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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技术理性是指围绕技术目标实现的思维偏好，至少包含如下文化价值：其一，自然的定量化。即用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使科学知识的产生成为可能，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理论工具。其二，有效性思维。指在行动中对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抉择和对工具效率的追求。其三，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生产和控制等。其四，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技术理性的发展不仅使现代科学技术兴起和发展，而且促使人们从感性经验思维向理性理论思维转变。技术理性源于科学理性而高于科学理性，是科学理性的系统化和操作化。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技术理性中，每一种事物都是可替代、可化约的，人成为整个市场上的一个可计量的市场价值物，成为整个社会机械中的一个部件。技术理性对效率和计划的过度追求取代了现实需要。
技术理性使人们所追求的与人们所需要的相异。技术理性使实用、效率的功利意识取代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并成为衡量一切社会行为的标准。这就使得人类在面对任何事物时，技术思维占据主体，做任何事情前都先以技术理性做出评判。
现代技术系统受两个原则的指导，第一个原则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都应该做”；第二个原则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第一个原则否认了人文主义传统所发展起来的一切价值，使人们在伦理上做出无原则让步；第二个原则使得手段成为目标，人类社会将陷入严重失衡的状态
。
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同样遵循着这两个原则。在技术理性的引导下，现代医学行为的目的性和效率性得到加强，源于医学的经验性和社会情感逐渐丢失。在现代医学实践中，医学技术设计更多关注技术的有效性、标准化和市场比较优势，而对于技术实施过程的人文性置之不理。在技术理性的是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正是在技术理性的旗帜下，技术万能论、技术决定论等论调高扬，人们夸大技术理性的作用，使技术理性无限制地跨入医学大门，通过医学技术化实现医学工程化，导致医学发生异化。
医学技术化加强了医学诊断和救治功能，但也使医学远离了“医乃仁术”的原始价值追求，走向冷峻和淡漠。笛卡尔二元论的机械原子思维是医学技术思维的根本。这种还原论思维把活生生的人体简单还原为若干个孤立的物理部分，再进一步还原为组织、细胞和基因，最终人体成为由若干基因拼接而成的网络。还原论者认同一个原则，即只要掌握了人体的基因拼接规律，人体医学的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现代医学技术思维就是按照这个线路展开的，医学工程化的走向也是如此。
还原论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在现代科学发展中仍得到了贯彻。它倾向于将认识对象“拆分”为不同层次的基本实体，把事物的整体性质归结为最低层次基本实体的性质，用低层次的性质来解决较高层次和整体的性质。由于还原论片面强调“拆分”理性分析，导致科学发展日益分化，从而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以及在自然科学各领域之间造成了很大的隔阂，以部分掩盖整体，以部分分析解释整体。现代医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基础医学研究基础上的，绝大多数医生都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医学院的医学理论教育也是在还原论的思维下进行的。医院的医生主持的医学工程无一能够摆脱还原论思想的烙印。
第一，医院科室结构细化。近年来，传统意义上的内、外、妇、儿科中的内科和外科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心血管科、呼吸科、消化科以及普通外科、烧伤科、创伤骨科，长期发展下去，各科之间必然会树立起壁垒，互为外行。这种情况为具体疾病的工程化处理带来了机会，如消化科医生能借助各种技术对人体消化系统进行工程设计，发明一系列人造器官或人造辅助器官，解决消化系统的各类疾病。此外，也会产生一种情况，患者往往不能首先确定自己应该在哪个科看病，造成一种“患者在各个科之间旅行，而医生则忙于非本科疾病”的怪现象，即患者付出大量时间、精力、财力到医院看病，很可能得到的是“未见异常”的告知，而不是对究竟得了什么病的诊断。
第二，疾病诊断依据细化。还原论强调为了认识整体就必须认识部分，用部分说明整体。对于疾病也是如此，为了了解人体“疾病”这一整体，就必须充分了解人体各个器官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以及人体血液、尿液、粪便和分泌物中各种成分的改变情况。按照常规，医生要对疾病做出诊断，就必须通过大量细致的化验和检查来得出结果。而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更新、更精细的化验指标和检查手段层出不穷，且价格昂贵，诊断成本因而居高不下。而搜集这些数据是医生和患者都无法回避的过程。
第三，医生治疗手段专业化存在局限性。诊断和治疗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当一个患者的疾病涉及多科时，则可能形成这些对应关系的简单线性叠加，不同科的医生往往只顾解决本科的问题，而忽视了它们的对应关系及其对整体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为科学系统的一个分支，医学科学思维方法难以摆脱还原论的影响。正是还原论思维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了医院科室逐级分化而互不相通的局面以及烦琐取证的诊断治疗程序。虽然前者在促进学科专业化发展方面有积极的一面，后者也在诊断治疗中体现了严谨的科学作风，但还是带来了临床决策的局限性和成本昂贵等问题。这也正是医院面临的难以解决的主要问题。
