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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它与朝鲜、越南等国一起，同为汉字文化圈的成员，深受中华文明的浸润和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 1 世纪，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据史书记载，汉魏时期日本就已向中国朝贡。隋唐时期日本又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等来我国学习各种文物制度，这些人归国后直接促成了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的“大化改新”。宋元时期中日之间的跨海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十分频繁，中国的器物、典籍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
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以其政治中心所在地“江户”（今东京）得名，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一段时期，从 1603 年到 1868 年，历经 265 年，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它大致相当于我国的明朝末年到清朝前、中期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中日交流又有了新的动向，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德川幕府在确立其统治之后，实行锁国政策，严禁本国人民出海。但官方仍开放长崎一地，允许与中国、荷兰等国进行贸易。这样，江户时代的中日交流就主要是通过中国人前往日本这一途径来实现的。
明代末年，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但东南沿海一带仍有人违反禁令，来往中日之间从事贸易活动。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逐渐崛起，建立了大清。清军入关，明朝灭亡，中华大地改天换地。这期间，南明朝廷多次向日本乞师救援，均遭拒绝。出生于日本平户的福建南安人郑成功及其郑氏家族坚持反清复明，垄断海上贸易，称霸东海。而很多明人或不甘于接受清朝的统治，或为躲避战乱，纷纷携带家财渡过东海，逃亡到日本。抵达日本之后，他们大多散居在日本九州岛各地，不再回国，与早先前往日本从事贸易活动而留下来的明人一起，被称为“住居唐人”或“住宅唐人”。这些流亡日本的明人往往改名换姓，与当地日本人通婚杂居，逐渐融入当地日本社会。这些留驻日本的明人，比较有名的如：对日本江户时期儒学产生很大影响的浙江余姚人朱舜水（名之谕，在日本用号舜水），传播陶瓷技术和拳术的浙江杭州人陈元赟，擅长书法、医术的福建漳州人王翼，以及在日本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传播黄檗文化的佛教僧侣隐元隆琦等。他们都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亡清兴，为防止郑成功势力反攻，巩固对大陆的统治，清朝在 1661 年实行“迁界令”，规定“片板不得入海”，沿海居民颇受其苦。但随后，在局势稳定之后，清政府又一度颁发“展海令”，允许出海贸易。这样，沿海地区的商船又得以重新赴日展开贸易。对于这些赴日的清朝商船，日方往往以其出发地命名为“某某船”，如将长江下游流域港口出航的船只总称为“南京船”，将宁波港出航的船只称为“宁波船”，将广东出航的船只称为“广东船”等。这些船只，或携带贸易许可证赴日贸易，或未经许可秘密出航来到日本。一时之间，长崎的“唐船贸易”十分繁盛。仅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日本元禄元年）一年内就有194 艘唐船抵达长崎，船上搭乘 9291 人，排除其中的 10 名日本人，共有 9281名中国人登陆长崎。（松浦章、唐翠梅，2014）这些商船定期赴日，为日本带去了大量的砂糖、纺织品和中药材，很多文化典籍、动植物也随之输入日本。清朝商船的船主中不乏学者文人，像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沈南苹、吴郡人伊孚九、苕溪人费汉源和费晴湖等人既是商人，又是画家，对日本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以“孟涵九”之名行于世的苏州府吴县人孟世涛，则在日本天明、宽政年间渡日，他能诗文，擅书画，还精通日语，会作日本和歌，《长崎名胜图绘》中载有他用日语平假名写在扇子上的和歌。
