才晓得什么叫作“Do you understand”（你明白吗）。他出的题目也不容易，大家都考得不好，有些顽皮的同学竟在乡村的路上揍了他一顿。这件事影响很大，大家都很惶恐。师道不尊，学生没有办法学习了。有一次，一个学生竟从家中带了牛刀到学校上课，学校出动了很多老师才将其制服。其实马谦老师人很不错。我们小学毕业时，全校到梅窝旅游，几乎所有同学都去海中游泳了，父亲却送了一张纸条给马老师。到梅窝后，马老师将纸条打开，原来是“禁止小儿成桐游泳”。马老师则租了一乘小艇，带我在海滩旁照看同学玩耍。

乡村的儿童有很多可爱的地方。我们在学校的山丘上种菜，常会挖出金塔，是死人埋骨的地方，学校的洗手间则常有“道友”在那里占据。有一年读范成大的诗时，同学们就顺口将其改为“有条老野想升仙，下有尿渠绕野田”。读书读得最好的同学张梅号毕业后却去耕田了。

到小六下学期，老师将我们班分作几组，每一小组由组长带领一同读书，以准备考试。我分数比较好，所以成为组长。我带着六名同学，借温习之名，不去上课，到处游荡。我每天背着书包出门，父母还以为我很用功，因为父亲叫我读的书我还应付得了。我带着我们组的同学在山间田野和海边玩耍，也到市区与商贩来往。有一次，我们在铁轨道旁边见到一群顽童在捉蛇，我们打扰了他们，把他们惹火了，于是来追逐我们。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拿起铁轨上铺的石头不停地丢向他们，竟然将他们驱逐走了。后来再见面时，他们竟对我有些佩服。

这半年，我当然没有好好地念书，去参加会考时，我们组中其他人全军覆没，我则仅以身免。考完试后，老师将考题复述出来，看我们有多少同学得分。当我举手说我答对了某些题目时，同学们都觉得惊讶，不相信我有这些能力。当时发榜是通过报纸看到的，我正在隔壁与一群小孩玩追逐游戏。父亲看报纸时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因而大怒，由三姊负责捉我回来受责骂，父亲已经准备了藤条侍候。我打开报纸一看，很镇定地告诉父亲第二版还有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第二版上，虽未名落孙山，却与之并等。

进入培正中学

原来这一年港英政府官校学位不够，所以将考生分两等，头等入官校，次等则由考生自己找私校，私校愿意接收则由政府提供所有学费。我哥哥已经进了巴富街中学，是官校。我父亲却需要带着我到处奔走，找一间愿意收留我的私校。第一所就是培正中学，当然这是名校，不容易考取。培正中学校长是林子丰博士，很懂得办学，他曾经邀请父亲到培正任教，父亲婉拒了这个邀请，但也因此结识了林校长和他的秘书长林雁峰。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考中学的机会，我为了准备入学考试，花了不少时间，破釜沉舟，终于考上了培正，但我也不排除林雁峰老师帮过忙。

我们家在沙田，培正中学则在何文田的窝打老道。我们每天走到沙田火车站坐火车到油麻地的火车站，再走路到培正中学上课，总共要花一个多钟头。火车每小时一班，赶不上火车，则坐巴士，经过城门水塘，绕着山路，花很多时间。学校八点半上课，准时到校没有问题，但下午课从一点到两点半。火车三点钟从油麻地车站出发，往往要赶火车，赶上后在火车上气喘连连。过狮子山隧道时，油气和水汽会从窗外冲入车厢内，所以一定要将窗门关紧。久而久之，我在车上认识不少朋友，谈天说地，倒不寂寞。有时甚至沿着铁轨步行到沙田，经过隧道时，漆黑难行，很是惊险。沙田车站有一株大榕树，有很多小贩卖零食，受我们欢迎。我们喜欢吃他们卖的咖喱鱿鱼，钱则是从午餐中省下来的。

刚开始到培正上学时，我把母亲做的午饭带到学校吃，往往被同学讥笑，后来就在学校门口的茶餐馆吃干炒牛河，一元一碟。读中学一年级时，小舅和妹妮姊结婚，住在学校旁边，有时我到他们家吃饭，省下一些午饭钱。这件事情最后被外婆知道了，她和母亲诉说小舅家也很穷。后来，我就不敢再去占便宜了。

