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土耳其人

我们从英国出发，向西南行驶，到达了黑海，用一个月的时间穿越欧洲。旅行开始还不到两周，佩奇熬过了冰岛暴风雪，却在爱丁堡等车运到的时候，在一家五星级餐馆吃东西遇上了严重的食物中毒。这次旅行历时整整三年，其间佩奇到过世界上更加偏远、原始的地区，一路上找到什么吃什么，总共也只有过三次严重的食物中毒，每一次都是在五星级餐馆吃东西之后出现的。

我们从苏格兰出发，驾车来到了北爱尔兰。在这里的发现令我非常欣喜。酒馆里人头攒动，和年轻人聊天不仅鼓舞人心，而且大有裨益。他们不像老一辈人那样，为新教与天主教之争而烦恼。复活节起义 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畅想未来的时候，所憧憬的是整个欧洲——并非伦敦或都柏林。

我在北爱尔兰看到的变化并不仅限于观念上的变化。许多人在这里投资。虽然有某些既得利益者在百般阻挠，但这里似乎仍然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外投资商相信目前的停火协议能够兑现，带来和平。热衷战争的新芬党 试图返古的行为有悖当今趋势。各个公司纷纷进驻爱尔兰，提高了就业率。让所有人积极响应的是就业，而非战争。

我深信和平指日可待，于是对佩奇说：“我们买块儿地吧。”

成功的投资意味着趁价格低廉、百废待兴、举国消沉的时机早下手。即便你本人并不聪明，但大势所趋，你的投资也能稳赚，这就是水涨船高的道理。我怀抱着这样的期望，观察了北爱尔兰的房地产市场。不幸的是（这是针对我而言，并非针对爱尔兰人而言），我并不是有此远见的第一人。要想挣大钱，你必须在一片哀鸿的低谷期下手。不过爱尔兰并没有绝望的迹象。

爱尔兰共和国虽然身负债务，但经济繁荣，被称为“欧洲之虎”。自19世纪中期马铃薯饥荒 开始爆发以来，爱尔兰人纷纷背井离乡。但如今，这一趋势得到了遏止。在长达150年的人口外迁潮后，爱尔兰突然成了大规模移民涌入的目的地。爱尔兰人返回家乡，而外国人也纷纷迁移而来。欧洲人、美国人、跨国公司都开始在爱尔兰建造工厂。同时，由于税法改革，计算机业也繁荣发展起来。

我在环球旅行中明白了一个道理，驾车来到一座庞大的陌生城市时，找酒店最好、最方便的方法是找辆出租车带路。都柏林是我们在自驾游中遇到的第一座陌生城市。当时负责开车的是佩奇，她坚持认为找酒店不需要出租车司机，她可以看地图。我们拐进了一条街……结果是死路，又拐进了另一条街……却是单行道。

“地图上没说是单行道。”佩奇解释道。

我们开着车绕圈，起了争执。

“出租车司机知道酒店在哪儿。”我争辩道。

“雇出租车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这样能节省时间。”我说。

最后，两个小时过去了，她总算妥协了。我们雇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后边开。自那以后——无论是到伦敦还是到柏林，都是佩奇首先提出，“我们找辆出租车吧”。

在英国，我们储备了一些日用品——睡袋、露营装备、旅行指南、地图。离开英国后，我们会有很长时间无法买到这类物品，也没有这么多英语导游材料可供仔细挑选。我教过的一个学生——约翰·达雷尔——请我们吃了一顿英式羊排配玛歌红酒，作为告别晚餐。我们就餐的地方在改革俱乐部（Reform Club），所在房间正是凡尔纳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主人公菲利亚·福格开始和结束其旅行的地方。在法兰克福市，我拜访了几位金融界同人。我参观了证券交易所，和不少人聊了聊，乐观主义和大肆宣传“新经济”的言论不绝于耳，为的是吸引投资。驾车穿越奥地利时，我们再次遭遇了暴风雪——据说这是该地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似乎上天注定了我们遭遇的全部是这种级别的暴风雪。我们赶在封路前，成功穿越了山区。

