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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宇 一级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群山呼啸》《新安家族》《淮军四十年》《共和，1911》等，小说集《最后的电波》《当铺》《金斗街八号》《王朝爱情》《猎头》等。长篇小说《新安家族》被译成德文出版。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星光奖、人民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安徽省社科文艺奖等奖项。
我大伯去世时已是百岁高龄。他是我们家族中他们那一辈人里最后一个离开我们的。大伯去世前的最后几年，我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那是省军区领导派给我的一个任务，帮助大伯整理回忆录。我当时在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工作。
我大伯名叫郑家声，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参加广州起义、六霍起义，坚守白马山根据地长达十余年。白马山属于大别山山脉，以霍川为中心，横跨周边数县，大小山峰三十余座。红军时期，我大伯一直在这里打游击。抗战后，他所在的赤卫师改编为新四军，他先后任团长、师长；解放战争时，他在华野某部担任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军队工作，曾先后在两个省的军区担任司令员，直至离休。
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不少关于大伯的故事，但他自己很少提及，尤其是对我第一个大伯母，更是不愿多谈。据我父亲说，大伯对这个伯母感情特别深，两人同生共死，经历了种种磨难。
我的第一个大伯母名叫袁香云。她与我大伯是北辰中学的同学，后来一起前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袁伯母还是我大伯的入团介绍人。据我大伯的老战友江秉柱说，袁伯母年轻时很漂亮，那时他们同在北辰中学读书。我大伯保存了一张照片，照片是四个人的合影。除了我大伯和袁伯母外，还有江秉柱、沈淑琴。他们不仅是北辰中学的同学，还一起前往武汉报考了军校，一起经历了无数生死的考验。照片的背景是一条河，他们站在河边的柳树下，袁伯母剪着短发，站在我大伯的旁边，我大伯双手掐腰，昂首挺胸，显得英气勃勃。他们都穿着军装，腿上还打着绑腿，脸上满是笑容，显得十分幸福。“那是北伐前照的，”我大伯对我说，“那时我们可真年轻。”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照相技术一般，加上年代久远，照片并不清晰，尽管如此，仍能看出我袁伯母身材苗条、气质优雅。
一九三五年，袁伯母在敌人的“围剿”中不幸遇难，女儿苗苗也不知所终。这件事对我大伯打击很大，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后来，袁伯母的墓迁入霍川烈士陵园。每年清明，或冬至，除非特殊情况，大伯都要前往霍川烈士陵园扫墓。我曾问过袁伯母的事，伯父总是说，她是在水龙洞牺牲的。“为了掩护部队，”他说，“她非常英勇，是好样的！”据我父亲说，袁伯母牺牲时才二十六岁，苗苗才一岁多一点。那次遇袭是由于叛徒出卖，特委和赤卫师遭受严重的损失。最让人痛心的是，当时袁伯母是重点嫌疑对象，虽然牺牲了，但没有被列入烈士名单，直到半年后真相大白，洗清冤屈，才被追认为烈士。
这事说来话长，事情要追溯到一九三四年的石井坑事件。石井坑是一座小村庄，这里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平时就连敌人的“清剿”也很少到这里，相对安全。九月的一天，霍川特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没想到却发生了意外。
事情发生在深夜两点多钟。那天夜里一直在下雨，风声雨声彻夜未停。就在村民们都进入梦乡时，枪声突然响了起来。上千名敌军包围了石井坑。他们是霍川保安司令部新成立的别动队，人员都是从各部队挑选出来的老兵，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新式卡宾枪火力凶猛，他们还用机枪封锁了村口要道，然后分批冲进村里。一时间，枪声大作，火光冲天。由于事发突然，毫无准备，等到与会的特委委员和少量的警卫人员发现时，已身陷重围，只能一边抵抗，一边四散突围。天亮时分，只有少数人冲了出来，大多数同志牺牲了。这次伤亡极为惨重。与会的十名特委委员牺牲了七名，只有三名幸免于难。特委书记罗涛身中四枪，一枪打在腿上，两枪打在胳膊上，还有一枪洞穿腹部，连肠子都流了出来，是警卫员替他包扎后，把他背了出来。
这次袭击来得蹊跷，敌人上千人的行动居然没有走漏一点风声。尽管事发之前有过一些蛛丝马迹，但并未引起注意。比如，那天村里有两个上山打猎的人傍晚没有回来。正常的情况下，他们都会回来，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比如下雨，山路湿滑，不易行走，才会在山上的窝棚中过夜。巧的是那天正好下大雨，他们没有回来便被视为正常。再比如，村外的山林中曾经几度有群鸟飞起，一群群的白鹭展开翅膀，在竹林上空盘旋，像是受到了什么惊扰，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又归于安静。这种惊鸟现象过去也常有过，抑或是由打猎、砍柴及路人引起，也未可知。还有就是村里的詹六爷患了重病，家里差人去镇上请郎中，可人走了大半天，直到午夜时分仍不见郎中的影子，派去请郎中的人也没回来。家里急得直跳脚，都以为是下雨天误了事。
事后想想，这一切都绝非偶然。原来，敌军早在事发前便悄悄布局，提前潜入了附近山林。为了防止暴露，他们对石井坑周边进行了严格的布控：凡是进出石井坑的人，一经发现，便就地处决，不留一个活口。村里那两个上山打猎的和派去请郎中的人，全都遭了毒手。后来，他们的尸体在山林里被发现，都是被刀捅死的。至于群鸟惊飞也不难找到答案，显然是敌人潜入山林时引起的。
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这是一起有着明确目标和周密计划的袭击。毫无疑问，敌人事先获取了准确的情报，并悄悄撒下了大网。问题是像特委开会这样高度机密的事，外人根本无从知晓，敌人又是怎么知道的，而且情报如此准确，匪夷所思。
石井坑事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霍川特委几近瘫痪，遭受重创。几个月后，特委才恢复工作，并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与会的特委共三人：特委书记罗涛、保卫部部长郝大进、赤卫师参谋长汤虎，他们都是石井坑事件的幸存者。由于参会人员不足法定人数，所以这次特委会被称作特别会议。
会议在大牯岭的一个山洞里举行。罗涛不顾伤势严重，抱病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的局势，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恢复特委工作，以应对目前的困难局面。会议决定在罗涛养伤期间，特委和赤卫师工作分别由老郝、汤虎负责。对于石井坑事件，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分析，都认为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奸细！”罗涛拍着床板说。他的伤情很重，只能躺在床板上参加会议。“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他用肯定的语气说。
郝大进和汤虎都表示赞同。
“此人不除，后患无穷！”罗涛一再强调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他挖出来，这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关乎革命的生死存亡。”
会上决定成立清查小组，立即展开调查。罗涛要求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石井坑悲剧不允许再发生。他还指示说，清查工作一定要全面细致，一查到底。不论何人，不论是谁，都不要放过。
会议之后，清查工作立即开展起来。根据特委的指示，这项工作由保卫部部长郝大进负责，以保卫部干部为主，又从下边抽调了一些可靠的人手，成立了石井坑事件清查组。
清查工作首先从排查入手。他们把所有可能接触到石井坑开会消息的人员列出名单，逐一进行排查。开始范围很大，以后逐步缩小，最后剩下了七八个人。这些人中就有袁伯母，而且她的嫌疑最大。
这个结果令人意外，尤其是袁伯母连想都没有想到，但清查组这样做也有充分的理由。石井坑事件发生时，特委正在大牯岭一带活动，而袁伯母也在那里。她有机会获得开会消息，因而不能排除嫌疑。
大牯岭是白马山最高峰，海拔一千四百多米，悬崖陡峭，奇峰险峻，密林茂盛，山洞遍布，易于隐藏和打游击。当时霍川特委和一些农会干部、红军家属、伤病员、老弱妇孺等都退守到大牯岭。为了统一指挥，特委决定成立大牯岭中队，下设一个手枪队、一个女兵队。手枪队队长是小黑皮，袁伯母是女兵队指导员。女兵队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收容、护理伤病员和缝制鞋帽等工作，当然在必要时也会参加战斗。
石井坑事件发生前，大牯岭中队一直跟随特委活动。这其中就包括手枪队和女兵队。清查开始后，手枪队和女兵队的同志先后被找去谈话。开始时大家也没太当回事，原以为不过是例行公事。然而，随着清查的深入，情况变得严重起来。清查组在第一轮排查后，范围进一步缩小，开始把重点瞄准那些曾经被捕过的人员。这一来，袁伯母和小黑皮都被划了进去。因为他们在霍川起义前都曾被捕过。
据我大伯说，袁伯母被捕是在霍川起义的前夕。那是一九三一年，省委特派员前来霍川指导起义。当时霍川县委书记是梁彦，霍川暴动后担任新组建的赤卫师政委。“我们都叫他梁先生，或梁政委。”我大伯说。梁政委曾是北辰中学的老师，教国文。他是地下党员，我大伯和袁伯母等人走上革命道路都是在他的引导下。一九二六年秋，霍川党组织从党团骨干和积极分子中抽调二十一人，前往武汉报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我大伯、袁伯母，还有江秉柱、沈淑琴都在其中，带他们前往的就是梁政委。
阴历七月的一天，省委特派员来到霍川，在东阳关与梁先生接头，商讨起义事宜。东阳关是大别山著名的水陆码头，龙河与青江在此交界，官道四通八达，水陆交通便利，早在宋代就已建镇，明代设税官，沿袭至今。进入民国，商贸更加兴盛。镇上有八条街，十六座码头。每日停泊各类船只达数百艘之多。镇上高屋大宅，鳞次栉比，街上商号林立，大小会馆十数家，有“小上海”之称。当地民谣云“小小霍川城，大大东阳关”，由此可见其繁盛之状。
为了这次接头，梁先生做了精心安排。地点选在东阳关也有过考虑：一来这里是交通要道，南来北往之人众多，不易引起注意；二来省委特派员从芜湖来，乘船走水路也较为方便；三是商业繁荣，街巷纵横，如果发生意外，易于撤离。
那天上午，梁先生提前来到了东阳关大街上的老徽馆，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县委委员老黄。老徽馆是镇上一家老字号饭馆，以徽菜为特色。据说老板来自徽州，已有好几代。饭馆白墙黑瓦，高顶翘檐，加上精美的砖雕、石雕和木雕，具有鲜明的徽派建筑特色。饭馆共分两层，楼下为散座，楼上为包间。梁先生选了楼上的一个包间。这里临街，视野开阔，从窗户看去，周边的街巷尽收眼底。如果有什么动静可以提前发现。
那次接头，我大伯和袁伯母也参加了。我大伯的任务是掩护撤退，他带了几个赤卫队队员化装成算命的，或卖菜的，分散于饭店的旁边。袁伯母的任务是负责望风。她在老徽馆楼下扮作散客，一边吃饭，一边观察动静，如有异常情况立即通知楼上的同志。
上午十一点左右，特派员抵达了。他扮作一个客商，从芜湖一路过来，沿途由地下交通保护，换了几次船。抵达东阳关时，早已有人在码头上等候，并将他送往老徽馆。
