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独龙族的人口与族源

独龙族体质与人口

独龙族现今主要聚居在滇西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部独龙江河谷两岸，以及缅甸境内恩梅开江流域；另外，怒江上游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察瓦龙乡扎恩村、贡山丙中洛镇小茶腊村以及相邻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康普乡齐乐村曲八开也有少量独龙族。“恩梅开江复有四源，初为独龙河（英译作Tarou，汉译作曲江或俅子江），茂顶过溜索处，海拔1 500公尺，江宽约 75公尺，水流湍沸。次为狄子江（Tadzu）……再与独龙江合流而下，称恩梅开江（En.na.kha），以上四河，沿途全为峡谷深沟。” 国内其他地方少量分散的独龙族大抵都与独龙江有关，只是迁徙离开的时间存在差别。

（一）独龙族的人口变化

国内独龙族的人口统计始于 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具体数据反映在表0－2中。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独龙族尚未作为单一少数民族出现，因此没有专门的统计数字。但陶云逵在 1935年进行实地调查时，指出当时贡山全县人口总数为 8 333，其中怒子为 2 500人，约占 30％；曲子为 4 167人，约占 50％。 鉴于当时贡山菖蒲桶的地理条件，曲子几乎都分布在独龙江。表0－2的数据体现了独龙族人口增长与其社会变迁的关系。在独龙族社会变迁速度加快的 20世纪末期，独龙族的人口增长率大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这是以生活物资为主的整体稀缺得到较好稀释的部分表征。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从人口增长率来看，1990—2000年独龙族的人口增长率明显异常，原因是这次统计的独龙族人口数字存在一个统计上的缺陷：未将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察瓦龙乡扎恩村的独龙族计算在内 ，因此单独计算了西藏自治区内的独龙族人口数字。产生这一疏漏的原因可能是察瓦龙乡的交通极度不便，乡派出所工作人员未将扎恩村独龙族的人口数字及时汇总到自治区统计局。

另外，云南省之外其他省市统计的独龙族人口数据还有潜在的误差，比如，有研究者认为，贵州的黎族、京族、独龙族、仫佬族分别由未识别的“里民”“南京人”“龙家”“木佬人”错报而来。 因此，对于国内独龙族的人口状况，笔者主要是以云南省内的统计数字作为分析和研究的重点。从 2000年云南省普查资料来看，全省 5 884独龙族人中，有 5 189人居住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其中 4 149人居住在独龙江乡。 表0－4反映了1954—1990年独龙江乡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独龙族人口分布受中缅勘界的影响较大。根据《北段未定界与中国历史的关系》记载，独龙族的分布相当广泛，“除恩梅开江上流两岸及其源头的都龙江（旧名俅江又称曲江）、狄子江、迪布勒江、托洛江流域大都为都（独）龙族住居区外，在恩梅开江中部东岸，由高黎贡山两麓流入恩梅开江沿岸，亦大都为都龙族居住区域……该地所居的恩侬族，即与都龙族系一族。此则尚待进一步的调查考证。从前我国方志及私人记载，似将怒人、怒子、怒夷生活习俗及住居的地区与都龙族混为一起，无所区别” 。这表明，在中缅勘界之前，独龙族居住区域非常广阔而分散。1962年中缅勘界之后，原本是一个族群的独龙族至少被分成了两部分，主体部分在缅甸境内，但国内外同一族群的名称各不一样，而我国国内独龙族人口数量远不如国外。独龙族人口分布与历史迁徙有关，50岁以上的老人一般都能讲述他们祖上流传的迁徙故事。“很久以前独龙族居住在西藏的察瓦龙一带……每一个村寨的人都是原先背泥土的那个人的后代和族人。” 这表明独龙族因为生活物资的稀缺，需要随着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变化而不断转换居住环境。

独龙族大部分居住在独龙江两岸的斜坡和平坝上，按照 1990年统计的土地面积计算，独龙江乡可耕地只有 7 931亩。 2003年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内开始实行退耕还林计划，全独龙江乡可耕地减至 4 120亩。独龙江乡总面积为 1 994平方公里，按照当时人口 4 142人计算，人口密度为 2.08人／平方公里。依照可耕地面积计算，人均占有耕地不到 1亩。原来的孟当村在1990年拆分成了表0－6中的两个行政村（巴坡村和马库村），为便于比较分析人口分布的变动情况，仍保留这一名称，将两村现有人口相加得到对应数字。独龙江乡各自然村依照自北向南的分布特点，主要可以分成南北两大部分的村落群，调查时中游的孔当村人口为 1 224人，北部村落群包括迪政当、龙元、献九当 3个行政村共 11个自然村小组 1 158人，南部村落群包括巴坡和马库 2个行政村共 12个自然村 1 103人。人口结构是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不同人口总体区别的主要标志 ，尤其是对于独龙族人口生产状况受社会变迁的程度影响，两性年龄结构受到的影响更需要特别注意。