技术原本是人的技术，而如今，由于技术理性强势，技术客体“主体化”了，引发了人异化为“客体”的危机。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不仅生命体在培育和利用中从技术上被对象化了……归根到底，这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去制造、去处理。”
20世纪后，医生凭借新的生命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大量复杂技术取得了职业霸权，但是医生在技术面前并没有提升自己的主体性，而是成为技术的奴隶。另外，由于过分依赖技术的医生不能和患者有效地合作，在医疗活动中作为主体的患者失去了作为“人”的独立性和尊严，成为各种医疗数据的生产者、某些细菌病毒的寄生地以及治疗方案的承受体。对患者的医疗诊断及救治过程，似乎只是为了获得生理学、病理学的数据，只是为了完善各种医疗手术与手段。因为对科学技术的“贪婪”，患者疾病的治愈、痛苦的减轻，只是医学科学知识获取与技术进步的副产品。究其原因，是由“分析时代”的科学还原论与“工具崇拜”的技术主义背景所导致的。在遵循还原论的认识路径中，医学把研究对象分割成更小的单元，从细胞水平发展到分子水平，再到基因层面剖析，将研究对象客体化、非人化，在实验中寻找替代品，用各种技术手段辅助诊断、治疗，直至医学技术膨胀，使得原本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医学故事变为患者与医疗机器之间的无声独白。事实上，由于技术主体化，人已失去了医学的主体地位。
在科学技术的高度介入下，医学也慢慢成为资本追逐利益的工具。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商业模式遮蔽了人文精神的光辉。医学在公益和功利之间摇摆不定。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市场的追求与渴望逐渐取代了以人为本、以人道主义为主旨的医学道德原则，医患关系逐渐物化、异化，医患纠纷明显增多，医学信任危机随之而来。人类对医学价值的界定往往是经验性、功利性的。这是由于人们处于生存层次，受经济条件左右，无论是体制、政策使然，抑或经济利益驱使，仅仅从健康需要的角度审视医学价值，医学也难逃功利主义的枷锁。
以药养医，医务人员的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成为医院管理的基本方略。自医学市场化后，医院为了赢得效益优势，必将在医疗资源上下功夫。医学工程化是赢得医疗优质资源的有效途径，通过工程化技术设计，将会使有限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并为进一步工程化打下基础。医学工程化使医院获得更大收益，但把医疗成本增加的任务带给了患者，加上工程化引起的医学技术异化，医患关系的矛盾在所难免，也在无形中激化了这种矛盾。
现代医学技术使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得到医治。临床成功案例似乎证明技术是万能的，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技术可以医治所有疑难杂症。但事实上，现代医学表明，人类消灭疾病的能力是有限的，相反，越来越多的疾病成为威胁人们一生的病患。但是不论在国内外，都存在一种“生命大于天”的非理性医道传统。在明知某些医学难题近期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为获得一种低概率突破而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当然这也与技术万能论的非理性思维不无关系，人们总想以一种功利之心，凭借万能的技术进行工程化设计，以期侥幸获取成功。譬如，美国医学界对癌症、艾滋病等的研究进行无限制投入；我国医学界对中医经络的本质进行物理研究。这类医学工程研究都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学资源的浪费。
医学领域尤其是医院由于长期信奉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医学技术主义主张“以疾病为中心，见病不见人”的观念，医学原本具有的人文精神在医学工程化下丧失殆尽。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人本主义复兴，患者的人文意识逐渐觉醒，社会对医疗行业的人文要求越发强烈。
医学人文知识来源于医学实践，伴随着社会人文文化的发展而完善。医学目的、医学对象的人文取向和医学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是医学认识的理性形态。医学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人文文化最繁荣的时候。历史上的每个医学大家都是多才多艺的人文学者。人文知识匮乏的时代出不了医学大家，医学发展需要人文知识的支撑。但是医学技术化、工程化导向，使医学院校的医学教育走上了技术主义道路。技能课程、方法课程、信息课程和外语课程受到重视，文学、哲学、历史和艺术等方面的课程被忽视。忽视医学人文教育为医学技术化、工程化开了方便之门。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是当今时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技术理性把科学看作理性的化身，并将其与真理相等同，因而使科学获得了特权，把科学抬高到至上的地位，因此而傲视、否定其他一切文化，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绝对地对立起来，以科学文化否定人文文化。医学领域中这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失衡的现象尤为突出，给医学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医学研究完全走上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给出的道路，排斥形而上学。医学课题申请书要完全按照科学理性的思路来撰写，选题论证、实验设计、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模型构建等都有学界认定的标准。申请书的格式可谓千篇一律，趋于标准化、模式化。大家与仪器相伴，以数据说话，相互的交流以互联网计算机为媒，一切都有章可循，按部就班，每个人就是研究机器中的一颗颗螺丝钉。从科学理性到技术理性，具有生机、情趣、道义的人文价值理性遭到忽视，人变成了机器。在医学临床、医院管理方面，科学精神高扬，人文精神低落。在社会舆论中，“医生有病”“医院病态”的调侃不绝于耳，这里的“病”事实上就是指的失衡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