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坠入爱河

在这个被人们百般蹂躏的世界上，怎会存在如此的美好

1889年夏天，我和罗洛叔叔住在他位于欣德黑德山坡上的家中。一个星期天，他带我出去远足，沿着芬赫斯特附近的弗莱迪山往山下走的时候，他对我说：“这儿的房子里搬进了新住户，我们应该去拜访一下。”我因为害羞而不愿拜访，恳求他千万不要留下吃晚饭。他嘴上答应，但还是留了下来，我其实也很开心。我们得知，这家人来自美国，姓皮尔索尔·史密斯，家有上了年纪的父母 ¹ ，已婚的大女儿 ² 和她的丈夫科斯特洛，小女儿在布林莫尔学院 ³ 上学，正好回家度假，还有一个在贝利奥尔学院上学的儿子 ⁴ 。父亲和母亲在年轻时都是著名的福音传教士，但父亲被人看到与一位年轻女子接吻，由此而起的丑闻让他失掉了信仰。而那位母亲年事已高，无法承受这种让人身心俱疲的生活。女婿科斯特洛头脑机敏，是位激进派，也是伦敦郡议会的成员。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刚从伦敦回来，带来了正在进行的码头工人大罢工的最新消息。这次码头工人罢工标志着工会主义 ⁵ 前所未有地向基层渗透，意义重大，引起了诸多关注。我目瞪口呆地听他讲述着议会正在采取的举措，感觉自己与现实是如此靠近。那位就读于贝利奥尔学院的儿子张口闭口都是华丽的名言警句，带着一种无所不知的傲慢轻蔑。尤其吸引我的，却是那位在布林莫尔读书的女儿。她比我认识的任何年轻女性更加崇尚自由，曾独自横渡大西洋赴美留学。而且我很快就发现，她是沃尔特·惠特曼 ⁶ 的密友。她问我是否读过一本叫《埃克哈德》的德国小说，说来也巧，当天早上我刚刚读完这本书，感觉这简直是命运的神来之笔。她温柔善良，让我不再羞怯。我对她可谓一见钟情。那年夏天，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一家人，但在之后的几年中，每到我和罗洛叔叔同住的三个月，我每个星期天都要走四英里的路到他们家吃午饭，然后留下吃晚饭。晚饭后，他们便在树林里生起篝火，围坐在一起唱起黑人圣歌，当时，这种歌尚未传播到英国。那时的美国于我就像于歌德一样，仿似一片浪漫的自由之地。我发现，在这个家庭中，并不存在我们家给我重重束缚的大堆偏见。最让我感觉如鱼得水的，要数他们不囿于社会规则的自由。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那位未婚女儿爱丽丝的感情越来越深。她不像哥哥洛根那样轻佻，也不像姐姐科斯特洛夫人那样不负责任。在我看来，她具备了我摒弃彭布罗克庄园生活的影响、至今仍然珍视的淳朴善良，且不掺杂清高和偏见。我不知道她在我成人之前能否一直不嫁，因为她比我大五岁。虽然希望渺茫，但我越发认定，如果她到时仍未婚，我就要向她求婚。记得有一次，我与她和她的哥哥一起开车去利斯山拜访沃恩·威廉姆斯 ⁷ 法官，法官的妻子戴着伊丽莎白时代的皱领，在其他方面也显得很古怪。在路上，他俩先是引诱我承认相信一见钟情，然后又取笑我如此多愁善感。我心里很是委屈，因为当下时机还不成熟，没法吐露相信一见钟情背后的原因。我意识到她并非奶奶所说的淑女，但却觉得她很像简·奥斯汀笔下的伊丽莎白·贝内特 ⁸ 。从她的心态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喜爱的开明与豁达。