独龙江乡有 6个行政村，沿独龙江从上游往下游分别是迪政当、龙元、献九当、孔当、巴坡和马库村，北部村落自北向南沿独龙江两岸分布依次为木当、向红、普尔、熊当、迪政当、冷木当、龙元一组、龙元二组、东给、白来、龙仲。表0－5为各自然村人口性别、受教育状况和劳动力比例，数据采自 2007年独龙江乡九年一贯制学校组织的全乡文化户口普查资料，在征得九年一贯制学校领导的同意后，笔者在下面的数据分析中将主要使用此份真实可信的统计资料。

北部村落中各自然村户均人口除了最北端的木当组和龙仲组以外，其他各组均大于每户 4个人。按照独龙江乡的计划生育政策，每对夫妻可以生育 3个小孩，一般家庭规模在 36人，但北部村落单人户所占比例较高，位于独龙江西岸最北端的向红组有 5户单人户，东岸的木当组则有 2户单人户；村政府所在的冷木当组有小学教师单人户 3户。最北端村落由于交通不便，单身未婚男性偏多，年龄在 30岁至 40岁的未婚男子占了村落人口的18.65％，这种现象还在蔓延。村中的男青年比较难找到本族的适龄女性，这是独龙江乡各村寨普遍存在的问题。

另外，北部村落一直远离行政中心，受教育程度较全乡人均水平低13.85％，其中原因一是交通制约，二是劳动力因素。北部村落土地较南部村落的耕地面积多，很多家庭将适龄学童留在家中从事农活，解决家庭成员生存所需的口粮问题。这一现象在实行退耕还林之后慢慢得到改变，因此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增长较快。学校教师基本上都接受过中专教育，所以表0－5中龙元二组与冷木当组中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明显高于其他自然村小组。北部村落人口受历史原因制约，接受学校教育的普及程度低于南部村落，文盲比例为 29.62％。

南部村落自南向北包括钦郎当、迪郎当、马库、独都、马扒兰、拉王夺、孟底、巴坡、米里旺、木兰当、独务当和斯拉洛共 12个自然村小组，在行政设置上属于 2个行政村。从最南端的钦郎当自然村到中缅边境徒步不到一天的行程，缅甸境内的日旺族居民经常来南部村落中交换物品。表0－6为这 12个自然村的人口结构，数据采自乡政府 2007年 8月至 2008年 8月期间的调查资料。影响人口密度最重要的文化力量是关于人类为获得生存所从事开发自然和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人口密度和文化所处的环境虽有直接的关系，但文化所采用的生存方式又起着缩小或扩大这种关系的杠杆作用。 其中，国家的力量不可忽视。

南部村落的人口中劳动力所占比例高于北部村落，接受过小学或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 62.56％，比北部村落的 55.70％高出约 7个百分点。下游南部村落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办起了小学，另外，边防驻军和地方群众携手创办了马库军民小学，因此南部村落整体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北部村落。若是从整个独龙江流域及恩梅开江流域居住的独龙族来看，国内独龙族仅仅是一小部分，只占同一族群人口的 10％左右，缅甸境内葡萄一带居住的日旺族粗略估计有4万人。不过，具体准确的数据根本无法查找得到，笔者翻阅了国内有关缅甸境内民族研究的著作，几乎没有人提到克钦邦的日旺族或独龙族。

1950年 10月 1日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1960—1965年人口年增长率为 35.5％，1965—1976年增长放缓，年均增长率为 12.4％，其中1970—1975年每年只有 8.6％的增长率，1970—1990年持续稳定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21.9％。家庭平均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5.7人／户增长至8.8人／户，迅速变小并趋于稳定和一体化，如 1981年户均人口数为 5.13，1990年为 5.24。 这组数据表明了政治制度对于人口增长率的影响，独龙江的人口密度受到了外界制度的重要影响。

根据 2003年 5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口普查办公室公布的数据，独龙江乡有 880户，其中家庭户 870户，单位集体户 10户，人口总数为4 169，其中男性 2 156人，女性 2 013人，男女性别比为 107.10。当年出生人口为 88人，其中男孩 47人，女孩 41人。当年死亡人口总数 42，其中男性 22人，女性 20人。当年已婚人口 2 647人，其中初婚人口为 2 543人，再婚人口为 104人，离婚人口为 14人，丧偶未续者 212人。0～14岁人口数为 1 511，15～64岁人口数为 2 436，65岁以上人口数为 222，外来人口有 42人。

