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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格鲁吉亚边境时，两方的边境士兵都喝醉了，我们因此被耽搁了一些时间才进入格鲁吉亚。世界真是千变万化。10年前，即1990年春天，我第一次从这里过境时，格鲁吉亚仍然属于苏联，这些公职人员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离开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国家，铁幕沿线处处都能看到异常严肃警觉、极其严厉的边境官员。如今，他们的状态已完全不同了。
这一次仍然要填不少表格，仍然要你来我往地争论一番，整个入境过程仍然带有苏联时代的遗风：车辆要锁进两道栏杆之间，前后的栏杆落下，让车辆接受检查。但这一次的搜查比过去要随意。过去，连车的底盘都要接受搜查。（在过去那个人人都在充当走私分子的年代，进出该国的车辆均需接受反走私搜查。）不过，入境仍然需要好几道烦琐复杂的手续。我们必须交各种各样的费用、保险和道路税——由于边境士兵喝得酩酊大醉，这些文书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于是直到午夜时分，我们才来到巴统市——格鲁吉亚境内的第一站。
我们由出租车司机带路，来到了市里最好的酒店。我上一次来这里住的也是这家酒店，那时经营这家酒店的还是苏联时期的垄断旅游企业——苏联国际旅行社。我谈拢了一间房的价格，25美元，包括停车费。我注意到酒店后方有一块围起来的私人区域，有警卫站岗，里面停着几辆轿车，多数是豪车，主要是奔驰。这些车显然属于当地的黑帮成员，停车场和酒店都属于某个黑帮成员。
我们爬上楼梯来到房间，发现每层楼都有一位老太太把守着——这一做法沿袭自苏联时期。在新政府时期，这些老太太的工作变成为入住的顾客分配妓女，而我们拒绝了这项服务。这家酒店仍然是“四星级酒店”，这里的“四星级”只能算是条件凑合，而如今在新政府的统治下更是面目全非。这家酒店俯瞰黑海，环境宜人，但停掉了供暖、电力和自来水，实际上已经破败不堪。唯一一处仍然可以正常使用的地方就是楼下的酒店吧台，那里仍然放着喧嚣的音乐。整座酒店脏乱不堪，逼得佩奇不愿睡在酒店提供的床单上，只能回到车里拿来了睡袋垫子。我则回到大厅，让老板退了10美元房费。
后来，凌晨3点左右，一个老太婆敲门，带来一个头发染成金色、衣着暴露的少女。
“抱歉，他有人了。”佩奇说。
后来，我了解到这些国有商铺在苏联解体后的转手经历。政府是这些商铺原本的所有者，政权更迭之后，这些商铺便处于无人所有的状态。当时负责经营的人便接管了这些商铺。经理随口一说“这里现在归我了”，也没有人阻拦。过了一些时日，黑帮的人会现身，要求提供保护，即防灾防难——“好吧，这是你的酒店（抑或是工厂之类的任何财产），但我们会罩着你”。黑手党这样说，言下之意无非是让老板交保护费。从此以后，商铺老板就得向黑手党交保护费。通常，由于经营不善，商铺难逃倒闭的命运，老板及合伙人会将这些财产的价值榨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上午，我们离开巴统，前往首都第比利斯，一路上每走20公里我们就会被警察拦下一次。此前，我们时不时地也会被警察拦住，原因五花八门，但主要是因为好奇。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想看看车。我们交点钱，或许再递几根烟，就可以上路了。但在格鲁吉亚被拦下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就像是被克格勃盘查一样。他们的行为一如既往。他们的思维方式一直没有改变，还停留在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担任苏联外长的时代。他是西方人眼中的伟大英雄。
第比利斯与我上一次来相比还是有些变化的。那时还是1990年4月，我看到一些雕像被推翻在街道上。这一次，我们竟然在这座城市路过了几家私人餐馆。但除了这些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和私有化迹象，整个国家仍然境况不佳。尽管如此，不少和我们聊过天的格鲁吉亚人仍然对未来十分乐观。