在念中学一年级时，乡村孩子的野性未改。班主任叶息机老师在我手册上的第一段评语为“多言多动”，第二段评语为“仍多言多动”，第三段则为“略有改进”，可见我上课时并不安静。父亲不见得很开心，由二姊来管束我。但教数学的易少华老师倒很喜欢我，她刚大学毕业，还在谈恋爱，在课堂上总是笑口常开。我也很高兴地用刚学懂的线性方程来解鸡兔同笼问题，我还跑去跟我的小学老师谈这种解法，但他没有兴趣听。这一年最让我头痛的是英文、音乐课和体育课，英文还刚开始学，勉强过关，音乐就真的不行了。纪福伯先生教音乐，每课必点名学生站起来唱一首歌，往往找班上最差那一名和最好那一名，最差的是我，最好的则为宋立扬兄。

我唱歌严重走音，而且我三姊说，我每次走音的方式都不同，无可救药。当时我的表姊教音乐、弹钢琴，我每周末都到她那里花两个钟头学习唱歌，但于事无补，中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音乐课都需要补考。其实我考音乐课的乐理反而考得很好，有一次在班上考第二。纪先生派卷子时说：“这次考试使我很惊讶，某人居然考得很高分。”所幸我父亲不在乎我音乐考得不好。

至于体育课，要考跑步、仰卧起坐和引体向上，跑五十米我跑九点五秒，仰卧起坐大概有三十次，而引体向上则不到两次，结果都不合格。到学期终，老师总会使加起来的分数达到六十分，让我免于补考。

一个乡下小孩到一个比较贵族化的中学念书，总会受同学歧视。有一个体重二百多磅 的王同学有空就拿着我的手臂不放，当时我只有六十多磅，所以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只有绕过他的座位而行。后来，我才从物理学上知道重力的原理。所幸还有其他同学，如吴善强和彭次山都跟我很要好，互相帮忙。

这年暑期，父亲要我读冯友兰的《新原道》《新原人》，还有唐君毅和熊十力的哲学书，虽然不知所云，但也逐渐习惯比较抽象的学术讨论。父亲在家中与学生讨论古希腊哲学和自然辩证法时，我欣赏到了数学的重要性。

1961年秋，我从初一正班升初二善班，开始比较习惯培正的生活。中文由潘宝霞老师教，她刚从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戴了一副很有棱角的眼镜，做事很负责任，管我们很严，教书也很用心。她教我们学范仲淹的词，很合我的胃口。

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次全校在一起的早会，由校长或其他嘉宾训话。我们都要穿制服，打红色领带。我有时赶火车，没有将领带戴上。有一次早会时，学生在大堂里吵得很厉害，林子丰校长很不高兴，说我们学生衣衫不整、领带不戴。我一听赶快将领带拿出来戴上，这下可惹火了潘老师。早会后，她把捉我到她的办公台处，要狠狠地罚我，记我两个小过。我吓了一跳，因为父亲知道了可不得了，我只好向潘老师求情。潘老师心肠却是极好，见我衣着并不光鲜，就问了我很多家中状况。知道我父亲是教授，却家境穷困后，她产生了同情心，不但不惩罚我，还想办法帮我忙，送我一些奶粉。这件事使我甚为感动，我也由一个喜欢玩耍的顽童变成一个专注读书的学生。我二姊倒是大为惊奇，认为我开始长进了。

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大专院校里有很多来自内地的学生，他们的工作大多没有着落。从崇基书院搬到马料水时，要辟山建校舍，不少学生帮忙打石头、盖房子，以赚取生活费。在炎热的太阳下做这些工作，其辛苦可想而知。何朋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和夫人常到我家，有一次还带了他翻译的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的诗给父亲读。父亲很高兴，写了一首诗贺他。有几个山东学生没有钱，常到我家吃饭，父亲还给他们车钱。香江书院的一个女学生没有能力交学费，要到舞厅做事，父亲替她解决了问题。她后来嫁给了父亲的另外一个学生，父亲去世时，她哭得很伤心。这些学生后来多有出息。除何朋等人外，还有陈耀南、陈郁彬、李锦镕等常在我家高谈阔论，让我眼界大开。父亲没有直接教我们作诗词，但记得有一次，一家人坐巴士从沙田到元朗的路上，经过大雾山，父亲出了一个上联“云遮大雾山”叫我们对，我随口说“雨洒浅水湾”，父亲很是高兴，认为孺子可教。