我于1893年5月正式成年 ⁹ ，从那一刻起，我与爱丽丝的关系便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在剑桥大学的数学荣誉学位考试 ¹⁰ 中获得甲等及格者第七名的成绩，在法律和经济上都获得了独立。爱丽丝和一位表亲一起来到剑桥，我从没有这么多的机会与她一起畅谈。暑假期间，她又带着那位表亲来剑桥找我，等表亲离开后，我说服她又留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们到河边去，讨论离婚的话题，比起我来，她对离婚要更为支持。从理论上讲，她是自由恋爱的倡导者，在这一点上，虽然我自己的观点要更加严苛，但仍觉得她值得钦佩。她第二次到访剑桥的经历让我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定期与她通信。当时，因为奶奶和阿加莎姑姑跟罗洛叔叔的第二任妻子合不来，我便不再去黑斯尔米尔过暑假。但在9月13日，我还是专程赶赴弗莱迪山，在那里待了两天时间，那两天的天气温暖宜人，一丝风也没有，清晨时分，山谷里雾气朦胧。我记得洛根曾经取笑雪莱在诗中用过“金雾”两字，而我则反过来取笑了洛根一通，说当天清晨确实出现了金色的雾，不过是在他睡醒之前。我和爱丽丝约好早餐前出去散步，因此起了个大早。我们在山上的一片山毛榉林中坐下，那儿的景色简直美得出奇，有如一座早期的哥特式大教堂，举目透过四面的树枝眺望，远处的美景尽收眼底。早晨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点点露珠，我不禁想到，或许人世间的确存在着幸福。但当我们在林中坐下时，羞怯却让我只敢蹑手蹑脚地试探。直到吃过早饭，我才怀着一腔的踟蹰和恐惧，按照当时的惯例明确提出了求婚的请求。她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我根本没想过要吻她，甚至没想到去牵她的手。我们商定继续见面和通信，把决定交给时间。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户外，等我们终于进屋去吃午饭时，她发现亨利·萨默塞特夫人 ¹¹ 来了一封信，邀请她参加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帮助宣传禁酒。当时，这种美德在美国的普及还不够。爱丽丝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于严格禁酒的强烈信仰，得到这个邀请也自然非常兴奋。她得意扬扬地把信的内容念了出来，并欣然接受了邀请，这让我顿感自己无足轻重，因为她这一走就是几个月的时间，说不定还有机会展开一段有趣的职业生涯。

回到家后，我把发生的事情讲给家人听，他们的反应尽是些刻板老套之辞。他们说她不是个淑女，是个诱骗孩子的女人，一个下等的投机者，一个玩弄涉世未深的我的阴险女人，一个不懂得美好情感的人，一个会让我永远蒙辱的娼妇。但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大约两万英镑的财产，因此根本不理会家人说的话。我和家人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直到我婚后也仍然如此。

在此期间，我有一本能上锁的日记本，并小心藏起，不让任何人看到。在这本日记里，我记录了与奶奶之间关于爱丽丝的谈话，以及我对这些谈话的感受。不久之后，我拿到了父亲的一本日记，其中的部分内容是用速记法记录下来的（显然是为了保密）。我发现，他向母亲求婚的年龄与我向爱丽丝求婚的年龄完全相同，奶奶对他说的话也与对我说的话几乎别无二致，而他在日记里记录的感想与我在日记里的记录也一模一样。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我过的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是在重历父亲的生活，也让我不禁对遗传学产生了某种迷信。 ¹²

虽然我深深坠入爱河，却并没有渴望在身体上发生任何关系。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性梦，梦里的爱情越过了纯粹精神的界限，让我深感爱情遭到了亵渎。但之后，该发生的事情自然发生，问题也迎刃而解。

接下来的重要事件发生在1894年1月4日，那天，我从里士满到位于格罗夫纳路44号的爱丽丝父母家去看望她。那天下了一场暴雪，整个伦敦都覆盖在约有六英寸厚的积雪下，我不得不从沃克斯霍尔徒步跋涉前行。大雪带来了一种与世隔绝的奇妙感，让伦敦显得如此宁谧，仿似一座孤零零的山顶。就是在这天，我第一次吻了爱丽丝。在此之前，我唯一的经验就是在前文提到的与女佣的密会，我怎么也没能预见，亲吻一个我所爱的女人会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虽然她仍说还没有下定决心要不要嫁给我，但除了吃饭时间外，我们一整天都在亲吻，从早到晚，除了我偶尔大声朗读几句《灵魂的分身》 ¹³ 之外，我们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冒着暴风雪从车站走了一英里半的路，很晚才回到家，虽然身体疲惫，但精神却亢奋不已。

