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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研究独龙族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员的过程。为了对独龙族这一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观察和分析，笔者选择了独龙族聚居区——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作为田野调查点。另外，在该县丙中洛镇双拉村小茶腊、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扎恩村、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康普乡普乐村曲八开和缅甸边境木克嘎村也进行了短暂的田野工作。田野工作时间总共为 285天，其中 233天在主要田野点——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进行调查。
首先，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促使笔者研究独龙族。早期的人类学无论是研究“自然人”还是“社会人”，大抵都是从原始部落社会起家。
屈指算来，人类学的四个分支学科，不管其发展历程如何，起初大多将研究的焦点定位在当时看来较为原始的部落社会中。泰勒在比较多种文化现象之后喟叹：“蒙昧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能有意识地去获得比在其父亲管理下更多的知识和建立更好的法律。相反，他们却容易认为，他们的祖先传给他们完善的智慧，而对它进行哪怕是最小的改革都是不敬的。”
若是果真如泰勒所言，关心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众多学者倒会拍手称快。当然，事实并没有如他所想。之后，立足于实证分析的诸多人类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远离都市的后进部落社会进行研究。
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锐器之后，矢志于蛮荒部落社会研究而不渝的人类学家可圈可点。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与当地居民生活两年，尔后用民族志的形式提供了一个非西方的、前工业社会的、非货币化的和跨地区交易体系的样本。
然而，正当我们希望科学专家通过劳动获得原始人类新形象的时候，它却在瞬间化为泡影。因为尽管目前尚有一大批土著社区可供科学研究，但在一两代人之内，他们或他们的文化实际上就要消亡。
马林诺夫斯基的预感没有错，与他同时代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在 20世纪初进行田野调查的安达曼群岛，到了 21世纪初仅剩5个部落，不到 900人，其中大安达曼岛民仅有 36人在世。
其后，普里查德在东非尼罗河畔努尔人中进行的研究、利奇在上缅甸高地的克钦人中进行的调查，相继成为人类学者心目中的标杆。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早期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意识到了地处边缘的原始部落迟早会被地处中心地位的民族同化，因而在这类群体尚未完全质变之前记录下其社会和文化，是何等重要。正如普里查德所言，“原始”一词并非指社会在时间上比较早，或比其他社会更低劣，而是指那些在成员上、地域上，以及社会的接触范围等方面规模更小的社会。这些社会正快速地转型，如果不及时研究，则将再无机会了。
如此看来，选择人口数量很少的独龙族作为研究对象就不仅仅是延续人类学研究传统的问题，还肩负着抢救濒临消失的传统文化之使命。
其次，人类学素以人文关怀为本学科的特点。人类学的田野不仅是照相机、笔记本，而且更应该是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者、创造者；不仅不能排斥情感，而且必须正视情感，融情感于田野之中，去除田野调查者对调查对象漠不关心的态度，或单纯的文本解读、理论验证，以使田野由单纯的科学调查升华至对人性的关注与社会的责任。