我看望了一位老朋友——大学教授扎扎·阿列克西泽。1990年来到第比利斯的时候，我认识了他，从他这里了解到不少关于苏联时期格鲁吉亚的情况。他如今还是教授，但生活却不比10年前优裕了。他的工资一直没涨也没跌，但常常被拖欠，而且格鲁吉亚的货币早已崩溃，币值一泻千里。他住在一栋楼的15层，但楼上很少通电。但凡有房客去世，总是能弄得全楼皆知，因为只有这时电梯才会启动以运送遗体。尽管如此，他仍然满怀信心地认为格鲁吉亚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
“苏联解体以后，情况一直在恶化，”他告诉我，“但我们格鲁吉亚人相信会柳暗花明的。”
他说：“民族精神，我们有的是。”
我说：“扎扎，你疯了，你应该离开这里。”
但他就像许多苏联人一样，仍然深信一切都会好转，格鲁吉亚终会东山再起，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想到，毕竟格鲁吉亚是世界上仅有的13个拥有自己字母表的文明之一。
“我们仍然热爱格鲁吉亚，”他说，“我们为祖国而骄傲，格鲁吉亚人仍然心怀希望。”
虽然我希望扎扎一切顺利，但恐怕这个国家会每况愈下，柳暗花明之日遥遥无期。
阿塞拜疆在苏联时期是石油生产的一大中心，曾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产油区。20世纪初，世界上一半的石油都产自里海地区。我上次离开该国首都巴库后，阿塞拜疆已经与西方企业签订了价值74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里海地区的油田。除此之外，这里唯一的变化就只有灯了。
在苏联时期，所有城市——巴统、第比利斯、巴库——都没有什么灯（没有街灯，没有集市的霓虹灯），没有什么餐馆，也没有什么汽车。整座城市最多只有一家咖啡厅，里面有广播放着音乐，或乐队演奏着曲子，但曲目一成不变。现在有了市场、餐馆、路边摊和沿街叫卖冰激凌的人。但你能看到的改变仅限于此了。多数地方仍然一如往常，甚至比以前更加破旧。似乎没有人投资修缮任何设施。
在巴库，我首次有机会与一位中亚的新生代寡头政治家同桌交谈。此人名叫纳米克，当年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之一，趁着苏联解体的机会大肆敛财。正是他向我解释了巴统的酒店是如何落入现任老板之手的。假如你是一家酒店或本地伏特加酒厂的经理，接管这些财产需要耍一些手腕，但仍然不至于太复杂。而对于纳米克这种无职位优势的人来说，就需要动点脑筋了。
在整个国家即将崩溃之际，像纳米克这样的企业家会得到一张出口许可证，这种许可证虽然难申请，但给点贿赂便能疏通。以化学制品出口为例。拿到出口许可证后，他可以以苏联内部价格从苏联工厂收购化学制品，收购价的盈利空间很大——当时根本没有市场价格可言，因为商业流通仅限于苏联国内。这样一来，他便可以从国内的生产商处收购化学制品，然后拿着出口许可证，以市场价格卖到西方，赚取硬通货。他以每吨5美分的价格从阿塞拜疆收购化学制品，以每吨832美元的价格出手。由于他将产品卖到了国外，支付也在国外进行，他赚的是硬通货，而非廉价的卢布，还可以将钱存在瑞士。
这样的机会只持续了一两年，随后所有人都参透了其中的玄机。化学制品生产商明白他可以自己出口化学制品，并不需要拿着出口许可证的中间人——出口许可证不再是必需品了。在苏联，没有出口许可证你便什么都无法出口，但即便是在那时，这一纸证书也没有达到价值千金的地步。为什么？因为苏联人鲜有出口贸易。
苏联解体造成了权力真空，而填补这些空白的人是些相对年轻的人，他们三四十岁，和当权派没有太深的瓜葛，不会因此损失什么。他们识时务，看准时机便下手，因此暴富了起来。纳米克如今50多岁，是这类人中的典型代表。他诡计多端，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精致得仿佛是在伦敦手工定制的。而他就在我眼前，解释着新体制的个中奥秘，讲述着一个曾经几乎一无所有的年轻商人如何过上了在里海吃鱼子酱的生活。
在巴库君悦酒店，鱼子酱是用大碗盛的。服务员盛出来放到桌上，那个架势就像是其他餐馆的招待上花生米一样。你从没见过这么一大碗鱼子酱，换作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得花上1 800美元左右。只有这里例外，这里盛产鱼子酱。
在这次环球之旅中，我遇到了不少纳米克这样的人，我认为这些机会非常珍贵。我是所到一地，必与当地人深入交谈。（当然，我也在努力入乡随俗。）与纳米克聊天，我了解到了大量有关阿塞拜疆和新时代中亚地区的情况，这比任何旅行指南都有用，更是远比见政府官员、政客或“世界领袖”有裨益。我也是做过功课的——我读过那些人手一本的书，也像其他人一样关注华盛顿发布的消息。但同此人同桌交谈后，所有碎片才开始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面。纳米克的故事就是阿塞拜疆历史的真实体现，听了他的一席话，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个社会。我和佩奇后来又同纳米克共进过几次晚餐。