一切都按照计划执行，开始也很顺利。省委特派员罗涛同志（霍川暴动后，党组织决定他留在霍川，担任新成立的霍川特委书记）带来了省委的指示，决定八月十五中秋节起义，除了当地的游击队、农会和赤卫队外，还抽调正在金家寨一带活动的红九团配合行动。梁先生很兴奋，他详细汇报了起义计划，又与特派员一起就行动部署、组织和细节进行了讨论。这期间，老黄一直站在窗边观察外边的动静。
街面上人来车往，一切都很正常。就在接头快结束时，楼下忽然传来了一阵争吵声。梁先生十分警觉，立即停止了谈话。老黄说他去看看，一边按着怀里的枪，一边挑起门帘，刚出包间便听见一阵噔噔的响声，木板楼梯发生剧烈摇晃，有人从楼下跑了上来，一边跑一边喊：“有情况……快走，快……”
此人正是小黑皮。那天他也化装成一个食客，在楼下望风。他就坐在楼梯口，离袁伯母隔了几张桌子。当时正值午餐时间，饭馆来了不少客人，进进出出，人声喧闹。忽然，袁伯母不知为何与一个男人吵了起来。那人瘦高个，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戴着眼镜，看上去像是普通的客商。
“你干吗？你撞俺干吗？”袁伯母大声喊道。她手中端着一碗汤泼到了那个男人身上，碗也摔在地上碎成了几块。那个男人十分恼怒，开口便大骂起来。小黑皮意识到这是袁伯母在报警，立即向楼上奔去。
据袁伯母事后说，她当时佯装吃饭，同时留心打量周围的动静，发现两个男人一前一后进了饭店。他们两个都身着长袍、戴着礼帽，模样倒也普通。进店之后，他们一左一右紧挨着袁伯母的桌子坐下来，眼睛四下睃巡，不时向楼上张望。一般食客进来就会点菜，巴不得饭菜上得越快越好，可这两人不急不慢。跑堂的上前招呼，也被支开了。这一情况引起了袁伯母的警觉。她探头向门外看去，发现饭店周围出现了一些十分可疑的人，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正想着怎么办时，只见那个戴着眼镜的瘦高个忽然起身向楼上走去。
时间紧迫，不容再迟疑了，于是袁伯母当即端起一碗汤故意撞上去，那个男人看到汤水泼了自己一身，立时大发脾气。这正是袁伯母想要的效果。她也毫不退让，与他大吵起来。
“别闹了！”这时另一个男人跳了起来。“她在报信，快，快抓住她！”他拔出枪来大声喊道。
那个戴眼镜的也醒悟过来，上前抓住袁伯母。埋伏在门外的特务听见响动也一拥而入。好在楼上的同志已经接到警报，开始撤离。他们原来打算翻过后窗，从饭馆后街撤退，发现特务已经包围了饭馆，于是，他们跳上屋顶，越过几个院子，来到一家离饭馆隔几个门面的竹器店。事先已有同志在这里接应，他们搬来梯子，然后掩护特派员他们撤向安全地点。
在撤退中，老黄和小黑皮留下来掩护。当特务们冲上楼时，他们全力阻击，为特派员和梁先生的撤离赢得了时间。不幸的是，在战斗中老黄中弹牺牲，小黑皮也负伤被捕。
不过，很快霍川起义便爆发了，赤卫军攻占了县城，袁伯母和小黑皮也得救了。据我大伯说，东阳关事变后，组织上考虑到风声有可能泄露，决定提前举行起义。时间就定在八月初一。那天夜里，四镇八乡的赤卫队同时举事。当时，国民党主力部队先后开往金家寨、商城一带“围剿”红军，城内只有西北军的一个营和部分民团，兵力较为单薄。第二天，起义部队包围了县城，城内的守敌张皇失措。此时，红九团及时赶到，加上城内起义民团的里应外合，很快攻下县城。
我大伯在起义中担任赤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他率先带队冲进县城，在攻占警察局后，打开牢门，释放了所有的犯人，并救出了袁伯母和小黑皮。袁伯母见到我大伯喜极而泣。
“家声，”她说，“我真怕见不到你了。”
“咋会呢？”我大伯说，“革命还没成功呢，俺们谁都不能死。”
小黑皮也高兴地大叫：“郑大哥，总算把你盼来了！这帮狗
的，把老子害惨了。”小黑皮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他被捕时就受了伤，被捕后又遭受严刑拷打，遍体鳞伤，面目焦烂，腿上皮肉尽脱，露出了骨头。我大伯连忙上前扶住他，说别动，别动。
小黑皮说：“没事的，俺命硬得很，还死不了。”
“好样的！”我大伯激动地拍了他一下。小黑皮痛得直咧嘴巴，袁伯母说：“你轻点，轻点。”我大伯这才不好意思地笑了，连说对不起，接着便命人把小黑皮背出去，送住卫生队。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红九团的到来，如虎添翼。该团多为参军多年的老同志，攻打县城时，突破东门，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第二天上午，霍川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在天后宫广场举行。会场周围贴满了红绿标语，歌声阵阵，口号声响彻云霄。老百姓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八百多名赤卫队队员和红九团官兵参加了检阅。他们全副武装，列成四路纵队绕场三周，队列前红旗飘飘，军容整齐，步伐雄壮，赢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我大伯由于在城外布置防务，赶到会场时，检阅已经结束。主席台上一个人正在讲话。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身穿蓝色的红军军服，头戴八角帽，那身影十分熟悉。
“汤连长！”我大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汤团长。”有人告诉他。
“汤团长？”
“是啊，他是红九团的汤团长。”
“太好了！”我大伯高兴地叫起来。汤连长——哦，现在的汤团长，可是他的老上级、老领导。他是湖北麻城人，名叫汤虎，烧炭工出身，我大伯他们在武汉军校学习时，他是军校的教员。广州起义时，武汉军校学员改编成教导团，汤虎任二营三连连长，我大伯在该连当班长。广州起义失败后，部队被打散，我大伯与汤虎失去了联系，没想到四年后，他们又在霍川相遇了。
更让人高兴的是，我大伯和袁伯母还见到了一直杳无音信的老同学沈淑琴。沈淑琴当年在北辰中学时，与我大伯、袁伯母，还有江秉柱，称得上是“铁杆死党”。他们都是CY（共青团）小组的成员，在校期间，他们在梁先生的领导下一起参加罢课、游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平时总是形影不离。后来，他们又一起由梁先生带领前往武汉报考军校，又一起参加北伐、广州起义，经历了生死的考验。
不过，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们在紫金便失散了。当时，敌人围追堵截，很多同志牺牲、受伤、掉队或失踪。我大伯他们一路摆脱敌人，追赶部队，从花县、陆丰、从化、龙门，一直到东江，最后只剩下了我大伯和袁伯母几个人，不得不化整为零，乔装打扮，辗转回到霍川老家。
在霍川他们见到了江秉柱，但一直没有沈淑琴的消息。江秉柱在紫金负伤后，多亏一个猎户救了他，在猎户家中躲藏了好一阵子。直到伤好后，才一路乞讨回到了老家。可沈淑琴始终没有音信，大家都觉得她凶多吉少。
攻下霍川县城的那天晚上，袁伯母护送小黑皮前往卫生队。当时卫生队设在一个大户人家的后院，伤员很多，医护人员忙得焦头烂额。袁伯母四处找医生。有人告诉她，医生正在一间房内做手术，她连忙跑过去，恰好与一人迎面相撞。那人手里捧着托盘，托盘中摆着纱布和绷带，差点被碰掉。袁伯母连说对不起，并说自己要找医生。
那人看了她一眼：“你是……”
“我是赤卫队的。”
“你是香云吗？”
“是啊……”
那人摘下口罩，袁伯母不禁惊叫起来：“沈淑琴！”
消息马上传到了我大伯，还有江秉柱那里。由于任务在身，他们无法赶来，直到第二天上午，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们才见到沈淑琴。江秉柱最为激动，见到沈淑琴时，他连话都说不出来。劫后余生，大家各述别后经历。原来，沈淑琴在紫金时，与女兵队失散，后遇到突围出来的汤连长等人，几经磨难，最后辗转来到汤连长的老家湖北麻城，在那里联系上了党组织，加入了新组建的红九团……
当天晚上，他们约好了一起去看望梁先生。当年在北辰中学时，正是梁先生引导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初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学，如今分化的分化，牺牲的牺牲，已经所剩无几，而从霍川选送报考武汉军校的骨干，现在也仅存他们四人。那天晚上，他们既兴奋又激动，谈到很久才离开。半夜里，我大伯查岗回来，听见江秉柱在床上抽泣，不禁有些奇怪。
“秉柱，你咋啦？”
“没咋啊。”
“那你哭啥？”
江秉柱不说话，翻过身去。我大伯以为他是太高兴了，也没当回事。几天后，当他见到袁伯母时才得知，沈淑琴与汤虎结婚了，这让江秉柱很难过。他们两人曾经十分相爱，但部队被打散后一直没有江秉柱的消息，沈淑琴听说他们连担任后卫，全部牺牲了，这才嫁给了汤虎。“唉，这也不能怪淑琴。”袁伯母说着连声叹气。
霍川起义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根据省委指示，由红九团和当地赤卫队一千二百余人，共同组建了霍川赤卫师，特派员罗涛任师长，县委书记梁彦任政委，红九团团长汤虎任参谋长，下设两个团。我大伯为第一团团长，江秉柱为副团长。
不久，敌人开始疯狂地反扑。特别是红军主力北上长征后，白马山根据地陷入最困难的时期，特委决定赤卫师化整为零，分散于各地打游击。我大伯的第一团当时正在五龙山一带活动。由于消息隔绝，袁伯母接受审查的事他很晚才知道。
有一次师部通知开会，指明要副团长江秉柱参加。这让我大伯很奇怪。他是团长，师部开会为何要绕过他这个团长呢？江秉柱支支吾吾说他也不清楚。我大伯发现不对劲，便一再追问，江秉柱才不得不吐露了实情。
“啥？”我大伯叫了起来，“你说香云？他们怀疑她？”
江秉柱说他也不太清楚，只是听说了一点。“也许是搞错了。”他安慰我大伯说。我大伯火了，说：“这事你知道多久了？为什么瞒着我？”江秉柱说：“俺也是刚知道，具体啥事也不清楚，肯定是搞错了，你别急啊。”
“秉柱啊，你个狗
的！”我大伯怒道，“别人瞒我，你也瞒我？咱们还算是生死之交吗？”
当天晚上，我大伯不顾江秉柱的反对，执意要去参加会议。等到赶到大牯岭时，才发现袁伯母已被撤职看押。当时被看押的除了袁伯母，还有小黑皮等七八个人，都是在石井坑事件前曾经被捕过的同志，其中有苏区干部，也有赤卫队队员。清查组认为，如果我们内部出了奸细，他们都存在嫌疑，这一推论不无道理。因此，第一轮排查之后，这些人都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为了尽快取得成果，也为了安全起见，避免再发生像石井坑那样的惨剧，清查组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对重点嫌疑人实行看押审讯。
这一来，情况完全不同了。小黑皮首先蹦了起来：“啥？你们怀疑俺？俺有啥问题？”他冲着清查人员大喊大叫：“被捕咋了？俺被捕是为了掩护特派员，你们去问问罗师长，他最清楚了，这咋还有罪了？”
小黑皮个性刚烈，眼里揉不得沙子。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与清查人员大吵起来。郝部长很恼火，要他老实交代。“交代啥？”小黑皮气得满脸通红，态度越发抵触，“俺堂堂正正，没啥好交代的。不信你们去查嘛。查到俺有罪，该杀该剐全由你们。”
小黑皮是第一批被撤职看管的。袁伯母听后心里很着急，专门跑去劝他，让他不要耍态度，这样不好，还说配合清查也是应该的，保卫部也是为了工作嘛。她还专门去找过郝部长，帮小黑皮解释，说她相信小黑皮，他在牢里受尽折磨，绝不可能是奸细。此时，袁伯母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也被列入重点嫌疑名单。
事实上，袁伯母从没担心过自己，也没必要担心。保卫部找她谈话，她也心平气和，主动配合，如实说明情况，而保卫部一开始也确实没有找到什么可疑之处，除了她曾被捕之外。那段时间，袁伯母一切如常，继续领导女兵队，工作也没受到影响。可是，就在小黑皮被关押后的第二天，她又被保卫部找去了。
这一次是郝部长亲自出面问话，气氛显得不同寻常。郝部长是个老革命，河南光山人，十五岁加入赤卫队，曾参加过黄麻起义和六霍起义。他的家族中有十六人参加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就达十三人。为此他痛恨国民党反动派，革命意志坚定。郝部长原在河南商城工作，后被调来霍川。他个头不高，宽额头，大眼睛，皮肤黝黑，性格刚毅。尽管他平时不苟言笑，以严肃著称，但见到袁伯母还算客气，总要点点头，或打个招呼，可那天他连起码的客套都没有，一上来就口气严厉，要她老实交代。