我在剑桥的下一个学期期间，爱丽丝的感情起伏不定。有的时候，她似乎满心想要嫁给我，有时却一心想要保持自己的自由。在此期间，我必须努力用功，因为还有不到一年时间，我就要参加道德科学第二部分的荣誉学位考试了。然而，无论情路顺风顺水还是磕磕绊绊，我都不觉得这对我的专心学习有任何影响。复活节假期来临时，我和莫德姑妈先去了罗马，与我那位有蒙席 ¹⁴ 荣衔的叔叔住在一起。从那里，我又去了巴黎，洛根在那里有一套公寓，他的妈妈和爱丽丝就住在附近。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美国艺术学生在巴黎的生活，在我看来，一切都是那么自由而愉快。记得在一次舞会上，爱丽丝穿着罗杰·弗莱 ¹⁵ 设计的礼服盛装出席。也记得，她曾带我去卢森堡博物馆看印象派画家的画，试图向我植入些文化细胞，到头来却是白费苦心。我还记得一天晚上，我们在枫丹白露附近的塞纳河上泛舟而行，爱丽丝与我并肩而坐，而洛根则不停地搬弄着他那固执古板的学识，喋喋不休了整夜。我回到剑桥后，詹姆斯·沃德 ¹⁶ 严肃地找我谈话，说我本应留在英国读书，却把最后一个假期浪费在了欧洲大陆上。然而，我并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而是考出了一等优秀的成绩。

大约在我结束荣誉学位考试的时候，爱丽丝同意与我订婚。我的家人们本来就一直反对这桩婚事，听到这个消息，便更觉得非要大举干预不可。但他们没法控制我的行动，对于爱丽丝性格的苛责自然也仍然毫无收效。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找到了一样差点让他们得逞的武器。我们的家庭医生，也就是那个留着羊排形络腮胡的苏格兰老人，开始跟我传递起我早就对家族史有些怀疑的信息：我的威廉叔叔是怎么疯的，我的阿加莎姑姑如何因为精神错乱的妄想而不得不取消婚约，我的父亲又是怎么罹患癫痫的（从后来的医学权威告诉我的信息来看，我觉得父亲的癫痫可能是误诊）。在那个时期，自诩科学家的人们往往对遗传学抱有一种迷信的态度，人们当然没有意识到，从很大程度来说，许多精神障碍都是恶劣的环境和愚昧的道德教育的结果。我开始逐渐认为，自己似乎注定要走向悲惨的命运。我读了易卜生的《群鬼》 ¹⁷ 和比昂松的《库尔茨的家产》 ¹⁸ 。爱丽丝有个性格古怪的叔叔。我的家人们不住地强调这些信息，几乎要把我逼疯，然后又说服我们咨询最权威的医学建议，看看如果我们结婚，孩子是否有可能精神不正常。而所谓最权威的医学建议，是我的家人提前交代给家庭医生，又由家庭医生提供给我们的，该建议严正宣称，从遗传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应该要孩子。在家庭医生位于里士满的家中接到这个裁决后，我和爱丽丝在里士满格林一边散步一边讨论这个问题。我非常想要孩子，加上听信了医生的话，因此赞成解除婚约。爱丽丝说她并不是非常想要生孩子，赞成结婚，可以不生育。经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讨论，我改变想法，同意了她的观点。就这样，我们宣布打算结婚，但不要孩子。现在，只有罗马天主教徒才会将节育视为大忌，但在当时，这种观点却非常普遍。我的家人和家庭医生简直气得发狂。那位家庭医生郑重向我保证，根据他的医疗经验，他确信使用避孕药具几乎会毫无例外地对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我的家人从旁暗示，导致我父亲患上癫痫的就是避孕药具。长吁短叹、声泪俱下、呻吟埋怨和阴郁的恐惧如浓雾般笼罩，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父亲患有癫痫病，姑姑患有妄想症，叔叔又患有精神病，这样的发现让我惊恐万状，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人都迷信精神疾病会遗传。我虽然对此也有些同感，但并没有确切的佐证。1894年7月21日（我后来得知，这一天是爱丽丝的生日），我梦到我的母亲没有死，而是疯了。因此，就如我在下文中的种种考量，我认为自己有不结婚的义务。即便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我仍难以摆脱恐惧，直到事情过了很久，我才将这篇日记向包括爱丽丝在内的其他人公开。