至此，我们还未开出欧盟区的地界，所以算不上真正经历过过境。2月11日，我们来到了匈牙利，准备穿过曾经的铁幕 ，进入曾被称为东方集团 的国家。佩奇这才第一次尝到了过境的真实滋味。边境士兵可不像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教堂牧师那样彬彬有礼。这些人手拿着冲锋枪。他们不会说“嗯，我记得你，佩奇，这不是曾经的可爱小姐吗”之类的话。在此过程中，佩奇因为我们遭受的对待而愤愤不平。

作为奥匈帝国曾经的中心城市之一，布达佩斯是一座恢宏美丽的城市，一座几乎凝固在时间长河中的城市。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人兴建过任何重大项目，所有的老建筑仍然矗立着。整座城市仿佛一座博物馆。100年来，这里几乎毫无变化。整个国家一片颓势。他们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输掉了二战。布达佩斯活生生地展现了那个已然消逝的历史时期——一个伟大、丰饶的文明如日中天的时期。奥匈帝国已经灭亡，再也不见头戴扑粉假发、手戴白手套的哈布斯堡王室成员随着多瑙河畔飘扬而起的莫扎特音乐翩翩起舞了。

我们的计划是从匈牙利出发，途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前往土耳其。但天气非常恶劣，山脉纵横，二级公路非常危险。时值一年中最寒冷的2月，当时的我们已经经历过突降暴雪的滋味了。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穿越南联盟。该国最突出的两大特点对我们来说是一喜一忧：喜的是有一条路况完好、南北向的收费高速公路，忧的是沿路刚刚爆发了一场战争。我们决定试试运气。

在南联盟的第一道边境，我们被征收了额外的费用。我游历过不少地方，知道只要征收了额外的费用，通常还有额外的表格需要填。尽管额外的收费很低，而且我早已料到，所以对此没有过多在意，但这还是让佩奇吃了一惊。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吧。但并非只有佩奇在那一天有了新发现。

缴费时，边境士兵拒绝收第纳尔 。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们要过境进入南联盟，而边境士兵却不收南联盟货币——那可是他们本国的货币。

我们很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沿着这条由军方把守的政府收费高速公路继续向前开。我们并不想停下，但之前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南联盟军队的收费员仍然不收第纳尔——我们可是特意为了缴费才用美元兑换的第纳尔。他们收美元、德国马克和奥地利先令，却不收自己本国的货币。至此，我终于明白这个国家真的陷入了麻烦。在世界多数地区，货币就像温度计。货币或许无法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何事，却会告诉你“有事情”发生了。如果连政府都不愿意收自己本国的货币，那这个国家一定在分崩离析。

夜幕降临时，我们来到了塞尔维亚军队的南方总部所在地——尼什 。这里到科索沃的距离与到保加利亚边境的距离相差无几。当然，酒店也不收本国货币，而信用卡也行不通。酒店老板和我都知道，美国正准备采取制裁措施，信用卡的钱无法兑现。所以，我们买什么都只能付现金，而且不能付他们的货币。我们加油的时候花掉了一些第纳尔，又用第纳尔交了些杂费，剩下的全在过境前往保加利亚之前在黑市上抛售了。

当晚，我们被吵醒了，我知道那是轻武器的交火声。

“怎么回事？”佩奇半梦半醒地问道。

我撒了谎。我不想在旅行刚刚开始不久，就要面对发疯的佩奇，于是说：“噢，楼下在搬家具。”

“哦，好吧。”佩奇说着便又睡着了。

我想我本可以说：“是自动武器，亲爱的。听起来像小规模交火……”

我明白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了。

我们离开了，穿过风景优美的乡村，前往保加利亚。佩奇开车，我一如往常，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佩奇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来到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一路上，风景相差很大。她说，沿路站满了妓女。这些年轻姑娘一个挨着一个，看到有车开过便撩起裙子，挑逗司机。我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但后来却亲眼在很多地方见过不少次这样的场景。

