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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使馆和旅游局官员告诉了我一件令我激动的事，我这个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乡巴佬将成为三次驾车穿越中国的第一人——不是第一个外国人，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当然，这有谁能料到呢？实际上，我甚至觉得这种美事反而令我难以置信。我不禁问自己，这次真的能成行吗？这毕竟是中国，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在塔什干的经历便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经过四处奔走，总算成功申请到了签证，但却耽误了不少时间。是否会到了中国边境却被拒之门外？这不得而知。在我们逐渐驶近边境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其他人入境，这十分令人忧心。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征兆。我越来越担心之前的奔走都将成为徒劳，边境处部署了严密的安全措施：高大的围墙、厚实的护栏，边境双侧聚集了大量士兵，我即将开车经过的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无人区。哈萨克斯坦人是否会放我们离开呢？
来到边境处，苏联刚刚解体的迹象依稀可见。边境两侧曾经有成百上千个摊位，如今只留下一片残迹。苏联解体后，这些商贩利用短暂开放的自由贸易和商业，来回于边境两侧，发家致富。如今，1999年春天，我和佩奇来到这里，那些摊位却已经消失，边境处早已重新加强了部署。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的穆斯林迎来了强劲的宗教及文化复兴潮流。
哈萨克斯坦边防军放行后，我们停靠在了边境处，准备应付这次旅行中烦琐的手续。然而这次，我们竟很顺利地通过了。
欢迎来到中国，祝您愉快。
什么？
就这样，我们入境了。
或许并不完全是这样，但也差不多。他们确实把我们的所有行李放进扫描仪检查了一遍，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了。我随后发现，中国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打破世界的先入之见。
中国拥有悠久的经商历史，中国人是世界一流的商人。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大业，由此解放了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公元1000年左右，正是这种精神让中国人走在了世界商业、工业和科技的前沿。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重新倡导儒家学说，巩固了社会秩序，弘扬了道德风尚。宋朝创造了一个经济活动空前繁荣的时代，煤炭、钢铁及军工业在此期间都得到了发展。由于实行市场调节的商业模式，宋朝1078年的冶铁产量已经达到了700年后英格兰产量的两倍。中国人进行国际贸易的大型帆船可以容纳多达1 000人。宋朝都城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是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城市，城市内各行各业的商业活动迅速发展，夜不闭市。
有证据表明，中国船只曾航行至非洲东海岸和拉丁美洲西海岸，时间远远早于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彼时，中国和伊斯兰国家远远领先于欧洲。经过15世纪初的一段政治动荡期后，明朝开始实施海禁政策，之后一步步走向闭关锁国。
中国的另一大优势是华侨阶层。大量海外华侨遍布世界各地——新加坡、曼谷、温哥华、雅加达、纽约，都事业有成。他们或许已经是第五代泰国人了，但骨子里仍然是中国人，很多人讲汉语。而中国也愿意向他们敞开大门，他们能带来资金和技术。技术的重要性不亚于资金，因为中国人能够迅速引进技术——能迅速地将这些技术转化为自己的优势，而且这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驾车穿越中国的一路上，我们一直能看到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他们从早忙到晚，这么说丝毫不夸张。实际上，天黑了之后他们还在干活儿。我们看到修路工人在泛光灯下劳作，女性参加工作的人数几乎不亚于男性。我们没有见过谁在闲坐着聊天。你会看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安静地坐在那里喝茶，身边放着自己喜爱的鸟笼。但除此之外，便再也看不到任何无所事事、望着窗户发呆的人了。后来，到了上海后，我看到中国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已经开始与国际接轨。但最能昭示中国未来的还要数敦煌这个小小的沙漠城市，我的朋友季先生就是这方面的个人写照。
