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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工程是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的一门工程学科。它是在微电子学、现代计算机技术、高分子化学、现代物理学和现代高新技术的基础上，以解决医学问题为目标发展起来的应用学科。其目的是解决医学中的有关问题，保障人类健康，为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服务。
医学工程是将工程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与生命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相结合，通过工程设计和工程实施，以解决人体疾患和恢复健康的一个实践过程。它的兴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医学进步的需要。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需要对其相应的生理病理过程有定量的规律性认识，这就需要与工程科学结合。二是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需要。从科学技术来看，医疗器械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医学临床上的应用，医学临床上的需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源源不断地进入医疗器械产业，而医疗器械产业又以系统工程的方式塑造着医学临床。把人和医疗设备看作是一个系统整体，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求用系统工程思想开发所需要的医疗设备，实现医学目标。“工程”一词本身就有经济含义，即用最低成本实现预定目标。
科学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人的生命健康及身心全面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现代科学作用于医学，使医学科学化步伐加快，医学科学化直接促成医学技术现代化，医学技术现代化改变了人的医学认知、医学实践和卫生方式，大大提升了人的生命质量和延长了生命期限。医学技术现代化的直接表现就是医学工程化，医学工程化将医学目的的实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
（1）医学工程理论科学化。
现代医学理论体系源于西方科学范式。作为医学对象的人在西方分析范式下变成孤立的对象，由此统一的医学被分割成诸多子学科。基础医学是现代医学的基础，其所研究的是关于人体生命与疾病的本质及规律，为其他所有应用医学提供理论指导和原则规范。伴随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 20世纪以来的大科学运动，基础医学在过去几个世纪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系统的知识体系。从历史来看，近代医学基础理论无时不在吸收基础科学的理论成果，与基础科学理论同步发展。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各门基础科学，在理论上、方法上逐步融入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推动医学科学独立和发展。医学理论科学化始于 16世纪至 17世纪，伴随着哥白尼天文学革命和牛顿力学的优先发展，医学理论逐步脱离盖伦的神学医学理论，走向哈维机械论物理医学理论。18世纪至 19世纪，随着生物学和有机化学引入医学，细胞病理学、医学化学建立了起来，医学科学化得以完成。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对医学理论影响深远。能量转化定律为生理学和病理学等学科提供了解释机体能量变化的理论基础。细胞学说说明了生物体机构的统一性，成为医学对生命个体统一解释的基本范式。生物进化论的提出，丰富了胚胎学的内涵。
医学基础理论在 20世纪初现代科学革命中取得了迅猛发展。20世纪 50年代，随着DNA结构的阐明和中心法则的确立，分子生物学应运而生，医学理论从细胞分析进入分子分析水平。人体解剖学产生了新分支——神经解剖学，也取得了迅猛发展。这些新理论直接应用于临床医学，转化为医学技术原理，成为医学工程化的理论前提。
（2）医学工程手段技术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工程手段实现了从经验到技术的蜕变。在经验医学阶段，医学主要依靠主体的感官观察和大脑思维进行医学分析和操作；在实验医学阶段，医学已经可以借助仪器进行较为深入的医学科学观察和实验活动。在技术生存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开始习惯于对技术的依赖，医学领域也不例外。医学技术在工业化组织下，给医务人员的工作流程带来了程序化的便捷。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相继发生了 20世纪初的现代科学革命和 80年代以来的新科技革命，与科学革命相随，产业领域也相继发生了三次革命，每次科学革命产生的新理论都会引起技术原理的革命性变化，从而作用于产业界，引发产业革命。每次科学革命取得的成果，都将医学临床技术推向一个新阶段，从而使医疗卫生产业发生革命。尤其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使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从而对产业形成结构性重组。医疗卫生产业成为多门科学、多类技术联合介入的典型。医学目标成为这些学科、技术进行系统化工程组合的目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设计、规划、实施和评价，实现医学工程目标成为共识。高新技术的医学运用实现了医学临床技术化，技术思维、技术装备和技术操作使医学临床工程化，工程手段技术化。