“交代啥？”
“你自己清楚。”
“我不明白……”
“那我问你，你还有什么事对组织隐瞒吗？”
“没啊。”
郝部长冷笑道：“哼，我看你年纪不大，倒挺健忘啊！”
袁伯母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一头雾水。郝部长有些火了，一拍桌子道：“那我问你，悔过书是怎么回事？”
一说悔过书，袁伯母仿佛被针扎了一下，顿时全明白了。她刚想解释，但郝部长已经不耐烦了。
“你不要绕圈子了，就说有没有吧。”
“有是有……”
“好，你总算承认了。”
“俺从没否认。”
“那你为什么不交代？”
这一问，倒把袁伯母问住了。说句良心话，对于这件事，袁伯母并非刻意要隐瞒，而是在她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事，因为事实清楚，很容易说明白。
可是，她错了。
事实上，她已经讲不清楚了。
袁伯母和小黑皮被捕后，组织上曾展开营救，并对接头出现意外进行了调查。特派员来霍川，这事高度机密，敌人是怎么得知消息并包围老徽馆的？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意外。原来那天梁先生来东阳关时，被一个布店伙计看见了。这个伙计当年在北辰中学当杂工，因偷东西被开除。为了领赏，他打电话报告了万济民。万济民当年也在北辰中学读书，现任县党部的行动科科长。于是，他便调集特务包围了老徽馆。袁伯母的机警，才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至于袁伯母和小黑皮被捕后的表现也没有任何问题，特别是他们严守机密，没有半点走漏起义的消息，便足以证明。
然而，谁也没想到，石井坑事件发生后，他们的旧账又被翻出来了。尤其是袁伯母的悔过书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提起悔过书，这事与万济民有关。万济民也是北辰中学的学生。其人家势显赫，爷爷是商会会长，父亲是县警察局局长兼保安团团长。万少爷在学校时就喜欢上了袁伯母，曾对她穷追猛打，却碰了一鼻子灰。这次听说抓住了袁伯母，他便觉得机会来了。他曾多次前往监狱探视，劝她悔过自新，并表示只要她肯嫁给他，她便可立即获释，安享荣华富贵。为了感化袁伯母，让她回心转意，万少爷对她格处开恩，不准对她用刑，还好吃好喝招待。这些都是实情。可袁伯母并不领情，她大骂万少爷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说：“我袁香云生是革命的人，死是革命的鬼！”
万少爷黔驴技穷，不得不使出下三烂的手段，令人强行抓住袁伯母的手在悔过书上按下手印，然后得意地抖着悔过书说：“香云啊，你可别怪俺，这都是你逼的。明天悔过书一见报，你就是共产党的叛徒，俺看你还嘴硬不嘴硬！”
然而，他的阴谋未能得逞。因为当天霍川起义便爆发了，之后起义军攻打警察局，引起大火，一些房屋和档案（包括那份悔过书）都被烧毁。
这事本身并不复杂，但事后袁伯母并未声张。原因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特别是万济民打她的主意，提起来就让她感到恶心。不过，要说她存心隐瞒那也不是，一出狱她便把这事告诉了我大伯，并向梁政委做了汇报。
梁政委是他们的老师，对于万济民的做法一点也不意外。“这个万瘪子，”他说，“啥事都能干得出来！”万瘪子是万济民的绰号，一来，他长着一张瓦刀脸，嘴巴凹了下去；二来，这“瘪”字在当地也有心术不正之意。梁政委太了解他了。在校时他就给警察局当过密探，四处打探进步学生的动向，他还举报梁先生是赤党，在课堂宣传赤色思想，好在党组织提前得知消息，在敌人抓捕前通知梁先生转移，这才逃过一劫。
应该说，这件事没有任何问题，起码在袁伯母看来是如此。然而，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偏偏成了问题。在郝部长眼里，竟成了刻意隐瞒，拒不交代。
“我没隐瞒啊，”袁伯母解释说，“我向梁政委说了。”在她看来，梁政委当时是县委书记，后来又担任特委副书记、赤卫师政委，他完全可以代表组织。
这话没错，问题是当时梁政委不在霍川。由于敌人的长期“围剿”，霍川特委与上级失去了联络。前不久，特委决定派梁政委前往武汉，寻找上级组织。由于梁政委不在，袁伯母的话无法得到证明。
“不信，你们也可以去问家声嘛，”袁伯母又说，“当时他和我一起去找梁政委的。”可在郝部长看来，郑家声是她的丈夫，并不足信。
袁伯母非常生气：“他是我丈夫，不也是你的战友吗？你们难道连自己的同志都信不过吗？”
“这是两码事！”郝部长打断她的话。在他看来，凡事都有原则，我大伯的话，哪怕是对的，但也不能作为证据。何况，袁伯母身上还有不少疑点无法得到解释。
比如，关于悔过书的事，她向梁政委汇报过，为何罗师长不知道？而罗师长当时不仅是师长，还是特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
再比如，小黑皮被捕后，遭受酷刑，而袁伯母却毫发无损，不仅如此，她还受到特别的优待，为何敌人偏偏对她仁慈？
对于这些疑点，袁伯母也做了解释。她说，霍川起义后，罗师长一度前往省委汇报工作，当时不在霍川，因此他们向梁政委而没有向罗师长汇报完全正常。至于梁政委事后有没有和罗师长说，她并不清楚。
对于被俘后为何没有遭受酷刑，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得从她与万济民的关系说起，可她并不想多说，便简单回答，说是万济民别有企图。
“啥企图？”
“他想讨好我。”
“为啥想讨好你？”
“他想打我主意？”
“啥主意？”
“哎呀，这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那就慢慢说。”
“我不想说。”袁伯母忽然恼火起来。
“你必须说！”郝部长厉声道，“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没关系，那他为什么要讨好你？”
“俺们过去是同学。”
“同学？那你为啥说没关系？”
“俺没说没关系，俺是说没有那种关系。”
“哪种关系？”
这话越说越乱，越说越说不清楚。在郝部长的逼问下，袁伯母简直要抓狂了。她不知如何才能解释清楚。郝部长是工农干部出身，看问题比较简单。在他看来，敌就是敌，友就是友，黑白分明，哪有那么多啰唆事。审讯结束后，郝部长认定袁伯母与万少爷的关系并不简单，于是，袁伯母的嫌疑陡然上升，成了重点清查对象。
我大伯赶到大牯岭时，袁伯母已被关押两个多月了。他很生气，直奔郝部长的住处，质问为什么要关香云，说她没有隐瞒这件事，他可以替她证明。不仅他可以证明，梁政委也可以证明。他还说如果她要叛变，早在霍川起义前就叛变了，她在牢里守口如瓶，没有走漏起义消息，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可郝部长板着脸，对他的解释不以为然。他严肃地告诉我大伯，清查工作是特委的决定，任何人不得干扰。还说我大伯作为团长更应无条件支持，不能感情用事。他还对我大伯竟置特委的指示于不顾——明明要求副团长来开会，他却擅自前来——表示极大的不满。“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这是目无组织纪律！”两人大吵起来。我大伯个性要强，说话做事向来直来直去，加上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了那么多，特别是当他提出要见袁伯母遭到拒绝后。
好在这时汤参谋长赶来了，一边拦住我大伯，一边又把郝部长拉到旁边，两人叽里咕噜商量了好一阵子，这才同意我大伯去见袁伯母，但条件是两人谈话时必须由保卫干部在边上进行监督——这完全是对待犯人的做法。我大伯心里别提多屈辱了，但在汤虎的劝解下也只能接受。
我大伯的突然出现，让袁伯母百感交集。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心里别提多憋屈了。关于悔过书的事，她不知解释了多少遍，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清查组根本不听，包括郝部长在内。最让她屈辱的是，清查组竟然怀疑她与万济民的关系，逼她交代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天啊，他们那样怀疑俺，”她说，“俺连死的心都有了。”袁伯母一边哭一边说，就像老牛掉进枯井里，感到十分无助。
我大伯心如刀绞。他搂住袁伯母，轻轻抚着她的头发，不停地劝解，要她相信这事很快就会搞清楚，只要找梁政委，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不怕，咱不怕，”他说，“身正不怕影子斜，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话虽这么说，可袁伯母还是悬着心。“这要等到啥时候啊？”她说，“要是找不到梁政委可咋办？”
“不会的，怎么会呢？”我大伯一遍一遍地安慰她，除此也找不到什么更合适的话来。
天亮时分，沈淑琴送孩子过来喂奶了。袁伯母被关押后，淑琴便主动担负起照顾苗苗的任务。女儿苗苗是去年出生的，当时，我大伯正带队在五龙山一带与敌人周旋。直到苗苗出生几个月后，他才第一次见到女儿。那时正值春天，满山树叶葱茏，生机勃勃。我大伯从袁伯母手中接过裹在襁褓中的婴儿，心都差点化了。她稚嫩的小脸，半睁不睁的眼睛，还有那小鼻子小嘴，以及稀疏的头发，都是那么可爱。“她是那么小啊，”我大伯说，“就像一只刚刚孵化的雏鸟。”
据我大伯说，苗苗的名字是梁政委起的。当时袁伯母生养后，梁政委来看她，袁伯母便提出让他给孩子起个名。“好啊，”梁政委说，“我看就叫苗苗吧。”他解释说：“她是革命的后代，咱们白马山后继有人了，让她像春天的树苗，茁壮成长。”
一转眼，我大伯已经半年多没见到苗苗了。由于敌人的“围剿”，我大伯与袁伯母一直聚少离多。苗苗已经一岁多了，可我大伯见到她的次数总共不超过三次。上次见到她还是三个月前。我大伯从沈淑琴手中接过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轻轻唤着她的名字。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奶水不足，苗苗又瘦又小，面色蜡黄，抱在手里轻飘飘的，仿佛没有一点重量。我大伯觉得，几个月过去了，孩子好像都没怎么长，这让他好不心疼。
哇的一声，孩子忽然哭了起来。袁伯母急忙解开衣扣，奶起孩子。孩子的小嘴急切地在母亲怀里拱着，拼命吸吮。她的小脸挣得通红，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但是，很快她就失望了，哇哇地又哭了起来。袁伯母的奶水太少了——出事后由于心情焦虑，本来就少的奶水更是急剧减少。刚被关押的那几天情况更糟，奶水一度被憋了回去，竟连一滴奶也没有。后来，还是沈淑琴去找了卫生队的刘队长，挖了一些草药给她调理才稍有改善。刘队长让沈淑琴转告袁伯母，一定要放松身心，避免情绪不好，这样才能增加母乳。可是，在这种关押审查的情况下，要想心情好简直是不可能的。
“乖乖，别哭，别哭……”
袁伯母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又把孩子的嘴塞到胸前，可孩子吸吮了几下，又扭开脸，哇哇地哭起来。沈淑琴见状，便取出一碗裹在毛巾中的米汤递过来。袁伯母接过后，用勺子把米汤一勺一勺地喂进孩子嘴里，苗苗吧唧吧唧迫不及待地吞咽着。袁伯母的动作稍慢一点，她便张嘴哭起来。沈淑琴见状，赶紧上前帮忙。她抱过孩子，让袁伯母喂食，这样动作快一点，苗苗的哭声终于止住了。
“这孩子太可怜了。”袁伯母叹了一口气，眼泪又止不住流下来。淑琴连忙劝她说：“香云别这样，比这再难的日子都过来了，这一次也会过去的。为了孩子，你可要挺住啊。”
袁伯母用手抹了抹眼泪，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得亏了淑琴啊，”她对我大伯说，“要没有她俺真不知咋办才好了。”
喂完了米汤，孩子安静下来，睡熟了。我大伯从袁伯母手中抱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看了又看，接着又把脸轻轻贴上去，嗅着她那带着奶味的体香，久久不愿离开。袁伯母看着这一幕，眼圈又红了。
“家声啊，”她说，“俺要有个三长两短，苗苗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她带大，抚养成人啊！”