7月20日至21日（1894年）午夜。

今晚是我梦到爱丽丝的一周年纪念日，也是她的生日。这真是个奇妙的巧合，加之梦中大部分内容都成了现实，更加让我感觉难以置信。我向来迷信，而幸福更加坚定了我的迷信，为一个人如此魂牵梦绕，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除了与她有关的事物之外，什么都对我毫无价值。甚至连我的事业，我对美德的追求，我的才智（尽管不足挂齿），还是我所享有或是希望得到的一切，我都不惜赠送给她，聊以表达我对她难以言喻的一腔深情。我沉浸在幸福中，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幸福。最神奇的是，我仍然可以肯定：谢天谢地，我的热情中没有一丝情欲。然而，就在我最幸福的时候，当快乐纯粹到极点的时候，却似乎超越了临界点，骤然沦为对于失去的恐惧。这是因为，建立在如此脆弱和不稳定基础上的东西，是非常容易失去的！我在她生日那天所做的梦，后来发现家人果真如那个梦里一样对我的欺骗，他们一次次地严肃警告，大多数家人都遭遇过且被我逐一发掘出的无望而无解的悲剧，还有那如噩运般永远笼罩于彭布罗克庄园的乌云，无论我如何努力克制，但每次回到这里，这股阴郁都能入侵我灵魂的最深处，将爱丽丝的爱所带来的快乐也侵蚀掉。所有这一切，与我对遗传病的恐惧融合在一起，沉重地压迫着我的心灵。这一切让我感觉这个家族仿佛蒙上了噩运，我徒劳地与之抗争，想要逃到在他人眼中本应是与生俱来权利的自由之中。最糟糕的是，这种恐惧也不可避免地殃及到了爱丽丝。我感觉，黑暗仿佛是我天生的属性，在残酷命运的迫使下，我非但没能走向光明，还将她拖回到我已爬出一半的深渊。我不知命运会选择突然的重击还是长期的苦熬，来耗干我们的精力、摧毁我们的爱情；但是我无时无刻不被家族的恶鬼所带来的恐惧困扰，它似乎用那冷黏的无形之手将我攥住，报复我对它幽暗传统的背弃。

所有这些感觉当然都是庸人自扰，纯属吃了巧克力蛋糕和熬夜之过。然而，这些感觉也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只需稍作伪装，便会对我发起猛烈的进攻。在一段时间内，我必须尽量避免去看望彭布罗克庄园的家人，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必然是痛苦的，否则，我真的要为自己的精神健康担心了。对我来说，彭布罗克庄园就像是一间家族墓室，被精神错乱之人的魂灵所占据，鉴于最近从安德森医生那里了解到的信息，更让我坚信这一点。感谢上帝，我自己的家中仍充满了光明和健康，尤其是我的爱丽丝。只要我能把彭布罗克庄园和那里留给我的可怕传承抛之脑后，我便能远离不祥的预感，全然沉浸在彼此的爱情带来的纯粹快乐之中，这种快乐是如此伟大而神圣，以至于我仍不敢相信，在这个被人们百般蹂躏的世界上，怎会存在如此的美好。唉，我是多么希望这一切最终能够给她带来快乐，而不是让她进一步认识到人生的艰辛以及深重的苦难。但可叹的是，这股势头已经开始了。

那时产生的恐惧一直在潜意识里困扰着我。从那以后，我一直受到血腥噩梦的困扰，梦见自己被人谋杀，凶手往往是个疯子，而这种噩梦，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我会大声尖叫，有一次，我在梦中以为自己是在面对凶手自保，惊醒时才发现险些把妻子掐死。

多年以来，同样的恐惧也让我对任何深刻的情感避而远之，尽可能地过着一种浮于表面的理智生活。幸福的婚姻逐渐为我带来了精神上的稳定，在日后经历新的情感风暴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具备了保持理智和清醒的能力。这虽然驱散了我显意识中对于精神错乱的恐惧，但潜意识的恐惧却仍然挥之不去。

我和爱丽丝找到了另一位医生，他轻轻松松地打包票，说自己已经使用避孕药具多年，并没有出现任何可怕的不良影响，不结婚简直太愚蠢了。至此，我对于两人未来的忐忑不安才被打消。因此，不顾家中的两代人的震惊，我们还是选择了成婚。事实上，我们在结婚两年之后便得出结论，那些咨询过的所谓医疗权威纯属满口胡言，而事实也当然如此。我们还决定，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孩子。但我们后来发现爱丽丝不能生育，因此之前的骚动，完全是庸人自扰。

这场闹剧落下帷幕之后，我到弗莱迪山和爱丽丝的家人同住，安顿下来后，我开始着手一篇研究员论文的写作，主题为非欧几何。我的家人几乎每天都给我写信，大谈“你选的这条路”，但我很清楚，如果听信他们，我就非被逼疯不可，而爱丽丝则是我维持清醒的源泉。就这样，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