临床医疗手段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含量低，技术性不高，无工程设计意识，医疗效果不佳。现代临床医疗借助科学技术力量进行工程化设计，实现了医疗手段工程技术化，大大提升了诊疗的精准度和成功率。
（3）医学工程实践市场化。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医疗卫生产业从原属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的一部分，逐步走上了商业化和产业化道路。医疗卫生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但受产业规模效益的影响，医学行为和医学实践也逐渐市场化。医疗设备市场化、医学人才培养市场化、医学临床工程市场化开始出现。医学高技术以高费用、高收益成为医疗资本市场追逐的目标。临床医疗商业化、趋利化是医学工程化的原因，也是医学工程化使然。医学工程化加速了医学的商业化，且加强了其趋利性，同时商业化和趋利性又进一步推动了医学的技术化和工程化。
医学工程化的实质是医学工程。医学工程的广义理解，就是对医学相关的对象进行工程化认知、工程化处理，综合考虑影响医学对象的多种因素，在实践中实现医学、社会和经济多个目标的统一。医学工程是工程化的具体表现，既要遵守工程化的一般机制、程序和规则，又要符合医学的目标要求。由于医学涉及内容广泛，工程化对象复杂，医学工程化有诸多类型。
医学工程化就是用工程方法实现医学临床目标。医学工程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它遵循工程项目提出、目标确定、可行性评价、实施、管理和鉴定等程序。事实上，这些环节构成了医学工程化结构。医学工程目标以解决医学临床问题为主，但技术目标、经济目标、环保要求、伦理要求和社会效益等都是医学工程目标不可或缺的内容。医学工程可行性评价是医学工程化的关键，理论、技术、市场、政策的可行性和自身实力等方面都要充分考虑。另外，为保证评价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应邀请政府、专家和公众参与，接受社会监督。医学工程实施是医学专家、技术专家、工程人员和患者依照工程计划实现工程目标的实操过程。医学工程管理是对工程行为主体的监督，对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的控制，管理者包括第三方专业机构、卫生管理机构、医院和公众参与的共同体。医学工程鉴定是对工程目标实现情况的评价，通过医学工程鉴定，工程成果才能推广，社会才能从中受益，同时也可以从工程中获得经验和教训。
（1）医学起源。
医学酝酿于人类的生产实践过程，最初医学萌芽于古代两河流域早期文明时期。这一阶段的医学在宗教神学的摇篮里成长，宗教思维与卫生经验混杂在一起，医学理论蹒跚于本能医疗的荒原和巫术的丛林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对疾病现象及其康复过程的认识不断深入，医学开始回归到经验和理性之中。进入公元纪年后，古罗马盖伦开展对人体的解剖和实验生理探究，医学逐步从自然哲学中分离，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古典时期的医学尽管运用了各种实验方法，但自然哲学的思辨方法仍是思考疾病现象的基本依据。
中世纪基督教兴起，医学再次成为宗教神学的奴仆，盖伦将医学理论神学化，医学临床水平停滞不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的出现，也发生了脱离神学的医学革命。与此同时，中国医学、阿拉伯医学和印度医学仍未摆脱经验医学和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17世纪前各民族医学都是经验医学，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十分有限，医学从治疗方案到治疗手段都难以进行工程化设计，医学工程化还未开始。
（2）医学工程化开始。
17世纪，医学开始注重观察和实验，量化观念对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科学进步使原有医学理论受到质疑，科学家认为人体的自然动作不过是化学、力学运动的复合体，受纯数学定律支配，人体相当于一台机器。从血液循环理论到对微观世界的探索，从生理学革命到病理学革命，这个时期医学发展迅速，医学科学化，医学技术从经验技能上升为医学技术理论。人体是一台可以组合、拆分的机器，人体的疾病相当于机器部件出现了问题。维修、更换部件就是医学治疗的任务。这种医学机械论认知为医学工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以牛顿机械力学为理论支撑的医学工程化由此展开。这种机械化的医学工程一开始就引起了人文学者的质疑，人是机器吗？这种原子论下的组合能体现出人的精神世界吗？
（3）医学工程化的发展与现状。