美国政府的不满似乎比我们受的气严重得多，我们离开南联盟的几天后，美国开始轰炸南联盟。

在我看来，土耳其是通往亚洲的门户，世界上的重大经济和文化变革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迹象，因而或许我能在这里对世界未来的走向做出最初的判断。我憧憬着那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期待着能与本地人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伊斯坦布尔，这个世界上最富异域风情的城市，俯瞰着马尔马拉海。这座城市我来过几次，最近一次是在上一次的摩托车之旅中，而我也很想让佩奇感受一下它的魅力。无论在哪个时代——拜占庭时期、君士坦丁堡时期还是如今的伊斯坦布尔，这座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古老城市一直拥有着迷人的魅力。

我们驾车进入伊斯坦布尔的当天，土耳其政府通缉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魁首阿卜杜拉·厄贾兰在苏丹被捕。土耳其的库尔德族人势必会举行游行。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在街道上巡逻，而紧张不安的土耳其士兵手持自动武器把守着全市各处，时刻准备对抗游行活动。库尔德人占土耳其总人口的20%。

土耳其是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点和交会点。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两座大陆的地理分界线，同时又是两种文化相融合的地方，由此产生的影响在伊斯坦布尔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伊斯坦布尔的前身是希腊城市拜占庭。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这里建造了罗马帝国的东部国都“新罗马”，后来该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分裂后，这座城市成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国都。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之前，这里一直是东正教的中心。1930年，这座城市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两年后，土耳其加入了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

我们在伊斯坦布尔逗留期间见过的许多土耳其人显然都自认为是西方人，是欧洲人。而就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在这座土耳其最大的城市，我们居然见到有人在路边杀羊献祭。一天晚上，我们同三位事业有成、家财万贯、学历颇高的土耳其商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共进晚餐。其中一位商人竭力解释，他和他的妻子是欧洲人，与我们在路边看到的那些人毫无共同点。他显然将那些人归作了亚洲人。

“我们并不是邪恶、狡猾的土耳其人，也不是西方人所想的那样。”他的妻子带着几分辩解之意补充道。

通过土耳其裔美国朋友穆拉特·克普鲁的介绍，我们在纽约结识了这对夫妇。在纽约初次见面时，我提议一起去体验一下独一无二的美国风情，于是尽地主之谊带着这对土耳其夫妇去了哈林区 的一家夜店，在那里随着爵士乐跳舞。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这次晚餐算是他们的回礼。在土耳其夜店，没有爵士乐队，只有肚皮舞舞女。第一位出场的舞女似乎对我情有独钟，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了我这边，似乎在我跟前跳了很长时间。当然，我没注意到其他顾客在她跳着舞经过的时候将钱塞进她的裙子里。她最后跳着舞走开了，肯定以为我是个吝啬鬼，于是只能作罢。我的失礼还是情有可原的，她可是我近距离见过的第一位肚皮舞舞女。我明白原委后，站了起来，走过舞池，按照传统给了钱，她冲我一笑，算是原谅了我。（比起后来在里海海边的巴库市遭遇的肚皮舞舞女，这次经历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当晚，主人努里·乔拉克奥卢告诉我们土耳其有三家企业在欧洲是业界翘楚。我必须承认，我很吃惊。一家是白色货物——家用电器——生产商。一家是陶器生产商。另一家是轮胎帘子布和工业尼龙生产商——萨班奇公司。该公司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此类企业。即便只拥有一家这样的企业，土耳其也足以令欧洲企业领袖瞩目了，何况是三家。这位商人的妻子很反感外界对土耳其人抱有的过时偏见，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我也曾有过，对此我很是羞愧。

要改变外界的成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这需要出谋划策、积累资本和建立健全合理的教育制度。土耳其正在酝酿某种变革，我决定考虑在这里投资。

后来，我和佩奇同阿克塞尔·阿伦特和他的妻子乌塔·阿伦特共进晚餐。阿克塞尔是奔驰土耳其公司的主管。他告诉我，奔驰公司在这里生产公共汽车。

“土耳其可以达到奔驰的质量标准？”我问道。

“完全可以，”他回答道，“和德国的生产质量一模一样。”