爱丽丝和我于1894年12月13日结婚。在订婚期间，我们经常就基督教的问题争论，直到结婚几个月后，我才成功扭转了她的看法。

除此之外，在婚后，她对其他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和那个时代的美国女性一样，她所受的教育让她认为性爱是肮脏恶劣的，所有的女性都厌恶性爱，认为男性的野蛮欲望则是婚姻幸福的最大障碍。因此她认为，夫妻只有在想要孩子的时候才应该性交。由于我们已经决定不要孩子，她不得不扭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但仍觉得对性生活的需求应该少之又少。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与她争辩，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新婚之时，我们都没有任何性生活的经验。不消说，就像许多其他没有性经验的夫妻一样，我们也在刚开始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我听很多夫妻表示，这个问题给两人的蜜月制造了不少障碍，但我们倒不致如此。这些障碍在我们看来反倒滑稽好笑，而且很快就被克服了。但我记得，在结婚三个星期后的一天，受性疲劳所扰的我对她心生恨意，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娶她。这种心态在我们从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旅途中一直萦绕心头，在此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们决定在婚后的最初几年多到其他国家游览，因此，1895年的头三个月，我们是在柏林度过的。我在那里上大学，主修经济学 ¹⁹ ，同时继续完成我的研究员论文。我们每周去听三次音乐会，开始结识社会民主党人，在当时，他们的名声非常狼藉。英国驻德国大使的妻子埃米恩特鲁德·马雷夫人是我的表姐，因此我们会受邀到大使馆吃饭。大家都表现得很热络，专员们都表示回头会来家里拜访，但谁也没有兑现承诺，我们去大使馆时也碰不着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此几乎毫无察觉，直到最后才明白，这是因为爱丽丝曾向大使提到我们参加过社会民主党人集会一事。这是我们从马雷夫人写给我奶奶的信中得知的。尽管我的奶奶对爱丽丝有诸多偏见，但在这件事上却完全站在她的一边。首先，这是一个涉及公共政策的问题，在所有公共政策问题上，她和我的阿加莎姑姑都绝不会支持自由主义。

在这段时间里，我在智识上的抱负逐渐成形。我决定不从事任何职业，而是致力于写作。还记得初春一个料峭而晴朗的日子，我一个人在蒂尔加滕公园散步，为将来的工作做计划。我想写一系列关于科学哲学的书籍，涵盖从纯数学到生理学的内容，再写一系列关于社会问题的书。我希望这两个系列最终能组成一个综合科学和实践的并集。从很大程度来说，这个计划是黑格尔思想启发的产物，不过在后来的几年里，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这个计划，至少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我的人生使命而言，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重要时刻。

春天来临时，我们来到菲耶索莱，住在爱丽丝的姐姐家，当时她住在一座小别墅里，贝伦森则住在隔壁的另一座小别墅。离开她家之后，我们继续沿着亚得里亚海海岸旅行，在佩萨罗、乌尔比诺、拉文纳、里米尼、安科纳等地驻足。这要数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意大利、春日和初恋融合在一起，足以给最忧郁的人带来快乐。我们常在海里裸泳，然后躺在沙滩上晒干，但这多少算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因为不时会有警察出现，查看是否有人违反盐税条款，直接从海里取盐。所幸的是，我们从没被人抓住。

我的研究员论文必须在8月完成，到了这时，认真思考论文的事宜变得越发迫在眉睫，于是，我们在芬赫斯特定居下来，我也第一次品尝到了严肃创作的滋味。充满希望和绝望的日子更替交叠。终于完成论文的写作时，我坚信自己已经解决了几何基础涉及的一切哲学问题。而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创作所带来的希望和绝望都是假象，因为作品绝不会像创作不顺的日子里那么糟糕，也不会像创作顺利的日子里那么精彩。怀特海和詹姆斯·沃德都阅读了我的论文，因为内容既涉及数学，又涉及哲学。在结果公布之前，怀特海对我的论文进行了相当严厉但也很中肯的批评，让我觉得这篇论文一无是处，不必等待结果公布了。但出于礼貌，我还是去拜访了詹姆斯·沃德，谁知他的评价却与我的预期大相径庭，简直把那篇论文捧上了天。第二天，我得知自己被选为研究员，怀特海笑着告诉我，这可能是别人在我的论文里大挑漏洞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伴随着第一次婚姻，我也进入了一段生活幸福美满、工作硕果累累的时期。少了情感上的困扰，我所有的精力全都投入了脑力工作。在结婚的头几年里，我广泛阅读了数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我完成了一定的创作，为日后的其他工作打下了基础。我到国外游历，趁着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严肃著作，主要专注于历史领域。晚饭后，我和妻子轮流大声朗读，就这样吃力地啃完了好几卷组成的权威历史巨著。记得我们用这种方式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应该是格雷戈罗维乌斯 ²⁰ 的《中世纪罗马城的历史》。从智识层面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收获最丰富的时期，我应该好好感谢我的第一任妻子，是她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起初，她并不乐意在乡间安静地生活，但为了工作，我决心已定。我从妻子和我的工作中汲取了足够的快乐，对其他东西别无所求。但事实上，我们每年通常只有一半的时间能在乡下平静度过。即便在那段时间里，她也要经常外出发表关于妇女投票权或完全禁酒的演讲。为了讨她的欢心，我发誓滴酒不沾，在最初的动机不再对我具有驱动力之后，出于习惯，我仍然滴酒不沾。直到第一次战争期间国王宣誓戒酒 ²¹ ，我才开始喝酒。国王戒酒的动机是为了杀死更多的德国人，如此说来，和平与酒精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联。