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基础干细胞的生物遗传、生长和发育机理得到进一步揭示，作为医学理论基础的细胞病理学诞生，医学以人体最基本构成单位为对象，以解剖刀和显微镜开路，越来越深入地揭示了人体生理、病理机制。传统医学逐渐被取代，此时的医学呈现出多渠道和现代科学技术啮合的发展趋势。20世纪初，遗传因子理论提出，摩尔根遗传理论建立。20世纪 50年代，随着蛋白质肽链结构、遗传物质DNA大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使生物学进入分子水平，分子生物学诞生，生物遗传和变异机制在分子水平方面得到了精细解读。分子生物学理论很快在技术上得到开发，生物工程技术在 20世纪后半叶成为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20世纪末，在面对新世纪时，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生命科学、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列为优先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而唯一横贯三个科学技术领域的学科就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是利用分子生物学理论，借助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对医学目标进行设计、施工的医学技术活动。生物医学工程的发展为诸多医学疑难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如干细胞克隆技术、人造人体器官技术、基因治疗技术和试管婴儿技术等。人类遗传问题一直是伦理学者争议的热点，遗传物质一直被视为不容人为干预或谈论的神圣之物。生物医学工程的拓展对伦理观念构成冲击，医学人文困惑在新的条件下出现了新的特点。
总之，医学工程化在继续扩展，由此带来的人文困惑也不断涌现。只有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才可使医学工程化走向人类期望的轨道。
医学工程化人文困惑指医学工程化导致医学主体——人，即医生、患者及相关医卫服务管理人员对于医学属性判断及医学实践中利益权衡上的两难境地。众所周知，医学是有关人类疾病与健康问题的科学，医术是有关人类疾病与健康问题的技术，其研究及作用对象是人，救死扶伤是医学的根本目的，因此医学被公认为是人道主义的事业。希波克拉底指出“生命短暂、医术长久”，既强调了医学的“技”，又强调了医学的“艺”。同样地，中国古代传统医学“医乃仁术”的总结，也强调了医学的人文属性，强调了人文关怀作为医学的根本目的。
何谓“人文”？通俗地理解，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医学人文既包括对人的价值尊重，也包括对人的全面理解，不仅将人看作生物的人，更看作是有精神需求的身心统一的人，其人格与尊严是受到维护的。在医学发展史中，医疗技术作为治病救人的手段，其进步代表着医学的前进方向，医学也正是在技术不断进步中凯歌高奏的。由于过度依赖技术，从而使医学偏离了“人文关怀”的轨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医学中使用的“人文”概念更多是在非技术层面上使用，医学人文就成为一个与医学技术化、工程化相对立的概念。似乎医学正在远离人性，因为技术化和随之而来的市场化使得医学不再是单纯的“仁”学。原来“以人为本”的医生、医疗管理部门实际上经常面临在“人文关怀”与附着在“工程技术设备”上的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两难境地。
医学活动是人的活动，围绕医学活动的人群主要包括医务工作者、患者和医学行政管理人员。医学活动和医学工程实践主要由如上三方面人员参与，医学工程化的人文困惑主要是由他们在医学工程实践中的行为所引起的人文困惑。
（1）医生行为的人文困惑。
医学工程通过医学技术来实现，医生对医学技术的态度对于实现医学工程目标十分重要。对医生来讲，技术进步使他们越来越有信心和能力对付疾病，特别是仪器的大量使用使他们能够对病灶看得更清，诊断得更准。与此同时，他们对医疗机器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造成医疗工作变成了仅仅是对仪器设备的熟练使用，对影像图片和数据的正确解读，而忽视了原本有效的主观经验判断。由于现代技术几乎使各种疾病治疗成为可能，医生的目标也就变成了尽一切可能，使用一切技术，将可能变为现实，将不可能化为可能。在极端情况下，医生不是在救人，只是在治病。在现代医疗过程中对机器的依赖，使医生的主观经验似乎变得不重要了，其地位也随之而有所下降。设备在医疗过程中变得如此重要，造成医生在维护设备与患者利益之间常常感到难以取舍。医生从传统疾病诊疗过程中的“主导者”变成了现代医疗过程中的“操作者”。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先进的设备和最新的药物是不是就一定要比传统手段的效果好？忽视对患者病史的认真询问而过分依赖设备、错误解读诊断信息等，由此引发的大量诉讼事例，似乎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2）患者行为的人文困惑。
随着医学工程化扩展，患者与医生交流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患者被医学工程化的多个环节所隔离，医疗过程被碎片化，患者无所适从。在新的诊疗体系中，客观的生理病理指标代替了患者的主观感受，痛苦、疼痛和无力等指示疾病存在的症状变得无关紧要，于是患者非但不能得到应有的关心与尊重，甚至有时连自己的尊严都难以得到维护，似乎医学变得越来越不近人情了。另外，医学工程化的多环节，如会诊、检查、新疗法等使医疗变得高效和精准的同时，也增加了医疗费用。对于患者而言，高昂费用的检查项目是必要的吗？患者面对一长串的检查项目，往往感到茫然。在医学工程化环境下，许多患者盲目相信医疗设备，抵触、对抗和种种不理解的现象时有发生，医患矛盾一触即发。
（3）卫生管理机构及管理人员行为的人文困惑。