选择目前发展阶梯上处于后进状态的独龙族作为调查对象，意在通过科学的调查提请世人对其给予高度关注。“各少数民族为了要改变他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面貌，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要求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而这些变革必须从他们本民族当时的发展阶段出发，由他们本民族人民自愿进行……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目的是在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比较社会学的知识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作为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的工具，这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和实践相结合的。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为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
因此，对独龙族的研究也是出于本学科学以致用之目的。
最后，从本研究的目的来看，独龙族十分合乎研究的需要。本书讨论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变迁的过程，需要考虑各方之间的角逐。独龙族的先民在不同稀缺时期需要面对周边不同的力量，它们之间可能是二元角逐，也可能是三方甚至是四方竞逐。独龙族自唐代开始，就处在乘象国、吐蕃和南诏的政治边缘处，其位置犹如三个相切圆的中空地带。独龙族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非常合乎笔者对“中间圈”
研究的思考。到明清时期，独龙族处于中原王朝在云南的地方代理及英印殖民政府的夹缝之中。国民政府时期，独龙族同样处于新旧势力交替的包围中，代表封建政权的察瓦龙土司、民国政权与英印殖民政府在独龙族周边互相角逐。到了新中国成立时，依然还有三方的力量在独龙族周边，缅甸政府、退守缅甸的国民党残部、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三方都试图将独龙族吸纳进自身的体系中，但最终只有新中国获得了成功，其中的历史经验值得分析。
笔者在对独龙族进行田野调查时，选择多个田野点进行调查的理由如下：
首先，本书不是一部民族志，因为民族志是从独特性着眼，对人类群体进行的观察和分析，目的在于尽可能忠实地还原每一个人类群体的生活原貌。
而民族学面临的课题是试图为一个我们无法了解其历史的民族重建过去。这需要利用民族志提供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为原始民族建构历史的“全部工作都属于构拟，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本书要构拟独龙族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属于比较宏大的视角，需要借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因此不能采用民族志所提倡的微观社区研究，在一个典型的村寨居住一个农业生产周期，仔细记录当地的文化事项。
其次，独龙族聚居在一条狭长的独龙江两岸，村落分散，人口密度不大。孔当乡政府所在地孔目村是峡谷内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交通也比其他村寨便利，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但由于该地是外界游客进入独龙江的第一站，村民在长期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掌握了市场知识，饮食住宿的收费都较高。
如果只是挑选调查相对便利的村寨，在漫长的田野调查期间，生活成本会较高。另外，其他村寨由于远离孔当，购买一次食物背回村寨只能供应一至两个星期，村民普遍生活艰苦。若是长期住在一户人家里，他的负担将会很大，不利于双方的互动。因此，从有限的田野调查经费和田野点的实际情况出发，笔者的田野调查采取的方式是在独龙江上、中、下游各选择一个田野点，沿着峡谷巡回往返，每隔一个月变动一次田野点。这样不仅可以了解到整条峡谷内的情况，还可以改变单调的田野生活，也能减轻当地独龙族群众的接待压力。
