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智识的收获

少了情感上的困扰，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了脑力工作

1900年7月，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期间，第一届国际哲学大会也于巴黎召开。怀特海与我决定参加哲学大会，我受邀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

这次哲学大会是我思想生涯的转折点，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皮亚诺 ¹ 。此前，我已经听过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一些作品，但还没有花时间去理解他使用的符号 ² 。在大会的讨论环节，我注意到他一向比其他人更加一丝不苟，无论参加任何形式的辩论，他总能占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推定这种优势一定是他的数学逻辑的功劳。因此，我请他把所有的著作都送给我。大会甫一结束，我就回到僻静的芬赫斯特，潜心研究他与他的学生所写的每一个字。我逐渐意识到，他的数学符号为我提供了一种多年苦苦寻找的逻辑分析工具。通过对他的研究，我获得了一种全新而有力的技术，可以用于我一直想要投身的工作中。到了8月底，我已经完全熟悉了他的学派的所有研究成果。我利用9月的时间，把他的方法拓展到了关系逻辑中。回想起来，在那一个月里，每一天的天气都是那么温暖晴和。怀特海一家和我们一起住在芬赫斯特，我向他解释了我的新理念。每晚的讨论都会以一些难题告终，但每天早上我都会发现前一晚的难题在睡梦中自行化解了。在那段时间，我全然沉醉于脑力工作中。那种感觉就像在薄雾中爬山，在登顶之时，霎时间云开雾散，四面八方几十英里以内的乡村都豁然可见。从智识方面来说，1900年9月是我人生的制高点。我跃跃欲试，心想我终于做成了一件值得做的事情，还暗暗叮嘱自己，在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之前，千万要小心别在街上被车撞了。我给皮亚诺的期刊寄了一篇论文，阐述了我的新想法。10月初，在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我再次坐下来创作《数学原理》。这本著作的第三到第六部分都创作于那年秋天，第一、第二以及第七部分也是那年秋天写就的，但后来不得不重新改写，因此这本书直到1902年5月才定稿。在整个10月、11月和12月，我每天都会写上十页，并在19世纪的最后一天 ³ 完成了全稿，然后及时给海伦·托马斯 ⁴ 写了一封短信，得意扬扬地宣告自己刚刚完成了二十万字的书稿。

说来也怪，这种大获成功的喜悦随着世纪末的来临画上了句点。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受到思想和情感问题的双重打击，陷入了我此生体验过的最黑暗的绝望之中。

在1901年的四旬节学期期间，我们和怀特海一家一起住进了梅特兰教授 ⁵ 在唐宁学院的房子。梅特兰教授因为身体有恙，不得不去马德拉群岛休养。他的管家告诉我们，他是因为“吃干吐司把自己耗干了”，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医学诊断。在此期间，怀特海夫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也因为心脏病而经常感到剧痛难忍。怀特海、爱丽丝和我都很担心。怀特海不仅深爱着妻子，也非常依赖她。如果她去世，他能否再创作出更多好作品似乎都成了问题。有一天，吉尔伯特·默里来到纽纳姆学院 ⁶ ，朗读当时尚未出版、由他翻译的《希波吕托斯》 ⁷ 的选段。我和爱丽丝去听了他的演讲，我被其中的诗句之美深深打动。等我们回到家时，我们发现怀特海夫人正在经历一场异常的剧痛。这痛苦如同一道墙，将她与所有人和事隔绝开来，突然之间，每个人灵魂的孤寂感突然将我吞没。自从结婚以来，我的情感生活一直平淡而浮于表面。我已将所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抛之脑后，满足于浅薄的小聪明。然而这时，我脚下的地面似乎瞬间塌陷，让我落入了一片截然不同的天地。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我的脑中闪过许许多多的念头：人类灵魂的孤独感是不可承受的；除了宗教导师所宣扬的那种最强烈的爱，没有什么能穿透这种孤独；任何不以这种爱为动机而衍生出的东西都是有害的，至少是无益的；由此可以推出，战争是错误的，公立的学校教育是可憎的，使用武力是不可取的。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应该深入彼此内心孤独的内核，并与之沟通。当时，怀特海家三岁的小儿子也在房间。我之前没怎么注意他，他对我也不加在意。在母亲阵发病痛时，必须有人制止他上前打扰。于是我便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开了。他很顺从地跟着我走开，我们相处得非常自在。从那天起，直到他于1918年战死沙场，我们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在那五分钟之后，我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一时间，我被一种神秘的灵光所笼罩。我感觉，我能体会到在街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想法，虽然这无疑是一种错觉，但我的确觉得，我与所有朋友和许多熟人的联系要比以前近了一大步。曾经支持大英帝国的我，在那五分钟里变成了一个亲布尔派与和平主义者。多年来一味专注于精确和分析的我，却发现自己对美充满了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觉知，对孩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几乎像佛陀一样深切渴望寻得某种让人生之苦变得可以忍受的哲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感将我占据，其中既包含着强烈的痛苦，但也有一些振奋人心的因素，因为我有能力控制痛苦，并让这痛苦为我所用，成为通往智慧的大门。时至今日，我在那时感觉自己拥有的神秘洞察力已基本消失不见，理性分析的习性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我认为自己在那一刻所感悟的某种东西一直伴随着我，衍生出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心态、对孩子的兴趣、对小灾小难的不以为意，以及我在所有人际交往中所秉承的某种情感基调。