香港暑期时都会有台风，每次台风来的时候不用上课。由于市场关门，我们吃鱼或肉罐头，我们小孩都很高兴。但台风来时，吹得房子动摇，有天旋地转的感觉，一家人都惶惶恐恐，希望房子不会倒下。那时，每年都有渔民淹死。1962年秋，9月初，台风“温黛”袭港，同时引起海啸。早上起来，从半山看下去，整个沙田水汪汪，才陆续知道整个沙田渔村被毁，大量人员丧生的惨况。渔船都飘到了铁轨上，过了很久，市镇上还带臭味。我家门前高大秀美的玉兰树也倒了下来，花木凋零，景象惨不忍睹。

这年开学以后，坏事接二连三。先是二姊去世，虽然母亲多次带她看病，终究无救，母亲带我去和合石坟场找她的葬地。第一次遇到生离死别的伤心事，父亲写了一首悼诗，心情实在难过。

数学的召唤

这一年，梁君伟老师教平面几何学，讲解生动。他将优美的几何公理系统在课堂上一一解释，使我印象深刻，这是我对几何学产生兴趣的开始。看到这些定理，我兴奋不已，在火车和在路上都会思考这些问题。直到中学三年级钟伟光老师继续上几何课时，我已经开始自己找寻一些有趣的问题，自己解答。有一些问题花了我很长时间都解答不出来，困扰很久。有一次到书店看参考书时，才发觉这些问题有人已经考虑过，同时也知道了它们不能够用圆规和直尺来解决。这些证明不是中学二、三年级的学生所能理解的，但也让我惊讶于代数的威力。老师们的循循善诱，使我对数学兴趣盎然，欲罢不能。

那时学校没有图书馆，所以我常去逛书店，站在书店看书，一看就是两三个钟头，有空也到洗衣街的旧书店买旧书。外文书太贵，也看不太懂，倒是内地出版的书还买得起，但水平参差不齐，我也不自量力去浏览。

自从中学二年级喜欢上数学后，我的数学成绩都差不多满分，父亲也很高兴。

这一年秋天，突然有人送信到我们家，说是三伯的儿子丘成标从家乡偷渡到了罗湖，要我们去接应。母亲带了二姊一同将他带回家，在我们家住了两年多。父亲心地很好，悉心照顾侄儿，但我们家空间本来就不够，又多了一个人，不单是饭菜不够，父亲还决定送堂哥到香江书院去读书，家庭负担更重，母亲和父亲常为这件事偷偷地争吵。当时父亲一年收入才两千多港币，而房租一个月就要一百元，现在想起来，不能不佩服父母的胸襟。他们对小贩、对一切穷苦大众都富有同情心。家门前常有各种挑担的小贩经过，有很多是家中并不需要的物品，父亲还是愿意帮衬他们，他还教导我们需要照顾穷苦人家。

紧接着重要的事情是父亲在香江书院的教席受到冲击。父亲跟陈树渠创办香江书院多年，做文史哲的系主任，系务蒸蒸日上，聘请了很多有学问的教授。父亲认为他们系的素质已经超越香港大学，但陈树渠却与台湾国民党勾结，一方面容许国民党特务到香江书院做学生，另一方面容许由台湾派人代替父亲系主任的位置，据闻台湾答应“反攻大陆”成功后，陈树渠可被任命为某市的市长。当时学生们都说陈树渠与红线女的桃色秘闻掌握在台湾特务手上。父亲对接受特务和校方有人欺负女学生的事情极为反感，开学两个多月后，校方又突然要免去他系主任的职务，这与之前定下的合同不符合，父亲遂愤而辞职。

在这三个月，由于二姊去世再加上辞职，父亲的心情很差。而且凌道扬在崇基书院校长的位置不稳，父亲是他的亲信，职位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父亲又到联合书院兼职，家庭负担加重，极为辛苦。