阿塞拜疆是土著游牧民族的家乡。直到苏联时期，巴库才发展成为伏尔加河——里海线路上的重要港口。而早在很久之前，这座城市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成群的骆驼——有时多达6 000头——6头一组拴在一起，拖着大篷车，排成纵队来往于巴库，穿越沙漠，运送香料、香精、熏香、药物、水果、干果、茶叶、盐、宝石、金银铜器、瓷器、象牙、玉石、棉花和丝绸。每头骆驼可以驮送500多磅
的货物，最大商队的载货量与大型商船相当。这条商队路线沿路建有带城墙的堡垒，这些堡垒可供牲畜补水，供商队歇脚。这些沙漠中的绿洲便是商队的旅舍。
某位阿塞拜疆企业家将一家商队旅舍改建成了餐馆。经过修缮和翻新，骆驼围场被改建成了餐厅，装潢风格极为奢华。第二次相聚时，纳米克便在这里请我们吃了晚餐。同第一次共进晚餐时一样，纳米克又带了一名年轻女子——两次不是同一名女子，且都不是他的妻子。这一次惹得佩奇比第一次还生气。
我说纳米克带年轻、漂亮的情妇来，不带自己年老色衰的妻子，是在间接讨好她。这也没能让佩奇消气，她争辩说，纳米克带和她一样年轻漂亮的女伴来，或许是在炫耀，不过也可以理解为假惺惺的恭维。不过即便是恭维，他也是在恭维我，而不是她，而且他是在把情人当作财产来炫耀。佩奇认为这是对她个人的侮辱，也是打在所有女性脸上的一记耳光。
我想这让我们想到了巴库商队旅舍的那位肚皮舞舞女，她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优秀的肚皮舞舞女，比在伊斯坦布尔见过的那位更加狂野、更加奔放。实际上，看过这段舞蹈后，我和佩奇都很欣赏这种艺术，也有了很好的理由在旅行途中经常欣赏肚皮舞。世界各地的民族舞者都拥有不可思议的精湛舞技，令我俩拍手称奇。后来在西非的时候，我们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如今回想起来，这几乎犹如梦幻一般。人类的身体柔韧程度简直难以置信。在其后的旅行中，东非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舞蹈，再次令我们惊叹不已。
与纳米克及其两位情妇共进晚餐让我有机会了解到官方渠道无法提供的信息。华盛顿声称我们之所以资助新一代的寡头政治家，是因为他们是资本家，崇尚民主。事实上，这些人只崇尚优胜劣汰的法则。在社会经济学中，最信奉这种法则的就是黑手党。同纳米克聊天之后，我知道只有疯子才会在阿塞拜疆投资。
我无法厚起脸皮行贿、玩弄手段、提供回扣等，但纳米克却可以，他会周旋。他可以去找政府官员说：“直说吧，你想要什么回报？我需要这个，怎样才能得到？”这根本称不上体制，其发展动力并不是知识、资本和技术的积累。这即便是资本主义，也是旁门左道的资本主义。这些企业家并没有做出任何建设性贡献，他们只是尽可能快地坐吃山空。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申请伊朗签证。去伊朗是我的夙愿，但一直没能实现。自1993年至1995年，我一直在伊朗有小额投资。奔走了一年的时间，我才申请到了在伊朗投资的许可，最终总算获准可以购买伊朗证券交易所流通的股票。
不要听信美国政府的说辞。伊朗即将迎来许多积极的变化。就人口构成而言，这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国家，而且投资环境也已经成熟。我对该国的未来十分看好。作为投资家，我支持伊朗的变革。而且，我认识该国外长卡迈勒·哈拉齐。他来哥伦比亚大学听过我的课，邀请我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驻地吃过晚餐。我想如果说真有人能申请到驾车穿越伊朗的签证，那这个人一定非我莫属。他向我保证，签证会在伊斯坦布尔等着我。结果事与愿违，不论是伊斯坦布尔还是巴库，签证都没到。
伊朗设有一个类似克格勃的组织，即德黑兰秘密警察总部，伊朗的所有文件都会送到总部密室里的神职人员手中接受终审。尽管伊朗的官员三番五次做出承诺，但这位神职人员拒绝了我的所有申请。显然，他明白我对新世俗政府推行的改革很感兴趣，决意要阻止我环游该国，不允许我随心所欲地同伊朗人交谈，于是便行使了他作为宗教领袖的否决权，这种权力是任何中立派政客都无法僭越的。不管有多少人同意都没用，伊朗一切事务的最终决定权都在一个神职人员手里。我从亲身经历中早早地便了解到，伊朗的改革进程会比预计的缓慢，新政府和议会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