与日后相比，当时的我是个神经高度紧张的人。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课时，我和妻子住在阿什利花园90号的一套公寓里，但因为电梯的噪音，我没法在那里工作，因此每天都要步行到岳父岳母位于格罗夫纳路的住处，专心阅读格奥尔格·康托尔 ²² 的著作，并把书中的精髓摘抄在笔记本上。那时，我曾误认为他的所有论点都是错误的，但还是进行了周详的研究。后来，我发现其实所有的错误都出在我自己身上，也因此而受益良多。

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在芬赫斯特租了一小幢名叫“米尔汉格”的农舍，在那里加盖了一间非常宽敞的起居室和两间卧室。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都是在这幢小屋里度过的。我学到了许多感兴趣的知识，创作也超乎想象地获得了专家们的好评。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料到自己拥有日后这样优秀的能力。记得我曾经幻想过自己能否写出像麦克塔格特 ²³ 一样优秀的作品，但在那时，这个想法显得那样遥不可及。在我第一次婚姻的最初几年里，怀特海逐渐从良师变成了益友。1890年，还是剑桥大学新生的我听了他关于静力学的讲座。他让全班学习课本上第三十五条的内容，然后转过来对我说：“你不需要学，因为你已经懂了。”这是因为我曾在十个月前的奖学金考试中完整引用了这一条，老师居然会对这种细节了然于胸，让我对他顿生好感。

在英国，人们仅仅将怀特海视为一位数学家，直到他去了美国，人们才发现他的哲学才能。我们所持的哲学观点不同，因此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合作研究，而且在他去了美国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也自然少了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完全不同意我的和平主义立场，我们也由此分道扬镳。对于我们在这个问题的分歧，他要比我宽容得多。我们的友谊因为这些分歧而越发疏远，从很大程度来说，责任在我而不在他。

在一战最后的几个月里，怀特海年仅十八岁的小儿子 ²⁴ 在战场遇难。这给他带来了无比沉痛的打击，凭借坚毅的道德自律，他才能得以继续自己的工作。从很大程度来说，丧子的痛苦经历与他在哲学思想上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促使他寻找方法，摆脱纯粹机械论的宇宙观。他的哲学晦涩难懂，其中有许多理念我始终无法理解。他一直认同康德的理念，而我则不敢苟同。在开始发展自己的哲学时，他受到了柏格森 ²⁵ 的巨大影响。他认同宇宙的统一性，认为只有通过这个观点进行的科学推理才是正确的。而我的性情却让我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进行探索，但我也不认为仅凭理性就能判断我们两个谁更接近真理。那些倾向怀特海观点的人可能会说，他的目的是给普通民众带来安慰，而我却意在搅得哲学家不得安宁；但赞成我观点的人可能会反驳说，虽然他能让哲学家的日子好过些，而我却给普通民众带来了谈资。不管怎样，我们两人虽然在工作上分道扬镳，但感情却维系到人生的尽头。

