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剑桥岁月

无论身在何方，剑桥都是我在世界上唯一能够当成家的港湾

父亲就读于剑桥大学，而哥哥却在牛津就读。我之所以选择剑桥，是出于对数学的兴趣。我在1889年12月第一次到剑桥，是去那里参加入学奖学金考试的。当时的我住在新庭院的宿舍，羞怯如我，竟然不敢问厕所怎么走，只得赶在每天早上开考前步行到车站解手。我从新庭院的大门里看到后园 ¹ ，但生怕是私人居住区，因此不敢进去。我应邀与校长共进晚餐，在我父亲上学时，他曾是哈罗公学的校长。在席间，我第一次遇到了查尔斯和罗伯特·特里维廉兄弟 ² 。罗伯特一如既往地身穿从查尔斯那里借来的二流西装，席间因有人提到外科手术而晕倒。我被如此可怕的社交场合搞得紧张万分，但相比之下，还是几个月前与格莱斯顿先生独处的经历更让人不知所措。那时，他到彭布罗克庄园小住，却没有安排接待的人。由于我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女士们离席后，晚餐桌旁便只剩下我们两人。他自始至终只说了一句话：“这波特酒没得说，但为什么要装在波尔多红葡萄酒杯里呢？”我不知怎么回答，只希望地上有条缝能让我钻进去。那种让人如坐针毡的恐惧，我之后再也没有经历过。

我一心希望在奖学金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种紧张的情绪多少影响了我的发挥。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到了一小笔奖学金，心里面别提多美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与优秀的同龄人一较高下。

我于1890年10月在剑桥入学，从那以后，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所有当时住在学校并成为我好友的学生，全都在新学期的第一周来找过我。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才发现，负责审批奖学金的怀特海叮嘱大家盯紧桑格 ³ 和我。桑格与我一样也是大一新生，同学数学，也是小额奖学金的获得者，他和我的宿舍都在休厄尔庭院。我们的导师韦伯 ⁴ 有在班里传阅讲义的习惯，而我的任务，就是在读完之后传给桑格。虽然与他素未谋面，但他书架上的书籍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说：“我看到你有德雷珀 ⁵ 的《欧洲智力发展史》，我觉得这本书特别精彩。”他说：“你是我遇见的第一个听说过这本书的人！”谈话从这里展开，半个小时后，我们便成了终生至交。我们会对比数学笔记，看看做了多少功课；我们对神学和形而上学看法一致，却在政治上有些分歧（他当时是保守党，但晚年转为工党）。他谈到了萧伯纳 ⁶ ，但当时我还没有听过他的大名。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数学问题，他解题的速度快得惊人，我还没弄懂问题，他就已经把题目解出了一半。在大学的第四年，我们都选了道德科学，但他的另一门选的是经济学，我则选了哲学。我们同时拿到了学院奖学金。他大概要算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之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我的孩子们对他产生了与我一样深厚的感情。我从未见过有谁能像他一样，将才思敏捷和温柔敦厚完美地集于一身。后来，他成为一名大律师，运用渊博的知识修订了《贾曼论遗嘱》，因此在法律界闻名。他常常哀叹，贾曼的亲戚禁止他在序言中提及贾曼死时没有留下遗嘱一事。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能读的语言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像马扎尔语和芬兰语这样的冷门语言也不在话下。我曾跟他一起去意大利徒步旅行，他总会让我和旅馆老板交涉，但在我阅读意大利文时，却发现他的语言知识远远在我之上。桑格于1930年去世，让我悲痛万分。