1988年第一次骑摩托车穿越中国西部时，我遇到了季先生。季先生是农民出身，当时四十岁出头，刚开始做生意只是在敦煌摆了一个小摊卖早点，卖包子给农民。我遇见他的时候，这个小摊已经发展成一家附带小型旅馆的餐馆。两年后，在《旷野人生：吉姆·罗杰斯的全球投资探险》一书里记录的那次旅行中，我去那里吃饭，发现餐厅和旅馆的规模都扩大了。我记得当时，他神通广大，在沙漠中居然还能弄到鱼，这令我惊叹不已。这次来到中国，我和佩奇又来到了敦煌，我打听季先生的消息，想知道这10年的时间里，时代的变迁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有人告诉我，季先生还在，而且生意比以前还红火。他现在拥有一家工厂，开办了几家大酒店，而且名下的餐馆已经不止一家了。根据我打听到的消息，他确确实实很成功。
季先生的故事折射出新中国的灵魂。
在这片茫茫沙漠之中，季先生做着许多生意，其中包括地毯生意。他雇用技艺精湛的手艺人，仿制经典的波斯图案和中国图案，手工制作真丝地毯。他没有压低成本，也不必压低成本。劳动力和丝绸都很廉价，而季先生利用了世界对这种商品的巨大市场需求。中亚地毯曾经驰名世界，但敦煌周遭地区的地毯生产已经一蹶不振。伊朗或许曾经是世界第一大东方地毯出口国，但其生产设施却在1979年的革命中被摧毁殆尽，整个行业信誉扫地。地毯行业被指为西化产物、帝国主义的产物。一直以来，中亚国家都以布哈拉地毯等昂贵的东方风格地毯闻名，但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后，人们却不再为政府生产地毯了。不管怎么说，他们干这些活儿从来就没有报酬。而20多年的战争也摧毁了阿富汗的地毯工业。季先生发现并抓住了这个商机。他不是以低价竞争抢走别人饭碗的邪恶商人，是他的对手作茧自缚而已。
我见过季先生三次，分别是1988年、1990年和1999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每一次都在开创规模更大、前景更好的生意，经历过繁荣的时代，也经历过经济动荡时代，如今又即将度过千禧年。他每天加班加点，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却乐在其中。他是一名商人，继承了1 000年前的先人在中国培养起来的精神。他也是一名企业家，在这个离北京约1 200英里的地方，抓住机会发家致富。
当然，我得买一些季先生的地毯。我选择了三张波斯图案的地毯，让他寄到美国。他将我和佩奇引见给他的家人和员工后，邀请我们在他的餐馆吃了晚餐。在那里，他带我们去了厨房，我们看着他亲手做面条。他想告诉我们，自己的手艺没有丢，没有忘掉老本行。
第一次驾车穿越中国时，我能活下来就算侥幸。彼时还是1988年，我完全是在穿越茫茫沙漠，根本没有路。如今，整个国家布满了交错纵横的高速公路。中国人借鉴了其他国家——德国、日本和美国的修路经验。中国人修建了许多昂贵的收费公路，不过在我看来，这些的确是世界一流的公路。
然而，中国西部仍然人烟寥寥。这是中国唯一一个百米不见人烟的地区。一路上城镇稀少，仅有的几座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绿洲衍变而来的。几百年前，中国人研究出了如何灌溉这些城镇的方法，在沙漠的地下修建了隧道系统，从几百英里以北的山地引水。我们驾车穿过最干旱荒凉的沙漠，却不时惊讶地看到路边种植着番茄、南瓜和甜瓜。这些绿洲城镇的人民非常精通取水之道，引来了大量的水，甚至还用水冲洗街道除尘。
这片沙漠名叫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十分恶劣，其名字意为“有去无回之地”。沙漠中有一座略有名气的城市，这座城市位于丝绸之路上，名叫哈密。千百年来，这座城市一直以哈密瓜而闻名。哈密瓜香甜可口，闻名遐迩。在古代，采摘之后，这些哈密瓜会被冰镇起来，进贡给皇帝。即便是如今，要将一个瓜从哈密送到北京，对我来说仍然不可思议，而中国人几百年前就做到了。
我们在中国的第一晚是在伊宁市的伊犁邮电宾馆度过的。80年代，通货膨胀造成了繁荣的假象，中国各地兴建了许多宾馆，而这些宾馆往往是地位的象征，这家也是其中之一。通常，这些宾馆都是当地为了装点门面而建，这一家也不例外。它反映了某位邮政干部的荣誉功勋。然而，这家宾馆最令人吃惊的一点还是，我们走进大厅后迎面看到前台横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帝之家。酒店经理想用这种方式表达“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但在这儿看到这种景象仍然很令人吃惊——中国再次令我们惊喜。在穿越整个国家的路上，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清真寺、佛教寺庙、孔庙随处可见。
来到中国约两周后，在离开沙漠的路上，开到西安郊外大约70公里处时，我们看到公路旁有一座宏伟的基督教教堂——没错，一座教堂。最初，我们并没有反应过来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们继续往前开了几公里。但随后，我们就像是喜剧演员一样，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我们得回去。”
我们掉转车头，原路返回到沙漠中。并没有人刻意隐藏这座教堂。它就矗立在高速公路旁，并不是什么秘密建筑，上面还装饰着醒目的巨型十字架。在这座西安郊外的村庄里，我们竟然发现了一座教堂。我们走进教堂参观，里面坐着的都是参加这次集会的信徒。他们拿起赞美诗集，围在我们周围，用中文唱起了圣歌。