四旬节学期结束后，我和爱丽丝回到了芬赫斯特，我开始将数学逻辑的推理过程用笔详细记录，日后被囊括进《数学原理》之中。我原以为工作差不多已经收尾，但在5月份，与我2月份在情感上遇到的障碍一样，我也在思想上遇到了同样严重的挫折。在整个1901年的下半年，我一直以为问题会迎刃而解，但到了年底却得出结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我决定先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继续完成《数学原理》。到了秋天，我受邀在剑桥大学进行两个学期的数理逻辑讲座，因此便与爱丽丝回到剑桥。讲座涉及《数学原理》的主要内容。

两个学期的讲座接近尾声，我们和怀特海一家住在格兰切斯特的米尔别墅里，大约在这时，我又遭受了一次比之前更严重的打击。一天下午，我骑自行车外出，正沿着一条乡间小路骑行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爱爱丽丝了。在这一刻之前，我甚至从未意识到我对她的爱在一点点流失。这个发现暴露出的问题非常严重。自从结婚以来，我们在生活中亲密无间。我们向来同床共枕，也从来没有各自单独的更衣室。无论遇到任何事，我们都会在一起开诚布公地探讨。她比我年长五岁，我一向认为她比我要实际得多，也比我更懂得处世之道，于是便把日常生活的许多主动权都交给了她。我知道，她仍然全心全意地爱着我。我无意伤害她，但在那时，我认为亲密关系中双方应该坦诚相见（但我不确定到底是什么经历会让我抱此理念）。总而言之，我不知道该如何在不爱她时佯装出浓情蜜意，哪怕是一分一秒。我不再有与她发生性关系的本能冲动，单凭这一点，便为隐藏真实感情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场危机中父亲自恃清高的特质也在我身上显露了出来，我开始对爱丽丝进行道德上的批判，从而为自己开脱。我没有马上说我不再爱她，但她当然能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她卧床静养了几个月，静养结束后，我告诉她我不想再和她继续同房，最后我承认，我的爱火已经熄灭。无论于己还是于她，我都通过批判她的品格来证明这种态度的合理性。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自以为是虽然令人厌恶，但批评的内容却有理有据。她试图拥有超越常人、完美无瑕的美德，却因此陷入了虚伪之中。和哥哥洛根一样，她也有恶毒的一面，乐于挑拨离间，但她本人对这一点毫无意识，而且天生善于用不易察觉的方式搬弄是非。她的溢美之词能让对方称赞她的慷慨大度，但她对自己所夸之人的实际看法，却要比所骂之人还要糟糕。这种恶意往往让她言不由衷。她告诉怀特海夫人说我讨厌孩子，因此尽量要让他们家的小孩少跟我接触。但一转头又告诉我，怀特海夫人是个不称职的母亲，疏于呵护自己的孩子。在骑自行车的途中，诸如此类的回忆接连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开始意识到，她并不是我一直所想的圣人。但我在厌恶之情中陷得太深，把她拥有的美德也抛诸脑后。