在医学工程化的过程中，大量先进技术的迅速投入使用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利润和知名度是管理者追求的目标。医院医学工程化的有序进行使医院增加了许多非医务人员。如设备维修人员、设备操作人员、设备采购人员，这些技术人员更多以技术思维面对医疗活动，而忽视人文精神。医院医学工程化也使各类管理人员不断增加，如财务管理、质量管理、信息管理、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人员。他们在市场经济效益优先的前提下更多关注的是指标和数量，人文精神被忽视。医院本应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在医学工程化的背景下却不断生成有悖人文精神的种种因素。
（1）近代机械自然观的促逼。
希波克拉底医派是第一个从自然原因寻找病因并治疗疾病的学派，其强调经验与理智的结合，认为医务人员应当“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
，古罗马的盖伦创造性地将思维中枢器官赋予大脑，并将古人储存灵气的器官从心脏右心室转移到了肺，灵气来自肺并通过静脉输送到心脏的右侧，从而为全身提供动力。在这里，灵气与灵魂是一致的，既是生命体的组成部分，又为生命体提供动力。
近代初期，笛卡尔提出二元论哲学，完成了人的肉体与精神分离的奠基工作。哈维通过无数次对各种动物心脏的解剖研究，断然否定了血液中“灵气”的存在。哈维为血液的运行设计了一个由心脏主导的循环模式，其心脏动力模型则为后世通过机械类比解释人体的生理活动打下了理论和经验基础。拉·梅特里试图通过物质来统一身体与心灵，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虚无了人的心灵，做出“人是机器”的论断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9世纪初，随着临床医学的诞生，外科医生的地位迅速提高，为疾病的器官定位提供了实践的证据。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在显微镜和切片染色技术的帮助下首创了细胞病理学，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将医学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罗伯特·科赫提出的验证细菌与病害关系的科学方法，使医学在物质层面的实践上升到哲学，将人的内环境与外培养基统一起来，使心灵彻底离开了肉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特别是细胞病理学的发展将医学交给物质层面，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则将疾病解释与治疗交给了“基因”，并试图从中寻找疾病与痛苦的根源。在近代哲学的影响下，医学逐渐完成了从自然观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彻底改造，医学职业化与科学职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这种变革同样表现在医学职业分工与发展的演化过程中。由于科学只以实体为研究对象，医学科学只以探求人体的结构与生理功能为目的，对于人的心灵的人文关怀则完全交给宗教了。正是在机械论的指导下，医学从病因中去掉了人的心灵的个体因素；在治疗中忽视了个人心灵的积极作用；在护理与康复中忽视了对人的心灵的关注与照顾。
科学世界是以人生活的世界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却远离了人的生活，遗忘了其赖以产生的人这个基础，无生命的物质世界取代活生生的生命世界成为唯一的真实世界，从而导致人的价值、人生意义的消逝。在身心关系体系中，身体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因为身体是心存在的基础与载体。不同的具有物质属性的身体具有共同的组成、结构与功能，遵循着严格的因果法则，这为认识身体提供了基础；相反，心则指向个性、感性、随机性，难以被描述为定律、公式、方程式。现代科学为认识身体提供了多种有效的工具和手段，身心分离也就成为必然了。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正是心才是人的价值的依属，身心分离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价值的缺失，而正是价值的缺失构成了医学的人文困惑。
（2）近代技术生存的诱导。
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逐步从自然生存时代步入技术生存时代。技术成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因素，技术品充斥于我们的周围，人们越来越被技术所引领，依赖技术而生活。与此相应，医学从经验医学进入实验医学，大量技术进入医学领域，医学技术化、技术主体化现象出现。众所周知，医学活动的主体是人，医生和患者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进行充分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合作，施行治疗。随着技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医学技术在医学中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医学中的技术主义膨胀了起来。技术代替了人，机器取代了人，未来的医学可以交给技术，这样的观念在现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进入医学后，更成为广为流传的话题。正如医学人文著名学者杜治政所言：“医学技术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具有独立于医学宗旨的自身逻辑的发展目标，它不再单纯是人类借以达到控制疾病、增进健康目的的工具。”
技术客体发生了“主体化”的演变过程。