怀特海是一位难能可贵的老师。他对那些必须打交道的人很感兴趣，并且了解他们的长处和短处。他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潜能，既不压制、讽刺，也不高高在上，更没有任何低劣的教师爱用的伎俩。我认为，在与他有过接触的年轻人中，所有能力较强的人都在他的启发下对他产生了一种极其真挚持久的感情，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讲稿于1896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但因为我已经决意投身于数学哲学，因此对这本著作没有投入太大兴趣。我重新改写了自己的研究员论文，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并于1897年以《几何学基础论文》为题出版。后来，我觉得这本著作太偏康德主义，但我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没有挑战当时的正统学说，这有益于我的名声。当时学术界有一股风气，将所有康德的批评者都贬低为不理解康德的人，而反驳这种批判则被视为赞同康德的观点，成了一种优势。就这样，这本著作受到了远超实际的高度赞扬。从那时开始，我每出一本著作，众多学术评论家都会评价我在走下坡路。

1896年秋天，我和爱丽丝到美国待了三个月，主要是为了让我见见她的亲戚。那时候的美国还是一个天真得出奇的国家。许多人都会让我解释奥斯卡·王尔德 ²⁶ 到底犯了什么事。在波士顿，我们住在一家由两位贵格会老妇人经营的寄宿房，早餐时，其中一位从桌子另一头大声问我：“奥斯卡·王尔德最近不怎么在公众面前露面，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监狱里。”我回答。还好，她没有继续追问他是因为什么入狱的。在那些日子里，我怀揣着英国人自负的岛国优越感，看不起美国。然而，通过与以数学家为首的美国学者的接触，我却意识到德国在几乎所有学术问题上都要超越英国。我原本以为一切值得了解的知识都能在剑桥学到，虽然不情愿，但在旅行过程中，我逐渐打消了这个理念。从这个方面来说，这次的旅行让我获益匪浅。

1899年秋，布尔战争 ²⁷ 爆发。当时的我是个自由帝国主义者 ²⁸ ，最初绝非亲布尔派。英军的失败让我满心焦虑，脑子里除了战争新闻，什么也装不下。当时我们住在米尔汉格农舍，几乎每天下午，我都要走四英里的路到车站买晚报。爱丽丝是美国人，对这场战争没有同感，反倒恼火我满脑子都是这件事。当布尔人逐渐显示出战败之势时，我的兴趣也逐渐淡去，到了1901年初，我成为亲布尔派。

1900年，我关于莱布尼茨 ²⁹ 哲学的著作 ³⁰ 出版。那年7月，我去了巴黎，在那里揭开了人生新的篇章。

萨里郡里士满
彭布罗克庄园
1894年9月1日，晚九点

亲爱的爱丽丝：

现在我又回到了家，终于有时间写长信了，今天晚上，我觉得我仿佛可以永远写下去：因为这个地方让我多愁善感，思绪万千。去年9月的情景历历在目，让我觉得仿佛所有的课业仍然摆在我的眼前。今天我外出坐在喷泉旁，回想起曾在那里度过的漫长而孤独的岁月，我沉思，我期待，却几乎不敢抱什么期待。从你让我苦等回信的天数中、从那些干巴巴而毫无感情的短信中，我试着解读出最细微的寓意。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日子是一种痛苦的煎熬，让我因望眼欲穿而近乎发狂，但与此同时，这些日子又重新唤起了我的生命力和活力，让我惊讶地发现，我已不再像这五年来那样一心想要寻死、觉得自尽才是我应做的选择。那时的我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数着时间，等敦罗泽尔来这里接我，好让我能够离开奶奶！现在，我又一次一个人待在这里，这中间的一年仿佛是一场梦，犹如你之于我，仍是一片遥远而几乎不可及的天堂。上天对俗世间众生的挣扎漠不关心，而你对我的挣扎也同样无动于衷。但是，我的心中涌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倦怠，仿佛一个扰人的梦，在我的所有念头之下形成一股暗流，为这些如梦似幻的情绪抹上不同于去年9月的色彩。这种倦怠感，是过去一年中所有的挣扎、焦虑和痛苦构成的，也是我为了赢得你而承受的所有压力、所有熬人的讨论和争吵的结果。然而，我并非不幸，远非如此；但眼下，我似乎已经过完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一段还算不错的人生；我已经经历过一次高潮，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再为之挂心的必要了。未来不会再有什么更值得期待的东西等待着我，因此即便死亡也了无牵挂……