我一生中最不快乐的时光是在格兰切斯特度过的。我的卧室面对着磨坊，磨坊的水流声与我的绝望千丝万缕般纠缠在一起。长夜漫漫，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先是听到夜莺的啼啭，然后又伴随着黎明时分鸟儿的齐鸣眺望日出，试着从外界的美景中寻找慰藉。我感受到一股彻骨的孤独，一年前，我曾认为这是生而为人的必然命运。我独自一人漫步在格兰切斯特附近的田野中，隐约感到泛白的柳树在风中传递着来自安宁大地的信息。我阅读了一些宗教书籍，比如泰勒的《圣洁的死亡》，希望这些书的作者能从各自的信仰中提取一些不同于教条的安慰。我尝试在纯粹的冥思中寻求庇护；也开始动笔创作《自由人的信仰》。创作出充满韵律的散文，这是当时唯一真正让我感到快慰的事情。

在创作《数学原理》的整个期间，我与怀特海夫妇的关系复杂而矛盾重重。在世人看来，怀特海冷静、讲理而明智，但一旦熟识之后，就会发现这只是诸多面向之一。像许多高度自制的人一样，他也难免出现几乎毫无理智可言的冲动。在遇到怀特海夫人之前，他已下定决心要加入天主教会，却因坠入爱河而在临入会前最后一刻放弃了信仰。他总是深陷于缺钱的恐惧之中，却不用合理的方式应对恐惧，反倒肆无忌惮地花钱，想要这样欺骗自己相信有能力负担。他常常喃喃自语地大肆痛批自己，把怀特海夫人和她的仆人吓得够呛。而有的时候，他又一连沉默几天，对屋里人一句话也不说。怀特海夫人时刻提心吊胆，生怕他会发疯。回想起来，我觉得夫人生性小题大做，因此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然而，危险虽然没有她想得那么夸张，但的确是存在的。她在谈到丈夫时对我毫无隐瞒，我感觉我们仿佛结成了一种帮助他维持理智的同盟。但即便如此，他的工作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可我觉得他对自己施加的控制已经超出了正常人能够承受的范围，随时都有可能崩溃。怀特海夫人经常发现他在剑桥商户那里欠下大笔账款，但又不敢透露家里没钱付账，生怕把他逼到崩溃的边缘。那段时间，我经常暗中资助。我不愿把怀特海蒙在鼓里，但如果他听说此事，一定会难以承受这样的屈辱。然而，他要养家糊口，还要写《数学原理》，为此，除了暗地支持，我似乎没有别的方法。我为此倾囊相助，甚至自己也贷了一笔款，但愿只要目的正当，手段稍微妥协也无妨。在1952年之前，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过此事。

在此期间，爱丽丝要比我更不快乐，而她的不快也是导致我不快的重要原因。过去，我们常和她的家人住在一起，但我告诉她，我对她的母亲已经忍无可忍，我们必须离开芬赫斯特。我们在伍斯特郡的百老汇 ⁸ 附近度过了夏天。我因痛苦而变得多愁善感，常写出伤春悲秋之言，比如：“我们的心建造出精美的圣殿，祭奠逝去希望的灰烬。”我甚至自甘堕落地读起梅特林克 ⁹ 的诗来。此前，在痛苦最为激烈的时期，我于格兰切斯特完成了《数学的原理》。手稿完成的那天是5月23日。到了百老汇，我潜心投身数学的阐释，后来催生出《数学原理》。这时，怀特海已经确定加入这本书的创作，而我自甘堕入缥缈、虚伪、感伤的心绪之中，连数学研究工作也受到了影响。记得我把一份初稿发给怀特海，他的回复是：“为了让论证看起来简洁明了，包括这本书的主旨在内的一切都打了折扣。”而导致创作缺陷的原因，便是我精神状态的萎靡不振。