显然，医学技术在医学活动中的工具地位正发生变化，它确实在医学的诸多环节承担起了主体的工作，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强。医学技术主体化将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技术成为主体，那么由医生和患者构成的共同体岂不变成了被技术奴役的客体？人的价值被技术理性所抛弃，人变成了“裸体”的人，人的人文本质化为乌有。
医学工程化实现的前提是医学技术化，没有技术化就没有工程化。现代技术的医学目标就是实现医学技术化，多项医学技术围绕有限的医学目标、市场目标的实现构成了医学工程化。显然，由医学技术化引起的医学人文价值弱化将是医学工程化的主要矛盾。
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患者减轻病痛带来了福音和希望，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技术的崇拜和依赖，且愈发严重，引发了人们对其中人文关怀缺失的恐慌。患者追求医学高新技术，愿意接受高水平技术专家的诊断，总是想尽办法得到高新技术的服务，但有限的高新技术资源和昂贵的服务费难以满足患者的无限要求。显然，技术、金钱取代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情感关系，技术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就会发生。这些仿佛正在印证着技术悲观主义者的忧思：社会中的技术活动越多，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就越低。技术必须把人降为技术动物。
现代技术异化使人丧失了人性，使人的生活变得单调而平庸。人被技术束缚在技术的标准、框架、思维定式里，受着技术的控制和奴役，渐渐迷失了自己。
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虽然没有使医生诊疗手段发生根本性变革，但这些手段变化已经朝着依赖现代医学影像和医学检验等高精尖设备的临床应用方向发展。医学培训中基本模式所强调的问诊，以及视、触、叩、听等基本的诊断手段越来越遭到现代医生的忽视。身体上的疾病已经使患者情绪低落，而缺少人情味的诊治过程更加影响医患间的情感交流和信息传递，由此引发的医患矛盾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医疗环境的祸源。因此，现代医疗技术发展在为医务人员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他们能否充分利用好这些高新技术，真正做到为患者服务提出了挑战。医疗技术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熟练并独立实施，系统临床思维的形成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临床医师长期的经验总结以及受过关于问病、查体和临床推敲等基本训练的培训。现在临床医师以及患者越来越依赖现代化诊疗手段，疾病诊断不再需要冗杂的推敲过程，其中的临床思维训练被忽略，导致临床医师思维僵化。在这种僵化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医务人员更多关注的是运用技术进行观察、判断和治疗，而缺乏理性的综合思考，难以对患者的心理、精神、行为方式等方面予以整体关注，不能随病情的变化做出必要、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医学技术化使医学主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人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人的主体性部分让给了技术，因此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后果：
第一，医患关系全面物化。在技术主体化的形势下，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医生与技术设备的关系所取代，临床医学逐渐变为技术医学，患者成为医生与技术交流的客体，医生看病省略了详细询问病史、床边检查、关注患者情感需求等步骤，看病变成了单纯地接受检查及取药、手术或接受其他的治疗。技术成为主体，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变成了技术与患者的关系，医患关系被异化了。
第二，医方责任模糊化。技术主体化使得医院成为由各种技术组合而成的一台庞大的机器或技术共同体，所有医生只不过是这些机器（或共同体）上的一颗颗螺丝钉，医生对患者承担的个人责任由这台庞大的机器所取代，医生对患者的责任模糊化了。
第三，医学目的与手段相互转换。医生的兴奋点由患者转向对各种高精尖先进技术的探索，进而转向自然科学基金、各种奖励与荣誉，患者生命安危的理念在他们心中悄然淡漠了。医学为解除患者的痛苦寻求技术，技术作为手段而服务于治病救人这一根本目的，这与为技术而技术是根本不同的。这一变化导致手段与目的换位，手段成为目的正是现代医学人性逐渐消失的重要原因。
第四，由于对技术的崇拜进而无限制地对人体进行技术干预，医学处于人体生命的有限性与技术的无限性的矛盾中，人体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辅助性生殖医学新成果的出现，将人作为工具使医学在某些领域一时善恶难分，并在无意识地将医学推向由善而恶的边缘。
第五，人体与生命的碎片化。技术万能论者相信技术带来的问题一定能够通过新技术解决，但技术产生的问题越多，需要的新技术也越多，而更新的技术又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作为医学对象的人在此种情况下越来越碎片化，离整体的人越来越远，医学家们将这种越来越深化的研究，即人的碎片化视为自己最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背后往往是医学人性的消失。