父亲过世

三个月后，在农历新年时，父亲吃了醉蟹，就开始不舒服，晚上不能睡觉。由于祖父是中医，父亲也懂一些中医的知识，因此自己开药来治疗，但一直不见好转。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到正规医院看病，母亲到处奔波，找亲戚朋友帮忙。当时她的亲弟弟——我的大舅，竟然拒绝见她，尽管他们一家人从小都是父亲养育的。当时大舅在办一间私立中学，得到天主教的大力支持，环境很是不错。一直到1963年4月，父亲的几个学生才一同送父亲到养和医院治疗。当时医生确诊为尿中毒，要放尿。

在父亲生病这几个月，我们都很惶恐。外婆求神拜佛，用了种种不同的手段，父亲的病都没有任何起色。我从学校到养和医院，坐巴士、渡海轮，再坐巴士，在路上都很担心父亲的病。开始时，父亲还可以说话，过了一两个星期后，父亲竟不能说话了，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有一天，父亲的学生租了港岛旅馆的一个房间叫哥哥和我住，三姊则和母亲陪父亲。6月3日深夜，我们到医院看父亲，母亲大哭，父亲已经去世。哀哉，这恍如晴天霹雳，我迷迷糊糊，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两个星期，就是到殡仪馆守夜。父亲的学生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治丧委员会。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年纪都还小，母亲则很坚强，一面打理父亲的后事，一面考虑这个家庭如何维持下去。父亲的学生们都很仰慕父亲，无奈他们都穷苦。有些学生则很气愤，要找陈树渠算账。在灵堂守夜，看着亲友们送的挽联，我很伤心，我至今还记得其中几副。从中也可见父亲受到朋友、学生的爱戴。主祭的有凌道扬、钱穆、张发奎等父亲生前好友，我们家属则循中国礼节披麻并跪下来还礼，我们跟着殡仪馆的车送父亲的遗体到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入葬。我当时整个人麻木了，看着母亲哭得很伤心，不知如何是好。亲友们送殡时，都送了钱，他们大都担心我们以后的生活。大舅竟然将钱全部收去，说是殡仪馆的费用，经过管事的学生力争，才追回一部分。大舅又建议母亲让我们不再念书，到荃湾去养鸭。母亲坚决拒绝，此后五年，再也没有见到大舅的影子。

在这期间，我们都在学校请假，并且补考，所幸成绩还好。然而，我们没有注意到母亲每日泪流满面，还到处奔走。我们住的房子已经欠租半年，房东同意不收回欠债，但只容许我们多住两个月，所以第一件重大的事是解决住处问题。父亲的学生李锦镕和王友浩跟着母亲到处找廉价的房子，终于在沙田白田村找到一个小房子。房东也姓丘，他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大女儿丘宇美与三姊是同学，小女儿宇璧在小学时跟我是同学。

从父亲去世到搬往白田这段日子，母亲和三姊实在辛苦。三姊刚好中学毕业，决定不念大学，到小学教书，以维持家计，一个月只有150元的薪金，又替小孩子补习，争取更多的收入。刚开始时，母亲将这个噩耗瞒着在英国的大姊，怕影响到她的学业，但她在报纸上看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她虽然也很辛苦，但有时会寄五镑或十镑回家，帮忙解决问题。母亲和三姊会寄一些手工品到英国，由大姊帮忙售卖，母亲、三姊和大妹又帮忙车衣服赚取工钱，往往深夜以后还在工作。

母亲则认为搬家到白田始终不是解决的办法，就到港英政府救济机构商量在沙田火炭村拔子窝的山地上申请一块地用来盖房子。母亲人缘很好，有位堂哥自愿帮忙，收取很少的费用，材料则用父亲出殡时亲友送的钱来购买。当时沙田市区很小，母亲和售卖蔬菜、肉食的小贩都很熟，其中有一个绰号叫“牛肉婆”的寡妇，背着小孩卖牛肉，却借钱给母亲渡过难关。据她们说，在她们遇到困难时，父亲和母亲都曾帮过她们的忙。父亲的学生李锦镕在经济上也帮了很大的忙，锦镕先生和陈庆浩先生在黄大仙的徙置区顶楼办了一个天台小学，叫作普贤小学。前者的父亲在美国做餐馆生意，后者则由佛教寺院支持，三姊后来也到这间小学教书。

