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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唐通事和唐话学者们所说、所记录的唐话，是汉语在海外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就像我们对某一特定语言或某一汉语方言所做的研究那样，对它的研究也可以分为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大方面。
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以“唐话”为题的研究大多关注唐话的词汇和语法问题，而以“唐音”为题的研究则专门针对唐话的音韵。如奥村佳代子的《江户时代唐话的基础研究》（2007），题目虽为“唐话的基础研究”，但内文只涉及唐话的词汇和语法问题，未探讨唐话的音韵。小田切文洋的《江户明治唐话用例辞典》（2008）一书收集的只是唐话的词汇，也未涉及音韵。冈田袈裟男的《江户异言语接触——兰语、唐话和近代日本语》（2006）第Ⅲ章“唐话学史 白话的受容和展开”重点讨论的也是唐话的词汇和语法问题。因此，一般而言，学界所研究的“唐话”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唐话”专指唐话的词汇和语法，如上述三部著作。广义的“唐话”则是一种“话”，除了词汇和语法，还包括语音。
从狭义“唐话”的角度来讲，本书的题目似乎应该是“唐音的研究”或者“唐通事唐音的研究”。然而，按照本书的约定，“唐音”不完全等于“唐话的音韵”，而是特指唐话文献中的日语片假名标音。本书除了研究有片假名标音的文献，还涉及无片假名标音的文献（如《琼浦》等）。因此，在本书的研究框架下，我们使用的是广义的“唐话”。
下面我们从前人的研究成果、前人研究的未尽之处两方面来回顾唐话音韵的既往研究。
唐话、唐音虽然源自汉语，却是日本的产物。日本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唐话、唐音的相关文献材料。他们大多从日语史、日语汉字音史的角度研究唐音。
早在 20 世纪初，中山久四郎就连续发表了《唐音考（1—2）》（1917）、《唐音考续编（1—3）》（1918）、《唐音的意义功用及“华音之名师”冈岛冠山》
（1930）、《唐音十八考》（1931）等文章，探讨了唐音与日语的关系等问题。石崎又造的《近世日本的支那俗语文学史》
（1967）对唐话、唐通事资料的来源背景做了详细的文献梳理和历史研究，是后人了解唐话历史背景的重要参考资料。有坂秀世的《国语音韵史的研究》（1944）中有几篇文章专门介绍了唐音出现的历史和背景，其中《江户时代中期ハ行的头音》一文利用唐音资料论述江户时代中期日语ハ行音辅音的音值问题，是日语语音史研究领域的名篇。汤泽质幸的《唐音的研究》（1987）主要探讨的是中世唐音，也论及了江户时代音韵学中的唐音。其他如高松政雄的《日本汉字音概论》（1986）、沼本克明的《日本汉字音的历史》（1996）等汉字音研究著作中也涉及了唐通事的唐音问题。
本书主要是从汉语音韵学和方言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唐话与我国本土汉语在音韵方面的关系。以此为研究旨趣的论文和著作，中、日双方的学者都有发表，而其成果主要出现在 20 世纪后期以后。大体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大多聚焦某个单个文献，而我国学者则多宏观的综合比较研究。
（1）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岩本真理的《关于〈南山俗语考〉的唐音（1）》（1991），比较了刊本《南山俗语考》附录“长短杂话”和稿本《南山考讲记》最终卷“君臣唐话”的片假名注音，并将这些注音依据《方言调查字表》制成了表格。关于《南山俗语考》的研究还有中田喜胜的《南山俗语考的音韵》（1970）和矢放昭文的《〈南山俗语考〉初探》（1982）两篇。
高松政雄的《近世唐音辨——南京音与浙江音》《近世唐音的音体系——作为江南浙北音的》《近世唐音的音体系之二——韵母方面的考察》详细讨论了朝冈春睡《四书唐音辨》（1722）中的两种汉字标音，即南京音与浙江音。通过与《中原音韵》以及现在的北京音、苏州音相比较，他指出了《四书唐音辨》南京音和浙江音在各类声母和韵母上的特点，并尝试探讨了南京音与浙江音的历史演变问题。