当然，经常有美国人能获准进入伊朗——同样也有很多毛拉的子孙能获准到美国留学。但没有哪个美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驾车穿越这个国家。我的路线会经过库尔德地区。我们最终还是被拒绝入境，这虽然不是世界末日，但也算得上是我这次旅行的最大遗憾了。我原本很期待能够去伊朗看一看，但唯独这个国家永远不会让我驾车游历。
当然，伊朗拒绝我们驾车入境，不仅令我们万分失望，还造成了更加严峻的后果：我们被困在了巴库。
南有伊朗，东有里海，我面临着要么原路折返，要么向北出发的选择。原路折返，就得向西回到格鲁吉亚和土耳其；而向北走就要穿越车臣和达吉斯坦
。这两个地方虽属俄罗斯，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却更愿意称之为车臣共和国和达吉斯坦共和国。原路折返就不必考虑了。由于还要穿越中国，现在原路折返就意味着我很有可能会不幸碰上西伯利亚的寒冬。那向北走？车臣及周边地区正战火肆虐、生灵涂炭，交战方可不会欢迎外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正东方：我只能穿过里海。要么驾车绕过里海，要么不惜高价的运输费，运车过里海。
“去土库曼巴希
的船什么时候出发？”
我站在巴库的码头，向船运公司的职员询问定期往返于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客轮何时发船——我在1990年乘坐过。
“不知道，”船运公司的职员称，“下一班船该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然后就出发。”
有意思。
“你们有时刻表吗？”佩奇问道。
没有时刻表。
“明天再来吧。”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我们第二天又去了，第三天也去了。我们一连几天每天都去码头，直到一天早上，出发日期总算定了下来。
“船要来了，”他们告诉我们，“今晚过来，今晚就出发。”
一个人从船运事务所后方走出来，把我们带到外边，告诉我们，如果想要一等舱的船票，他可以以半价卖给我们。
“今晚过来找我就行。”他说。
这艘渡轮原属丹麦，被阿塞拜疆人买下后，被重新冠名为“阿塞拜疆号”。其出发时刻要依火车时刻表而定。这艘渡轮将火车拉到巴库的货运车厢运过里海。没有货物要运输，就不必出海。上船走这条路线的乘客很少，可能至多只有50人。除了一对卡车司机，其他都是单独上船、步行来的乘客。
我们付钱从那个人手里买了一等舱的船票，他带我们上了船。我们被船上的居住条件彻底惊呆了。船舱舱壁上有漏洞，地板积满了泥垢，黑黢黢的，一等舱里唯一的东西就是地板上一张又薄又破的床单，上面盖着一张毯子，脏得大概自丹麦人转手以后就没洗过。很难想象二等舱是什么光景，更别提下等舱了。
我们听了票贩子的建议，在一间空的船员室里过了一夜，就这样渡过了里海。
夜里，海上油气井的火光照亮了里海。
船停靠在了土库曼斯坦，我们是最后下船的人。我们被迫在船上坐了5个小时，等着一位接一位的安全人员指指点点、不断打量、琢磨着该拿我们怎么办。他们从未遇到过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于是都很害怕，这些一根筋的官员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
最后，他们收了5美元的消毒费——并保证不为我们消毒——便放我们连人带车下了船。我们需要交钱买一张特别许可证，凭此证才能以当地的规定价格购买柴油，价格大约是每加仑20美分。我们把去乌兹别克斯坦的路线给了他们，他们计算出了这段路的耗油量。我们提前付了当地价格与世界价格的差价。
午夜时分，我们才到达了土库曼巴希的酒店。