我在第一学期内结识的其他朋友，大多是由怀特海推荐的。后来我才知道，在奖学金考试中，另一个人的分数比我要高，但怀特海觉得我比他更有能力。因此，他在主考人开会前把试卷烧掉，并选择了优先推荐我。我最亲密的两个朋友是克朗普顿和西奥多。两人的父亲是柯比朗斯代尔教区的牧师，也是柏拉图《理想国》金典版的译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广派教会成员，遵循弗雷德里克·莫里斯 ⁷ 的理念。他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七人中，克朗普顿和西奥多是年纪最小的，据说，六个人都靠着奖学金顺利读完了中小学和大学，没有让父亲承担任何费用，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其中，大多数人长相极其出挑，也包括克朗普顿。他有一双非常漂亮的蓝眼睛，有时闪烁着灵动的光芒，偶尔凝视时又显得如此严肃深沉。几人中最有才华且最受疼爱的是小儿子西奥多。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克朗普顿和他在学院里合住，两人后来都成了研究员 ⁸ ，但都未住校。后来，两人一起搬到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的一条僻静街道，同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两人都才华横溢、品格高尚、满腔热血，所持的理想和观点也大体一致。西奥多的人生观要比克朗普顿实际一些，他担任过几任保守党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在政府其他成员反对自由贸易的时候，他却说服这些财政大臣接受这一理念。他在工作上非常努力，却总能挤出时间给每位朋友的孩子们送礼物，且每次都送得恰到好处。几乎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对他怀有至深的感情。在我认识的所有女性之中，只有一位不愿嫁给他为妻。但不消说，他唯一想娶的女人却偏偏是她。1905年的春天，也就是西奥多三十四岁那年，他的尸体在柯比朗斯代尔附近的一个水池被人发现，显然，他在去车站的路上曾在那里游过泳。据推测，他一定是在跳水时一头撞在了岩石上。对他感情最深的莫过于哥哥克朗普顿，为此，克朗普顿几乎痛不欲生。西奥多死后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和克朗普顿待在一起，但几乎找不到可说的话。看到他心如刀绞的模样，我也跟着揪心。从那以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总能把我带回这些因悲痛而辗转反侧的夜晚。

我对克朗普顿最早的一段记忆，是在学院一段蜿蜒阶梯最黑暗的角落与他相遇的情景，他什么也没说，就突然把整首《虎》 ⁹ 背了下来。在那之前，我还从没听说过布莱克，却被这首诗深深打动，听得我头晕目眩，不得不倚在墙上缓神。几乎每天，我都能想起一些与克朗普顿有关的回忆，有时是他的一个笑话，有时是他因厌恶卑鄙或虚伪做的鬼脸，但我常想到的，还是他那温暖而慷慨的性情。无论在何时受到诱惑、想对诚信有所偏离，只要一想到他的反对，我便会克制住自己。他集机智、激情、智慧、清高、温柔和正直于一身，达到了我见所未见的高度。除了这些之外，在日后的年月里，他那强烈而坚定不移的情感仿佛一只锚，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中寻得安心之所。

入学剑桥之前，我已经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但除了穆勒以外，我读的哲学书不多。我的心之所念，是寻找验证数学真实性的证据。我认为，穆勒在《逻辑体系》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非常不充分。而阅读这些论证时，我只有十八岁。我的数学老师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证据，让我不至于把微积分视为谬论缠成的乱麻。因此，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哲学问题，一个是数学问题。其中的数学问题已在欧洲大陆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成果在英国大陆却鲜为人知。直到离开剑桥、旅居海外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在那三年间 ¹⁰ 应该学习的知识。而完全相反，在哲学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在这段时间，我已经完全不像初入剑桥时那样害羞了。记得在搬进学校的几个月前，我去找导师商量住房问题，在接待室等候的时候，我拿起《格兰塔》（当时的剑桥本科校报）翻阅。那时正逢五月庆典周，我大为震惊地读到，在这个星期，大家竟要把精力投入学习之外。然而到了第四学年，我自己也变得开朗而轻浮起来。在读到“泛神论”之后，我便向朋友们宣称我就是上帝。他们在我身旁摆上蜡烛，假装对我顶礼膜拜。总体来说，哲学给了我巨大的乐趣。我也很享受研究伟大哲学家所提供的审视世界的奇思妙想。

在剑桥，我最快乐的时光都与一个社团相关，这个社团被成员称为“座谈社”，但对社团有所耳闻的外人则称之为“使徒社” ¹¹ 。这是一个小型辩论社，平均每个年级有一两个人入会，每个星期六晚上聚会。这个社团创立于1820年，从那时起，剑桥的大多数杰出知识分子都入过会。为避免被考虑入会的人选听到风声，组织的方式非常隐秘。通过座谈社，我很快就结识了一群最值得认识的人，因为怀特海也是社团成员，曾经为研究员论文一事让年纪较轻的会员对桑格和我进行过调查。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成员都曾是彼此的亲密好友。我们在讨论时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应有禁忌，不应有限制，不应对任何事情大惊小怪，可以没有障碍且绝对自由地进行任何推论。我们会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虽然难免青涩，但那种超然和热情，在日后的生活中几乎再也无法复制。会议一般在凌晨一点钟左右结束，此后，我会和另外一两个成员在内维尔庭院的回廊里踱来踱去，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我们可能把自己看得过重了些，视捍卫对知识的诚实之美德为己任。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方能取得的成绩要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要多，而我倾向于认为，剑桥最优秀的人才在此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我是在第二学年的年中被选入会的，当时我虽然对所有社团成员都很熟悉，却对这个社团的存在浑然不知。