最后，多点调查也是理论研究的需要。研究者不满足于对一个社区就事论事式的描述，而是要与更大的学术理论展开对话，揭示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模型。展示对人类学论题的反思和启示，其意义在于提出的新问题、看待和解决新问题的视角，以及对今后进一步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可以采取的路径所作的努力。这需要一种广阔的视角，也需要对研究对象有整体全面的把握。探索多点田野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给予我们最好的潜力去追踪和把握批判的文化边界、文化离散，以及既是社会研究的，也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些人群的替换地形；多点田野研究是对界限自我和界限文化的一次挑战。
因此，本书不仅选择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村寨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查，还对怒江、澜沧江流域的独龙族进行走马观花式的调查，甚至还到缅甸的木克嘎村进行短暂的调查。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北连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南接保山市，东靠大理市、丽江市和迪庆藏族自治州，西与缅甸相邻。怒江州下辖泸水市、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和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全州共 29个乡镇，255个村民委员会，2020年末全州总人口为 55.3万人。
西汉以来，怒江州各县分属大理、丽江、保山等地管辖。两汉时期，贡山属越嶲郡边徼地。唐南诏时期，属剑川节度使。宋朝大理国时期，属谋统郡辖地。元朝贡山属临西县辖区（今为维西县），隶属于丽江府管辖。明代由丽江木氏土司下属的维西县康普和叶枝两个土千总管辖，隶属于丽江军民府。明朝建立以后，在云南广泛推行土司制度。1382年，授纳西木氏为世袭丽江土知府。1384年，授白族罗氏土司为兰州土知州，辖兰坪、碧江等地，属丽江府。1620年，清政府为加强对怒江地区的统治，设置六库、老窝两个土千总，属云龙州。清末，察隅土司势力伸入菖蒲桶。辛亥革命以后，云南地方政府为了遏制帝国主义对怒江地区的侵略野心，同时削弱地方土司的统治权力，建立了“怒俅殖边总队”，分三个分队进入碧江、福贡和贡山，成立了知子罗、上帕和菖蒲桶三个“殖边公署”；在兰坪县营盘街设立“殖边总局”，将原属于保山市的登埂、卯照、鲁掌土司属地和原属于云龙的六库、老窝土司属地合并，成立鲁掌行政公署。
1916年，知子罗、上帕、菖蒲桶三个殖边公署相继改为“行政公署”。1928年至 1933年间，鲁掌、知子罗、上帕、菖蒲桶四个行政公署先后改为泸水、碧江、康乐、贡山四个设治局。兰坪、碧江、福贡和贡山四县隶属于丽江行政专员公署。1954年，成立了包括泸水、碧江、福贡、贡山四县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区”，首府设在碧江县城知子罗。1957年，改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并将兰坪县划入。1975年，因碧江县城有地质灾害的风险，自治州首府迁往泸水县六库镇，同时废除碧江县建制。
清朝，独龙江属维西守备厅管辖，隶属于丽江府。雍正六年（1728），丽江实行改土归流，废土知府，设流官，察瓦龙土司也开始管理怒俅两江上端。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瑚就任阿墩子（今德钦县）弹压委员，监管怒俅两江事宜。民国元年（1912），国民党地方政府派出殖边队进驻怒江，武装开发边疆，成立“菖蒲桶殖边公署”，隶属于兰坪营盘的“殖边总局”。民国五年（1916）改为“菖蒲桶行政委员会公署”。民国二十二年（1933），因菖蒲桶人民俱住于高黎贡山两边，经省府例县讨论采用“贡山”为县名，并呈报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
将菖蒲桶行政区改为贡山行政区，并同时使用贡山设治局行政区划，隶属于丽江行督察专员署。1949年 8月25日，贡山和平解放，成立贡山办事处，1952年改为贡山县人民政府，属丽江专员公署。1954年隶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956年 10月成立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清朝末年，独龙江尚无地方机构设置。民国五年，菖蒲桶行政委员会将独龙江划为西保董；民国七年（1918），称独龙江为维西县茨开县佐西区；民国十一年（1922），称菖蒲桶行政委员会第四区；民国二十六年（1937），称贡山设治局孟底乡；民国二十八年（1939），改称新民乡；1950年 4月称贡山县第四区；1969年称为独龙江公社；1984年改为独龙江区；1988年改称独龙江乡。