萨里郡里士满
彭布罗克庄园
1894年9月3日，早十点

亲爱的爱丽丝：

今天早上，你的三封信随着第一批邮件送到我的手上，真是让人开心；其中一封是从拉姆斯伯里转来的，内容特别有趣。信里的附件很有意思，我现在寄返给你。

我已差不多决定接受巴黎的职位（主要是出于你的敦促），我觉得金伯利勋爵的确认纯粹只是走个形式。我现在只等着德弗林侯爵的另一封信，然后就立马动身。但是，你对贵族制度的危险和弊端看得那么轻，这让我颇感遗憾；我开始担心你永远不会理解我对这些因素的恐惧，这绝非迷信。你和洛根尽可以与贵族打成一片（至少在你订婚之前），而不会遇到他们为同阶层设下的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绊脚石。美国人之所以在上流社会招人喜爱，只因为他们大多是异类，既不随大流，也不会顾及别人的禁忌；上流社会期望从美国人身上获取一种看热闹似的新奇乐趣，所以大多数人便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其中也有极少数例外，他们会在美国人背后把他们骂得体无完肤。因此，你永远也看不到贵族和同阶层在一起时的模样：他们顽固、刻板、守旧，对任何与家庭传统稍有不同的事物都会大惊小怪。此外，这些贵族大多是我的亲戚和我奶奶的朋友，除非我在巴黎出洋相，否则在这份差事之后，家人还会给我安排更多。我如果胆敢拒绝，不仅会让奶奶忍无可忍（她老人家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还会冒犯和惹恼全家人。我的亲戚都觉得有权对我指手画脚，如果我胆敢不受人打搅地默默做些事，专注于一些在我看来脚踏实地，但至少在我五十岁前不太可能带来丝毫名望或功利的工作，他们就会跑来苦口婆心地劝我做些立竿见影的事。可悲的是，以我的人际网和其中大多数人对我的厚望，立竿见影的成功或许真的唾手可及，他们的胡搅蛮缠扰得我心烦意乱，简直快要了我的命。另外（我不得不承认），我有一种可怕的念头，总觉得有可能得不到你的支持。我渴望体验，但如果要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就必须对丰富的经验避而远之，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过一种安静的生活，（尽可能地）只跟认同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打交道。我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可以肯定（虽然这是承认自己的弱点），如果你坚持要我有丰富的体验，坚持让我去见识这个五花八门的大千世界、投身于世，或是让我经历几段与自己的构想南辕北辙的世俗生活，我的神经肯定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我要么选择放弃契合良知的工作，要么不到三十岁就会因为精疲力竭而崩溃。总而言之，我比你更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你应该提供支持，帮助我捍卫这些需求。对于我渴望成为的那种专业人士来说，浑浑噩噩的生活体验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遵守社会条条框框更是毫无意义。你有一种不合逻辑的良善（我并不是说这是软弱），一旦有人能从违反某项通则中得到一点乐趣，你就无法将通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你就容易一边抗议说你大体希望我过上安静的学生生活，却每每遇到具体情况又会敦促我接受别人提供的职位、参与到世俗事务之中。而对我来说，世俗的事务其实是一种障碍，也有可能让我们两人沉迷于廉价的成功之中，这是世界上最可诅咒的事；如果靡费了这些几乎应该全部用于理论研究和通过思考获取理念的岁月（因为这些似乎只能趁年轻才能达成），我将终生被良心所谴责。万能的上帝把我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理论家，而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因此，对于世界的了解对我而言价值不大。花一小时阅读瓦格纳的统计数据，可能要比花三个月的时间漫无目的地接触社会更有价值。请你务必坚定不移地接受我的这种看法，否则（如果我除了与亲戚和这个世界斗争之外，还被迫要与你抗争），我一定会与此生的使命擦肩而过。你可以自行选择把这封信中的一些内容读给洛根听，看看他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一个理论家的需求与你的需求是截然不同的，你似乎没法明白，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为何对我来说价值全无。比阿特丽斯·韦伯的情况跟我们截然不同，因为她嫁给了遭到家里所有脑袋灵光的亲戚厌恶的男人，但出于你那可恨的善良，你却要禁不住想要讨好每一个人！此外，我可以想见，在不得不违背喜爱自己的人的意愿时，她是一个比我更绝情的人。另外，由于靡费了早年的光阴，她永远无法跻身一流，也不会超越她的丈夫投下的阴影。请原谅这封信的语气，说实话，我一直担心你会因为太过希望我变得现实而毁了我的事业。但现在，紧要关头就在眼前…… m+OD2HBw7zb8Cn+YRlpXvCGHWe47TnAx73zA5jqohd2pz9rfJexgmLYx/D3JJS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