秋天来临时，我们在切恩道租下一栋房子住了六个月，生活逐渐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我们频繁社交，见了很多人，其中不乏妙趣横生、讨人喜欢的人。我们都逐渐过上了一种更加外向的生活，但就连这样的生活，也往往分崩离析。只要我和爱丽丝同住在一座房子里，她便三不五时地在上床后穿着晨衣下楼来找我，求我和她一起过夜。有时我勉强同意，但结果却总是败兴至极。这种情况就这样维系了九年，在这九年里，她一直盼望着让我回心转意，从没有对其他男人产生过兴趣。而在这九年中，我也没有跟别人发生过性关系。每年大约有两次，我会主动跟她发生性关系，试图抚慰她的痛苦，但她对我而言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因此这种尝试只是徒劳。回顾这段漫长的岁月，我感觉自己早该和她终止这种同居关系，但她却希望我能留下来，甚至威胁如果我离开她就要自杀。当时我还没有心上人，因此似乎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违背她的意愿。

1903年和1904年的夏天，我们在切特和蒂尔福德度过。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晚十一点到次日一点之间都会到户外漫步，由此，我逐渐发现欧夜鹰会用三种不同的声音啼叫（大多数人只知道一种）。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努力解决数学研究中遇到的难题。每天早晨，我都会面对一张白纸坐下。整整一天时间，除了午饭时间的短暂休息，我会一直盯着那张白纸。然而到了晚上，纸上往往还是空无一字。我们的冬天是在伦敦度过的，在这段时间，我并没有刻意工作，但我记得，1903年和1904年两个夏天的创作工作处于彻底停滞的状态。我很清楚，如果不解决这些难题，我就无法继续向前推进。我下定决心，不让任何困难阻止我完成《数学原理》，但在当时，我真的觉得自己的余生或许都要盯着那张白纸度过了。更让人恼火的是，这些难题尽是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我的时间就这样花费在了那些似乎不值得认真思考的事情上。

到了1905年，情况开始好转。爱丽丝和我决定搬到牛津附近，在巴格利林地给自己造一座房子（当时，那里还没有别的房子）。1905年春天，我们搬到那里居住，搬进去不久后，我就发现了我的摹状词理论 ¹⁰ ，这是克服困扰我多时的难题的第一步。此后不久，西奥多·戴维斯去世，我在前文中已经提过。1906年，我发现了分支类型论 ¹¹ 。剩下的事情，便只等把这本书写出来了。怀特海忙于教学工作，没有足够的空闲从事这项机械的工作。于是，从1907年到1910年，我便每年工作八个月，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手稿越积越多，每次出去散步，我都会担心房子着火，把我的手稿付之一炬。当然，那些手稿都是不可打印，甚至无法手抄的。等我们终于把手稿送到剑桥大学出版社时，由于体积太大，我们只得专门租了一辆旧的四轮马车运送。即使到了那时，我们的麻烦也没到头。剑桥大学出版社预估这本书会产生六百英镑的亏损，他们愿意承担其中的三百英镑，但认为再多便承担不起了。英国皇家协会慷慨捐赠了二百英镑，剩下的一百英镑则由我们自己筹集。就这样，我们付出了十年的心血，每人净赚了负五十英镑，打破了《失乐园》 ¹² 的纪录。

从1902年一直到1910年，生活的不幸带来的压力加上繁重的脑力劳动，给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那段时间里，我仿佛置身一条隧道之中，往往担忧能否找到出口。我经常站在牛津附近肯宁顿的人行桥上，看着一列列火车来来往往，暗下决心第二天就卧轨自尽。但是当第二天来临的时候，我却总能重拾一线希望，觉得《数学原理》或许终有完成的一天。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些困难的本质是一种挑战，如果不去迎接和克服，便是一种怯懦无能的表现。于是我坚持了下来，最终完成了工作，但思维能力一直没有从这种重压之中恢复过来。从那以后，我处理抽象难题的能力便明显不如以前。我的工作性质发生转变，虽然绝不能全部归咎于此，但这的确是部分原因。