独龙江河谷位于中国西南边疆的西北角，地处缅甸北部与中国云南、西藏的交界地，北依西藏察隅县，东靠云南迪庆州德钦县和维西县，南接怒江州的福贡县，西连缅甸的北端，地理位置处于滇西北横断山纵谷地带的中心。喜马拉雅山的余脉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纵列，独龙江峡谷呈一弯曲的狭长条状镶嵌在喜马拉雅弧形构造地带的大拐弯处，总面积有1 994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 27°31＇28°24＇，东经 98°08＇98°30＇。
从独龙江向东到怒江边，历史上有四条路线：从独龙江上游熊当东岸出发，沿麻必洛河东行，或从迪政当东岸翻越高黎贡山，东行三天可抵达贡山县的丙中洛镇；从独龙江中游的献九当东岸学切村翻越高黎贡山的德郎峰和涅日旺峰，行走三日抵达涅瓦龙，再东行一日到丙中洛；从中游的孔当过溜索向东，翻越高黎贡山，行走三日，达丙中洛的双拉，也可沿高黎贡山山脊向南行三天，中间涉过木嘎河，可达黑哇底及贡山县城茨开；从南部的子坝卡东行逾高黎贡山至原碧江县老姆登。此四条羊肠小道均要翻越高黎贡山，沿途青山高耸，危石叠嶂，险滩横流，荆棘密布，需要攀藤附葛，拔草寻径，来回一趟需要十天左右。
逆独龙江向北而上到西藏察隅，要从独龙江上游的斯柔过溜索，经普尔、木当等村往东北方向行走，攀越勒色山和勒邓山，到怒江边的扎恩。此地有两条路可通达察瓦龙，一条是过怒江溜索，紧沿江东岸北上，途经一段非常危险的落石地带；一条是沿怒江西岸翻过三座高山北上，需行走五日到达察瓦龙。或沿克劳洛河而上，经班、南代和迪布里一直往西行走七八日可到达西藏察隅和日东地区，此途异常难走，却是西藏解放前藏族与独龙族交往的主要通道。向西至缅甸各地的山路有四条：一条是沿独龙江上游克劳洛河北上西行，行走约八天达缅甸的苏邦地带；一条是从上游的迪政当西行五日，达缅甸的拉江江头；一条是从中游的献九当西行约十日，或从普卡旺西行，达缅甸的久江地带；一条是顺独龙江而下从江尾经马库、钦郎当，过藤索吊桥到缅甸。无论是向北到西藏，还是向西、向南到缅甸，都要翻越莽莽苍苍的担当力卡山，险峰齿列，激流棋布，野兽出没，蛇虫肆虐，阻碍了独龙族人与北边的藏族和西部、南部的缅民的接触交流。
笔者调研的 2008年 4月，独龙江乡下辖孔当、马库、巴坡、献九当、龙元、迪政当 6个村民委员会，41个村民小组，974户，4 324人，其中有独龙族 4 009人，是中国独龙族的唯一聚居区。1963年 2月，党和政府拨出20万元专款，并作出“军地联合，民工建勤”共同修筑从贡山县城通往独龙江巴坡的人马驿道的决定，人民解放军驻贡山部队指战员与当地的独龙、怒、藏、傈僳、纳西、汉等民族干部群众经过 9个月的浴血奋战，耗费 24万个工日，1964年终于修通了从贡山县城丹当通往独龙江巴坡的全长 65公里的人马驿道，但仍需 3天艰苦跋涉才能越过高黎贡山到达怒江边。生活物资的运输全靠马帮驮运，需要翻越海拔 3 600多米的雪山垭口，进出一趟需要五六天。每年从 12月至来年的 4、5月间，大雪封山达半年之久。1999年，交通部投资 1亿多元，修通了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孔当村的简易公路。独龙江公路在海拔 3 300米的高黎贡山南磨王山峰口打通了一条长达 424米的隧道，沿途经过三座石头桥、两座石拱桥和五座椽木桥。但每年 12月开始到次年有 6至 8个月的大雪封山期，封住了通往县城贡山唯一一条乡村公路，此时交通隔断，与外界的物资运输通道断绝，独龙江乡完全处于与世隔离的状态。
独龙江上游为日东河，发源于西藏察隅县伯舒拉岭东麓，入云南省贡山县境后称克劳洛，与支流麻比洛在斯任进行汇合后称为独龙江，从钦郎当流出国境与南塔迈河汇合后称恩梅开江，经伊洛瓦底江流入印度洋；干流总长 211.3公里，总流域面积 4 327平方公里。独龙江流域处于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南缘山地的连接地带，流域流程短、海拔高（最高 5 679.2米，平均在 3 500米以上）、谷深（最低点 1 160米，相对高差在 4 500米以上）使得其自然条件独特多样。独龙江地区属于掸邦－马来亚地块（泰马地块）的北延部分，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地块，地质形成过程复杂。
从河流的基本要素来看，独龙江在我国境内总长 178.6公里，其中，人类活动集中的地区是贡山县境内的独龙江乡，土地面积为 1 994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 46.08％。高黎贡山北段、独龙江河谷和担当力卡山组成了该区域地貌的基本骨架。地势呈北高南低，峡谷向西南的印度洋与孟加拉湾开口。作为孟加拉湾湿润气流的天然通道，独龙江流域为多雨区（年雨季长达 9个月，为滇西北的多雨中心，降雨量为云南省之冠），随着流域地势的强烈抬升，流水的加剧切割、侵蚀，形成了高山深谷的地貌形态。