我大伯一听这话，便恼了。
“你说啥呢？”他抬起头来，瞪大眼睛看着袁伯母，“苗苗是咱们俩的骨肉，咱们要一起把她带大。”
袁伯母叹了一口气说：“唉，就怕俺等不到那一天了。”说着，又是泪如雨下。
清查工作开始后，一连两个多月，敌人都没有发动有针对性的“围剿”，这给特委和赤卫师产生了错觉，认为他们的清查工作取得了效果。虽然奸细仍未查出，但他的活动起码受到了扼制或震慑。在特委会议上，郝部长甚至有一个推断，这个奸细有可能就在他们关押的审查对象中，以至于他无法再向敌人输送情报，使敌人难以发起有效的行动。对于这一推断，罗师长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在听取了郝部长关于审查工作的汇报后，他指示说查找奸细要进一步抓紧，同时要扩大调查面，不放过其他疑点。他还提出了公开审查与秘密侦察相结合的办法。“我们既要看到明处，也要看到暗处，”他说，“敌人十分狡猾，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更不能大意轻敌。”
据我大伯回忆说，罗师长的话实际上表明他并不完全赞同郝部长的推断，尽管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在他看来，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此后，清查工作继续进行。虽然郝部长加大了力度，但收效并不明显。那些被看管的人纷纷叫冤，声称自己无罪。小黑皮甚至大骂，认为郝部长是有意整他。理由是他对郝部长不恭敬，编了郝部长的顺口溜，所以给他小鞋穿。郝部长很恼火，认为小黑皮态度不端正，很不老实。
袁伯母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因为梁政委始终没有消息。派去武汉的同志带回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由于地下联络站遭破坏，梁政委失去了联络，下落不明。“这可咋办？”袁伯母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猫抓心似的。她一边为梁政委担心，一边也为自己担心。沈淑琴时常劝她，还说听老汤说，特委还会派人去武汉，一定会找到梁政委的。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雪上加霜，清查组又发现了一条不利于袁伯母的线索。
这事与袁五爷被释放有关。袁五爷是袁伯母的父亲，曾是前清举人，在贵州做过县令，后辞官回乡。民国后，他在市里做过议员，在当地颇有影响。袁伯母因加入红军被列入通缉名单，有人劝过袁五爷趁早离开霍川，免得受到牵连，但他并未当回事。他想凭自己的名望和影响，谁敢动他？开始也确实如此，前几任县长都没有动他。霍川起义后，桂系新编二十五旅旅长张贵福进驻霍川，担任保安司令。这家伙一来，就抓了袁五爷。
据说这事是万家使的坏。霍川起义后，万家被抄，粮食和浮财都分给了百姓，这让他们怀恨在心，一心想进行报复，张贵福一来，他们便不断拱火，袁五爷这才被以“通匪”罪下了大牢。
事发之后，袁家便四处打点，走了不少门路，连城里的房子也卖了，终于把人捞了出来。巧合的是，他被放出来的时间不早不晚恰好在石井坑事件之后没多久。清查组发现后，不禁产生了怀疑。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袁五爷入狱期间，家里曾多次托人带信给袁伯母，要她脱离红军，救救自己的父亲，不要再执迷不悟，连累家人。万济民也写过信，对她威逼利诱，声称只要她脱离红军，便立即释放她父亲，并保证她全家安全，否则就等着给她爹收尸吧。如此联系起来，这事是否与袁伯母有关，也值得排查。
“天啊！”袁伯母吃惊地瞪大眼睛，心里又气又难过，“这怎么可能？亏你们想得出！”其实，她爹是如何被放出来的，她并不清楚。在这件事上，她也没有违心做过任何事，但要说服郝部长和清查组却不那么容易。
“难道你不想救你爹？”
“想。”
“那你做了什么？”
“俺啥也没做。”
“那你爹是怎么出来的？”
“这俺咋知道。”
“你不老实。”
“咋不老实了？”
“我问你，万济民给你写过信吗？”
“写过。”
“那你为什么没有交代？”
“你们又没问。”
“没问就不说吗？你少耍滑头！”
…………
袁伯母简直要崩溃了。他们的问题一个又一个，使她无法回答，而她的每一个回答，似乎都能被他们找到破绽，成为新的疑点。面对无休止的询问，她欲哭无泪，身心俱疲，如同陷入一片深深的沼泽，无法自拔，越挣扎反倒陷得越深。
一九三五年元旦过后，霍川下了一场雪。雪花如飞絮般漫天飞舞，皑皑白雪覆盖了山川原野，放眼望去四处白茫茫的一片。不过，这场雪来得急，走得也快。几天后，雪便停了，天也放晴了，积雪渐渐融化。春节来临前夕，道路已经可以通行了，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也多了起来。由于敌人封锁，入冬以来，红军严重缺粮。不久前，第一团突袭李家圩，从民团手中缴获了一批粮食。我大伯和江秉柱商量，决定送一批粮食给特委和师部，我大伯打算亲自护送。江秉柱知道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袁伯母和苗苗，便同意了。
这批粮食共三百斤，民夫队派了五个挑夫，每人只挑六十斤，这样便于走山路，一旦遇敌也可快速摆脱。我大伯带了两名战士负责护送。为了安全起见，八个人昼伏夜行，穿行于山间，两天之后来到大牯岭附近。一路上基本顺利，没遇到什么麻烦。当时，特委和师部的驻地在水龙洞，离这里只需半夜路程。眼看任务即将完成，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白天在漫长的等待中过去了。这个时间特别难熬。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他们不得不卧伏山间密林中，一动不动，浑身都冻僵了。到了晚上出发时，大家手脚都动弹不得，只能靠互相捶打，使血液流通起来，慢慢缓解僵硬。好在众人都已习惯了，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夜幕终于降临了。大家活动开手脚，开始出发。担任警卫的两名战士中，一个是大脚丫，一个是小贾。大脚丫大号李兴忠。此人贫苦出身，原是放羊娃。他的脚大，善走，因而有了大脚丫的绰号。大脚丫除了善走，还有一个本领是认路，方向感特别强，哪怕是深山老林也从不迷路。一九四九年后，他成为我军第一代测绘专家。我大伯夸他是天赋使然，倒也并非虚言。这次运粮，由于多是夜间行走，容易迷路，我大伯特地挑他前来。
三个小时后，他们翻过了大牯岭。大脚丫带着众人走一条近路，直插水龙洞。此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他们下了一个坡，前方出现一片凹地，凹地中长满了茂密的树木。他们停了下来，观察了一下动静，没有发现异常，于是，大脚丫在前，他们开始继续往下走。忽然，嘘的一声传来，只见走在前头的大脚丫矮下身子，把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有情况。
众人停住脚步，迅速蹲下身子——果然，远处的树林里传来了隐约的声响。那声音很细微、很短促，很快就消失了。我大伯摆摆手，几个人马上分散开来，退到石头或树丛后隐蔽起来。我大伯悄悄来到大脚丫身边：“啥声音？”
“没听清。”
我大伯抬头向前察看了一会儿。四周静静的，远处山上的残雪冷冷的，泛着模糊而清冽的寒光，偶尔有风吹过来，带来刺骨的寒意。会不会听错了？我大伯在心里想。就在这时，那声音又响了一下。这回我大伯和大脚丫都听得真切——是的，没错——他们不再怀疑自己的耳朵。我大伯示意众人继续隐蔽，然后与大脚丫一起向凹地中的树林摸去。
夜色如水，漫无边际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如一片汪洋，仿佛淹没了一切。他们借着残雪的微光，小心翼翼地走着。下坡时每一步都要踩稳了，然后才抬脚迈出第二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石子滑落发出响声。一团团雾气不时飘浮过来，使周围的景物若隐若现。
我大伯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慢慢靠近了树林——噗的一声，那声音又响了起来，虽然声音很轻微，但在静夜中却传得很远。我大伯急忙矮下身子，然后凝神看去。声音是从树林里传来的，但由于能见度低，眼前除了一大片树木的黑影外，什么也看不清。难道是野兽？我大伯在心里琢磨着，又觉得不像。他握了握手中的短枪，小心翼翼地打量了一会儿，然后起身靠在一棵大树后边。大脚丫端着枪，紧随其后——噗的一声，那声音又响了起来，这一回还伴着杂草被踩踏发出的窸窣声。我大伯向后示意了一下，让大脚丫不要动。
就在这时，忽然一阵刺刺的声音传来，那声音几乎近在咫尺。我大伯吓了一跳，急忙稳住神，慢慢从树干后探出头去——只见半步开外，一个人正背对着他在撒尿。他身上斜背着枪，身子一抖一抖的，嘴里还轻轻地哈着气。
白狗子？我大伯迅速缩回头，屏住呼吸。不一会儿，撒尿的声音停住了，又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那人走开了。
我大伯赶紧退了回来，和大脚丫耳语了一下，两人折返身，爬上不远处的一个石坡——这里居高临下，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他们趴在石坡上，借着残雪的反光，向树林中看去，眼前的情景让他们惊呆了：树林中的空地上，一团一团的黑影，全是人。虽然看不真切，但人数不少。他们在干什么？水龙洞！我大伯心里一紧，一股不祥的预感陡然升起：他们是冲着水龙洞来的！事不宜迟，得赶紧通知特委。他把大脚丫叫到跟前，问他是否有路绕过去。大脚丫说，有是有，只是太远，走过去需要三四个小时。
“来不及了！”我大伯说。他当机立断，分派五名挑夫把粮食挑到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又让大脚丫和小贾跟他走，沿着山崖，快速插到了一个山口上。刚到达不久，敌人已经长蛇般向山口开来——看来他们要行动了！我大伯毫不迟疑，喊了一声：“打！”
随即扔出去一颗手榴弹。大脚丫和小贾也开起枪来。敌人显然没料到会遇上袭击，正大摇大摆地走来，突如其来的枪弹使他们慌了手脚，连滚带爬地向山下退去。一边退，一边开始还击。
一时间，枪声大作，打破了黑夜的宁静。我大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希望用这个办法通知特委和师部。
事实上，他的目的达到了。
枪声响起的时候，袁伯母正在给苗苗喂奶。
那天送孩子来喂奶的是女兵队的冼大姐。平时都是沈淑琴负责接送，但那天她临时有事便让冼大姐来了。冼大姐原是东乡农会妇女主任，她爱人老黄是县委委员，在东阳关与特派员接头时牺牲了。随着敌人“围剿”加剧，冼大姐随农会骨干退上大牯岭，被编入女兵队。在队中她与袁伯母十分要好，对袁伯母也很同情。
就在袁伯母给孩子喂奶时，枪声响了起来。起先是从大牯岭方向传来，接着周边也陆续响了起来。
“出了啥事？”袁伯母问。
“俺去看看。”冼大姐说了一声，便钻出了窝棚。
不一会儿，她又回来了。
“白狗子，”她说，“白狗子来了，快走！”
这时，外边早已乱了起来，到处是叫喊声、奔跑声和一片杂乱的声音。袁伯母抱着苗苗，与冼大姐钻出窝棚。站在外边的保卫部干部正在清点集合那些被审查的人员。袁伯母看见了小黑皮，他划动着手臂，满脸愤怒的表情，挥着手高声说着什么，一些人围在他身边。保卫部副部长朱毅帽子顶在额头上，大敞着领口，心急火燎地跑过来。“吵？吵什么？”他大声嚷嚷道。“走，走，马上走！”他一边喊一边挥着手。
袁伯母不知他们在吵什么，走过去才知道原来是小黑皮他们要求发枪参加战斗。“这都啥时候了？”小黑皮说，“你们还不相信俺。敌人都打到鼻子底下了，你们还等个啥啊？”
“少废话！”朱毅更恼了，“你给我住嘴！再说一句，俺就毙了你！”
正说着，郝部长提着枪，也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怎么还在磨蹭？还不快走？”他大声吼道。朱毅上前刚要解释，郝部长把手一挥，顾不上听他说什么，便催促道：“走，走，快走！”一边说一边掉头而去。
警卫人员立即行动起来，押着审查人员，跟上了郝部长。小黑皮一边走，一边还在不住地喊：“你们这是弄啥呢？敌人都上来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啊，俺们宁可战死也不能等死啊！”