然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不是瞬间完成的。日本官民与来自中国的移民进行接触时，首当其冲的是语言的隔阂。日本人所听到的，是活生生的汉语口语，甚至是汉语方言。他们将如何应对呢？在江户时代的史料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日双方使用“笔谈”的方式进行交流，这是利用了汉字的便利之处。然而，“笔谈”毕竟效率低下，不能准确传情达意，且对交谈双方的文化水平要求较高。这样，为了突破语言的障碍，实现更加顺畅的沟通，对翻译的需求就应运而生了。日本幕府当局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从留驻日本的中国人中选拔出擅长日语的人才，设立“唐通事”一职，让他们专司翻译。
“通事”意为交际往来之事，在我国古代又用来特别指称翻译人员。这个词最早应出自《周礼·秋官·掌交》：“掌邦国之通事而结其交好。”而江户时代的日本在设立翻译官一职时沿用了这一称呼。
除中国外，当时的日本还与荷兰、越南、暹罗等国有贸易往来。“唐通事”专门负责与中国的贸易，而另一职位“通词”则负责与荷兰的贸易。“通词”与“通事”日语发音相同，都为つうじ。但与荷兰等西洋国家的交往，由于文字不同、语言不通，翻译是第一要务，所以只称通“词”，“通词”只负责翻译事务。而与中国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交往虽语言不通，但有共同的书写工具——汉字，可以通过笔谈实现互通，故而称为通“事”，“通事”除担任翻译工作外，还兼管其他贸易相关业务。
最早被任命为“唐通事”的是祖籍山西的冯六，又称冯六官。他在庆长九年（1604）
被任命为唐通事。其后，随着唐人贸易的繁荣和翻译、管理需求的增加，更多的唐通事被任命，通事职位的设立和通事制度也逐渐精细化和完备化。通事制度实行“一子相传”的世袭制，担任唐通事一职的均为前述留驻日本的中国人及其后代。
在职位的设立上，职位最高的是大通事，其次是小通事，大、小通事人数有定额，一般大通事四名，小通事五名，共九名。另有小通事并、稽古通事、唐年行司、唐船请人、唐方诸立合、唐通事目付等职位。后来又增选一些日本人担任“内通事”。唐通事除了承担翻译任务以外，还要负责很多其他工作，处理与唐人有关的很多具体事务等。如与唐人进行贸易交涉、对货物进行讲价、代表长崎地方官向唐人发放信牌、管理暂住长崎的唐人、负责在日唐人的日常饮食起居、处理唐人之间的纷争和诉讼、聘请中国僧侣赴日、资助建造寺院、从唐人处获取中国相关情报、编写“唐船风说书”呈给幕府当局，等等。
为了能够胜任他们赖以生存的翻译工作，唐通事们必须从小学习汉语，学说“唐话”。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往往把与中国有关的事物冠以“唐”的修饰语，如将中国称为“唐山”，将中国人称为“唐人”，将中国的商船称为“唐船”，将中国话的翻译官称为“唐通事”，将来自中国的僧人称为“唐僧”，将中国人在长崎建造的寺院称为“唐寺”。而“唐话”当然就是指中国话，即当时的汉语。
为什么将中国称为“唐”呢？一般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山胁悌二郎的观点，他在《长崎的唐船贸易》
（1964）一书开头认为，在明末清初的动乱期，流亡到日本的明朝人为了表明自己并非清朝的子民，故而自称“唐人”。这是基于明朝人的汉族人身份意识。当时虽然明朝已经势危，江山被清朝侵占，但赴日的明朝移民仍旧不甘认贼作父，而是以汉人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唐”自称。另外，笔者注意到，当时南明小朝廷的君主是“唐王”朱聿键，这与当时的日本人称中国为“唐”或许并非只是巧合。
另一种观点出自《通航一览》：“汉魏以降，如下文所举之本邦往来之事，皆因邦俗以称唐。盖因舒明天皇二年设遣唐使，任明天皇之世，藤原常嗣聘唐大使时，唐制多传本朝之故，故普称唐。今至明清，犹称唐。”
这是从日本与中国交流的特定历史的角度来说的。
不管怎样，将中国称为“唐”，都与中国历史上强盛一时的唐朝密不可分。
尽管如此，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对当时汉语的称呼却不止“唐话”一种。中山久四郎曾经总结过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对当时汉语的不同称呼，竟有 60 多种，包括：
唐音（トウイン、トウヰン、タウイン）、唐音（トウウオン、トウヲン、タウオン）、唐音（カラコエ）、近唐音、今の唐音、今唐音、五山唐音、唐韻、唐韻（カラコトバ）、唐言、唐話、唐語、唐譯、唐の言葉、唐言葉、唐言語、唐の声、唐人語、唐人詞、唐人口、唐人グチ、唐人の俗語、唐人世話ことば、からことば、もろこしのことば、もろこしからのこゑ、もろこしこゑ、明音、清音、清音（トウイン）、清朝音、今の清国音、今清朝所呼之音、明清の音、明清の国音、漢音、漢語、漢話、華音、華音（クハイン）、華音（トウイン）華韻、華言、華語、花音、花音（カラコト）、花韻、夏音、夏語、中華語、中夏俗語、華夏正音、大国之音、西音、西土之音、唐山音、唐山話、支那音、支那音（トウイン）、支那俗語、俗語、俗話、官話、象胥、彼国音、あちやさんの言葉、あちやさん口