佩奇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同样来自那里的杰西·赫尔姆斯经常痛斥中国迫害宗教信徒。
“我敢打赌杰西·赫尔姆斯从没来过这个国家，”佩奇说，“我回家后，要邀请他同我们一起开车游中国。”
为我们唱歌的村民都是基督徒，显然他们知道自己没有遭受任何迫害。
从哈萨克斯坦进入中国后，我们发现，确实存在数量庞大的穆斯林，但我们没看到有任何人因为信仰而迫害他们。
在平凉市，我们爬上了崆峒山，参观了一座道观。我们攀登通往山顶的千级台阶时，时不时地会有身背重物为道士运送物资的中国人超过我们。山上的所有物资只能经由人工运输，于是他们每天都要爬上爬下。我们追不上他们，却甩下了34岁的汉语翻译——袁先生。他在边境处加入了我们，会一直陪我们游完中国。
我们登上山顶，以为会看到一座有意思的寺庙，却走进了一座小庭院，惊讶地看到了6位道士。他们穿着道袍，双膝跪地，正在祈雨。袁先生终于追上我们，向我们解释了情况。他们跪在那里，念念有词，烧香，点燃黄色宣纸，抬头看到我们，很是惊讶。这可不是外国人会来的地方。道士们像我们一样目瞪口呆。他们在祈雨，却求来了白人。（我猜他们在嘀咕“咒语念错了”。）
周游中国期间，我们见到了不少宗教仪式，这只是其中之一。宗教活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和阻挠，也没有人遭受迫害。我们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所到之处都能见到宗教自由政策得到了广泛的实施，到处都有正常的宗教活动。在曲阜——孔子的家乡，我们参观了拥有2 400余年历史的孔庙。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奉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这个地方拥有难以计数的殿堂，大批孔子追随者慕名而来。
道士们初见我们，惊讶之余，仍然十分乐意邀请我们坐下来观看他们祈雨。实际上，我们一进道观，天空便飘起了小雨。所以不得不说，他们得到了上天的庇佑。
在平凉，晚上走在大街上，我们可以看到公园里有成百上千人在跳舞。在一位年轻女领舞的带领下，他们伴随着音箱里放出的西方舞曲，跳着华尔兹。音乐一停下，我和佩奇就被市民团团围住，他们兴奋地议论着我们圆圆的蓝眼睛。翻译袁先生向他们解释说，我们是美国人，正在环游世界。
“他们喜欢中国。”他告诉平凉的人们。
袁先生这点倒没说错。
袁先生来自北京。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在我们的带领下见识到了中国的别样风貌，这是他一辈子也不曾见到的。他不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总是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不是因为官方有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他自己胆子小。当然，他说不行的那些事我们都做了，而且不止于此。在此期间，他开阔了眼界。要不是我们，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袁先生只是承担了翻译的角色而已，实际上，我们才是导游。
他执意反对的一件事，就是光顾茶馆。
茶馆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当时茶馆被视为旧社会的残余，是纵容游手好闲行为的堕落场所。在上一次周游中国时，我没有因此便没去茶馆，这次也不会作罢。1990年，在兰州市，我拜访了文化宫茶室。在那座草棚里，老年人抽烟，喝茶，打纸牌，玩骨牌，打麻将，消磨时光，对一个四人乐队奏出的曲子充耳不闻。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宫与我小时候的南方台球厅和理发店很相似。这里充满了独特的亚洲风情，但仍然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男子俱乐部大同小异。我想带佩奇去看一看。
“我们找茶馆坐坐吧。”我告诉袁先生。
“不行，我们不能去茶馆。”
“跟我来。”
我们进入兰州的街道。兰州是一座拥有300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到处都是穿着五袋牛仔裤和跑鞋的年轻人，充满活力。自我上次离开后，这里又新建了许多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这些建筑高大无比。
当然，茶馆并不好找。就像美国的悬浮扑克表演一样，这种地方总是开在不显眼的地点。但我们并未因此气馁。我们发现文化宫已经停业，但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另一家。我们最终找到了一家茶馆——离曾经的文化宫并不远，但袁先生却不敢进去。
“这对我来说可是头一次。”袁先生说。
“跟紧我们，我们带你长长见识。”我告诉他。
我们三人走进门后，一个戴着圆框大眼镜、一身古雅气质的人招待了我们，引我们入座。我们坐在塑料椅上，理所当然地点了茶水。茶是盛在瓷碗中端上来的，配了桂圆和冰糖。服务员是漂亮的妙龄女郎，这也是我在这里见到的唯一女性。似乎所有的顾客都是男的。