图0－1 独龙江的河流位置简图
独龙江流域北段（雪布拉腊卡以北）具有高原面上的宽谷特征，发育了比较平坦的河谷盆地，如雄当和迪政当，中下游（巴坡以南）河谷狭窄，两岸坡地陡峭，无阶地发育，河面时常仅 2030米宽，水流湍急，马库至钦郎当一带山川紧逼，有陡壁滑坡，支流被森林掩蔽。
贡山县境内主要山脉为碧罗雪山（也称为怒山）、高黎贡山（独龙语称为独龙腊卡）和担当力卡山。
三座山脉在县境内形成了两条大的河流，碧罗雪山与高黎贡山夹着怒江，在贡山境内长约 110公里；高黎贡山与担当力卡山之间夹着独龙江，在贡山县境内长约 90公里，宽 3060米，流域面积约1 500平方公里。独龙江河床由北向南倾斜，落差很大，江心多危石险滩，水势汹涌湍急，日夜奔腾不息，声响如雷，远望江水来处，水雾腾腾，十分壮观。
在生态资源方面，独龙江水域共有 6属 7种鱼类
，它们属于鲤形目的裂腹鱼亚科、野鲮亚科和鲇形目的
科等 2目 3（亚）科，物种数较少，目、科也很单调，这除了与独龙江流域及其周围水系的鱼类区系演化有密切关系外，也与独龙江流域特殊的地质、水文特征以及由此造成的单一的水流环境有密切关系。由于受地形和构造的影响，独龙江坡度陡峻，断层纵横交错，河流切割强烈，河谷多呈“V”形，山高谷深，坡陡沟窄，主河床比降为 13.1‰，各支流比降则达到 57.7‰171‰，加上独龙江流域雨量大，雨期长，造成了独龙江干支流河水湍急、险滩众多，河床中砾石密布，砾石大而磨圆度差的单一水文环境。由于整个独龙江流域的地势北高南低、由北向南倾斜，水流落差较大（北部克劳洛河支流麻比洛在斯任的汇合处1 960米，南部的钦郎当 1 213米），水流急，所有鱼类表现出了对激流水环境的高度适应。从物种数量来说，独龙江水系鱼类区系组成以
科的种类最多，有 4属 4种；其次为裂腹鱼亚科，有 1属 2种；野鲮亚科的种类最少，只有 1属 1种，形成了与独龙江下游的伊洛瓦底江水系、怒江水系以鲤科鱼类为主的鱼类组成截然不同的特点。
高黎贡山西坡海拔 2 000米以下河谷一带，土壤主要为黄壤和黄棕壤。1960—1990年，独龙江乡固定耕地面积增加了 182％，但粮食产量几乎停留在原有的水平。虽然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只有 2.03人／平方公里，但耕地资源短缺。1990年，全乡总土地面积为 299万亩，但耕地面积只有 7 931亩，荒山草地约 14万亩，草场资源 133.9万亩，其中 97.6％的土地面积坡度大于 25°，海拔 2 000米以下水热条件充足、坡度小于 15°的土地面积仅占1.61％，约 351亩，人均不足 0.1亩。
独龙江夹在担当力卡山和高黎贡山之间，夏秋两季，西南季风带来充沛的雨水，冬春有来自高原的暖气流形成秋晚雨和早雨，致使一年的雨季达 9个月之多，常年温凉湿润，无干湿季之分。不仅有绵绵春雨，8—10月份还经常大雨滂沱。
独龙江处于古南大陆植物区系和古北大陆植物区系的融合带上，是物种多样化的中心舞台，也是部分东亚特有科、属的摇篮，可谓东喜马拉雅植物区系之母。
独龙江峡谷生长着亚热带到寒带的 2 000多种植物，约有10％为当地所特有，10％为云南所特有，30多种为亚洲所特有，森林覆盖率高达 59.1％。独龙江山谷还拥有丰富的花卉植物、草本植物、宿根植物等，其中花卉品种有 250余种，蕨类有 275种，还有被称为“面包树”的董棕。
直至 2010年，独龙江乡尚没有工业，农业主粮基本上依赖政府发放粮食。除了乡政府所在地孔当居住集中程度较高以外，其他村寨依然比较分散，没有单个村寨人口 300以上的情况。农村人口在孔当以外的其他村寨占比达到了 95％，孔当进行了小城镇建设，建筑风格和规划设计在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参照内地的模板。在乡政府驻地附近，有派出所、农技站、林业站等行政事业单位。另外，孔当有两个规模稍大的旅馆，接待人数在 30人左右。
独龙江乡近年主要抓四大项目——草果、花椒、茶叶和核桃。到 2010年底已完成草果 3万亩、花椒 2万亩、茶叶 1.5万亩、核桃 0.5万亩的种植任务。乡政府在其下发各村的文件上提出要加强技术培训和后期管理，使其形成规模，并成为支撑独龙江乡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口。但从实际的调查情况来看，这些项目收效初期不太明显，农民还很难从中获利。根据乡政府提供的统计表格，2008年独龙江乡人均GDP仅为1 190元，是当时国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最滞后的乡之一。
独龙族集中居住在全长 38公里的独龙江狭长河谷两岸的台地或者山坡上，这一狭小的地域范围使他们通过亲属关系保持密切往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持他们的民族认同。
图0－2 独龙江畔狭长河谷地带种植的农作物及独龙族的木楞房