“说得是啊！”
“快发枪吧！”
“让俺们一起打吧！”
队伍里有人也跟着喊起来。
郝部长回过头来，问他们在喊什么。朱毅紧跑几步，跟上他说：“他们要发枪。”郝部长没说话，继续向前急走。这时，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集。几排子弹迎面打来，打得树枝哗哗往下落。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看见正在向外突围的部队退了回来。
“咋回事？”郝部长问道。
“南边被堵住了！”
“全是敌人！”
有人回答道。
郝部长抬头看去，只见一片手电、火把闪烁着向这边涌来，并伴随着枪声和叫喊声。看样子敌军人数不少。向后撤的部队中有特委机关人员，也有伤病员，情形很乱。不一会儿，警卫连抬着罗师长过来了。郝部长迎上去，罗师长看见他便说：“老郝，赶紧通知老汤，分散突围，能突出去多少是多少。”
“是，”郝部长说，“你们快走，我来掩护。”他又吩咐警卫连童连长一定要保护好师长，随即向前去找汤虎。走了不到半里路，他看见直属营的战士正在边战边退。“往北走！往北走！”有人在黑暗中大声喊道。这是汤虎的声音。他发现有人迎面而来，便挥手制止他们，要他们赶紧掉头。
“老汤！老汤！”郝部长喊叫着，跑了过去。
汤虎说：“快掉头，往回走！”
“我知道。”
“看见师长了吗？”
“就在前边，刚过去。”郝部长说，“你们快走，我来掩护。”
“不，你走，我掩护！”
两人争执起来。郝部长急了，他说部队现在需要他，他是参谋长，快别争了。忽然，一排枪弹打了过来。身边的战士纷纷倒下。斜刺里，一股敌人不知从哪儿蹿了出来，汤虎端起机枪一阵扫射。直属营的战士们也扑上去，很快打退了敌人。“老汤，”郝部长喊道，“不能再耽搁了，快走！你要保护好师长，把部队带出去！”这句话提醒了汤虎。他是参谋长，有责任指挥部队撤退出去，同时保护好师长和特委，尤其是不能让师长落到敌人手中。“好吧，”他跺了一下脚说，“你有多少人？”
“一个排。”郝部长说。
“我再给你一个排。”
“好。”
“不要久留，尽快撤下来。”
汤虎带着队伍走了。郝部长遂令老弱病残人员跟着直属营和女兵队一起向北撤。“保卫部的跟我来！”他喊道。小黑皮这时又叫了起来：“俺们咋办？咋办啊？”
郝部长二话没说，便令道：“把枪给他们！”
袁伯母随着直属营和女兵队向北撤去。她用绑腿把苗苗绑在身后，紧紧地跟着部队。周围枪声不断，火光闪烁。她不断提醒自己：别掉队！别掉队！由于天黑路滑，她跌跌撞撞，滑倒了好几次。她自幼生在城中，不习惯走山路，虽说这几年游击战使她得到了锻炼，但与那些土生土长的山里人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尤其是在夜间。好歹冼大姐一直跟着她，帮着她。有一次，她重重地摔在地上，爬不起来，多亏冼大姐把她扶了起来。“把苗苗给俺吧。”冼大姐几次提出，但袁伯母都不肯。不过，要说这孩子，还真争气，外边子弹嗖嗖乱窜，但她居然睡着了，裹在包袱被中一动不动。这些都是冼大姐后来对我大伯说的。
向北跑了一段，战斗开始激烈起来。途中不断有敌人出现，到处是火把和枪声。部队被冲得七零八落，袁伯母和女兵队的几名战士也被打散了。路上碰到直属营的几名战士，让她们往西走，说是北边的敌人很多。“直属营呢？”冼大姐问。“正在前边掩护。”有人答道。说话间，只见警卫连的人抬着罗师长过来了。他们边走边喊：“往西走！往西走！”大家一听都跟上一起往西走。
往西走了一段，火把渐渐稀疏了。众人刚要松口气，忽然枪声大作。又有一股敌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他们并没有打火把，突然出现在面前。警卫连迅速投入战斗。女兵队也开起枪来。好在这股敌人数量并不多，很快被打退了。
部队继续向前跑。不一会儿，在一个山坡下再次遭遇了敌人，双方发生了激战。我军且战且走，黑夜中部队又被冲散了。冼大姐护着袁伯母一路狂奔，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只顾跟着人跑。跑着跑着，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三个人，除了袁伯母、冼大姐外，还有一个是女兵队的徐小妹。三人筋疲力尽，实在跑不动了，便坐在一片乱石后大口喘气。
就在这时，苗苗醒了，哇哇地哭起来。袁伯母松开绑带把孩子移到胸前查看，发现包袱被上裸露出一大团棉絮，而且就在距孩子头上不到一指远的地方——娘哩！这是一个子弹眼，从位置看，只要稍稍向下偏移一点，孩子就没命了，幸运的是，她居然毫发无损。“这孩子真命大！”袁伯母对冼大姐说，既感到庆幸，又感到后怕。
孩子大约是饿了，哭个不停。袁伯母赶紧解开衣服，把乳房塞到孩子嘴里。可大半夜的紧张奔波，本来就少的奶水半滴也没有了。孩子用力地吸了半天也没吸着，于是又大哭起来。好在冼大姐细心，在水壶里装了一点米汤。袁伯母赶紧把米汤倒进嘴中，然后嘴对嘴地喂给苗苗，这才使孩子安静下来。
休息了一会儿，她们重新起身，继续突围。此时，四处都是晃动的手电和火把，枪声像炒豆似的噼啪响着，黑暗中还不断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她们不分东南西北，也不知身在何处，慌乱中只能往火把少和枪声少的地方跑。孩子这时已经睡熟了，袁伯母把她重新绑在背后。冼大姐在前，徐小妹在后，三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跑着。
不知跑了多久，忽然黑暗中传来了喊声：“站住！什么人？”
袁伯母她们赶紧闪身躲在几块石头后边——前方是一片竹林，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的。看见对方不回答，竹林里便放起枪来。子弹嗖嗖地穿过夜空，发出尖厉的啸声。冼大姐把枪递给袁伯母（冼大姐一直帮她背着枪），三个人开始还击，边打边退。敌人看到她们人不多，便冲出竹林围了上来。
子弹的火光四处闪烁。树枝被打断，哗哗地往下落。袁伯母她们滑下一个山坡，试图甩掉敌人。没想到敌人动作很快，眨眼间便跟了上来。他们用密集的火力把她们压制在坡下动弹不得。
“他们就在下边！”
“抓活的！有赏！”有人大声喊道。很快就有人跳下坡来，向她们扑来。袁伯母她们开起枪来，敌人被接连打倒几个，便匍匐在地，朝她们猛烈开火。
徐小妹首先倒在了血泊里，袁伯母和冼大姐也负了伤。更要命的是，女兵队的子弹本来就不多，这时已经打完了。敌人似乎觉察到了这一点，大叫着冲了过来。
“他们没子弹了！”
“抓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此时，袁伯母她们已陷入绝境。眼看敌人已经冲到了跟前，忽有一支队伍从敌人身后掩杀过来，猛烈开火，敌人背后受袭，立时乱成一团，四散奔逃。原来，这支队伍是警卫连的人。他们左冲右突，在山里转了半天，不知怎么又转到了这里。袁伯母她们死里逃生，赶紧跟上。此时，警卫连只剩下不到二十人。罗师长伤势严重，早已陷入昏迷。为了方便突围，他们扔掉担架，由战士们轮流背着他，边战边走。
这是一个血流成河的夜晚。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和血的腥味，直到几天后依然不散。袁伯母她们跟着警卫连，一路上不断遇到敌人，在激烈的厮杀中，队伍中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十来个人了。袁伯母跟着大家昏天暗地地奔跑着。渐渐地，枪声越来越远。大家意识到可能已经突围出来了，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他们冲破了敌人在水龙洞周边设置的包围圈，前面就是鹰爪沟了，只要穿过这条沟便进入了鬼见愁。那是一片地势陡峭的山林，到了那里基本上就安全了。“快，快！”童连长大声喊道，带着人向沟里冲去。
可是，很快又有敌人追上来了。这股敌人约有一个连，动作很快，像是别动队的。这是保安司令张贵福组建的一支王牌部队，队伍中有许多广西老兵。他们惯走山路，被称作广西猴子，很难对付。为了摆脱敌人，童连长一边带了几个人进行阻击，一边让刘排长保护师长继续向前跑。
然而，一个小时之后，敌人又追了上来。后来得知童连长和参加阻击的几个同志全部牺牲了。由于师长身负重伤，刘排长他们走得较慢。此时，敌人越来越近了，这时路边出现一个水塘。那水塘约有两亩多地，长满了野荷。时令虽值冬季，荷叶已经枯萎，但枯枝败叶仍然密匝匝地覆盖着塘面。情急之下，刘排长让大家跳入水中躲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随着一阵扑通通的响声，众人都跳入塘中。刹那间，冰凉刺骨的塘水扑面而来，仿佛针扎一般，瞬间让人窒息。
袁伯母跟着众人，来不及多想，也跳了下去。忽然，哇的一声，苗苗大哭起来。她才想起自己还带着一个孩子。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袁伯母愣了一下，随手便捂住了孩子的嘴巴。哭声低了下去，渐渐止住了。但她的手很快便颤抖了，因为她感到了孩子的挣扎。这是一种只有母亲才能感到的死亡的挣扎，尽管那么微弱。
她的手松开了，这完全是本能的反应。
哭声再次划破夜空。几乎就在同时，冼大姐看见袁伯母已经爬出水塘，抱起孩子向前跑去。敌人追了上来，枪声伴随着哭声一路远去。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融在夜色之中，冼大姐眼睛里顿时涌满了泪水。
梁政委回到了霍川，已是水龙洞遇袭两个多月以后了。当时霍川的局面十分困难。水龙洞遇袭后，特委再次遭受重创，罗师长虽然脱险，但伤情进一步恶化。在跳入荷塘躲避敌人时，由于伤口在水中浸泡化脓感染，半个多月持续高烧不退，险些没有挺过来。
郝部长也在突围中牺牲了。汤虎在突围中与罗师长被冲散后，带领部分战士突围出来时，身边只剩下三十余人。
面对这一局面，上级指示梁政委迅速返回霍川代理特委书记。石井坑遇袭前，梁政委前往武汉寻找上级组织，曾受命留在武汉恢复秘密联络站，因此耽搁了一段时间，直到这次奉命返回，他离开霍川已经一年多了。
他回来后立即与罗涛、汤虎等一起总结经验，商讨对策，并采取措施，稳定局面。水龙洞遇袭令人震动，教训惨重。从事件发生的过程看，它几乎就是石井坑事件的重演。敌人做了精心准备，而且情报准确。事后得知，敌人共出动了四个团的兵力，设置了三层包围圈：第一层由别动队发起攻击；第二层由两个步兵团四面包抄；第三层则由民团部队在外围巡防，确保“无漏网之鱼”。对此，敌人十分得意，用保安司令张贵福的话说，这叫铁壁合围，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遗憾的是，由于我军疏于防范，认为大雪之后，加之春节临近，敌人不可能发动“清剿”，从而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对此，罗涛和汤虎都深感痛心。他们在特委会上做了深刻检讨，同时认识到前段时间在查找奸细上步入了误区。因为事实已经推翻了郝部长的推断，奸细并不在被关押的人员中，起码不是全部在（如果他们不是一个人的话），否则无法解释这次敌人偷袭又是如何获得准确情报的。
事实上，郝部长在牺牲前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亲口向我大伯说过他很后悔，没有挖出奸细，给部队造成如此大的损失。特别是他的判断错误，认为奸细已被控制，就在受审人员之中。尽管罗师长曾提醒过他，要他扩大调查面，不放过其他疑点，可他没有重视。
郝部长牺牲得很悲壮，当时在他身边的只有我大伯、小黑皮和大脚丫等十来个人。那天晚上——想想都后怕——要不是我大伯他们去送粮，偶然发现了敌人，后果不堪设想。据事后了解到的情况，敌人的合围当时尚未完成，因被我大伯发现，不得不提前行动，否则我军的损失会更大。
在果断发起偷袭之后，我大伯他们并没有久留，而是迅速赶去水龙洞，想与特委与师部会合。他们原以为只是小股敌人偷袭，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包围，到了水龙洞后才发现敌人越来越多。一路上他们多次与敌人发生激战，到处都是枪声。沿途还不断遇到被打散的官兵，我大伯向他们打听特委和师部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香云呢？”路上他遇上一名女兵队的战士，便向她询问，“你们见到香云了吗？”“没有，”那名女兵回答，“指导员（她仍称袁伯母为指导员）跟着保卫部哩。”
“苗苗呢？”
“不知道。”