第六，技术主体化将生物医学生命工程化，将医学引向极端，进一步张扬了它的不足，不利于医学的正面发展。
第七，技术主体化必然带动医疗费用飞速上涨，从而给实现医学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困难。
由上可以看出，医学技术主体化将医学原先的“主体—人的生命与健康—变为客体”，变为实现某种技术目标的手段，而原先的“客体—技术”成为主体，这就必然造成对医学宗旨的异化，从而造成对整个医学的异化。在医学技术主体化的形势下，医学主体性逐渐弱化，技术与道德发生了断裂，技术应用失去了道德指南，因而必然造成技术对医学人性的奴役。医学技术主体化的实质，在于使技术从工具性走向目的性，用工具至上的理性代替医学道德的理性，并造成医学价值目标的枯萎。
医学工程化的目标之一是医疗市场优势，医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经常在技术与患者之间采取有利于前者的措施，这不仅影响患者的权益，而且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市场化加快医学工程化，导致医学不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事业，更像是一种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功利主义事业。医疗的市场化运作使医院管理者不得不将医院的经济收支列在首位，从而忽略患者利益。对医生来讲，按服务程序与成本而不是按诊疗水平、诊疗态度的收费制度，使医生主要从手术、化验和物理诊断等设备服务中获取报酬，而对患者的关怀、劝告、同情的服务却得不到任何报酬，这也是医生忽视人文关怀的重要诱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生们已经被工程化的医学“绑架”，他们在“人道”立场与经济需求之间处于两难境地。
总之，医学工程化的一个重大诱因是医疗市场的巨大经济价值，而医学工程化后又反过来加强医疗的市场化，从而加剧了医学人文关怀缺失的趋势。
对患者而言，虽然工程化医学带来的诊断与治疗手段增加了患者就医的选择性，但医疗的市场化运作，先进医疗设备的运用，带来了诊断与治疗的高成本，而这个成本最终必须由患者承担。
其一，先进仪器设备的研制、生产、使用、推广和新型药物的研发和使用都是需要投入巨大资金的。设备的制造者需要尽快收回投资并产生经济效益，这些设备和药物投入回收的唯一途径就是向患者收费。
其二，医院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必然会提高其使用率，以尽快回收投入，这就必然会形成过度检查和过度医疗的现象，全球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急速增加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与此同时，医学的高技术化使得治疗过程“物化”，患者的生理疾病得到治愈的同时并不能得到心理关怀，从而使医学的人文关怀大打折扣。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医学工程化产生的高成本，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医疗资源。虽然 21世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作为纲领性文件被制定出来，但是国家的医疗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方方面面的需求。有限的医疗资源是购置最新、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投入到少数医疗机构，还是满足绝大多数患者的基本需要，如何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也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事实上，随着医学工程化趋势的强化，医疗资源更多地向城市集中，农村医疗保障不足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总之，医学工程化带来了“人文困惑”，由此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不断考验着现行的医疗体系与医疗管理制度。
高新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以后，现代化的诊治设备已经在临床上得到普及。不少医务人员呈现唯技术主义倾向，在诊断时习惯性地依赖这些设备所提供的检测数据。这样，医患之间出现了“第三者媒介”，强化了人与仪器的关系，却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原本以“人—人”对话为主的医疗逐渐被“人—机”对话所取代。即便医生与患者有交流，也更多以技术规范、技术语言约束自己的言行，冷冰冰的技术语言取代了富有情感的“望、闻、问、切”。在医学工程化背景下，医院中的所有资源都被技术化，每一种存在都在技术体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医院中的每个角色都被技术化，人与人的交往严格遵守技术法则。医生与医生接触谈的是医学技术术语，医学临床合作也表现为医学仪器和专业数据之间的合作。
高新技术医疗设备的应用和普及使得人们对疾病的生物学认知变得更加清晰，但也使医务人员对其的依赖性增强，医患关系、医医关系、医护关系等呈现物化趋势，阻碍了彼此间心理和情感的交流。医患关系、医医关系和医护关系的淡漠影响对相关疾病信息的采集，对人文和社会因素的忽略不利于提高疾病的确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