困境中的成长

从前父亲叫我念书，我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父亲去世时，我没有流泪，但我总是不愿相信他已经去世，我们一家人的精神支柱一下子没有了。我就从父亲教过我的书中去找寻他的影子。从前念的古文一下子都容易懂了，这时我最喜欢读陶渊明的诗文。

母亲很坚定，对大舅的态度极为不满，到这时我才了解到什么叫作“嗟来之食”。母亲要继承父亲的遗愿，坚持让我们继续读书。当时培正的学费每月50元，后来加到100元。幸好我有港英政府的补助，不用交学费。但是，港英政府的钱要在学期末才送到学校，所以每年我都要去找教务长林英豪老师容许我迟交学费。英豪老师仍健在，大概他没有想到我会难为情，但他每次都很爽快地答应，这使我感激。大概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家的穷困和我父亲去世的事。有些老师竟对我还可以继续读书表示惊讶，这使我心情沉重，但也使我更为努力。

我们在白田住的地方离火车站更远，每天和邻居家两个漂亮女孩坐火车和走路，却始终没有交谈。直到五年前，我才跟宇璧碰面来往，宇美则五十年来不知所终。住家门前是一个养猪的地方，每天早上不到六点钟，猪起来吃食，吵闹声将我们叫醒。

由于白田离火车站比较远，锦镕先生建议我住在他办的天台小学。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半，黄大仙到窝打老道的巴士非常拥挤，每天都要想办法才挤得进巴士。在天台小学，有时一个老师同时带两班同学，其中一班上课，另外一班则坐在椅子上做功课。这些都是贫苦的儿童，很是可爱。我也代过课，休息时睡在学生的长木桌子上，有时不小心会掉下来，有时醒得晚了，学生会进来推醒我，我竟然习以为常。水渠和厕所都是公共的，当然不太卫生，每天要忍受，倒是学了不少厕所文章，其中有一些还记得。“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吃饭有时跟一个姓容的工友一同吃，有时则到楼下的廉价饭店吃，一元一煲煲仔饭就可以饱餐，每两个星期回家，带衣服回家洗。

锦镕先生和他的朋友常到学校来，高谈阔论，很多是关于学问的问题。他有个朋友正在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我也听了一些这方面的理论。他有一个朋友也是我父亲在香江书院的学生，被发现是台湾特务，被港英政府捉去打了一身，递解出境。陈庆浩是潘重规教授的学生，研究《红楼梦》，很多中学女生跑来问他文学的问题。我不同意潘重规先生对红学的见解，所以和陈庆浩会有辩论。

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自己在读书。每天晚上八点以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间小学的办公室里读书。学校的功课和课外书，我都有涉猎。我也看了不少历史书，包括范文澜的书，以及经典的《史记》和《汉书》。所以陈启潜老师教历史时很喜欢我，他做班主任，还特别表扬我的历史知识。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邓文正，绰号“大飞”，坐在最后排。启潜老师决定将他从后面调到前面，由比较安静的同学包围他，我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棋子。这一着棋的确让邓兄学业进步，后来成为饱学之士。

中文由高晓夫先生教，他出的题目都很有意思，比如有一次作文题叫“猪的哲学观”。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说好的书和不好的书都要看，可以做比较。所以我到理发店理发时，也看那些下流黄色的报纸。那一年上学期，我的中文、历史和数学基本上都拿了满分。数学由黄逸樵先生教，他很喜欢我的同学徐少达和我，徐少达从中学四年级到中学六年级都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常互相切磋。中学这三年间，我受到良师益友的熏陶，学业大有长进。

在这一年，我开始教补习生。当时要找补习生不容易，我为此做了广告，但要写电话。当时同学曾英材家里有电话，本来我们说好一起去教补习生，但最后他父亲不准他去，结果由我独自一人去做补习老师。有一次找到了一个叫阮伟亭的补习生，住在九龙塘。曾英材本来跟我说是一个月100元学费，结果学生交学费时，却是25元一个月，这大概是个误会吧。