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曾在苏联时期担任过土库曼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后来更名为阿克巴·土库曼巴希，意为“全体土库曼人的伟大国父”。他不仅将克拉斯诺沃茨克市重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还将自己的肖像印在该国的货币、伏特加酒瓶、茶叶包上。我们驾车穿越土库曼斯坦，一路上到处都能看到尼亚佐夫的雕像或海报高高在上地盯着我们。在巴库同我们会合的俄语翻译谢尔盖向我们解释道，海报上印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土库曼巴希。初次见到这些海报时，我很震惊。多年来，我在路上收集了数百张海报，多数都是历史上的政治宣传海报，包括一张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的宣传海报。上面印着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以及“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的标语。
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行为随处可见。在土库曼斯坦的电视上，他的脸就位于屏幕的右上角，一天24小时不停地盯着电视观众。只是出于国际社会施加的巨大压力，他才没有将自己的脸印到国旗上。（我回到美国不到一年，他提出要重新命名每年的月份。1月从此改名为土库曼巴希，4月以他1948年去世的母亲命名，而10月则以他的一本沉思录命名。这本书自2001年发行以来便成了全国学生的必读书目。）
我上一次来土库曼斯坦的时候，这里是一个没有生气、毫无希望的国家。全国只有一家酒店、一家餐馆、一条公路。如今也没有多少变化，至少土库曼巴希确实没什么改变。我们下船的时候，只有一家酒店还有空房间，而这家酒店简直就是一座收留退休军人的破旧贫民窟。
我一点也不在乎过夜的地方，但这个贫民窟的条件令佩奇无法接受。
“你想怎样？”我问道，“现在是午夜，我们只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因为住宿争吵，因为食物争吵，因为整个旅行争吵。我们吵了几个星期，这次也不例外。但再怎么说“我警告过你了”也是浪费时间。渡轮已经出发回巴库了。我们将驾车穿越沙漠，任谁也没办法在沙漠中回到美国。我们决定尽快离开这座城市。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出发了，希望路的前方能有所好转。
卡拉库姆沙漠（意为黑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占据了土库曼斯坦这个遥远而人烟稀少的国家约70%的国土面积。我们行驶在公路上，野生骆驼成群结队地奔跑着从我们的车前穿过。我们沿着丝绸之路，向着首都阿什哈巴德出发，沿途经过了卡拉库姆运河——当然，如今已经更名为土库曼巴希运河。阿姆河的河水经由这条运河流向该国的干旱地区，而这条运河却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咸海的干涸——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灾难之一。
在苏联时代，除了肃反运动，集体化和大量反宗教运动造成的流血事件也令身为游牧民族的土库曼人受尽苦难。他们曾是并依然是不当经济政策的受害者。进入阿什哈巴德后，你会路过20家整整齐齐排成一排的酒店。这些酒店都是新建的，资金全部来自西方的借款，但全部空无一人。这个国家已经垮掉，货币濒临崩溃，而土库曼巴希却在为国内各类官僚机构兴建项目、装点门面——石油部酒店、农业部酒店……
从土库曼巴希两座府邸到其办公室的那条柏油路极其平整，沿途风景优美，但这也是该国唯一一条路况良好的公路。该国有一座富丽堂皇的机场，却鲜有飞机起落，只有25架空荡荡的飞机停在那里。从机场进城的路上，你会经过一条保养良好的马路，两边排列着喷泉。一有高官经过，建在这条线路两旁的房子就会停水，因为此时喷泉会喷水。这些房子虽然整洁漂亮，但两个街区外就是贫民窟，这是苏联时代遗留的问题。来到土库曼斯坦的游客或来访官员只看得到光鲜的表面。
在市中心，来到阿什哈巴德的游客会遇到一处名胜——一座246英尺高的拱门，上面竖立着土库曼巴希的纯金塑像。这座塑像会自动旋转，这位土库曼人的伟大国父可以进行全天候的监视，环视他的整片领土，双臂永远指向太阳的方向。