观察图0－4中 2007年独龙族的人口金字塔图，可以发现如下几个问题：14岁以下的三个组别男女两性人口均衡；但 1524岁的两个年龄段人口中，男性明显高于女性；这种性别差异一直延续到 4044岁这一组，之后两性人口又渐趋平衡。笔者询问了当地计生部门的干部，他们认为自 2000年以后独龙族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所调整，原来允许生三胎，如果都是女孩，可以再生一胎。看来外地人眼中的男尊女卑观念间接影响了独龙族人的生育选择，这显然也与独龙族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历程有关。

群体的人口统计资料与其获取重要资源的能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若一个居住地点具有由技术维持的最理想的人口规模或密度，人口增长超过这一规模就将减少每个人所能获取食物的数量，造成营养不良。 同样，人口减少至低于理想的规模，劳动力就将减少，因而不能对农业生产活动产生必要的管理。

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国内独龙族接受教育程度很低。此次普查同时也调查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独龙族人口中 12岁及以上的文盲人数，具体情况如表0－8、表0－9所示。独龙族个别人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始于民国时期，后文要谈到的孔志清就是第一个接受正式学校教育的独龙族人。1952年 3月，独龙江区公所决定在巴坡创办第一所小学，由当时的区干事和桂香担任教员，1956年改建为巴坡完全小学。独龙族学生完全小学毕业后，政府采取推荐、保送、考试（给予照顾分优待）等各种方法，把他们送入贡山中学、碧江完全中学、云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深造，学习费用由国家包干供给。 正因为国家的特殊政策，独龙族的学校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在历次的统计资料中有数据可佐证。

由于独龙江乡在 1998年以前与外界的交往完全依靠徒步，因此教育程度并没有比 1982年改善多少。这是在道路交通条件制约下，教育制度这一稀缺要素造成的社会结构差异。独龙江乡 2003年 6周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情况统计与 1982年的情况的对比，体现出了独龙江乡学校教育的初步成效。2007年 6周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情况统计初步反映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效果。但是，在独龙族学校中进行的田野调查表明，一些学校教师认为独龙族学生很难教育，一是独龙族学生胆子小，不敢在课堂上发言；二是独龙族学生喜欢喝酒，经常逃课。从以上对独龙族人口的构成所做的分析来看，独龙族的两性比例、人口寿命和人口素质如知识、能力和智力，都与独龙族社会变迁有关。独龙族社会变迁的程度越深，人口构成受到的影响越大，这里面生态稀缺与人口制度起着调节杠杆的作用。“一个民族是处在发达兴旺阶段，还是处在衰落萎靡阶段，人口数据是一个重要的测量尺度。” 将独龙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汉族的人口增长比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独龙族进入民族大家庭后，缓解了生态稀缺对人口增长的制约作用。

笔者在贡山县城曾经对独龙族干部做过全面的访谈，当时县城工作的17名独龙族干部对于本民族的教育大都持痛心疾首的态度。他们认为当时中学的独龙族学生很多不思进取，家长也没有狠抓学习的意识，民族的文化素质令人担忧。

从 1960年至 1990年间，独龙族人口呈“反S”形增长。1960—1965年，年增长率为 35.5％；1965—1976年，年增长率为 12.4％；“文化大革命”后期人口增长最缓慢，年增长率为 8.6％；1970—1990年，独龙族人口年增长率为 21.9％； 1990—2007年，独龙族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8％，虽然比 20世纪 90年代以前的年均增长率小，但与同期全国人口增长率相比，独龙族人口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这说明独龙族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之后，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口的意外死亡率和疾病死亡率大大降低。同时，政府对独龙族实行相对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促使独龙族人口稳步增长的重要原因。

根据独龙江乡政府提供的统计，2014年底全族农业人口总户数1 068户，总人口 4 132人；至 2015年年底，共 1232户，总人口 4 418人，独龙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数的 99％，傈僳、怒、汉等其他民族占 1％。据贡山县2018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县独龙族总人口 5 920人，其中独龙江乡 4 324人，占比 73％，其余独龙族散杂居于云南迪庆州维西县、西藏林芝市察隅县等地。独龙江乡是中国独龙族唯一的聚居地，全乡辖 6个村委会，26个自然村落，41个村民小组，1 149户，总人口 4 112人，独龙族人数占总人口数的 99％。截至 2018年底，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 2 859.96万元，农民经营所得 2 517.22万元，农民净收入（纯收入）2 448.87万元，全乡农民人均所得（人均纯收入）6 122元，人均收入比 2017年增加23.5％，全乡 6个行政村 2018年全部脱贫出列。