我在中学四年级时替一个三年级的学生补习，倒还得心应手。他在拔萃男校读书，他母亲很喜欢我的教学方法，还开车送我回家。第二次补习的学生是小学六年级的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他们的父亲得了重病。我也不负所望，将他们教得很好。我还去培正中学对面山上一家教他们的女儿，她的名字叫作谭玉洁，大概跟我同年。她的妹妹在读小学六年级，数学成绩不行。她妈妈很担心，也找我辅导她的妹妹。我认为鸡兔同笼问题应该用线性方程来解，就开始教线性方程。她母亲大吃一惊，认为我在胡闹，她女儿小学六年级的课程都还没有学好，我居然教她初一的数学。我请求她给我一个月的工夫。结果，她女儿学懂了如何解线性方程，这些问题一下子都变得容易了。结果她每次考试都拿一百分，她母亲很高兴，认为我什么都懂，要我也教英文，那当然不是理想的事。

给别人补习的生涯要到我大学二年级才停止。那段时间，我跟中小学生接触，乐趣无穷。有些学生的家境不见得很好，有些则很富有，但他们都很尊重我。在中学六年级时，我教李伯荣先生的外甥，住在他们港岛罗便臣道的家。他们的家靠山面海，是香港世家，有用人招待。由徙置区搬到香港有钱人家住，这个经验实在难得，我常听伯荣先生述说香港有钱人家的趣史。伯荣先生的妹妹还未结婚，常有精彩的言论，后来她嫁给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

由于我在高中时数学很好，老师要求做的习题我都会做，我的同学苏志刚、黄维荣等人常来找我借习题答案。有些体格比较强壮的同学想欺负我时，我可以用不借习题作为抵抗的办法。有一段时间，我到培正饭堂吃中午饭，十二点一下课，就跑步到饭堂，迟了就吃不到好的饭菜。十个同学一围台，谈天说地，很有意思。我也踢球，打乒乓球，但我的体育比不上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旁观者。

最后的中学时光

中学四年级和中学五年级读物理和化学，以张启滇老师教化学最为杰出。我虽然想学物理，但从老师处所得收获不大。我的同学徐少达读得很好，大概是得益于他兄长的教导吧。

黄逸樵先生上课时唾沫横飞，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记得他讲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法时，讲述意大利数学家争取这些数学成果时的种种故事，即使天气炎热，我们也不会打瞌睡。在中学四年级时，他教射影几何和立体几何，中学五年级则教微积分，他的课程比其他中学先进得多，所以在五年级下学期考中学会考时，我们都觉得很轻松。

英文老师李晋庭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他不断强调分数并不重要，只要过得去，他都会通融。刚巧我当时的分数是59分，李老师还是给了一个红分，因此我做不了优异生，但我不觉得遗憾。老师们都很和气，也很鼓励我们上进，我还记得早会时常唱的一首《青年向上歌》的几句：“我要真诚，莫负人家信任深。”校歌中“培后进兮其志素，永为真理之干城”是我一生的理想。老师们鼓励我们要有志气，正如我父亲从前教我鲁国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父亲去世后，我想人生在世，终需要做一些不朽的事吧。1963年，杨振宁教授到香港演讲。他的演讲对我们有莫大的鼓舞。我虽然没有雄心去争取诺贝尔奖，但想做一些贡献，做能够对人类有益、能够传世的工作。

我们班上的同学一面竞争，一面互相帮忙，当时老师在课余会给学生补习。直到中学五年级以后，我才知道这些事情。我还是很乐意跟我的同学们切磋的，帮助同学做习题对我大有裨益，所以我现在也鼓励我的学生们互相帮忙。

刘茂华老师是很有学问的学者，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在中学五年级时教我们中文。他很同情我们家的情形，并从我们的班主任吴荣招老师那里知道我各个学科的分数。他发觉我有两门学科有问题，其中一门是体育。刘老师认为我身材不错，我的体育考分不高是毫无理由的。他的结论是我上课时不用心，得罪了老师，便将我臭骂了一顿。第二门学科是英文，吴荣招老师教英文。刘老师向他解释我的家境后，吴老师就给我们几个同班同学补习，除我之外，还有徐少达、苏志刚和吴老师的女儿吴日晶。吴老师每个星期上一次课，没有收我的补习费。