没表演的茶馆就不能称之为茶馆。刚一进茶馆，我便十分惊讶地看到台上正在唱戏——中国戏曲。戏曲情节极尽夸张、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其中也有不少悲剧情节。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形式不同，这些戏曲的内容却和西方的歌剧一样荒诞。演员都是男人，浓妆艳抹，身着盛装，其中许多人还男扮女装。他们时而悲啼，时而拿着姿势，用夸张的唱腔歌颂着注定不得美满的爱情。老板卖颜色鲜艳的大号丝巾和毛巾，价格合25美分一个。观众若是尽兴，可以将这些布块扔上台。全情投入的票友充满激情地演完了这出戏，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表演，所以我买下了所有的毛巾，全都扔上了台。可想而知，我大受欢迎，但总共才花了5.25美元。
当晚，我们走了几条街，从几家餐馆中挑了一家蛇肉馆。在这之前，我们路过了一家蘑菇餐馆。这家餐馆的食材中约有40种蘑菇，但我至多只认识一种。所有品种都陈列了出来，顾客可以混搭，也有搭配好的菜肴可以选择。然而，就我看来，除了茶，菜单上就只剩下蘑菇了，啤酒有没有还未可知。隔壁餐馆的菜肴以类似的方式陈列了出来，但一大不同点是这家的原料都是活物。餐馆里有几缸鱼、一个蛇笼、一个养满了甲鱼和田鸡的小水塘、一个鸭笼和一个鸡笼——我们选择了这家餐馆。
我挑了一条蛇。负责配料的年轻人一把将蛇抓出了笼子，用一把大剪刀将还在蠕动的蛇头剪掉了。他用刀刃沿着蛇身划开蛇肚，掏出了内脏，控干了蛇血，剥掉了蛇皮，然后便拿给厨房去烹饪了。（佩奇让他把蛇皮留下，想做一条漂亮的腰带。）
佩奇点了鸭肉，餐馆立马就做了，但她谢绝了服务员提出的观看鸭子当场被宰的邀请。鸭肉搭配了西兰花和米饭，而蛇肉则淋了浅色的酱汁，炸成了鲜嫩多汁的肉粉色。
“尝起来像鸡肉。”我说。
当然，大家都这么说。但和别人不同的是，现在我可以在纽约高档餐馆吃完昂贵的鸡肉后，这样褒奖厨师：
“嗯，尝起来像蛇肉。”
吃完这一餐后，蛇胆被端到了我面前。它浸泡在中国白酒中，就像被剥掉一半壳的牡蛎。
“据说这个可以明目。”他们对我说。
饭后喝一盅固然不错，但我并不怎么想吃这颗胆。蛇胆也好，我一时可以想到的其他动物的胆也好，我都不想吃。（蛇居然是有胆囊的，这我还是那时才知道。）但我生性好奇，环游世界也是为了亲身体验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我决心不放过一切机会，尝试所有新鲜东西。而且我不想失礼，于是就着酒吃掉了蛇胆，不过是整个吞下的，并没有嚼，没觉得有何异常。我刚刚觉得松了一口气，另一位服务员便走了过来，端上了另一道传统饮品。
“这可以养颜。”
蛇血——之前控干为我留的。
“你看，”我一边端详着这种奇异的长生不老药，一边说，“我的皮肤很好。”
这次我心中对冒犯爬行动物的愧疚，后来在北京的时候减轻了很多。一天晚上，吃过甲鱼大餐后，我和同席的中国朋友——女医生赵怡雯和男外交官王群——一起喝了一小杯蛇血。
在中国，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餐馆吃饭，没有哪顿吃得不好。而且总是吃得很丰盛。在穿越中国的一路上，我们受邀参加了几次中国宴会。在这次美食之行中，唯一令我不顺心的就是茅台。一般的中国宴会会先上几道菜，然后就是喝茅台，并且一喝就是不少。我并不习惯茅台的味道，但中国人却很喜欢。最后，我只能告诉主办方，我会参加你们的宴会，但不会喝茅台。所幸，在如今的中国，到处都能买到优质的本地产啤酒。
我们从兰州出发，向东前往西安。西安成千上万真人大小的兵马俑——士兵、战车、战马、整支军队——令佩奇惊叹不已。1974年，兵马俑由考古学家挖掘出土，随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成为中国的一大旅游景点。当然，我也再次被震撼了。我看到的游客数量远远超过了上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上一次来西安，我已经看到了繁荣的迹象。而这一次，经过有意宣传，兵马俑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到处都是摊贩。旅游业的兴旺及政府对旅游业的扶持，是中国市场经济兴起的又一个例证。西安的考古工作尚未完成，但已经有无数人无数次地书写过这座城市了，包括我。语言难以尽意，照片也不足以展现其魅力：世界上有些地方是永远无法用照片来记录的。这些地方的壮丽风光，必须亲身到那里才能领略，有些地方甚至要亲眼所见才能相信，如大峡谷、泰姬陵、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广场等。西安的地下兵马俑坑便是其中之一。亲自去西安看一看吧。
我已经说过，中国人起早贪黑地工作。他们不仅工作卖力，还会将收入的30%存起来用于投资。目前，美国人只会将收入的1%存起来。正是因为中国人勤恳工作，把大量的收入存下来，中国经济的增速才会高于美国。
（在中国，存款是不收税的。而在美国，政府却要征收两三倍的存款利息税，打击了存款积极性。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我写这本书期间，小布什总统提议改革美国税制，征收消费税，而不是所得税。19世纪，美国的税收重点是关税，而到了20世纪，税收重点变成所得税。而这一次的税收改革如能实现，其重要性将堪比19世纪到20世纪的这次改革。这种政策非常关键，对美国未来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我希望这次改革能够付诸实施。）