土库曼斯坦立法机构及所有内阁成员人手一辆奔驰车，都是土库曼巴希赠送的。然而，没有一个人开奔驰S600——这在中亚地区算是顶级车型了。这款车只有一辆经批准进入了该国，即德国奔驰公司送给土库曼巴希本人的那一辆，为的是感谢这位土库曼斯坦总统把大量的国外援助资金拨给了奔驰公司。你我这样的纳税人缴各式各样的税，钱却落入了土库曼巴希（乃至奔驰公司）的手里——这些都是在以传播民主之名，行石油政治之事。这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国家，一方面被一个彻彻底底的独裁者只手遮天，另一方面却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我们源源不断地为这个自大狂送钱，妄想着有朝一日他能让我们开采这里的天然气资源。
一路上，一直有个美国人发电子邮件给我们。他在土库曼斯坦就职于一家美国机构。这个年轻人不久前才携妻来到阿什哈巴德，一直在网上追踪我们的行程。他负责管理美国设立的一项基金，为土库曼巴希这样的政府筹集资金。这些基金最初是在苏联开始解体时设立的，资金来源是私人投资，你我这样的普通人都可以投资。这些基金虽然多数都是不良投资，但却受到了保护，永远不会亏损，因为各位可以想见，所有的资金有“山姆大叔”的担保。
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3亿美元的中亚基金，管理者是那些在华尔街出不了头的马屁精——如果在90年代的华尔街都出不了头，那除了政府，你就别想在其他地方有出头之日了。头一次，这些人把钱亏了个精光。或是因为做事草率，或是因为将不良贷款借给了友邦，或是真的因为愚不可及，他们被召回了国。没有谁的名誉会受损，因为美国政府会补偿一切亏损。地区经理带着和我通信的这位年轻人来到土库曼斯坦，接替不称职的前任。
在中亚，我们和这些人吃过两三次晚餐。他们本人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之处。我见到这种人，会想起吉姆爷
这种在祖国无法出人头地的人物。他们总是认为搬到这种地方为政府工作要容易一些。他们不必四处奔走，也不必多机灵，有宽敞的办公室，想下馆子就下馆子，生活要比在美国优裕得多，简直可以富甲一方，而且还凡事都有借口。他们会向你解释说必须给他们配司机，以避免和警察起冲突。他们在这里，挥霍着我们的钱，趾高气扬，养尊处优，不怎么精明，却过着奢靡的生活。他们做对做错都无关紧要——一旦出了差错，政府就会出资拯救股东。
这样的项目是彻彻底底的灾难，打着向这些国家传播资本主义的幌子（同时出于彻头彻尾的狂妄自大心理）拿钱去打水漂。做这类工作的人，均是海外侨民，不论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不过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喜欢这种生活，其他的工作想都不会想，有比我更智慧的人——约瑟夫·康拉德、格雷厄姆·格林
——描写过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说起土库曼斯坦，不提我们在查尔朱的一大发现，是说不过去的。查尔朱拥有将近20万人口，是该国第二大城市。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处，我们走进了列巴布（Lebab）餐厅。这家餐厅环境怡人，老板稀稀拉拉地摆了几张桌子，桌子上面铺着蕾丝桌布，摆着精致的瓷器和亚麻细布餐巾，散发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息。我们是当晚唯一的顾客。土库曼斯坦鲜有人能够承受这里的价格，即便有这个经济实力，也并无兴趣。但即便是在世界上最萧条惨淡、无可救药的地方，你也总能找到一丝乐观的迹象，总会有地方洋溢着这样的精神。我们吃过一顿美餐后，老板做了自我介绍，感谢我们光顾，知道我们对她的餐厅赞不绝口后，似乎有些惊讶。离开土库曼斯坦之际，我们虽然不再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抱有希望，但对人类进取精神却平添了一份信心。
我们沿着古老的大篷车路线，穿越乌兹别克斯坦，前往中国，途中去了布哈拉和塔什干这两座传奇古都。光是这两座城市的名字就蕴含着往昔的荣光。布哈拉拥有众多宣礼塔和90座神学院，曾是古代商业中心、伊斯兰教重镇，创造了大量财富、学术成就、建筑成就和艺术成就，至今仍是一座恢宏壮丽的城市。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曾是苏联第四大城市。撒马尔罕，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历史可追溯至约2 400余年前，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成为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大熔炉。14世纪，这座城市成为帖木儿帝国的都城，实力达到巅峰。