直到如今，我衷心感激教导我的老师们。这几位老师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在他们没有去世前，我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间去拜候他们，等到要拜候时，他们已经不在了，真是遗憾终生。在培正中学极盛的时代，确实是人才济济，今日说往事，有“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感觉。

1964年秋，我们从白田村迁家到火炭村拔子窝。那个刚盖好的小屋居住面积很小。我一个人住在阁楼上，要用梯子爬上去，地方刚够躺下。夏天时常有蜈蚣光顾，水是从附近的小溪引来的山水，灯则是用煤油点的灯。厨房是农村式的，大锅放在灶上，用柴草烧饭。家事大部分由母亲和大妹承担。母亲每天要到市区买菜，拿着很重的食物和家庭用具，长途跋涉，真是不易。由于我和哥哥都要准备会考，母亲很担心我们的学业，赶着回家给我们点灯烧饭。

从家里走路到火车站更远了，母亲早上六点多就要叫我们起床。如今想来，我一生对父母亏欠真是不少。这个地方背山而面对一片沃野和农田。旁边有很多松树，清风徐来，松涛声和虫声伴着读书声，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在园子里种了很多果树，又养了三条狗，一群鸡、鹅。养鹅是因为在家中常有蛇出没，养鹅可以赶蛇。有很多次，我要用竹竿来将这些爬到园子来的青竹蛇打死。我们跟邻居和农夫们关系都很好，唯一遗憾的是我们的狗常跑到农田上践踏农作物，结果被农夫们毒死了，弟弟妹妹们很伤心。我补习完回家往往是明月当空，一路走一路念苏东坡的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只不过在被农村的狗追逐时，却得提心吊胆，同时每天回家还要经过一条没有桥的山溪。大雨后，溪水大涨，桥就过不去了。当时家里主要的娱乐除了看小说，就是听收音机。

对我来说，读书不成，便无退路。每当看到母亲眼中充满期望，辛苦地为我们工作时，我岂能无动于衷？母亲从不罚我，父亲却会用藤条罚我，但他罚我的时候，却于心不忍。有一次，哥哥和我争着用洗手间，父亲认为我理亏，用两手推我，让我走开。看着他的额头上都是皱纹，两手无力，很是衰弱的样子，我差点哭了出来。父亲去世后，我遇到挫折时，喜欢念梁启超翻译的拜伦的诗：“在那波斯的古墓前，我凭栏远眺……难道我今生今世为奴为隶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为奴为隶便了。”

我也喜欢看悲剧小说，《红楼梦》看了好多遍。父亲在时，我有很多情节没有欣赏，到这时始有感触，我也背诵了里面的诗词。父亲曾经带我们去看过一部越剧电影《红楼梦》，看王文娟演的林黛玉。父亲刚去世，我再回想起这部电影特别有感触，会想起剧中紫鹃唱的曲：“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怎禁得冬流到春，夏流到秋。”读司马迁自传，我会感怀他的身世，他后半生决心完成《史记》的精神更使我钦佩，读他写的《报任安书》，如血泪书成，使我不能自已。读《答苏武书》《离骚》《哀郢》等文章，荡气回肠，也使我毕生难忘。这些文章成为我后来消闲吟咏的重要内容。

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两天后回到学校。我事先不知道要考试，林侠魂老师坚持我跟同学一起默写欧阳修的祭文。我因为喜欢这篇祭文，很早时就在家里念过这篇文章，所以默写时只错了三个字，林老师也有点惊讶。我述说这件事情的原因时指出我当时对念古文有很浓厚的兴趣，所以背诵它们并不觉得困难。

除了中国文学，我也看一些外国的翻译作品，花了不少时间读歌德的《浮士德》，也看父亲写的《西洋哲学史》，慢慢吸收了西方的一些哲学思想。

准备进入大学

我们中学会考是中学五年级和中学六年级学生一起考，所以我和哥哥一起参加这个考试。我取得了两优五良的成绩，差强人意。在考完会考那个暑假，我除了给别人补习，也无所事事，就响应老师的号召，到徐少达兄家做了一个数学模型。他父母和兄长们对我都很好，我在他家过得很愉快。但我们这个模型在参加比赛时却以失败告终。