林武实的《冈岛冠山著〈唐话纂要〉的音系》（1988）详细整理、注解了《唐话纂要》第六卷的片假名标音，并据此得出了《唐话纂要》的音系。
森博达的《近世唐音与〈东音谱〉》（1991）列举了《东音谱》所录的“杭音”“漳音”“泉音”和“福音”，并使用现代方音材料对各个单字标注了现代音以资比较，指出“漳音”应该是官音，而不是当时的漳州音。
冈岛昭浩的《近世唐音的清浊》（1992）探讨了近世唐音声母的清浊问题，所考察的材料既包括黄檗宗唐音，也包括唐通事唐音。他将近世唐音资料分为有清浊对立的资料、无清浊对立的资料两种，并发现在有清浊对立的资料中，古清音声母字有标为浊音的情况。而在无清浊对立的资料中，古清音声母字也有标为浊音的情况。对此，他认为研究近世唐音，既要充分结合汉语方音的实际，也要考虑各个资料自身的成立状况。
另外，崎村弘文有两篇文章考察了冈岛冠山《唐音学庸》和《唐音三体诗》中的字音，秋月观暎、藁科胜之论述了《关夫子经》一书唐音的性质问题。
（2）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学者对唐话、唐音问题的关注，最早的很可能是刘铭恕（1935、1936）的《明清两代日本长崎之中国语学的色色》一文（分两次刊载在《师大月刊》第22、26 期）。此文虽然没有使用“唐话”的说法，也未专门论及唐音问题，但大致勾勒了明清之际汉语在长崎传播的概貌。
张昇余是国内研究日本唐通事唐音的第一人，他的《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研究》（1998）一书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是第一部系统地将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现代汉语方言资料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专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该书共七章，分别为日本唐音的文献资料和特点、日本唐音资料反映的语言特征、近世唐音的实态、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的比较、日本唐音的写音方法、音值的推定和结论。他所考察的“唐音”文献包括黄檗宗唐音文献和唐通事唐音文献两种。在考察后者时，他用到了《唐译便览》（1726）、《唐音雅俗语类》（1726）、《唐语便用》（1726）、《四书唐音辨》（1722）、《粗幼略记》（1764—1771）、《两国译通》（1716—1735）、《唐话纂要》（1716）、《唐音世语》（1754）、《南山俗语考》（1812）等文献。根据注音是否保留中古全浊声母的读法，他将这些文献分为俗语资料（保留全浊音）和官话资料两种。在该书的核心部分——“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的比较”中，张氏将日本唐音的假名标音填入《方言调查字表》，同时附上“南京官话”、福州音、杭州音、宁波音的读音以资比较。其中的“南京官话”是张氏根据利玛窦的《西字奇迹》（1605）和《程氏墨苑》（17 世纪）、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1625）以及狄考文的《官话类编》（1903）自行总结出来的拟音，福州（福清）音采用北大中文系的拟音（1962）并参考冯爱珍的拟音（1993），杭州音和宁波音采用钱乃荣（1992）的拟音。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日本唐音在声母和韵母上的特点，得出的结论是：日本近世唐音中的中国语是明清时期的南京官话音和浙江、福建等地的方言音。张氏另有两篇论文《从日文唐音看明清时期的南京官话与江南方言音》（1997）和《关于日文汉字“行”字的唐音考察》（2011），论证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与他的专著一样。