初识凯恩斯，是通过他的父亲。我小的时候，凯恩斯的父亲曾在剑桥教授老式的形式逻辑课，我不知道这门学科的新近发展让他的教学产生了多大的改变。他坚决不信英国国教，而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把逻辑放在第二位。他的儿子秉承了一些这种不信奉国教的精神，但他意识到事实和论证可能会推出让大多数人震惊的结论，因此便对这种精神加以掩饰。而智识上高人一等的品性，也让他并不觉得发表些让中产阶级惊骇的言论有何不妥。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他将这种品性暂时搁置。他深信《凡尔赛和约》会招致灾难，这一信念燃起了他心中那位虔诚道德家的热忱，让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到一边。然而，他的聪明才智却从未被掩盖。

凯恩斯常常工作过度，而他的离世也正是操劳的结果。1904年的一段时间，我住在一栋坐落于广袤荒野之中的农舍里，那里位置偏僻，连道路也没有。他写信问能否让他来度过一个宁静的周末，我欣然答应，他也如约而至。然而他前脚刚到还不过五分钟，副校长就后脚带着一大堆校务跟来。每次用餐时，都有人不请自来，连星期日的早餐都有六人前来拜访。到了星期一的早上，我们已经接待了二十六名“不速之客”，凯恩斯离开的时候，八成比他刚来时更加疲乏。1914年8月2日是一个星期日，我看到他步履匆匆地穿过三一学院的巨庭，便问他为什么这么风风火火，他说想借妹夫 ¹² 的摩托车去伦敦。“你为什么不坐火车去？”我问道，他只答了一句：“来不及了。”我不知道他去伦敦做什么，但没过几天，被制造恐慌的人哄抬至10%的银行利率便降到了5%：这就是他的功劳。

我对经济学了解不多，因此没法对凯恩斯的理论发表专业意见，但就我所能判断的来看，英国近年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凯恩斯应该功不可没。进一步来说，如果他的理论能被世界各地的财政当局采纳，大萧条就不会发生。在美国，仍有许多人认为大萧条是一场天灾。但我认为凯恩斯已经证明，这种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天意使然。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上议院，当时，他刚从美国谈妥了一笔贷款，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向议员们进行推介。这些人事先大多对这笔贷款存疑，但听完他的演讲之后，除了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我的两位向来喜欢充当少数派的表兄弟之外，所有人的疑虑都被打消。刚刚横跨大西洋返英便去游说，他付出的巨大努力可想而知，但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已经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之中，凯恩斯的智识是最敏锐和最清晰的。与他争辩时，我感觉就像是在作茧自缚，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往往觉得自己智不如人。我有时难免感觉太过聪明的人一定无法兼顾思想的深刻，但他让我看见，这种感觉并无依据。

到了星期天，我们习惯晚些吃早饭，然后一直散步到晚饭时分。就这样，我逐渐熟悉了剑桥十英里以内的每一条大道和小径，足迹甚至遍及许多更远的路。总的来说，我在剑桥的时光是快乐且相对平静的，但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常处于一种临时的精神错乱状态，失控般地在乡间狂奔。当然，这是性欲作祟的结果，但当时的我还不懂这些。

剑桥在我的一生中意义重大，因为我在这里结识了好友，也体验到了理性辩论的滋味。然而，母校在学术上给予我的指导却并不重要。关于数学方面的教学，我在前文已有阐述。在我看来，我学到的大部分哲学知识都是错误的，因此在毕业后花了许多年的时间，逐渐摒弃在学校养成的思维习惯。对知识的诚实是我在学校里养成的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思维习惯，秉承这一美德的不仅包括我的朋友，也包括我的老师。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老师因为被学生指出错误而怀恨在心，却记得有不少学生都敢于直言。一次，在一堂讲流体静力学的课上，一个年轻人打断老师说：“您是不是忘记考虑作用在盖子上的离心力了？”老师倒吸了一口气，然后回答道：“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都是这么讲这个知识点的，但你说得没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发现对知识的诚实即便在剑桥也有其局限性，这对我来说无异于一个打击。但在那之前，无论身在何方，我都感觉剑桥是我在世界上唯一能够当成家的港湾。 ywNtNEjBSlzjM8GRSBokpCkWeGgj2AO+1ZHrWC45JKsxBJnk2AlJDJZMnt97HL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