和德国的质量一样高？我再次承认，我很吃惊。

“而且质量相同，我们的成本却低得多，”他说，“我们要提高这里的产量。”

和我说话的可是奔驰公司的主管。奔驰以造价高昂、质量极佳的精密工程闻名世界。但他却告诉我，德国生产的高质量产品，现在由土耳其生产，而且成本更低。

我对在这里投资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但是，我想可以说，是这里的做事方式阻挠了我。在途经德国时，我们订购了一款专门为G级车定制的汽车外罩。我们离开德国的时候，外罩还没有完工，所以我让生产商将外罩寄到土耳其。后来外罩由DHL（敦豪）快递到了伊斯坦布尔机场。

“送到酒店来吧。”我说。

“我们没办法送到酒店，”快递公司的联络员说，“你必须来机场自取。”

就是在此时，我亲身感受到了“拜占庭式的” 做法。在土耳其海关赎回汽车外罩需要经过复杂繁多、令人费解的官方手续。我被迫耗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跑了几个办公室，买了十多张邮票，为了这张价值不超过150美元的防水布交了75美元的许可费，仿佛我是要进口过来卖似的。我跑了一间又一间办公室，填了无数张表格，为的不过是一张我要带出国的橡胶布，一张对于除我之外的任何人都毫无用处的专门定制的汽车外罩。然而更不幸的是，第二天，我破旧的笔记本从纽约寄到了，我又跑了趟机场。这一次，我被迫见了22个不同的官员，其中几位见了三四次，来来回回买了更多的邮票，填了更多的表格，还拿到了几十张文件。连续和土耳其的官僚制度打了两天交道后，我觉得投资土耳其的事还要从长计议。

然而，我仍然不能忽视经济进步的明显迹象。随着旧阵营的解体和古老中亚共和国的开放，土耳其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以利用其东部边境正在崛起的广阔新市场，在这方面的地理条件要远远优于任何西欧国家。中亚地区曾是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他们的语言、宗教、历史和文化十分相似。后来在土库曼斯坦，我发现那里的奔驰经销商是个年轻的土耳其人——人倒也真的很霸道 。他去那里开拓商机。从黑海到塔什干，我们向东穿越了曾经的伊斯兰王国的土地，发现土耳其人随处可见。他们填补了苏联解体、俄罗斯人撤出后留下的空缺。

几十年来，土耳其一直在争取加入欧盟。土耳其需要欧洲，但其实欧洲更加需要土耳其。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正在急速老龄化。例如，次年11月，我们去了意大利，进了餐馆四处张望，却看不到年轻人的踪影。到处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意大利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许多欧洲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人口这个定时炸弹已经在全欧洲开始了倒计时。如果你想在欧洲（如德国或西班牙）建工厂，一定要三思。5年后，由于人口的急速老龄化，你将承担高昂的养老金费用——或社保费用，随你怎么称呼。政府不会将国内的老龄人口弃之街头，而是会向企业、员工或同时向两者征税。当劳动者与退休者的比例降到二比一甚至一比一时，成本将会大幅增加。

与之相反，拥有7 000万人口的土耳其却是个年轻的国家。土耳其的人口规模和德国相当。土耳其人能够以低廉的成本、极高的效率生产出优质的产品，恰好可以填补欧盟的迫切需求。欧洲必须将制造业转移到某个地方，必须有人来为养老金买单。在欧盟国家内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如果土耳其加入欧盟，在国内找不到工作的土耳其年轻人就可以去西门子工作——缴税，缴纳养老基金，赡养年迈的德国人。

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年轻化，这个国家对待变革的态度就越开放。老一代喜欢厚古薄今，而年轻人则崇尚变革。二者并非一定有高下之分——一定要指出孰优孰劣也不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启发。当然，如果是要预测未来或斟酌投资策略，情况便不同了。