独龙族习惯将迪政当村和龙元村称为一乡，把献九当村称为二乡，把孔当村称为三乡，将巴坡村和马库村称为四乡，这种习惯性叫法一直沿用至今。
笔者于 2008年 6月至 11月对独龙江乡 41个自然村中的 32个进行了走访，对地理位置上处于独龙江上、中、下游的 3个自然村进行了重点调查，并分别在这 3个自然村中选择了一户人家借住，各用 2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参与观察。
龙元村距离乡政府驻地约 23公里，调查时有简易公路可供机动车通行，全村人口总数为 97，其中 2人为傈僳族。该村地处独龙江畔，村庄离江边不到 100米，海拔高度 1 665米，历史上有过 2次大的泥石流灾害。至 2008年，该村仍未通电，有人畜饮水工程安装的几个水池供村民日常用水。交通极度不便让该村还保留着较多的独龙族传统，笔者选择该村作为一个重要比较点。
孔当村位于独龙江中游，在乡政府驻地附近的半山腰上，海拔高度1 810米，调查时全村 82人均为独龙族。该村拥有充沛的水利资源，稻田面积达 100亩。2007年 10月，孔目电站正式发电并对 6个自然村供电，至笔者调查时孔当村已经使用电站统一供电半年有余。该村是独龙江乡有水稻耕作的 3个自然村之一，而且稻田总面积最大，所以笔者选择该地为一个调查点，调查时间累计两个半月。
巴坡村位于独龙江下游巴坡行政村东南部，只有崎岖狭窄的山路，徒步需要 3小时左右。海拔高度 1 675米，调查时全村人口 233人，只有 2人为永盛迁来入赘的汉族，其他全部是独龙族。独龙族神话中说该村附近的木克木当山是独龙族的发源地，该村继续向东南方向沿山道行走 6小时就可到达中缅边境 37、38、39号界桩。巴坡村水利资源充沛，但是由于交通不便，该村在 2008年 7月以前仍没有照明用电。笔者对巴坡村的调查先后共计 52天，并对青壮年男女进行了人体测量。
小茶腊自然村位于贡山县城以北 36公里、丙中洛以南 8公里的双拉行政村怒江西面的高山上。小茶腊自然村海拔高度 2 675米，调查时全村人口为 156人，其中独龙族人口 109人，其他为傈僳族、怒族、藏族和汉族。由于该村地处高山，交通运输异常艰难，直至 2008年 4月依然没有通水通电，村民耕作山坡地基本依靠手工。笔者在该村的调查时间为 2008年 4—5月，为期 18天，主要将该村作为对照研究对象。
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有 28个行政村，45个自然村。至笔者调查时有1 117户，6 882人，其中劳动力 3 482人，约占全乡人口的 51％，农业人口6 662人，辖区境内居住藏族、汉族、傈僳族、白族、怒族、独龙族等多个民族，笔者仅对独龙族居住的扎恩村进行了调查。扎恩村是察瓦龙乡的一个行政村，距离察瓦龙乡驻地扎那有 32公里，人口总数 187，其中独龙族人口为 126人，大部分是西藏解放前从独龙江上游的几个村庄被土司抓来做奴隶的，西藏解放后土司逃跑留下土地和房屋，独龙族得以继续生活在这个半山腰的寨子里。该村海拔 1 838米，有可耕旱地 386亩，调查时没有通水电，对外界也没有无线通信或有线电话联络手段。
新中国成立时，独龙江地区的经济形态基本上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到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对独龙江乡尤其是孔当村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使得独龙族聚居区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独龙族的发展使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结束了最后一个民族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电话的历史。
为实现独龙族跨越式发展、推动独龙族整体脱贫，根据中央领导的讲话及指示精神，云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组织相关部门编制了《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综合发展规划（2010—2014年）》，并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和部署，结合规划和实施意见，编制了《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紧紧围绕独龙江丰富独特的自然生态、民族文化等优势资源，突出以旅游业为主的产业发展，加强独具特色的养殖业、种植业建设，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谋划产业发展，积极引导农业生产走循环发展模式。按照规模化、标准化、良种化、区域化发展要求，围绕户均 5亩以上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果、户均 2头以上大牲畜的目标，制订产业发展规划。结合独龙江实际，从“固本、求新、谋发展”三个方面入手，推进产业化发展。