帖木儿是早期的征服者之一。他自视为文明的传播者，但在他人看来，他只是个可怕、嗜血的白痴。无论如何，他都是人中豪杰。他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的征服使得撒马尔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学术成就。据说，有一次，帖木儿出征期间，他的妻子比比·哈努姆为了给帖木儿一个惊喜，下令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清真寺，然而帖木儿一回朝便处死了建筑师。对于这件事，历史上众说纷纭，但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红杏出墙。从那以后，帝国所有的女人必须佩戴面纱，以免勾引男性。帖木儿的陵寝位于撒马尔罕，当地有传言称，打扰帖木儿陵寝的人，自家必会面临灭顶之灾。据说，1941年6月21日晚，一组苏联考古学家打开了帖木儿的陵寝，几小时后，希特勒便入侵苏联。
我1990年经过乌兹别克斯坦时，无论是撒马尔罕，还是布哈拉，均毫无旅游业发展的迹象。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资本主义已经来临的征兆，这个国家开始努力吸引游客。上档次的酒店开始涌现。几大旅游景点外都出现了T恤店和地摊商贩。无论怎么牵强附会，这两座城市仍然比不上迈阿密海滩，毕竟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但情况与我上一次来相比确实有很大改观。上一次完全没有游客的踪迹。
在塔什干，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问题令我在接下来的一周半时间里常常彻夜难眠。中国方面告知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领取中国签证，但中国驻塔什干大使馆的领事官员却告诉我们他权力有限，申请签证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居住时间已经超过6个月。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给北京方面打了几次电话，才终于说服了他，但拿到文件后，我仍然不是很放心。和伊朗人打过交道后，我知道在这个地区旅行，什么事都不能掉以轻心。
站在某个国家的大门前，也不一定就能获准进入。实际上，情况反而可能更加困难。我们虽然有签证，但是否能进入中国还有待观察——前提是我们真的能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有人意图暗杀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所以边境关闭了。
3月的第三周，我们离开了乌兹别克斯坦。穿过美丽、多山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广袤草原，一路向着中国进发，途中遇到过驴车，看到骑马人策马奔腾穿过干旱的草原，宛如从古老传说中奔跑而出一般。我们穿越了400公里几乎荒无人烟的边疆地区，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前往中国边境。在阿拉木图逗留期间，佩奇已经将笔记录了音（在这里，她第一次参观了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第一次采访到了妓女），于是她在这段路上负责开车，而我则整理着有关中亚未来的思绪，努力不去想边境官员可能会带给我们的麻烦。
说得委婉一些，我对中亚的未来并不乐观。整个地区动荡不安，种族纠纷、边境冲突、水源之争、石油纷争和油气管道矛盾阻挠着每一次政治谈判。在可预见的未来，种族和部落差异可能使该地区的政治格局动荡不安。