杨春宇的《社会语言学视点下的清代汉语与其他言语的对音研究：以日本近世唐音资料·满语资料·罗马字资料为中心》（2007）一书由序说、正论、结语三大部分构成，正论分别考察了日本近世唐音、满语资料和罗马字资料。在考察唐通事唐音资料时，杨氏用到的文献有《粗幼略记》（1764—1771）、《四书唐音辨》（1722）、《唐话纂要》（1716）、《唐译便览》（1726）、《唐语便用》（1726）、《唐音雅俗语类》（1726）、《南山考讲记》（1767）、《唐诗选唐音》（1777）等八种，同时参照《汇集雅俗十五音》（1818）、《戚林八音》（1749）。杨氏在总结了唐通事唐音无全浊声母，微、匣、疑、影、喻母合流，知、庄、章组混同，个别字n、l不分，精、见、晓组尚未腭化，部分资料尚有入声韵尾表记等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对唐通事籍贯的复杂性，以及唐通事唐音有南京口、泉州口、漳州口的区别等问题加以分析，认为唐通事唐音所依据的中国原音是当时的“南京官话”，文献所反映的各地官话方言乃是以南方官话的变体形式存在的。
谢育新的《日本近世唐音：与十八世纪杭州话和南京官话对比研究》与张、杨两位学者的研究有较大不同，无论是在研究的方法上还是论证的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一，在片假名转写方法上，她采用了日语学界对江户时期日语假名读音的研究成果，并用其进行更为科学的转写，还根据日语和汉语的语音差异制定了一套转写的原则。第二，她以朝冈春睡《四书唐音辨》中的“南京音”与“浙江音”（即杭州音）的音系说明为依据来考察《唐话纂要》《唐音雅俗语类》等其他文献，根据其异同来确定其他文献的音系性质。第三，她详细考察了《唐话纂要》的声母和韵母，制作了同音字表，并以此为参照研究其他文献的声韵体系，得出了 18 世纪杭州话和南京官话在声母和韵母上的若干特点，探讨了二者从 18 世纪到现代的语音演变。第四，她还考察了文雄的《磨光韵镜》《三音正讹》两本著作，分析了它们的注音与上述几种文献注音的异同。
另外，陈辉的《从泰西、海东文献看明清官话之嬗变：以语音为中心》（2015）一书，利用西方传教士文献、朝鲜韵书和日本汉语教材等资料探索明清官话的音韵问题。该书分上、下两篇，在第二篇的第三章，他考察了冈岛冠山《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及文雄《磨光韵镜》《三音正讹》中的唐音。
台湾学者林庆勋近几年也在关注日本的唐音问题，陆续发表了“唐话对应音观察”系列论文，分别探讨了“冈岛冠山标注匣母字的变化”“《唐诗选唐音》的标音特色”“《唐诗选唐音》标示轻唇音声母”等问题。他重点探讨了声母的标音，使用了统计的方法，分析十分详尽细致，也比较注重文献之间的相互比较参证。
对唐话音韵的研究，中、日学者已经取得了上述众多成果。但在笔者看来，仍有不少未尽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长崎唐通事编写的家传唐话教材的音韵问题尚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现存的唐话文献资料主要有两种：华裔唐通事家传唐话教材，如《琼浦》（约 18 世纪初）、《闹里闹》、《小孩儿》等；日本唐话学者编写的唐音著作，如《唐话纂要》（1716）、《忠义水浒传解》（1757）。在音韵方面，目前学界的研究还都集中于后者，而对前者涉及很少。
作为中国人后裔的长崎唐通事，他们的家传唐话教材在音韵上有何特点？与日本唐话学者编写的唐音著作是否一致？唐通事家传教材中的误用字因何产生？这些误用字反映了唐通事唐话在音韵上的哪些特点？这些问题还未有人进行系统的研究、给出明确的回答。
本书既研究日本唐话学者的唐音标音，又将唐通事家传唐话教材纳入考察范围，试图对江户时代的唐话音韵进行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论述。
（2）已有的近世唐音研究在假名音值的理解上存在失误。
从汉语音韵学、方言学的角度研究近世唐音，本质上是一种日汉对音研究。对唐音著作中所使用的片假名标音符号发音的理解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所拟汉字读音的音值，从而决定最后研究结论的成败得失。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近世唐音片假名音值的理解仍然未臻完善，存在一些失误。