我对伊朗如此乐观，这也是原因之一。我在伊朗有小额投资，迫不及待地想在这次旅行中拜访一下这个国家。伊朗是个年轻的国家。目前，伊朗人的生育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多数伊朗人宁愿将某些七八十岁的老头子的说教忘个一干二净。我想不出历史上有哪个国家的年轻人会站出来，说：“我们很满意现状，但觉得过去的情况比现在更好，让我们回到过去吧。”

美国能繁荣富强的一个原因是一直在开拓新市场——我们称之为州。美国人曾大举西迁，开疆拓土，政府会将这些地区纳入合众国，这就是开拓新市场。美国的市场一直在扩张。生产无马车、公共马车或汽车等各式各样产品的公司一直拥有日益扩张的市场。当然，这也是欧洲现在采取的措施。欧盟一直在开拓市场，保持实力，从最初的6个国家，发展到了15个国家（2003年）。而接纳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会进一步壮大其实力。

早在1693年，美国早期的政治家威廉·佩恩 便倡议过，一个统一的欧洲应该包括土耳其。

将近40年来，土耳其一直在申请加入欧盟，却一直被以五花八门的理由拒绝。欧洲人的理由层出不穷，但拒绝土耳其的主要原因却一直没有明说。其实，理由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是土耳其人，他们是穆斯林，不是基督教徒。他们或许拥有白人的相貌，骨子里却并不是真正的白人。他们的亚洲特色太浓厚了。

正是由于这一点，欧盟很可能会优先接纳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这种白人基督教国家。但目前来看，接纳土耳其才是更好的选择。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均为小国。立陶宛只有200万人口，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这种国家只会带来福利问题，无法大规模扩张市场。当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状况要优于中欧国家。几个中欧国家也在申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 ，但这些国家我就不提了。中欧将成为一场灾难。

中欧的国界线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胜方本着奖励盟友、平息宿怨的原则划分的，并未考虑到历史、种族、宗教或语言因素。普鲁士的一部分现在归属波兰。古老的德国城市柯尼斯堡 ——康德的家乡——如今位于波兰以东，被纳入了俄罗斯领土，却与俄罗斯本国相隔绝。我们多数人并不怎么关心摩尔多瓦 究竟属于罗马尼亚还是乌克兰，抑或已经独立，但中欧国家的许多人非常介怀。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如今已经一分为六。铁幕的消失刺激了各方的野心，从而重新挑起了历史恩怨。中欧人民听信了民主即繁荣的说辞。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美国传来的节目，相信了节目宣传。我们身在美国的人自然知道，民主并不等于繁荣，但许多中欧人却愤愤不平，想要寻找替罪羊。这些小国充满怒火、难有贡献，财政赤字多数都超过了入欧条款的规定。为何要将这些国家接纳进欧盟，却将有诚意的土耳其拒之门外？

批准土耳其加入欧盟将为欧洲市场增加7 000万人，土耳其将成为欧盟最大的国家之一。有了这7 000万的潜在消费者，大众可以大幅增加销量，而且免普通税、免关税、免消费税。有些道理政客不愿承认，经济学家却心知肚明。他们从个人情感上或许会对陌生的土耳其人有所疑虑，但作为拥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土耳其人。资本家明白，无论一个国家暴露在外的是什么问题，根源往往在于经济。人们误认为是宗教或种族引起的问题，本质往往是经济问题。

以德国为例。只要是经济扩张时期——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便不存在种族问题。德国在扩张时期施行移民开放政策，人们并无怨言。“把你们亟待解放、劳累不堪、贫穷困苦的廉价劳动力给我们吧，我们需要他们。”而当德国的经商成本增加，成为世界上物价最高的经济体，进而竞争力下降的时候，人们普遍的反应是：“赶走他们，我们不喜欢这些肮脏的外国人，是土耳其人引起了这些问题。”光头党随之出现，所有人都在寻找替罪羊。而外国人常常成为众矢之的：基督教徒、犹太人、穆斯林、白人、黑人、黄种人……美国人，随便是谁都可以。