对于独龙族的社会发展历程，曾任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独龙族干部高德荣有自己的切身感受。他认为共产党才是独龙族的头人，没有共产党，没有兄弟民族，就没有独龙族的今天。独龙族的当代史，是一部感天动地的感恩史。独龙族的每一点发展都来之不易，得到的每一份帮助都弥足珍贵。在产业发展方面，他认为总靠吃低保是不行的，独龙族要靠自己的双手发展自己的致富产业，建设自己的“绿色银行”。草果、重楼就是独龙江的“绿色银行”，如果独龙江重楼种植发展到四五千亩，草果种植发展到五万多亩，加上养蜂、养猪、养牛、养羊的收入，以及旅游业带动，独龙族群众的持续增收就不成问题了。此外，他提出独龙族必须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要具备和外界交流的能力，不然即使脱了贫，迟早会返贫。独龙族人民获得了三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新中国成立，使独龙族人民获得了民主政治权利，实现了从野人到人的跨越；第二次是独龙江公路的修通，使独龙族人民获得了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环境；第三次是实施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行动计划，独龙族将从贫困迈向小康，实现发展的大跨越。
首先，民族学的一个任务是根据人种特征、语言和文化对民族进行分类。它的第二个与此相联系的任务，就是通过从各种各样的间接根据中（因为没有文字的记载）引出推测，来获得有关民族历史的知识。
对独龙族进行研究，不仅是民族学任务之一，也是“藏彝走廊”研究的一部分。这个历史－民族区域的概念
，主要指川、滇西部及西藏东部由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为众多民族或族群迁徙流动的场所，是我国一条重要的民族走廊。现今我国境内属于藏缅语族的民族有藏、彝、纳西、羌、景颇、哈尼、拉祜、傈僳、普米、独龙、怒、白、基诺、阿昌、珞巴、门巴、土家共 17个民族，加上有待识别的僜人，共 18个族体。
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可以划出一条走廊。一旦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藏彝之间，沉积着许多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
由于人口稀少，历史上又处于不断迁徙和融合的发展过程中，在元之前的汉文史籍中，独龙族先民的确切族称难以考定。
若从语言系属上分析，凡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中国各民族先民，都与我国古代氐羌部落集团有密切的族源关系。独龙族的先民也应该是氐羌族群的分支之一。
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今藏缅语族即藏、彝、哈尼、白、羌、普米、纳西、傈僳、拉祜、土家、景颇、阿昌、珞巴、门巴、基诺、怒、独龙这 17个民族语言的约 1 000个常用词中，具有同源关系的占1／5左右。语言上的同源关系充分说明上述 17个民族具有共同的渊源，即他们都是古代号称“东方大族”的氐羌后裔。
在“藏彝走廊”研究中，有三个角度与思路需要我们给予充分关注与重视：第一，人、地关系，即文化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第二，藏缅语分化、演变与藏缅语民族源流及历史演变之关系；第三，建立对“藏彝走廊”的整体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视野。
本书的研究可以列入第二、三类，而且是从政治人类学这一交叉学科的角度来研究“藏彝走廊”的历史与文化。
“藏彝走廊”是数千年来的民族流动通道，在历史上形成了沟通走廊东西社会文化，即主要以华夏为主的农业文化和以吐蕃为主的牧业文化进行交流的历史著名东西横向通道。显然，对该走廊的论述和思考，需要站在更加宏观的历史和多民族国家建构角度来认识。从更广义来认识“藏彝走廊”的概念，其南端一直延伸到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北缘，该走廊概念还是一个跨国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文化概念。面对走廊上如此纷繁复杂的生态、历史社会人文事项，既要开展微观的村、镇研究，也要开展中观的跨区域（跨县、州）研究，以及宏观的跨区域（跨省）、跨国家研究。