在郑州，我看到中国人的勤劳精神以极其简单朴实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殷勤周到的服务员王梅，在郑州的一家餐馆打工，所作所为完全体现了中国工人特有的工作态度。王梅一看到餐馆里的顾客招手，就会跑到餐桌旁服务。她像短跑运动员一样，跑过餐厅，问你有什么需要。对我来说，她是一种象征，抑或是一种乐旨，构成了在上海的“交响乐”的序曲。
我们眼前的上海仿佛奥兹国
一般。在我看来，这座城市一定会成为21世纪的翡翠城——这在我们有生之年就会实现。郑州是我们前往上海之路上的第一站，而南京是到达上海前的最后一站。在南京，我望向酒店的窗外，目之所及尽是吊车的身影。正是在南京，我听说当今世界有一半的吊车都在中国。看起来，行程的安排使得我能够一步一步为即将看到的景象做好心理准备和铺垫。
我们终于来到了上海，这座城市曾令我一见钟情。我再次爱上了上海，而上海也再次改变了。这是我第四次来上海，每一次上海都会让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变化是好是坏？这座城市非常现代化，高楼林立，时尚而摩登。大城市总是令我钟情。我并不想回到亚拉巴马州的迪莫波利斯市。上大学之前，我的迪莫波利斯电话号码一直只有一位数。对我来说，上海是世界上一座伟大而激动人心的城市，我会很乐意在上海生活。这就好比在1903年搬到纽约一样，那是纽约真正的繁荣时代。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上海股票市场曾是亚洲最大的股票市场，在世界上规模也仅次于纽约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上海曾是商业中心，是远东地区一切事务的轴心。1988年，我拜访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那时，我步行走过一条土路，进入一个有些破旧的店面，办公面积不到1 000平方英尺
。柜台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值班，你只需走到他跟前付钱，就可以买股票。这完全是场外交易
的流程。工作人员用算盘结账。1988年，只有几只股票可以公开交易。我购买了一家银行的股票，为的是其历史价值，而非其本身的价值。（这份证书镶了框，如今仍然挂在我纽约家中的墙壁上。）当时，电视台的人记录下了我的话，后来又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上播出。我预言中国会发生伟大的变化：
“这里正在创造历史，”我一边买股票，一边说，“美国股票市场200年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朝一日，我会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所以了解现在的情况十分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拥有东方最大的股票市场，如果我没看走眼，中国总有一天会再次做到这点。”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位于一栋崭新的办公楼，一栋巨大、扁平的正方形建筑，内部是宽敞、现代化的交易大厅，约有300人在电脑终端前工作。这座交易所实现了完全电子化，正在逐步发展，严格来说，它已经令纽约证券交易所相形见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由于守旧派势力的阻挠，交易员仍然需要亲自跑腿交换文件。
自然，我在这里开了账户。
此前，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外国人的投资需求，中国发行了一种名为B股的股种。市场上的A股仅限中国人购买。1999年，我和佩奇来中国的时候，所有的外国人由于没能像预期一样一夜暴富，纷纷开始脱手，成为又一场泡沫破灭事件的受害者。B股市场已经触底。
所有人都绝望地放弃了，连提都不想提，这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市场已经触底。我到中国的时候，B股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纯粹的机缘巧合——事情恰巧在我到上海的时候发展到了那个地步，关注股市几十年的我恰巧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人们对于B股充满了绝望与憎恨，简直恨之入骨。他们以每股20美分的价格抛售，我则大量买进。我买进了多家公司的大量股票，首先是因为这些股票便宜，其次是因为我相信中国是未来的潮流。我并不了解任意一只股票的发展趋势，但是看好所有这些股票的走势。
即便A股开放，我也不会买进。人们对A股的厌恶程度还不够。抛售股票的都是外国人，他们叫喊着：“快把这些B股卖掉！”事实上，不到一年后，中国修改了法律，B股对境内投资者开放，B股立即暴涨，整个中国股市都开始暴涨。由于各种原因，我做了一笔不错的投资，但这无关紧要（不过专买一蹶不振的股票，这种方法确实屡试不爽，只是回报不会总是来得这么快）。我无意卖出这些股票，也不知道手中的股票现在值多少。它们是非卖品。我仍然持有这些股票，并且希望永远保留下去。我希望它们能成为我的遗产。当然，中国在未来的道路上会经历一些挫折，就像英国和美国在崛起道路上经历过的一样。但除非我是白痴，才会卖掉这些股票。这就好比是在1903年买进纽约的股票，而在1907年就卖掉。
目前，买入看跌期权是一种很复杂的赚钱方式，需趁某个市场崩溃之机获利。