这些称呼中，有的虽然所用汉字相同，但读音不同。就这些词的中心语而言，有“音”“韵”“话”“语”“声”“词”“口”等。就其修饰语而言，有“唐”“唐山”“明”“清”“华”“汉”“大国”“西土”“彼国”等，可谓种类繁多，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及其语言——汉语的认知。但使用最多的修饰语仍然是“唐”。唐通事的汉语养成教材中一般将当时的汉语称为“唐话”，而随着冈岛冠山的《唐话纂要》《唐语便用》等教材的广泛流行，“唐话”的说法更为人们所熟知。现代学者一般也称“唐话”，如小田切文洋所著的《江户明治唐话用例辞典》（2008）、奥村佳代子所著的《江户时代日本唐话的基础研究》
（2007）等，均以“唐话”为题。
在汉语中，很少有“唐话”的说法。绝大多数的汉语词典都没有收录这个词条。早期很多广东人在美国等海外国家生活时经常将祖国称为“唐山”，自称“唐人”，他们聚居的地方称“唐人街”，并将自己所讲的粤语称为“唐话”。
这是我们见到的除日本江户时代的“唐话”称呼以外的唯一一个“唐话”的用法。
国内一般不会把汉语称为“唐话”。纵观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种唐通事汉语教材和唐音、唐话教材，我们很少发现中国人将汉语称为“唐话”的情况。这些教材均是日本人编写的，很少看到中国编写者的影子，将汉语称为“唐话”的也都是日本长崎的唐通事、日本唐话学者如冈岛冠山等，以及其他日本唐话学习者。
换句话说，“唐话”一词，实际上是日本的产物。
虽然当时日本人所称的“唐话”是指当时的汉语，但就本书的研究范围（唐通事编写的汉语教材、唐话学者所编写的汉语书籍）而言，“唐话”实际上是日本人所说的、所记录的汉语。说得更明确些，本书的“唐话”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带有日本色彩的汉语。
这种唐话，最初当然是中国人带到日本去的，以长崎唐通事为载体，在唐通事家族中代代相传。“唐话是通事家的本等。”
说好唐话，才能做好翻译工作，这对唐通事们来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唐话的熏陶必须从襁褓之中就开始进行，等长大些，则使用《三字经》《大学》《论语》《孟子》《诗经》等练习发音，接着通过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等练习词汇，然后学习《译家必备》《养儿子》《三折肱》《医家摘要》《二才子》《琼浦佳话》等。到了高级阶段，还要学习《今古奇观》《水浒传》《西厢记》之类的白话小说，以提升汉语表达能力。这些唐话教材有不少是唐通事们自己编写的，为手抄本，留存到现在的主要有《小孩儿》《闹里闹》《小学生》《养儿子》《请客人》《译家必备》《唐通事心得》《琼浦佳话》等。
唐话最初主要是作为一种工作语言在长崎唐通事中被学习、使用和传承的，带有浓厚的实用性色彩，但不久却以长崎为发源地传播到日本各地。唐话走出长崎，远播江户、京都、大阪等日本内地，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学问界的动态以及社会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亡清兴之际，很多中国人流亡到日本。对此，幕府当局内部有两种态度，有的建议遣返这些亡命者。而水户藩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家康嫡孙德川光国（1628—1701）却积极保护流亡而来的中国人。水户藩是江户幕府的“直辖藩”，是江户时代前期“御三家”之一，与幕府中央权力中枢有着极特殊的血缘关系。德川光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有“天下副将军”的称号，地位极其显赫。他拜朱舜水为师，请他帮忙处理藩政，大力倡导儒家朱子学，开创了著名的“水户学派”，对当时及后世的日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流亡的中国人和中国学问的态度，为唐话的流行做好了铺垫。
另外，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爱好学问，宠信任用柳泽吉保（1659—1714），大权旁落。而柳泽吉保此时皈依了从中国传来的黄檗宗。黄檗僧人是唐通事之外传播汉语的另一支力量。柳泽吉保在向黄檗高僧学习法事的过程中，为了能进行更好的沟通，逐渐热心学习唐音、唐话。他门下的儒臣受其影响也开始学习唐话。他和他的儒臣们经常在其府邸用唐音诵读和讲解《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有时德川纲吉也会来参加。