我大伯非常担心，但当时的情况不容他去寻找，也无从寻找。有人对他说赶快向外突围，别再往里走了。又有人说看见直属营过去了，还有师长和警卫连。可是没人看见郝部长和保卫部的人，也许他们随着特委机关先走了，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我大伯只能随着部队向外突围。他们边战边走，路上不断有敌人冒出来，队伍不断被冲散。有一次我大伯他们跟着一队人向前急走，走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原来是敌人的别动队。这时敌人也发现了他们，经过一番激战，我大伯他们才摆脱纠缠。
之后，他们继续前行，不断遇见敌人，战斗打得昏天暗地，夜色中不辨方向，多亏大脚丫，他的识路本领发挥了作用。由他带领，大家很快从水龙洞绕了出来，直奔后山而去。那里山高林密，易于躲藏。一路上，我大伯身边慢慢聚拢了二十多人，都是被打散的人员，有特委机关的，也有直属营的。
经过一片坡地时，传来稠密的枪声。他们发现一股敌人正在围攻一个小树林，枪声十分激烈。“这是咱的人！”我大伯当即带人上前支援，击退敌人后，才发现竟是保卫部的人。其中有郝部长，还有小黑皮。郝部长腿部中弹，朱毅和一名战士架着他一瘸一拐地走着。意外的相见，让大家又惊又喜。我大伯忙向小黑皮打听袁伯母和苗苗的情况。小黑皮说指导员跟师长和警卫连走了，他们是留下来担任掩护的，估计这会儿他们已经突围出去了。我大伯听后松了一口气。郝部长问我大伯怎么来了，我大伯说了情况。郝部长说：“好，郑团长你有战斗经验，你来指挥大家。”
“俺？”这让我大伯有些意外。
“是的。”
看着我大伯疑惑的表情，郝部长摆了一下手，仿佛在说：什么都别说了。我大伯本来对郝部长有不少意见，这时也顾不上了。“记住，”郝部长又说，“把大家带出去，能突围几个是几个，这是师长的命令。”
我大伯点点头。在大脚丫带领下，他们继续前行。郝部长的伤情较重，由于大腿骨被子弹洞穿，无法行走。我大伯让人砍了树棍临时扎起一个简易担架抬着他走。敌人很快发现了他们，蜂拥而上。郝部长几次要求把他放下，别拖累了大家。“放下，放下我。”他大声叫着。我大伯坚决不同意。
“你胡说什么？”他说，“只要你还有一口气，俺就要把你带出去。”
郝部长连喊别这样，并挣扎着从担架上滚下来。我大伯火了，“你别添乱好不好？”他大声吼道，令人用藤条将他捆在担架上。朱毅注意到，就在那一刹那，郝部长脸上滚满了泪水。
敌人越来越多了，战斗也越来越激烈。我大伯他们能打则打，不能打则绕，一路血战，且战且走，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小山沟，走了一段才发觉是一条死路。大脚丫首先觉察到了。“这是夹股沟！”他叫了起来。
夹股沟狭窄细长，形同夹股，故而得名。大脚丫告诉我大伯这是一条死沟，进出只有一个口，一旦敌人封住沟口那就麻烦大了。我大伯立即下令原路返回，想从这里冲出去，但敌人这时已经出现在了沟口。
“冲过去！”我大伯喊了一声，众人一起开火。他们一边打一边向外冲，但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我大伯带人冲了一次，没有成功，只能退回来，商量对策。郝部长这时把我大伯叫到面前。“郑团长，”他说，“别管我了，赶快冲出去，趁敌人现在还不太多，晚了就来不及了。这是命令，我现在还是特委委员。”
我大伯说：“别胡说了，现在是我在指挥，你得听我的。”
“胡闹！”郝部长这时发起火来，“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大伯说：“你别急，俺有办法。”
“屁的办法！”郝部长吼道，一把抓住我大伯的胳膊说，“家声啊，好歹俺大你几岁，听大哥一句话，赶紧走！”说着，从怀里摸出两块银圆，塞到我大伯手中，并用力按了一按。
我大伯一愣，还没反应过来，他接着又说：“这是俺的党费，请你交给组织。”
我大伯心头一热，使劲点点头。就在他转过身，准备重新投入战斗时，身后一声枪响——郝部长对着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
那天晚上，大牯岭上三百多名同志，陆陆续续冲出来的只有五六十人，很多同志牺牲了，还有一些同志被俘后惨遭杀害，其中包括一百多名伤病员。
袁伯母的遗体几天后才被找到——是在一个十几丈的悬崖下边，显然她是跳崖而死——脑袋崩裂，骨头也摔碎了，搜索人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她的遗体捧上担架以免散架，但在她身边却没有发现苗苗的踪影。“她去了哪里？”众人扩大了搜寻范围，最后在悬崖上——离袁伯母跳崖处几十米的一个树林里，发现了苗苗的帽子、鞋子，还有一个水壶（是用来盛米汤的），此外就没有任何线索了。
我大伯痛不欲生，大哭一场。在袁伯母下葬时，他眼里盈满了泪水，极力忍着不让它流出来。据江秉柱叔叔对我说，他从未见我大伯那么伤心过，一连三天不吃一口饭，也不说一句话，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劝也没用。几天下来，他胡子拉碴，人瘦毛长，仿佛一下老了十几岁。这期间，梁政委来过，汤参谋长也来过，还有江秉柱、沈淑琴、小黑皮、冼大姐等都来过，可谁劝也没用。梁政委了解我大伯，说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静一静。
罗师长由于伤情较重，无法行动，特地让梁政委带话给我大伯，说他对不起袁香云同志。他非常自责，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清查工作，虽然不是由他亲自主持，但郝部长每步都向他报告过，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香云是个好同志啊，”他说，“是她救了我们，这个损失无法弥补。”罗师长是个非常自负的人，他一辈子很少认错，但在这件事上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我大伯说，在他们的交往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然而，人死不可复生，一切都已无法挽回。那段时间，我大伯满脑子都是袁伯母和孩子的身影，无论睁开眼，还是闭上眼，她们的身影都在眼前晃动：她们的音容笑貌，那些逝去的过往，包括幸福的时光和苦难的经历，点点滴滴，不断涌现出来，萦绕脑际，挥之不去，拂之还来。苗苗，他的骨肉，他的宝贝女儿，自从她出生后，他总共也没见过她几次，可她那毛茸茸的小脸，稚嫩的小鼻子、小手、小脚，还有那可爱的笑容和哇哇的哭声，都让他刻骨铭心，永生难忘。他多么想再抱抱她、亲亲她，哪怕是再听听她的哭声——但现在，这一切，都已不再可能。
也许时间可以减轻痛苦，但永远不可能忘记。许多年过去，当我大伯——一个饱经沧桑的耄耋老人，在写回忆录时，和我谈起这件往事时（过去他很少提及，害怕触碰），依然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不过，我大伯很快振作起来。用他的话说：“这笔账要算到敌人头上，俺要让他们加倍偿还。”不久，特委决定成立便衣队，由我大伯任队长，采取小、快、灵的战术，四处出击，使敌人防不胜防。特别是别动队被打得抬不起头来，不得不龟缩在县城里。保安司令张贵福对此非常恼火，他召集各部开会，令他们尽快拿出办法，消灭便衣队。
然而，没等他们拿出对策，便衣队已经找上门来了。
这次行动由我大伯亲自带领，就是冲着别动队去的。别动队是张贵福精心组建的，成员多为桂系老兵，善于山地作战。队长是他的亲信雷麻子，此人惯匪出身，以凶残著称。副官万济民就是万家的大少爷，他是当地人，熟悉情况，早在县党部任科长时，就在全县各地建立了秘密情报网。别动队成立后，张贵福把他调过来，主要让他负责情报工作。他与雷麻子沆瀣一气，干了不少坏事。石井坑、水龙洞“围剿”行动，都是由他们一手策划的。我大伯对此恨之入骨，决心除掉这两个恶瘤。
行动的地点就选在了飞凤池。这是城里最大的澡堂，位于闹市东大街上，前后两大间，前间是普通座，后间是雅座。雷麻子和万济民经常光顾这里。这天晚上，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又来飞凤池泡澡。老板早已为他们留好了甲号包间。这是雅座中最大的包间，内设两个卧榻，卧榻之间有一个大茶几，上置烟具、茶盘和瓜果等，可供客人享用。
就在雷麻子和万济民进了澡堂之后，暗中一直有两双眼睛在盯着他们。那是两个操着河南腔的年轻军官。他们浑身酒气，舌头打着卷，一看就是喝了不少酒。老板问他们在何处高就，以前咋没见过。他们说是老四旅的，来办军需。老四旅是西北军的部队，有一个营驻在霍川。当时，霍川驻军中除了新编二十五旅，还有西北军、东北军的部队，番号杂乱，彼此不认识也很正常。
那晚的客人不算多，也不算少，前后进进出出有二十余人。屋子里热气腾腾，跑堂在各个包间穿梭往来，上茶、递毛巾把子，忙忙碌碌，间或还有修脚的、捏背的在侍候客人，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两个河南腔。事后根据调查，他们的包间是丁号，与甲号隔着三个包间。有人看见他们下了澡池，又看见他们上来后，四仰八叉地躺在包间的榻上抽烟喝茶打瞌睡，但再后来的事就没人说得清了。直到一个修脚工应卯来到甲号包间，打算为里边的客人修脚，可一掀门帘，眼前的情景把他吓了一跳：卧榻上鲜血淋漓，板墙上也溅满了血迹。两个客人中的一个已经不动弹了，身子像扭麻花一样扭成一团，头朝下赤条条地挂在榻上。另一个还在挣扎，光溜溜的长着黑毛的大腿还在颤动着，尚未完全断气，一把刀扎在他的喉管上，由于脑袋被毯子死死地捂住，发不出一点声音——站在榻边的不是别人，正是老四旅的那两个军官。听到响动，他们猛地回过头来，枪口一下子对准了那个修脚工。后者身子一软，差点倒在地上，可那两人并没伤害他，只是朝他嘘了一声，其中一人把手指竖在唇间，示意他别出声，接着便大摇大摆地掀开帘子出了包间。半晌，那个修脚工才醒过神来，哇的一声大叫：“杀人了……杀人了……”
浴池里顿时乱了。那两个军官这时已经走到门口，听到喊声，并不慌乱，先是抬手两枪，打灭了灯泡。屋里顿时陷入黑暗。坐在门口的两个警卫正在打瞌睡，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随后响起的两枪撂倒了。这一切都发生在须臾之间。很快那两个刺客便冲了出去。接着枪声响成一片。早有人在门外接应，他们一阵乱枪把门外的卫队打得东倒西歪，掩护那两人迅速撤离。
事情发生后，城里的敌人大为恐慌。他们没想到红军竟然杀到他们眼皮底下来了，而且是在戒备森严的县城闹市。从现场情况分析，刺杀者手法熟练，动作敏捷。走时留下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罪大恶极，处以死刑”，落款便是便衣队。
刺杀发生后，保安司令部立即下令全城戒严，严密搜索。当时正值夜晚，城门早已紧闭，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整整搜了三天，弄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却连便衣队的人影也没找到。本以为这次行动十分圆满，哪知很快传来消息，被杀的那两个人并非雷麻子和万济民。
这是咋回事呢？原来，那天出了一点意外，由于雷麻子喝多了，失手打翻了茶杯，弄湿了卧榻。老板赶紧过来，让人收拾，并把他们临时换到了隔壁的乙号包间，而甲号包间则调给了两个随从，结果那两个家伙成了替死鬼。
这事虽有些遗憾（因为没有达到除掉雷麻子和万济民的目的），但震慑敌人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用我大伯的话说，就像是在敌人的心脏上狠狠捅了一刀。师部也很满意，梁政委还表扬了他们。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便衣队撤出县城不久，红军的秘密联络点便被敌人查抄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牺牲和被捕的人员达七人之多。
那个秘密联络点是一家麻行，名叫利顺德，只有特委极少几人知道。锄奸行动后，敌人全城戒严时，我大伯他们参加行动的五人正是在该行仓库的暗室里藏了七天，直到风声过去后才悄然出城。
那么，敌人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联络点的？
内鬼！
显然又是内鬼！