中国人了解货币、金融、资本主义，中国人也精通经济学知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布什这种人显然一无所知。从他最近的讲话可以看出，他不知道下调币值与货币贬值之间的区别，这太丢人了，亏他还是上过商学院的人。忘记他是美国总统而非中国的领导人吧。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并非只有小布什如此。近几届的美国总统没有一位是了解基本经济学原理的。比尔·克林顿甚至不知道几十年来最大的股市泡沫发生在他的任期，甚至也不知道泡沫在他的任期破灭了。我在他们分别代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身上都能挑出污点。
1999年春，我来到北京，彼时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正是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准备庆典，天安门广场暂停开放——官方消息称，这是为了翻修，为庆典做准备。其他著名景点，如长城和故宫都正常开放。在佩奇的提议下，同时也令我十分懊悔的是，我们去了北京的硬石餐厅。她不顾我的反对，在那里买了一件T恤。
彼时，美国正在轰炸塞尔维亚，我们刚刚惊险地逃脱了这场战争。而在我们逗留北京期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北京立即爆发了反美游行。看媒体报道，你会以为全中国都燃烧在怒火中。事实上，游行虽然规模壮大、群情激昂，但主要限于美国大使馆周边地区。我们原计划要开一场新闻发布会，约有70名中国记者会到场就这次旅行采访我们。但由于担心美国人的公开露面可能会引起骚乱，这次发布会被取消了。
佩奇指出，中国人既然这么担心我们的安全，甚至不惜把我们送走，那一定是有道理的。
“情况很严峻，吉姆，”她说，“许多中国人对美国很愤怒，而且也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虽然我们的美国人身份没有引起任何麻烦，但在这种情势下继续留在北京仍然会引起不安。
当然，“这次轰炸只是意外”的说法一听就很可笑，我在当时撰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这点。在我看来很可怕的是，美国媒体从不质疑政府的说辞。直到6个月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才开始披露真相：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是有意为之。当然，不论是谁，都很难撕破脸皮承认真相。
在北京的一天晚上，我们同袁先生、他的妻子和他们5岁大的儿子宛山共进晚餐。这个孩子几乎没吃一口，他的父母对此毫不意外。儿子要了3份甜点，袁先生也没有感到意外。我和佩奇都以为这是在开玩笑，但袁先生和他的妻子却纵容了儿子的需求。
“天哪，袁先生，”佩奇说，“我父母肯定会让我吃完一块甜点，再点另一块。”
我提到这件事，不是因为我觉得溺爱儿童本身有太多值得一提的地方，而是为了探讨一下中国儿童群体的现状。我注意到，许多孩子都被宠坏了。
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影响。计划生育政策于1971年开始实施。研究表明，独生子和第一胎通常比其他儿童更加聪明、更加勤奋，也更加成功。当然，他们通常都会被溺爱。在中国，你会发现整个国家多是独生子。所有人的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更加聪明、勤奋、成功——起码父母是这么认为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在去韩国后更值得深究。）为了培养这些“独一无二”的孩子，满足其父母为他们提供最好教育的需求，整个中国出现了难以计数的私立学校。这些学校的出现略微有些变革的意味。在这里，具有创业精神的年轻教师正在开创史无前例的事业。
中国是个有史以来一直与邻为善的国家，多次来中国旅行后，我发现未来的中国更加不可能施行外侵政策。
如果说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那么21世纪将成为中国世纪。但在这成为现实之前，中国还要迈出极其重要而伟大的一步，即允许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自由兑换和自由交易。如果没有一套人民放心、可以自由使用的透明货币、一套公开的交易体系，这个国家永远无法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
当时，人民币的汇率是固定的，这是当时仅有的几个币值无法自由浮动的货币之一。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的汇率会上下浮动，但人民币与美元每一天的汇率都固定不变。固定汇率在过去行不通，将来也行不通。没有哪个固定汇率的货币可以保持币值。