一旦经济恶化，所有人都会将矛头指向外国人——一直如此。推脱责任是人类的天性，这一点举世皆准：“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几个世纪，我们是爱国的美国人。这不是我们的错，从来不是我们的错。都怪那些邪恶、狡猾的外国人。”要么就是邪恶的金融家：“不关艾奥瓦州那些善良人的事，这些问题不是我们造成的，都是华尔街那些讨厌家伙的错。”

公元1000年，人口将近50万的西班牙南部城市科尔多瓦或许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荣的城市。14世纪，位于现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是一座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所有人都能和平共处。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中国人、印度人，没有人在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学者和商人慕名而来，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多元化的特点成就了这些地方的辉煌。纵观历史，无不如此。这些地方都成为大熔炉。只有在形势恶化、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的时候，一个人的宗教、文化和种族才变得重要。

最终，我并没有在土耳其投资，原因有很多。我觉得奋力为民族独立抗争的库尔德人会一直制造麻烦，直到一些要求得到满足才会罢手。同时，宗教状况在当时也很成问题。土耳其的金融体制混乱不堪，政府长年以来一直在操纵该国货币贬值，土耳其里拉要具备长期价值尚需时日。另一个原因便是我费尽周折从土耳其海关领取个人财产、亲身体验“拜占庭特色”的经历。

彼时，该国对投资者尚存敌意。我想等三四年后再来观察一下。这些问题有很多都是暂时性的。此前，我在土耳其做过一两次投资，但都是短期投资。我认为，或许今后几年，该国会成为长期投资者的绝佳选择。

有意思的是，三四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如今的土耳其，宗教党派赢得了绝对多数选票。土耳其成立了两党议会，这在其多党混战的历史上还是很罕见的。新政府并未实行基本教义派的主张，而是施行了合理的经济政策。新政府不仅与希腊政府合作，促进塞浦路斯的和平进程 ，还建立了现代化的法律体制，迎合欧洲。数十年的管理不善仍然遗留了一些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土耳其的物价才比较低。我再次投资了土耳其。

一天清晨，我们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驾车驶往内夫谢希尔市 及卡帕多西亚地区星罗棋布的地下城市 。在代林库尤城附近，我们走下了八层台阶，来到了一座地下城市。这座城市由赫梯人 于4 000多年前始建。约在公元400年至1200年间，东正教教徒完成了挖掘工程。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开阔山谷常有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和军队来犯，人们为了自我保护、抵御侵略，在该地区挖掘了这些地下城市。这些奇观是人类强大求生能力的证明，令人肃然起敬。

穿越土耳其东北部时，在从埃尔祖鲁姆市到阿尔特温市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世界上最壮观的公路之一。这条美丽的公路沿途风景优美，途经乡村、山川、沟壑、熠熠发光的溪流，沿着陡峭山峰攀爬，或绕山而行，间或有急转弯。我们将车顶打开，放着“感恩而死”摇滚乐队的CD，佩奇双脚伸出车窗，随着音乐唱起了歌。所有旅游指南都没有提到这条路况完好平整的柏油公路，我猜这是条军用道路，大概是美国军队在冷战期间建的。这是我心目中的世界十佳公路之一。

我们还未尽兴便得离开土耳其，前往位于黑海沿岸的格鲁吉亚共和国边境城市巴统 。许多人看过地图后，对我们去过的地方惊叹不已。但我们看着同一张地图，注意到的却是那些我们无缘去到的地方，如土耳其西部的特洛伊遗址。我们错过这些地方的原因非常简单：我和佩奇必须在夏季结束之前穿越西伯利亚，最晚必须于7月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否则我们便会遭遇麻烦。历史上有不少人——如希特勒和拿破仑这两位人物——都发现，每年俄罗斯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对来访者极其不善。即便是我这等庸人也有这个觉悟，知道自己可不想在俄罗斯的冬天驾车穿越西伯利亚。 QBmc7/lFcDsnXOVI5vnlX9rbbZPbXxcm76WOG2BznUL8khl5/uDMiObKxGNPkG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