这事已经折磨大家很长时间了。前段时间，清查工作走了弯路，梁政委回到霍川，便换了一种打法。清查工作从明里转入暗里，对外不声不响，内里却紧锣密鼓。为了确保清查工作的有效，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除了清查组成员，任何人都无法接触到案情，包括特委成员，而清查组成员则经过严格的甄别挑选，有些人还是从金家寨等地调来的。这样一连几个月下来，似乎看不到任何进展，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清查工作已经停止了。
秘密联络点被查抄后，内奸的话题又引起了大家的关心，私下里议论纷纷，甚至怀疑梁政委的做法是否有效。我大伯急了，几次向梁政委提起这事，但梁政委似乎并不着急，总是说：“沉住气，我们一定会抓住他。”
半年后，大胡家之战发生了。这是特委精心筹划的一次行动。我大伯记得，那是清明节刚过，他接到开会的通知，便带着警卫员赶赴大牯岭。当时特委和师部驻地就在那里。他到后发现赤卫师下属的三个团长都到了，这很不寻常。由于大家平时分散活动，很难集中到一起。看来要有大动作了！我大伯当时就有预感。
果然，会议一开始，夏师长便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要打别动队了。具体计划是引蛇出洞，将别动队诱至大胡家，然后实行包围歼灭。为了确保此仗胜利，特委决定调集赤卫师的全部力量，三个团外加便衣队，共两千多人，全部参战。这种情况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了，众人一听都欢呼起来。
行动很快开始了。那天是阴历三月十一，清明过后，谷雨将至，那段时间雨水特别多。难得有个晴天，可一转眼雨又下起来。这天，从早晨开始，一直时断时续下着小雨。别动队事先得知情报，霍川特委要在大胡家开会，重要人物都将出席，担任保卫的只有一个警卫连。
于是他们故伎重演。部队分散进入仙女峰一带，入夜之后才以中队为单位集结，悄悄潜入大胡家附近。大胡家是霍川东部的一座小村庄，位于白马山的仙女峰下。这里三面环山，只有朝东一条路通向外边，地理环境十分封闭。按雷麻子的布置，由万济民率二、三营实施外围包抄，由他亲率第一营向村内突击。
子夜时分，部署顺利完成，其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雷麻子极为满意，志在必得。自飞凤池事件后，张贵福对雷麻子大为不满，多次骂他饭桶、不中用，甚至威胁要走马换将。雷麻子急于做出成绩，打一个翻身仗，于是亲自出马。为了谨慎起见，他还请求张贵福派两个团作为后援。
子夜一点，第一营快速扑向村内。夜色中的大胡家静悄悄的，居然没有任何动静，就连狗吠的声音都没有，雷麻子有些奇怪。大胡家村子并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零星地分散在周边的山坡上。他下令四处搜索，但不一会儿便得到报告，说是村中空无一人。
“啥？”雷麻子一愣，“这咋可能？”他一边想着，一边向村内走去。果然村中空空如也，四周黑灯瞎火，万籁俱寂，除了偶尔有几只老鼠被惊动后沿着墙角乱窜之外，连个活物都没有。“不好，他们跑了！”雷麻子叫了一声。“给俺搜！”他命令道。
此时，雨开始下大了。他走进村中的祠堂，一边避雨一边等待消息，心里不免沮丧起来，以为情报有误，或者哪里出了差错。正在这时，外边忽然枪声大作。雷麻子心中不禁一喜，以为发现了红军，急忙走出祠堂，连问哪里打枪。响枪的地方在村外，看样子打得很激烈，子弹像炒豆子般响个不停。从阵仗看，人数不少于千人。看来万济民得手了！他当即命令第一营前往村外，与第二、三营会合，不准放跑一个。
但渐渐地，他发现情况不对了。派出去的部队忽然退了回来。只见一团团的黑影如同雪崩一般，向村中涌来。“咋啦？这是咋啦？”他大声喝问，可根本没人理睬他。那些惊恐万状的兵就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直到一营营长跑到他面前，说是“赤匪”打过来了，他还不肯相信。
“胡说，”他吼道，“给我顶住！顶住！”
但是败兵越来越多。不仅有第一营的，还有第二、三营的。最后，万济民也出现了。他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头上的帽子已经不见了，浑身上下，衣衫不整，满是泥土。他气喘吁吁，双手比画着，说是发现大批红军，起码有两个团。
“胡说！你的情报不是说只有一个连吗？”
“是啊，俺也不知道……”
“这不可能！”
“错不了！”
此时，枪声越来越近，喊杀声也听得真真切切。
“冲啊！”
“杀啊！”
“活捉雷麻子！”
“抓住万瘪子！”
…………
雷麻子这时也有些慌乱了，但他仍有底气。按照事前的部署，在别动队潜入大胡家周边时，张贵福已调两个团的兵力分别开进花山寨、果子洞、磨子圩和火神滩一带。这些地方距大胡家只有五到十里的路程。枪声一响，这些部队便会立即向大胡家增援，而最近的花山寨距大胡家只有五里路，急行军半个小时即可赶到；最远的火神滩也只需一个多小时。因此，雷麻子让万济民立即收拢散兵，进行布防，用不了多久援兵就会赶到。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敌人的增援线路早已被我大伯带领的便衣队死死卡住。赤卫师的三个团按照事先的部署，对别动队的三个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尽管别动队武器精良，富有作战经验，但红军兵力占优，且善于夜战，有备而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别动队开始土崩瓦解，四散奔逃。罗师长下令不留俘虏。红军战士早对别动队恨之入骨，接到命令便穷追猛打。别动队第二、三营很快就被击垮，他们无路可逃，只能退往村里。我军三个团全面压上，把他们团团围住。
在这次战斗中，我大伯的便衣队任务相当艰巨。他们全力以赴，挡住了敌人两个团的援军，为全歼别动队赢得时间。
几个小时过去，援军迟迟不见踪影。面对红军的强大攻势，别动队迅速瓦解。雷麻子还想负隅顽抗，但局面已完全失控。红军很快冲到了祠堂前，各种枪支猛烈开火，打得敌兵纷纷向后退缩。忽然，几颗手榴弹扔了过来，炸塌了祠堂的大门。卫队赶紧拥上来，护着雷麻子从后门逃窜。刚出门不久，万济民便被一阵乱枪打到，仰面倒在了地上。
雷麻子吓得赶紧趴倒在地，这时几个忠心的卫兵冲上来，把他拉起来就跑。周围黑漆漆的，前后左右都是溃兵。雨这时越下越大。冷雨打着他的面颊，带来阵阵寒意。雷麻子身上溅满了泥浆，雨披也跑丢了，浑身淋得透湿，只能混在乱兵中胡乱地奔跑。黑夜中不辨方向，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到处都是红军。他们好不容易冲出村子，迎面又遇上了一队红军。对方二话不说，便是一阵猛烈的枪击。身边的卫兵纷纷倒下，雷麻子摔倒在地，连滚带爬地刚想站起来，头上便重重挨了一枪，摔倒下去。
战斗结束后，红军打扫战场，发现雷麻子的尸体倒在一块水田旁，脑袋扎在刚放了水的秧田中，两脚横叉在田埂上。人们把他尸体翻过来，只见他满脸污泥，模样肮脏丑陋。万济民死在祠堂后门，脑袋被子弹削去半拉，脑浆淌了一地，死相十分难看。
小黑皮闻讯赶到——此时他已是营长——看到万瘪子的尸体，恨得牙齿直咬，端起机枪便突突突地朝他打了一梭子，直到把他尸体打成了蜂窝，仍不解恨，又狠狠地踹了两脚。
大胡家一战全歼别动队，消灭敌人一千多人。这是一次重大胜利，我大伯当时并不知道，此战的意义还不仅仅在这里，直到沈淑琴自杀后。
沈淑琴自杀发生在大胡家歼灭战后的第二天。这事发生得十分蹊跷，引起了不少猜测。卫生队刘队长认为这可能与她的病情有关。沈淑琴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常常彻夜不眠，情绪压抑。这病在广州起义后就有了，可水龙洞遇袭后，病情进一步加重。特别是袁伯母和孩子牺牲后，她常常以泪洗面，悲伤不已。众所周知，沈淑琴是袁伯母最好的同学和战友，当年一起在北辰中学参加学生运动，一起加入CY，后来又一起前往武汉军校学习，经历了广州起义的风风雨雨和艰苦的霍川游击战争的岁月。“俺一直把她当姐看。”沈淑琴不止一次这样说。事实也正是如此。她和袁伯母甚至比亲姐妹还要亲。对于苗苗，她也很有感情。自这小家伙出生后，沈淑琴一直帮着照顾。袁伯母被隔离后，苗苗更是完全交给了她。为此她付出了极大的感情。然而，水龙洞遭袭，袁伯母和苗苗不幸离去，这对沈淑琴打击很大。
沈淑琴出身于一个小商贩之家。由于父母早亡，她是由哥哥一手拉扯大的，与哥嫂感情很深。由于出身贫寒，沈淑琴自幼性格就很乖巧，与人相处，随和自然，善解人意。她的长相也很文静，平时话不多，人缘不错。在她生病后，很多人都很关心她。
刘队长前来给她看过病，认为她可能是受了刺激，加重了病情，需要静养调理。于是他给她开了一些镇静药，还叮嘱汤虎多加关心开导，可是全然没有效果。她的病情不仅没有改善，反倒加重了。白天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嘴里自言自语，神情恍惚、萎靡不振；到了夜晚，因为无法入睡，时常睁着眼睛通宵达旦。有时实在太累了，偶尔入睡，又会突然惊醒，醒来后则四肢抽搐、大汗淋漓。她还老是做噩梦，在梦中大喊大叫、胡言乱语。由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开始明显消瘦，整个人看上去都像脱了形。有一次，她还莫名其妙地晕厥过去，数刻方醒，让人惊慌不已。有人说沈淑琴是吓破了胆，但汤虎，还有我大伯、江秉柱都不相信。因为沈淑琴不是第一次经历血雨腥风，怎么会被轻易吓倒呢？
我大伯有一天去看她，她一见我大伯便泪流满面，不断地说起香云，还有苗苗。我大伯知道她们之间的感情并非一朝一夕，为了平复她的情绪，只能忍住悲痛不断地安慰她。
梁政委对沈淑琴的病也很关心，他和罗师长商量后，决定派人把她送往鹰落坪静养，并请当地的老中医罗瞎子为她治疗。鹰落坪是第二团的驻地，位于大山之中，比较安全，同时换个环境也有利于治疗。据我大伯说，后来经过罗瞎子调理，沈淑琴的病情果然有所好转。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候，她突然自杀了。当时，她已从鹰落坪回到了大牯岭。那天早上，沈淑琴提出要给袁伯母上坟，当时清明节过后不久。由于沈淑琴病情严重，组织上派了两个看护，日夜不离左右。看护她的人中有一个是冼大姐，她同意了沈淑琴的请求。为了安全起见，她还带了一名战士和她们一起去了坟地。在坟地上，她们一起给袁伯母上了香，还照当地的习俗烧了纸钱。之后，沈淑琴提出要单独待一会儿，冼大姐也同意了。于是，她带着战士先下了土坡，然后就在坡下等她，好一起回去。但没想到的是，就在她们离开不到几分钟，坡上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冼大姐心中一惊，三步两步跑上坡去，那名战士也跟了上来，只见沈淑琴已经倒在地上，就在袁伯母的坟前。她的身边有一把手枪，胸口汩汩地向外冒着血——不难判断，子弹是从前胸打进去的。冼大姐上前按住她的伤口，试图帮她止血。沈淑琴大睁着眼睛看着她，嘴里含混地咕哝着什么，但冼大姐一句也没听清。
汤虎闻讯赶了回来。当时省委在金家寨召开会议，特委决定派汤虎出席。那次会议是在大胡家之战前，因此大胡家之战他也没有参加。等他回来后，沈淑琴已经下葬了，但没有举行葬礼，对外也没有宣布。外界推测，这样做是为了消除负面影响，毕竟沈淑琴是参谋长的爱人，还是低调处理为好。
我大伯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曾去找过梁政委，认为沈淑琴是他们的老同学老战友，不管咋说也该通知他们告别一下。可梁政委并未多做解释，只是说形势不允许。直到几年后，谜底才被慢慢揭开。
据我大伯说，清查组真正注意到沈淑琴是在飞凤池锄奸之后。在这之前，梁政委也曾发现过疑点，那是关于袁伯母悔过书的事。我大伯曾问过朱毅，保卫部是怎么知道悔过书的事，因为我大伯他们并未对外说过。朱毅说，他是听郝部长说的。可袁伯母被捕时，老郝还没来霍川，他不可能知道这件事，除非有人告诉他。后来，有一次他去看望正在养伤的罗师长，罗师长说，他听老汤说过这事。
“参谋长？”
“是的。”
那这就更奇怪了，梁政委想，汤虎也是霍川起义后才来的，他怎么会知道呢？于是，他便去找汤虎，装作与他闲聊的样子，漫不经心地提到这件事。汤虎倒也爽快，说是听沈淑琴说的。
“淑琴？”
“对。”
“哦，她是怎么说的？”
汤虎说那是袁伯母被审查后，有一天他们谈到这事，沈淑琴无意中说到了悔过书的事。“我当时很吃惊，”汤虎说，“我还问她怎么以前没听她说过。”
“说它干吗？”沈淑琴道。
“你糊涂！”汤虎当时就批评了她，认为这不是小事。可沈淑琴却说他大惊小怪，还说：“你难道还不相信香云吗？”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事告诉了郝部长。“虽然我相信香云，”他说，“但眼下斗争环境残酷，容不得半点大意。”说到这里，他显得有些自责，并解释说，他这样做完全是对党负责。“现在看来，我们是多疑了。香云是一个好同志，她牺牲了，我很痛心。”