苏联已经解体为15个国家。在这5个中亚共和国中，人们操着十余种不同的语言。该地区有100多个语言、种族、宗教和民族各异的族群，没有一个是自愿加入苏联的。（相比而言，在中国，约91%的人口是汉族。）华盛顿的政客和华尔街的金融家若以为俄罗斯能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简直是痴心妄想。8年了，俄罗斯军队也没能控制住车臣地区的局势，而车臣地区的面积仅比康涅狄格州或北爱尔兰的面积大一点，总人口约有150万。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货币正在迅速贬值，两国的经济均濒临崩溃。就在我和佩奇来到中亚的时候，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货币已经大幅贬值，美元的黑市价格比官方汇率高出了3倍多。重大灾难即将到来：暴力冲突、暗杀行动、炸弹袭击以及内战。
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大概没什么意义，因为在未来的很长一个时期，这些国家的人们会忙于自相残杀，根本无暇顾及我们。他们的核武器多数已经被销毁，完好无损的那些也不在他们手中。除非美国政客以愚蠢无知的态度，重蹈“大博弈”
的覆辙，像19世纪的欧洲政客一样，再次将我们拖入泥潭，否则远在美国的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免受波及的。至少几年前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如今，美国将枪口对准了伊拉克，在中亚建了基地，在该地区招惹了不必要的敌人。看到美国政客不断地将我们拖入没有人调查过的可怕境地，插手没有人了解的地区事务，我一直非常痛心。记得美国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吗？
这一地区的一项地缘政治优势是大量的油气资源储备和大量的原材料储备。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资源在世界上排名第五，此外，该国还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及煤炭、硫黄和盐。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是世界第三大棉花出口国，是重要的黄金及天然气生产国及该地区的重要化学制品生产国。哈萨克斯坦是天然气、石油、煤炭、黄金、铀、银、铜、铅、锌、钨和钼的重要产地。然而，这些丰富的资源不会为这些国家带来任何好处，起码短期内一定是不可能的。而在我看来，目前的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不会立即好转。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莫斯科方面为了实现棉花自给，实行了一项计划，即将阿姆河和锡尔河这两条河改道用于大量棉花田的灌溉。咸海的水源来自这两条河。咸海为内陆海，为咸水湖，面积曾超过25 000平方英里
，是里海至太平洋地区面积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第四大湖泊。4 000年来，来自这两条河的淡水使咸海的盐度保持平衡。
苏联在这两条河上筑坝，开凿了一条850英里长的运河及覆盖区域极广的引水渠水系。300万英亩
的土地上种植并培育起了俄罗斯棉，新增的南方棉花田满足了全国60%的棉花需求。负责此事的人被提拔到了莫斯科的要位。
其后30年里，咸海干涸殆尽，只留下干旱的海床，上面布满了有毒的盐分、死鱼和海边植被。至1995年，咸海的水量已经减少了3/4。曾经居住在咸海岸边的渔村如今退到了30英里外的荒漠之中。咸海曾经为苏联贡献了13%的捕鱼量，如今却成了寸草不生之地。
苏联解体后，我曾期待在中亚地区看到变化，希望至少能看到咸海的状况有所改善，但却发现自上一次驾车来到这里之后，很多情况都进一步恶化了。如今，由盐、沙子、化肥、杀虫剂和工业及家庭有毒垃圾构成的一亿多吨有毒淤泥，每年被常年肆虐的狂风席卷而起、扩散开来。冬天比以往更加寒冷，夏天更加炎热干旱。降雨量大幅下降，牧地已经消失，农作物产量也在下降，当地的儿童因为干旱海床上吹起的有毒物质罹患疾病，成年人的寿命也因此减短。咸海的特有毒素还通过大气层传播到了全球。连南极洲企鹅的血液里都检测出了这种毒素，格陵兰岛的冰川、挪威的森林和数千公里外的白俄罗斯农田上都出现了这种毒素。
这场生态灾难的演变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了该地区的总体经济面貌和政治面貌。这便是中亚未来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