1906年大选后，贸易保护主义已不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我开始为支持妇女选举权而活动。出于和平主义的考量，我不喜欢激进派，而是一向与立宪派合作。1907年，我甚至参加了议会的补缺选举，支持妇女选举权。那届温布尔登补选 ¹³ 的过程历时短暂但充满艰辛，现在的年轻一代肯定难以想象对于妇女平等的反对有多么热烈。日后，我为反对一战而发起运动，而那时遇到的大举反对，与1907年的妇女参政主义者遇到的敌对简直不能同日而语。绝大多数民众纯粹把这个问题当成乐子，他们会嘲讽地对女性大喊“回家看孩子去吧”，还会对各个年龄层的男性揶揄“你妈知道你在外面瞎跑吗”。有人向我扔臭鸡蛋，却砸中了我的妻子。在我的第一次集会上，有人放老鼠吓唬与会的女性，那些参与合谋的女性则假装惊恐地大声尖叫，想给所有妇女脸上抹黑。

自从青春期读到穆勒关于性别平等问题的著作以来，我便成为女性平等的积极倡导者。在此几年之后，我才发现母亲曾在19世纪60年代发起过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活动。这一事业竟能在整个文明世界如此迅速而彻底地获得成功，是鲜有其他事业可以相提并论的。能够参与到如此有成效的事业之中，我深感荣幸。

尽管穿插了一些有趣和愉快的插曲，但对我来说，1902年到1910年的这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没错，我在这些年的工作成果颇丰，但创作《数学原理》的乐趣全都集中在了1900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从那以后，由于工作的难度和强度过大，我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乐趣。相较于最初几年，由于最后几年的创作更有成效，因此还要好过些，但直至把手稿交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那一刻，我才感受到整本书创作过程中唯一令人记忆犹新的快乐。

弗莱迪山
1902年4月3日

亲爱的吉尔伯特：

在我们所有围绕伦理主题展开的讨论中，我发现我们在前提上存在差异，即在道德公理上存在真正的分歧。因为我非常急于弄清楚直接引起这个问题的道德直觉（很明显，一切道德准则都必须以此为基础），也出于基本原理上的分歧会引发质疑，我希望尝试着找出我们之间的分歧的根源，以及我们是否持有互不相容的公理。

我们的分歧似乎是由于你是个功利主义者所引起的，而我认为，与知识、对美的欣赏和沉思，以及心灵的某种内在优点相比，快乐和痛苦都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看来，除了实际的效果之外，这种内在的优点堪称名副其实的美德。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否也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推导出道德原则，因此二者不相容。[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西季威克 ¹⁴ 的伦理学，如果我们能接受直觉主义的一般基础，即直接直觉（对我们而言）是道德前提唯一来源之教义，那么西季威克这本著作中的方法就是错误的。然而，其中的许多被普遍接受的道德公理被证明为功利主义所推导出的“中间公理”。因为，如果这些公理是道德意识的直接表述，那么即使在那些有悖于功利主义的例外情况下，人们也应该接受这些公理。因此，任何不能从功利主义中严格推导出来的公理，都与之不相一致]。

我必须先承认，多年以来，快乐对我来说是唯一的善，而痛苦则是唯一的恶，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现在，这个问题的反面于我而言却变得不言自明起来。这种变化，是由我所谓的道德经验带来的。一般的先验哲学家会告诉你，经验与道德无关，因为经验只能让我们看到眼下的事物“是什么”，而不能指出其“应该是什么”。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在哲学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依赖于感性的知识理论，可叹的是，许多渴望成为先验哲学家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持有这种理论。如果能认识到我们所感知的知识并不是由觉知的对象引起的，那么很明显，如果感知是经验，出于各种原因，不由其他知识推出、通过任何其他方式产生的知识也都是经验。当下的环境很容易产生非常具体的道德信念，让我判断现在呈现在我眼前的事物是好或坏；而由于想象力的匮乏，我们往往不可能事先确定对于对一件事实的道德判断。在我看来，真正的道德直觉就是这种非常具体的直觉；事实上，我们对事物好坏的判断，就如我们对其颜色和形状的审视一样。以我之见，认为我们可以从良知中寻得一般的准则，似乎是《十诫》所助长的一个错误认知。我更愿意将伦理学的真正方法视为由经验确定的事实中得出的推论，而这些推论，则要从生活提供给那些睁大眼睛观察的人的道德实验室中获取。因此，我现在要提倡的原则，都是从这些直接具体的道德经验中得出的推论。