（二）独龙族的族称变化

滇西北是滇川藏三省区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备受学术界重视的“喜马拉雅周边文化带”的重要区域。居住在滇西北高山区的主要有苗、傈僳、藏、普米、怒、独龙这 6个民族和部分彝族，高山区由于海拔较高、气候凉爽、坡度较陡，农业生产以玉米、马铃薯、青稞、荞子为主，兼营畜牧业，盛产山货药材，其经济发展水平比前两类地区都更落后。山河阻隔所造成的封闭状态和生产方式上的优势互补，往往使一个个山、坝结构的社区形成相对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从而使云南在历史上长期处于部落林立、土司遍野、互不统属、极端分散的状态之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滇西北各族的先民利用山脉走向江河冲刷切割所形成的天然通道，闯出了一条由东至西、由北而南的民族迁徙“走廊”和经济文化交流路线。

要想研究古代没有文字的民族的文化，除了他们口述的故事外，只能从与他们接触的邻族的文献或外族关于他们的记载中去探求。 所以研究独龙族的族源及其历史，就要先看这个族群所在的滇西北各民族的流变。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出现了滇僰、叟、爨、“昆明诸种”等新族名。汉代的滇到了唐代主要变为“白蛮”，“白蛮”逐渐演变为今日的白族。汉代以后在云南分布最广的“昆明人”到唐宋时期称为“乌蛮”，后又逐渐分化出今天的彝、哈尼、纳西、拉祜、傈僳、阿昌、景颇、独龙、怒等民族。

《新唐书》沿引樊绰在《云南志》中的《云南城镇第六》记载：“镇西城南至仓望城……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长傍、摩零、金弥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部落。” 方国瑜等认为：“摩零都督城，此城为边疆重城，为镇西节度管辖，应在镇西城（今盈江）以西冲重之地……鉴于蛮莫（今八莫）之地理位置实为重要，南诏设重镇于此，亦属可能，用镇寻传、祈鲜之地也。” 以上两则史料意在表明唐代汉文典籍中记载的“绣面”部落为现在独龙族的祖先。因为独龙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仍盛行文面习俗，按照文化残存的理论，似乎可以倒推到唐代“绣面”部落就是独龙族的先祖，但笔者认为这种推论尚缺乏可靠的证据链来支持。

洪俊就此专门挖掘了史料，得出结论认为唐代的“文面濮”就是现在的独龙族。在他的论证中，提到了独龙族在历史上的生活区域，认为“丽水即今伊洛瓦底江，寻传即景颇族先民聚居的江心坡一带……丽水上源名，独龙江是恩梅开江的主源，因此禄郫江应该是自独龙江开拓” 。笔者认为这也是无确证的推测。

仅仅凭借史籍中有关文面的记载和地名的考证，还无法断定独龙族在唐宋时期的确切族称。元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崛起，俅人聚居地属于丽江路管辖的范围。“丽江路，蛮有八种，曰磨西、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 元代丽江路包括今丽江地区、怒江州和迪庆州南部，有学者以此推断“撬”即是今天独龙族的先民。 方国瑜也认为“吐蕃及撬在西部之北……从此民族分布可知元代丽江路西界至怒江以西达俅江也” 。据此，“撬”作为独龙族的先民开始出现于汉文史籍。

根据现有研究，“撬”是居住在滇藏交界的藏族对独龙族的称呼。其推断原因如下：藏语对河流的称呼为“曲”；独龙江发源地的察隅县是藏族聚居之地；古代汉语中“撬”与“曲”同音；藏语中对邻近藏族而居的独龙族先民称呼“曲”被汉文当作“撬”进入官方典籍之中。虽然这种推断不能完全推翻，但元代之后一直到清代，在汉文史料中再也无法找到相似的族称记录。

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载：“俅人，丽江界内有之，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居山岩中。” 俅人“居山岩中者，衣木叶，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俅人与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 。清代康熙年间独龙族先民居住在鹤庆、丽江西部边境，孤悬澜沧江、碧罗雪山之外。生活方面，或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顶，衣麻布，跣足；生产方面，已知“种黍稷”，开始有了农业生产。但与内地接触还很少，既不通内地语言，也没有贡赋，对怒族有畏惧感。 还有一部分尚“居山岩中”的则“衣木叶，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 这些都说明独龙族在清代以前尚未被社会变迁，只是偶尔被周边诸国提起。