中国货币并不是完全可以交易的，没有实现自由兑换，这是50—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行做法。实现自由兑换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美元、欧元和日元是目前唯一有资格用作世界货币的三种货币，如果说有任何可以服众的货币能够替代这三种货币，那一定是人民币。为什么？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庞大，且一直在增长。中国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口国之一，2003年在这方面的规模攀升数位。所有人都愿意找中国客户。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进口规模还要大，而且还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额仅次于日本。美国则相反，是个负债国。我们没有外汇储备净额，只有巨额债务。当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权国，而第一大债权国日本却存在严重的问题。日本背负着巨额的内部债务，人口日益老龄化。日本当时有25%的国内生产总值都用于政府开支，比1991年的20%有所上涨。世界或许欠着日本人的债，但日本人也欠着自己人的债。日本政府欠了日本公民巨额债务。中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既没有巨额的国内债务，也没有国际债务（是净债权国），而且还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外汇储备。
中国央行官员明白实现货币自由浮动，让国际市场决定人民币的币值势在必行。过去，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害怕国内民众会纷纷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大量国外投资者跟风效仿，会导致人民币崩溃。20年前，他们这样想没错。但如今的中国不同了，这不是1984年，也不是1994年。任由货币自由浮动吧，让那些想抛售人民币的人尽管抛售。反正我会选择买进。而且这样做的投资家绝对不止我一个。所有那些投资祖国的海外华侨也不会停止投资。实际上，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中国。资本总是更有可能流向没有货币操纵措施钳制的地方。
我在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在，中国的申请已经通过，实现货币可自由兑换成了中国的义务。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于1948年正式生效，最初成立的原因是人们意识到刚刚结束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崩溃造成的后果。而引发大萧条的是世界各国实行的关税、配额和贸易限制。每个国家都想拖垮邻国，于是开始封锁经济，最后却在相互僵持下，自己纷纷垮掉了。如今，战争的幸存者业已离世，大萧条也已经过去，那些反对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人忘记了先人付出惨痛代价才得来的历史教训。
中国当时实行的——同时也是全球化抗议者所支持的——汇率掌控和贸易限制政策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国际行为。
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想要鱼与熊掌兼得的国家。
例如，美国最近对加拿大种植的番茄开始征收关税。看地图你就会发现，加拿大虽然没有全境被冰雪覆盖，但也仍然不是发展农业的首选之地。但不知是何原因，种植番茄的美国农民就是无法像加拿大农民一样生产出成本低廉的番茄。实际上，美国政府因此宣布：“我们知道两国有自由贸易，资本可以自由流通，我们也想购买最低价的商品，但我们必须保护种植番茄的佛罗里达农民，让他们免受来自加拿大农民的竞争。虽然后者生活在寒带，而我们生活在亚热带，但他们生产的番茄就是比我们的便宜。我们会想出对策。不过不要担心，这只是临时的。”
这种限制政策总会被标榜为“临时措施”。
但如今，由于加拿大番茄要负担关税，只能涨价，我若是美国农民，就没有必要勤劳工作了——我可以去海滩游玩，可以每天3点便收工——而且还知道所有的番茄都卖得出去，因为没有竞争。如果我偷一点懒，收入下降，涨价就行了。纵观历史，放眼世界，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50年来，美国的钢铁行业就是这么过来的。每隔几年，该行业便会游说政府保护美国，抵挡国外竞争。“我们需要重组。”但政客并没有进行行业重组，没有提高效率，也没有研究国外商家的先进经验，只是在不断地提高保护门槛。小布什自称伟大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却再次让我们经历这样的轮回。美国有超过2.75亿人口，为了论述方便，假定钢铁行业从业者及其家属有50万。为了给他们增加几美元的收入，我们这2.75亿人就得承担更高的钢铁价格。现在，我们多数人之所以没有上街疾呼，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头。等我们注意到了，就得是一两年之后了，那时汽车价格会开始上涨。但政府会告诉我们，这是临时的，而贸易保护主义总是有好听的借口。我们保护这个国家的大米，保护马海毛，为的都是“国防”。
所有的美国公民承担着更高的米价，为的是救济一小撮稻农。如果我们给每一位稻农发固定工资、一艘游艇和一栋海边别墅，作为条件，让他们停止种植水稻，我们的生活会更好。