其实，汤虎这样做并没有错。至于沈淑琴是从哪儿得知悔过书的事，梁政委认为很可能是袁伯母告诉她的。因为凭她们两人的关系，平时无话不谈，这种可能完全存在，尽管我大伯说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
事后，梁政委没有再提这事。他也许是不想影响我大伯和沈淑琴的关系。毕竟沈淑琴也是他的学生，他对她的印象一直很好，没有怀疑她的理由。就这样，几个月过去。直到利顺德麻行被查抄后，沈淑琴才开始进入清查组的视野。
那次进城锄奸行动，极为机密。当时罗师长还在养伤，特委和师部只有梁政委和汤参谋长知道这事。参加行动的五名同志都经过精挑细选，十分可靠。事后，清查组也对他们分别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问题。
那么，风声究竟是怎么走漏的？
汤虎吗？
怎么又是他？
梁政委不敢掉以轻心，暗中派人密查，结果汤虎倒没发现问题，沈淑琴却引起了注意。
据清查组报告，沈淑琴的哥哥近来有些异常。此人名叫黄静民，早些时候曾在镇上小学当过老师，家境并不宽裕。沈淑琴参加红军后，黄静民也受到牵累，并被抓去坐牢。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春荒时节，其嫂只能带着娃四处乞讨。为了营救丈夫，她还四处借钱，拉下了一屁股饥荒。直到两年前黄静民被释放才家境大变，不仅还清了债务，还盖起了三间敞亮的明窗大瓦屋。村里人都说他家不知发了啥横财，或许是夜里做梦捡了金元宝。
这一情况立时引起了清查组的注意。经过一番排查，发现疑点越来越多。首先，黄静民出狱后并无收入来源，而且连书也不教了，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至于他唯一的亲属，沈淑琴也不可能帮到他。她的津贴极为有限（红军师官兵每月只发少量零花钱，干部两元，战士一元，这还是情况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分文没有），汤虎虽是参谋长，每月津贴除了买毛巾、牙粉、纸笔和烟外也所剩无几，当然也不可能有多余的钱。
那么，他的钱来自何处？按黄静民本人的说法，是做生意赚来的，至于什么生意，则含糊其词。进一步查下去，清查组发现沈淑琴和兄长年龄相差九岁。父母早亡后，是其兄嫂把她拉扯成人，还勒紧裤带供其上学。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沈淑琴对此十分感激。由于受她的牵连，哥哥被捕入狱，沈淑琴一直很内疚。自打回到霍川后，她时常下山探望兄嫂，有时也会省下一点钱来接济他们，尽管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水龙洞遇袭那天，她嫂子带信来说哥哥病重，她便告假回去，因此袭击发生时她并不在山上。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当时并没人产生怀疑，但现在却引起了清查组的注意。
可是，查了一段时间，并未发现她有任何通敌之举。终于有一天，她提出要回家看望哥嫂。那段时间，经过治疗，特别是吃了罗瞎子的药剂，她的身体已大有好转，病情也稳定下来。汤虎出于关心，问她是否要派人跟她一起去。她说不用。可是，下山后她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去她哥哥家，而是去了城外的十里铺。
十里铺靠近龙河码头，舟楫往来便利，有一条小街沿河而建，街上有货栈、货仓、饭店和商铺等。沈淑琴进了街后，不一会儿便消失了。负责监视她的是保卫部的小于，为了不打草惊蛇，他远远地保持了一段距离。由于是夜晚，沈淑琴进了街里，小于不便贸然跟进，便守在街口的柳树丛中等待。过了好一会儿，沈淑琴又重新出现了。她沿着原路走出来，但没有再去她哥哥家，而是直接回到了山上。
小于回来后，向梁政委和朱部长汇报了这件事。梁政委认为，这件事有必要查清。于是派朱毅前往十里铺调查。保卫部的小孙是十里铺人，情况熟悉，梁政委让他也一起去了。他们暗中走访了一些人，起先并无头绪，后来找到了打更的孙三爷。孙三爷是小孙的远房叔叔，当年曾与小孙爹一起扛过活，与小孙也相熟。没想到一提起这事，孙三爷便打开了话匣子。
“哦，你们是说那个城里人吧？”他说。
“城里人？”朱毅一愣，“你咋知道她是城里人？”
孙三爷咧开豁牙的嘴巴笑了：“她手里捏着手电筒哩，乡下人谁有那玩意儿？”
朱毅一听也笑了，问他那人长得啥模样。“个头不高，”孙三爷吧嗒着旱烟袋说，“瘦瘦的，穿着棉袄。”
“啥颜色？”
“看不清。”
“脸呢，你看清她的脸了吗？”
孙三爷摇头说天太黑了。“不过，”孙三爷吐了一口烟道，“她系着一条围巾。”
“围巾？”
“可不是，要不俺说她是城里人嘛。”
朱毅听了这话，心里微微动了一下。从孙三爷的描述看，这人很可能就是沈淑琴，而且沈淑琴确实有一条花格围巾，这还是托人从武汉买的。想到这里，朱毅又问孙三爷可看见她去了哪里。
孙三爷蹙起眉头想了想，然后一拍大腿说：“哦，对了，那天挺冷的，我在街上巡了一圈，又回更房抿了两口酒暖暖身子，”说着他用手做了一个喝酒状：“后来，我又来到街上，没想到又碰见了那人。”
“在哪里？”小孙问道。
“就是码头边上最靠头里的那条巷子。”
“那不是万家老铺的后门吗？”小孙说。
“可不是，”孙三爷咳了几下，又用枯瘦的手抹了一下嘴边的唾沫，“我估摸着她是从万家老铺出来的。”
万家老铺是万济民家开的店铺，朱毅马上警觉起来：深更半夜的，沈淑琴去那里干什么？回来后，他立即向梁政委进行了汇报。两人研究了一番，认为如果把这些线索联系起来看，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一是孙三爷看见的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沈淑琴；二是如果是她，她去十里铺的目的是什么？而且她去了万家老铺，就更可疑了。因为那里很可能就是万瘪子的秘密联络点。这样一分析，沈淑琴的嫌疑猛地增大了。“该找她谈谈了。”梁政委说。这意味着将对她进行正面突破。
当时，汤虎去金家寨开会，不在霍川。梁政委便把沈淑琴找去了。那是一天晚上，当时特委的驻地在牧家店的关帝庙。沈淑琴接到通知，说是梁政委要见她。她当时和汤虎住在关帝庙的偏殿，而梁政委和罗师长住在后殿，抬脚就到。可沈淑琴一进屋子就感到不对了。因为房间里除了梁政委，还有朱毅及两名清查组的人员。
房间里烟雾缭绕，梁政委看她进来便示意她坐下。他的表情一如往常，并没有明显变化。不过，沈淑琴内心却有些不安起来。
“梁政委，你找俺？”
梁政委不说话，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等烟抽完了，才扔掉烟头，打破了沉默：“淑琴啊，今天找你来，是想核实一点事。”
“啥事？”
“正月十九，你去了哪里？”
“正月十九？”
“是的。”
“我想想……”
不等沈淑琴有所思考，梁政委接着又问：“是十里铺对吗？”
他的声音不高，却仿佛一声炸雷在沈淑琴耳边炸开了。“这、这个……”沈淑琴一惊，显然有些猝不及防，立时乱了方寸。
“没有……”她下意识地刚想抵赖，又觉得这很蠢，急忙收住口说，“你们咋知道？”
梁政委并不作回答，而是又问：“你去那里干什么？”
“没、没干啥……”沈淑琴显得更慌乱了。
“我们都知道了，”梁政委不给她丝毫喘息之机，“你去了万家老铺对吗？而且你是从后门出来的，这没错吧？”一连串的问话，步步紧逼，沈淑琴心惊肉跳，一时间手足无措，语无伦次。“我们已经跟了你很长时间了，”梁政委直视着她的眼睛，接着又说，“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
听完这话，沈淑琴一下子崩溃了。她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梁政委原以为问话会有一些曲折，没想到前后不到十几分钟，沈淑琴便交代了一切。
事实上，沈淑琴的叛变两年前就开始了。那是哥哥被捕后，她去看望嫂子和侄儿们，哪知却落入了万济民的圈套。万济民早就了解到沈淑琴与哥哥的感情很深，便预先设伏，将其抓获。之后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扬言要杀了她兄嫂全家。在兄嫂的哭求之下，她屈服了。但她只答应帮他一次，从此两不相欠。“行啊。”万济民爽快地答应了。哪知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从此她走上了不归路。
水龙洞事件后，袁伯母惨死，使她良心备受折磨，病情加重，生不如死。她多次下决心要与万济民一刀两断，甚至躲着不见他，但万济民岂肯放过她？威胁说要把她的事捅给红军。那天，正是在万济民的逼迫下，她才去十里铺与他见面，两人吵了起来。沈淑琴指责他说话不算话，并表示如再逼她，就死给他看。两人纠缠了半天，最后万济民提出只要她再干一次，以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沈淑琴一边哭一边交代。一个小时的审讯过程中，她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声称对不起梁政委，对不起大家，请求马上枪毙她。
梁政委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心里既惋惜又痛心。他仔细询问了每一个细节，包括每次送情报、与万济民接头方式等等，凡是想到的都问了。沈淑琴也不再隐瞒。当问到汤虎是否知道这件事，沈淑琴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她承认有些情况则是汤虎无心透露的，包括城中联络点的事。
审讯结束后，沈淑琴便被看押起来，不过对外并没有宣布，而看管她的人也只是以她有病需要看护为由，其中包括冼大姐，与她同吃同住。此后，梁政委便决定将计就计，引蛇出洞。沈淑琴表示愿意戴罪立功，之后她给万济民送了假情况，这才有了大胡家的歼灭战。“难怪梁政委那么有把握，”我大伯后来对我说，“原来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大胡家之战后，沈淑琴便负罪自杀了。这事冼大姐出了疏忽。她没想到沈淑琴私藏了一把手枪。那是汤虎以前留给她防身用的一把勃朗宁手枪，型号是M1910，口径为七点六五毫米，俗称花口撸子。她把枪藏在屋子的墙脚下，没有被发现。那天，她以上坟为名，把枪带在身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于她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二〇一九年，我大伯的回忆录杀青了。出版社送来了校样，老爷子戴着老花镜，手拿放大镜，一字一句地看着。他看得很认真，也很吃力。我提出读给他听，他也不肯，就这样断断续续花了四个多月才看完。根据他的意见，我又做了一些局部修改。稿子改定后，他松了一口气，显得很高兴。“白马山啊，”他用手抚着那摞厚厚的清样，就像捧着曾经走过的岁月，“不能忘啊，也忘不了。这就是历史，让我们的后代看看吧。”
在校样送走之后，有一天早晨起来，他坐在轮椅上，让我推他出去走走。路上，他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苗苗还在吗？”
我让他问得一愣，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苗苗出事后，一直没有发现尸体，我大伯找了很长时间，毫无头绪，这才渐渐放下了。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悄悄地埋在他的心底，没有丢下。
见我半晌无语，我大伯笑了。他似乎并不需要我的答案，然后告诉我，昨晚他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苗苗。”他说，那是一个山花烂漫的季节，天空湛蓝，万里无云，苗苗就在花丛中笑着、跑着。她挥着小手，快乐地喊叫着。白马山上到处都是盛开的野菊花，它们无边无际，覆盖了山川、沟壑和原野，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就像一幅画，好美！”我大伯一边说着，一边若有所思。他的目光投向遥远的天际，仿佛那里就是他的希望所在。
原刊责编 俞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