清代的官方史料记载中将独龙族称为“俅人”，方国瑜认为“怒子和曲子，大概是同一民族，因为怒俅两江的划分，而他们的服饰也有不同之处，于是被认为两种人。其实语言是一致的，就是所谓怒族语” 。比较清代有关独龙族的史料，只能获得模糊的形象。清代及其以前的文献关于独龙族的记载十分粗疏，语焉不详，原因在于记述者未亲至其地，多是听诸传闻或因袭旧志。

光绪三十四年（1908）俅人才真正被官方详细记录，夏瑚以“阿墩子弹压委员兼管怒俅两江事宜”的身份，在处理了“白汉洛教案” 之后，奉命巡视了怒江及独龙江部分地区。他在菖蒲桶（今贡山县）备办了途中需用的食物及慰问当地独龙族人民的盐、布、针、线等专用品和供应独龙族群众的黄牛，雇用背夫、向导及随行人员，共一百余人，于七月中旬前往独龙江，沿途用“木刻”传递消息，通知前往村寨的头人和群众。

查曲江系从藏属察瓦龙地流入，自色汪以上为上江，以下为下江，拉打阁以下为江尾，曲言呼为独汪洞……曲人每村居民多至七八户，少或二三户不等，每户相距又或七八里十余里不等。

夏瑚亲巡独龙江和坎底（今缅甸境内的葡萄）等地，令叶枝纳西族王姓土司接替康普土千总管辖独龙江及今贡山地区，归属阿墩子弹压委员管辖，并报请云南省巡抚锡良，废除土司、喇嘛寺及蓄奴主的统治，委派“俅管”，建立“伙头制”，以代叶枝土司在独龙江的统治。这一官方背景的巡视具有重要意义，给俅人社会变迁点燃了星星之火，之后其被吸纳欲望日益高涨。

滇西北各族群之间的互动，主要以强势者欺压弱小者为主，当然也有民间的贸易往来，洛克就提到最受纳西人欢迎的、由怒族生产的竹器和麻制品，加上作为贡品的黄连，是怒族唯一能与外界以物易物换取盐和生产工具的产品。因此，洛克在首次抵达怒江沿岸的怒族居住区时，感到了金钱毫无意义。“这个地区的人只知道用茶和盐做交换品而不是现金。钱没有实际的价值，因为城镇距离遥远，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菖蒲桶分布着四十所房屋的村庄，土屋顶用巨大的石片覆盖。” 当时的菖蒲桶是一派荒凉的景象，充分显示出生态稀缺的程度。

独龙族的先民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施蛮部落。唐代有一部分“施蛮”“顺蛮”向西迁徙到了澜沧江两岸直至碧罗雪山东部，散居于滇西北澜沧江东西两地。 在迁徙前后“施蛮”“顺蛮”二蛮均处于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带，顺蛮“男女风俗，与施蛮略同”，为逐步演变为“卢”或“栗粟”奠定了基础。

怒江两岸各地沿江而下，至保山、腾冲。由于道路相通，分别与各地有政治联系。 从今天怒江地区的民族分布情况看，独龙族和贡山怒族先民是从北路进入怒江地区，傈僳族与福贡怒族先民取的则是中路和南路。他们从不同的路线进入怒江后，山高水深的自然环境使其各处一方，交流困难，其内部差异性增大，到元代分化成“卢”与“撬”，并以明确的族称出现于史籍中。 滇西北各民族社会变迁的时期与程度各不一样，但若从地缘角度来看，独龙族又最为典型。首先，在唐宋时期，独龙族的先民开始从怒江迁入独龙江，就是因为外部的吸纳采用了战争的形式，作为弱小族群，俅人不得不躲到更加偏远的独龙江峡谷。其次，中原王朝历代更迭，但对于滇西北却一直缺乏有力的管控措施，因此偏居一隅的俅人自然无法有效地被吸纳到中央王朝的直接管理体系之中。直到清代，俅人一直没有被深度吸纳到外部体系直接有效的管理中，其中的原因值得仔细分析。不过，我们不可忽视清朝末年滇西北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动，外部力量形成新的鼎立局势，俅人夹在多重外力的角逐之中，下面从独龙族先民与周边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谈起。 rXk+gAh34CSCY8ErOBBmxjCodC4jar1sWYmhcY2IK3bTg9gRoRDUB0OIMJ0RTf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