畸形的贸易保护政策总是会产生连锁效应。由于稻农的高额收入有了保障，他们会购买更多土地，从而抬升了耕地价格。然后，他们会以这些高价土地为由，再次要求得到保护。这些土地可能更适合种植谷物或棉花，但享受更高补贴额的稻农抬高了地价，进而抬高了种植这些作物的成本。
这种畸形效应不断地波及整个社会。大学生会选择学习农业，而非护理和语言，因为前者有钱可挣。
这种荒唐的局面会改变吗？令我既又惊又喜的是，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提议在2015年之前废除所有制造业关税。这是历届美国总统提出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提案之一。美国需要自由贸易和资产的自由流动，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偿还债务。目前，美国的关税有10 200个类别，关税高达48%。不幸的是，孟加拉国等贫穷国家成了这些关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全世界的关税总额约为每年3 000亿美元，而且近年来又开始上涨。如果总统的提案能够实施，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富裕，但我不认为这能成真——美国连小扁豆和鹰嘴豆都要保护，预计未来几年人们喝的汤还是会很贵。
纵观历史，这种局面不断重演。20世纪30年代，由于流动资金和贸易的枯竭，世界经济崩溃了。资金无法流动，无法买卖商品，最终催生了如今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该组织将发展贸易奉为宗旨，开始推行贸易扩张。近50年来，国际贸易大幅扩张——平均国家关税水平从1945年的55%降到了如今的不到5%。这都要归功于这个曾经把中国拒之门外却终又接纳其为成员的组织。加入世贸的一个要求，自由贸易、开放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资金可以自由出入。
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由于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这种货币自然会存在黑市买卖。实际上，凡是被官方管制的商品，都存在黑市买卖，这是举世皆准的道理。无论是小麦、黄金、货币、酒精还是大麻，总有人能想出方法钻空子，投机倒把。想知道一个国家是否存在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为这个国家“把脉”，去参观一下当地的黑市会很有启发性。不论到哪里旅行，这都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之一。这也是我来到中国后一开始就在做的一件事。
在中国西部城市乌鲁木齐——我们离开哈萨克斯坦后的第二站，我去调查那里是否有黑市。在我看来，中国正在经历积极的转型，而黑市能告诉我中国的转型进行到何种程度了。寻找黑市的一个方法就是去银行，因为黑市贩子常常在银行附近转悠。钱在哪里，他们便在哪里。在土库曼斯坦的时候，我在阿什哈巴德那家五星级酒店外的黑市换了钱。很多行李生和服务员都熟悉黑市，他们自己也常常会换钱，但汇率并不是很有竞争力。有几次，我是在警察的带领下找到黑市的，但只有那些还没到垮台那一步的国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有的国家，是银行职员带我找到黑市的。自然，在乌鲁木齐的中国银行门外，有大约15个人，年纪轻轻，在那里坐等换钱的买卖。
他们的价格并不高，和他们谈买卖简直是浪费时间。和几个人讨价还价了一番却毫无结果后，我放话说要去银行换钱。一如既往，一名负责的头儿当天恰巧在场，一个年轻人指了指他，所以我又去见他。他拒绝加价后，我走向了银行。这是我迟早会做的事。我总会在银行里换一部分钱。有时黑市会换到假币，而从银行换到的钱是合法货币，我需要用后者来做对比。
我走进了银行，那位倒钱贩子也跟了进来。他就站在柜台窗口前，公然劝我不要跟银行兑换，而应跟他兑换。我想，无论中国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转型，情况都不会太糟糕。我刚刚在街头的经历使我了解到，黑市并没有在以极高的价格兑换外币，其价格只是稍高一点，政府似乎根本不担心——这件事或许是有参考意义的。人民币的态势很强健，将人民币换出国相当方便，于是黑市价格只是稍高一点而已。否则的话，黑市价格会高得离谱，黑市贩子也会谨慎得多。
中国的变化是有益的吗？有时，我还会惋惜一去不复返的旧上海。我记得我曾在一天清晨，去公园里，混迹在人群中，看着船只划过水面来到岸边。来自乡下的农民下船，来到码头上，背上扛着大量鸡蛋。这种情景不会再发生了。我每一次都会回到那个公园，那座码头，但再也没有载着农产品的船只驶来了，这一切结束了。这不再是曾经的上海了，也不是曾经的中国了。我在上海抓拍了一张一位年轻女子骑着小型摩托打电话的照片。她的穿着打扮和纽约、巴黎或米兰的任何女子一样入时。我想起了任山，一位生活在西部城市乌鲁木齐的17岁男孩。他毕生的唯一梦想就是到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打球。他卧室的墙壁上贴满了美国篮球明星的照片，而我对他们却一无所知。比起20年前，这是好是坏？谁知道呢？不论是好是坏，这就是如今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