最初之所以远离功利主义，是因为我认定自己应该追求哲学，尽管我当时（且现在也仍然）毫不怀疑，通过研究经济学和政治理论，我可以更好地推动人类幸福。在我看来，人类生存可以获取的尊严，是不能通过囿于生命机制本身所获得的。如果不维持对于永恒事物的思考，那么人类就跟吃饱的猪没什么区别。然而总的来说，我并不相信对于永恒事物的思考能够解决幸福的问题。对于永恒事物的思考能够给人们带来片刻的幸福，但这片刻的幸福，仍会被多年的痛苦挣扎和郁郁寡欢所抵消。我也曾思考，一件艺术品的价值与其带给人的愉悦没有任何关系；的确，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越多，就越是觉得简约胜于华美。在我看来，数学能够产生的艺术成就能够与任何音乐媲美，甚至更加伟大；这不是因为数学带来的快乐（虽然这种快乐非常纯粹）可以与音乐相比，无论是在强度上还是感受到这种快乐的人数上，而是因为数学给予的快乐呈现出绝对的完美，将伟大的艺术、神性的自由，以及不可避免的命运感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数学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在那里的一切都是完美而真实的。再次重申，对于人类的实际生存而言，我对那些能感知生活悲剧性的人，那些对死亡有真实体悟的人，那些被不可避免的卑贱事物所压迫的人，都抱有敬佩之心。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拥有这些品质的人，还是对于所有受其影响的人，这些品质都对幸福不利。总体来说，我认为最好的生活不仅要对人类事物进行真实的思考和深刻的感受，还要对美丽的世界和抽象的真理进行认真审视。最后这一点，或许是我最反对功利主义的观点：我认为所有与实际存在的事物相关的知识，也就是一切通常被冠以“科学”名头的知识，与哲学和数学这些与理想和永恒事物有关的知识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后者已经摆脱了这个上帝创造出来的悲惨世界的影响。

我希望表明，我的这些观点会被大多数不受理论偏见影响的最有道德的人所认同。我相信，阿基米德 ¹⁵ 之所以被同时代的几何学家所鄙视，是因为他利用几何学创造出了有用的发明。说也奇怪，功利主义者一直急于证明猪的生活并不比哲学家的生活更幸福，这是一个非常可疑的命题，如果他们真的诚心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所有人得出同样结论的可能性便几乎不存在。在艺术方面，我当然也培养出了自己的常识：若觉得《家！甜蜜的家！》要好过巴赫，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一种谬论。对于这个议题，就连功利主义者也必须承认美好的对象只是一种手段，而不一定代表该对象本身是好的。因此，我们很难看出对于美的沉思为何应该是好的，因为几乎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有品位的人从美的物体上获得的情感，另一个人也可能从丑的物体中获得。因此，一个有品位的人只能被定义为从美而不是从丑中获得这种情感的人。然而，所有人都会认为一个拥有品位的人更加优秀，尽管只有盲目的理论家才会坚称品位能够增加幸福感。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这可真是一个难题！

所有这些论题，至少能够追溯到柏拉图的时代。但等当你有空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知道一个功利主义者能对这些论题作何回答。书中只有诡辩和谎言，对于那些终日蜗居在书房中、对生活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这些观点或许可以算站得住脚。但对于那些面对这个卑鄙堕落的可怕世界的人来说，这些观点却不堪一击。在这个世界里，受到惩罚的只有善良之人，而邪恶之人却在幸福和尊重中生活和死亡。

你永远的挚友，
伯特兰·罗素 jkFFQoVEQuVpH5Cs9pyW0djV0enPsIPDb2PR+GR3OX12AeX2Fkmi74i5yKPyhZ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