不少学者尚未注意到江户时代日语语音与现代日语语音的差异问题及长崎方言对唐音的影响问题。张昇余和谢育新两位前辈学者，注意到了江户时代日语语音问题，但未考虑长崎方言的因素。张昇余对江户时代日语语音问题的探讨不够全面，而谢育新则对室町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的语音演变存在机械的理解，未充分考虑语音演变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差异。
（3）不少唐音资料未见详细的探讨。
目前学界关注最多的唐音资料主要是《唐话纂要》《唐音雅俗语类》《唐译便览》《唐语便用》《四书唐音辨》《南山俗语考》《唐诗选唐音》《粗幼略记》《磨光韵镜》《三音正讹》等。而日本唐话学者编著的《忠义水浒传解》《游焉社常谈》和长崎唐通事标音的《清俗纪闻》，以及编者未详的《两国译通》《唐音世语》等，尚未见详细的音韵探讨。
（4）对某些唐音资料的音系性质问题的理解众说纷纭，尚未达成一致。
《四书唐音辨》的“南京音”及《唐译便览》等一系的“官音”唐音资料，自有坂秀世以来，学者们都认为属于南京官话音。在这一点上一般没有争议。而《四书唐音辨》的“南浙江音”及《唐话纂要》等一系的唐音资料，关于它们的音系性质，学界起码存在“杭州音说”“南京音与浙江音杂糅说”“江南地区共通语说”和“南方官话说”四种不同的观点。《唐话纂要》的唐音系统具有吴语和官话的双重特征，如何理解其所依据的汉语原音的方言属性？到底是不是有坂秀世、谢育新、林庆勋等前辈学者认为的那样，就是 18 世纪的杭州音？显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5）对唐话音韵的日本化问题少有人关注。
奥村佳代子已经指出，唐话虽然源自中国，是汉语无疑，却是日本的产物。前辈学者们的唐话音韵研究（说得准确些，只是“唐音”的研究），基本上都执着于唐话与汉语音韵的来源关系研究，却忽略了唐话的日本地域特色。
日本人说的日语和中国人说的汉语在语音系统上有着十分大的差异。汉语语音的习得需要口耳相传。在没有现代录音设备的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如何学习汉语？他们所说的汉语有何特点？对于汉语中有而日语中无的特色发音，他们将如何应对？应对的结果怎样？
或许有的人会认为，日本人说的汉语当然会染上日本的色彩。那么，江户时代的长崎唐通事是专门的翻译官，他们都是中国人的后代，唐话代代相传，他们所说的唐话又如何呢？解决这些疑问，需要对各种唐话资料进行系统的音韵分析。
（6）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①统计的方法。
江户时代的唐音著作，其中标音的字，少则几百，多则两千多；且在同一本书内，同一个汉字往往有不同的标音，有的字甚至有五六种标音。而现有的唐音研究，大多是举例式、摘抄式，即某个字只是单纯地给出它的一两个标音，就以此为据进行分析，并没有彻底地使用统计的方法。
这样的做法对研究者来说或许也是无奈，因为如果将整部唐音著作中的所有汉字及其各种标音均输入电脑，然后进行统计、筛选，是一件十分费时、费力的事情。而待统计完毕之后，能否有新的发现却又未知。但在这样的举例式、摘抄式研究方法之下得出来的结论，难免不能让人绝对信服。
林庆勋先生的唐音研究与众不同，他充分使用统计学的方法，统计同一类字的标音情况，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更加令人信服。
②对音的方法。
既有的唐音研究基本上只是将日语假名转写成罗马字或者国际音标。这样做的结果是，有的学者记的字音带有长音符号；有的学者记的南京官话字音带有[ts]尾；有的学者将“体、地”等字照着日语假名标音“テイ”记成[tei]音，将“土、肚”等字照着日语假名标音“トウ”记成[tou]音。“体、地”读[tei]、“土、肚”读[tou]，这样的发音在今天的汉语官话方言绝非主流。
江浙一带的吴语和官话也没有长短音的区别。明末清初的南京话入声带有[ts]尾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直接式”转写法，并非完全是因为学者们遵循了“忠实于日语假名音值”的原则，他们很可能认为其转写出的读音就是当时真实的汉语发音。
对音，之所以称为对音，是要将日汉两种语言的语音进行对照，互相参照，不是只由此及彼，或者只由彼及此。而现在的唐音对音研究不少只是将日语假名机械地转写成国际音标，没有充分地考虑汉语的语音特点、日语与汉语的语音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