柳泽吉保的儒臣中学习唐话最为有名的是荻生徂徕（1666—1728），他甚至主张应该用当时的汉语口语音“唐音”来直接朗读中国古代的经典，提出了著名的“唐音直读论”。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一般使用训读的方式阅读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典籍，在汉字之间添加ヲコト之类的训点，实际上类似于一种翻译。徂徕等“古文辞学派”的学者反对继续使用这种训读方式，认为这样会损害经典的原意。做学问应该先学“崎阳之学”即唐话，像中国人一样使用“唐音”直接逐字诵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会古代的经典。虽然这一主张有不少反对者，却犹如一股新风，在当时的日本学问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投入了他的门下。
荻生徂徕还成立了译社，聘用从长崎来的唐通事冈岛冠山（日本人）担任讲师，一起研究唐音、唐话。冈岛冠山的《唐话纂要》《唐语便用》《唐音雅俗语类》《唐译便览》等广受欢迎的唐话教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刻印出版的。太宰春台、文雄等学者都曾在徂徕门下学习唐话。文雄对《韵镜》研究颇深，相继编写了《磨光韵镜》两卷、后篇五卷、余篇三卷等音韵学著作。
江户时代实行锁国政策，日本人没有出国的机会。被官方允许与中国、荷兰进行贸易的长崎遂成为日本人了解海外的唯一窗口。很多人都对长崎和中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学者们以能到长崎“留学”、购买“唐物”、结交唐人为自豪，就连著名的和歌诗人松尾芭蕉都曾计划前往长崎学习唐话。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从长崎流传到内地的中国商品无疑充满了异国情调，是奢侈品，是时髦、时尚的代名词。而唐人说的唐话、唐音也因其异于原有日语汉字音的独特发音而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在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剧本《国姓爷合战》、唐来参和的洒落本著作《和唐珍解》等纯日本书学作品中，也出现了标有唐音平假名读音的唐话词句。
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学问界的推崇、社会上的憧憬和期待，使唐话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开来。
“唐音”一词，从字面上讲，可以理解为唐话的发音。然而，在日语中它一般并不是这个意思。大型日语国语词典三省堂《大辞林》（第三版，2006）中“唐音”一词有两种读法、两个义项，而这两个读音又常常混用。
一个读为とうおん，意为日本汉字音的一种，是从平安中期到江户时代传到日本的汉字读音的总称，包括平安中期的中国商人和镰仓时代的禅僧传入的从唐末到元初的音，江户初期僧人隐元传入的明末音，长崎口译官传入的清代音三种。如“行灯”读为アンドン，“普請”读为フシン等。又称唐宋音。
另一个读为とういん，意为汉语，给出的例句正是前文提到的净琉璃剧本《国姓爷合战》中的“和藤内はつねづね父が詞の 唐音 覚え”。
第一个义项是现代日语中的常用义。现代日语的汉字读音有“训读”和“音读”两种，后者就是所谓的“汉字音”，一般包括吴音、汉音、唐音三种。日语汉字音由于传入年代和其中国发源地的不同，有多个层次。沼本克明（1996）将汉字音区分为四个层次，即以万叶假名为代表的“古层”、以六朝时期江南地带方音为基础的吴音“中层”、以唐代长安方音为基础的汉音及新汉音“新层”、宋朝及之后时期传入的宋音及唐音“新新层”。其中“新新层”的宋音和唐音，在日语国语学界，有时统称“唐音”，有时将宋音称为“中世唐音”，将唐音称为“近世唐音”。
本书所研究的“唐音”，是指江户时代唐通事及日本人唐话学者所说、所记录的“唐话”的读音，特指唐话资料中汉字旁边的片假名标音，从日语国语史的角度，可视为上述“近世唐音”的一种。如《唐话纂要》卷一首页“二字话”的唐音：
然而，本书并不是主要从日语国语学角度研究日语历史上的汉字音“近世唐音”，而是旨在通过梳理唐通事及唐话学者所留存下来的唐话资料，呈现江户时代唐话的音韵面貌，究明唐话的音韵特点，并借此探讨唐话在音韵方面与我国清代汉语官话、方言之间的关系，思考唐话这一“域外汉语”的日本地方特色。这些唐话资料很多使用日语片假名对汉字标注“唐音”读音，又有不少（主要是长崎唐通事的家传汉语课本）是纯粹的汉语文本，没有标注“唐音”。对于标有唐音的资料，可以通过其假名标音直接进行对音研究；对于没有标注唐音的资料，可以通过误用字、语音注释等间接讨论其音韵问题。因此，本书题为“唐话音韵研究”，并不仅限于“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