母亲认识一位法国回来的华侨，教法文，她自告奋勇要教我，于是我找了徐少达、曾英材、黄维荣、苏志刚和他的妹妹，一起去学法文。语文实非我之所长，法文学得最差的还是我，倒是我们这些男生在漂亮的女生面前有不同的表现，甚为有趣。

中学六年级时，因为是新学制，老师们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教什么内容。而同学们很多想去美国留学，所以没有静下心来读书。我自己也试图申请奖学金到国外留学，但最后因为连申请学校的费用都出不起，只好作罢，去考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我们原本没有资格考香港大学，因为他们规定只收英文书院的学生。我和我的同学苏志刚申请考英国GCE考试。这个考试本来也不准我们考，但我使出了浑身解数，终于说服把关的职员让我们报名了。当时理科需要考实验，但培正中学没有好的实验室，也不教这个考试范围内的实验。我独自跑到我从前邻居江夏台的地下室做化学实验，所幸没有出事。但考试时，我将仪器打破了，结果自然是不合格。我考台湾大学时考了很高的分数，他们不但录取了我，还要给我丰厚的奖学金，但我决定留在香港，因为这样可以照料家人。

这一年，我们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的入学考试，很多同学已经被国外大学录取，所以考试前并不十分用心复习功课，倒是花了不少时间写同学录和排练话剧。茂华老师开始鼓励我们写文言文，我这年的作文大部分用文言文写，在文言文里用了很多科学名词。刘老师竟然大为赞赏。考香港中文大学时，培正同学的成绩都不太理想。我则仅以身免，但大学给我的助学金因此比不上数学系的其他同学。毕业那天，茂华老师到处找我们同学来教他的女儿数学，结果只有我愿意去。他女儿长得很美，但不用功，想做电影明星。我很惭愧，因为我没有教好她数学。回想当时的情形，茂华老师的用意可能不只在于教他女儿数学。

中学六年级时，我们班只有两名女同学，坐在最前排。我和英汝兴兄坐在她们后面。那时候大家无所事事，年龄也差不多，很多男同学想跟坐在我前面的黄希真约会，劳烦我传递信件。黄希真同学学貌兼优，得了个品学兼优第一奖，很有吸引力，但我“春心”未动，在中学时从未与女孩约会过。

中学以前的教育和人生经历可以说多彩多姿，在时间的浸化里，我学到了影响我一辈子的知识。繁花如梦，何曾梦觉，对我影响最大的仍然是我的父亲。我父母从未要求我为富贵而读书，这一点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至为感激。

我父亲对曾祖母、祖父、叔伯、侄儿、母亲和我们的爱护，发自内心深处。他对贫苦百姓、对国家的爱，是他终生不渝的追求。他终生不断地思考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思潮的异同，希望建立一个文化基础，以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他的早逝使他不能完成他的志愿，只留下了一本《西洋哲学史》。但他留下的热情，留下的爱，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也让我终生感激。父亲的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也因此使我成熟。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对此甚有感触。今年是他的百岁冥辰，希望他泉下有知，会为儿孙们的成就感到骄傲。

父亲去世时，有一副挽联说：“亡尚有风规留梓里，哲人其逝，空余热泪洒桐棺。”我想，父亲的热泪未有空流，遗爱尚在人间。谨作《忆江南》一首：“百年梦，沧海月明中，还想旧时慈母泪，师友如磐父爱浓，世代守儒风。”

我父亲和我的大儿子明诚都喜欢读《三国演义》开章的第一首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只可惜沙田青山已改，沧海亦成为跑马场，培正的同学大多白发满头，无复当年意气，但杨振宁教授喜欢的陆游诗句“形骸已与流年老，诗句犹争造物功”，却仍然鼓励着我。

本文写于2013年。 gVB812P81uRrgsN5c5AFIu2Bzne2YSomvv+JiEiAgP0hkTUKoxZ3xckgT3D97cD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