本书不仅关注独龙族，还关注同一区域内国境线外与独龙族文化相近的日旺人的社会文化。
其次，本书可以丰富人口较少民族研究的个案资料。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研究，世界范围内不乏具体的个案。无论是狩猎采集的多比·昆人和因纽特人，还是园艺式农耕的杨马人和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
，已有的研究个案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但是没有注意到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变迁的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传播、通信以及人口的流动，世界正在急剧地同质化。独龙族传统的狩猎采集生产方式尚未完全被抛弃，新的生产体系也未能有效地建立，通过田野调查材料与历史文献建构文本，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独龙族社会变迁的过程，同时具有建立区域社会研究档案的功效。
在分析鄂伦春族、裕固族、撒拉族、赫哲族等民族的现实生存发展问题时，费孝通曾经指出：“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一些根蒂不深、人数又少的民族，如鄂伦春族，政府的确也尽力在扶持这个民族。他们吃住都没有问题，孩子上学也不要钱，但本身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有生机的社区，不是自力更生的状态。所以在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在我国万人以下的小民族有十多个，他们今后如何生存下去？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如何长期生存下去？”
的确，人口较少民族的困境不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其原因有二：一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较弱；二是受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现金收入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承受着消费主义理念的广告和时尚的狂轰滥炸。具体到我国的人口较少民族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分为初步探索期、重视倾斜期、专项规划探索期、专项规划实施期、专项规划深化期以及规划提质升档期六个阶段。通过这些政策举措的落实，人口较少民族全部整族脱贫，区域经济长足进步，同时还积累了宝贵的政策经验。这一重大举措的成功实施，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优越性。
最后，本书可延续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对西南民族的研究传统。早在 20世纪中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等人在昆明访谈了两位独龙族人士余耀龙、李志仁，就独龙族的生产和土地占有形式、独龙族的家族公社、独龙族的风俗习惯、贡山县的民族关系四个方面进行了访谈和调查，编印了《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资料》。虽然当时他们没有深入独龙族居住地实地调查，但是提供的访谈材料对后人的研究也有一定作用。同时表明早在30多年前，中山大学就注意到了研究独龙族的需要，只是因为当时条件实在艰苦，时机不够成熟才没有深入研究，此次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是延续前辈师长对滇西北民族的研究兴趣。
首先，从“他者”可以反观自身的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原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进行实地调查，但是他们长期沉浸在所调查的人群中间，却破坏了他们的绝对优越感，他们的实际体验证明他们先入为主的基本假设靠不住。……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在本国运用他们在据认为纯朴的社会里发现的有益经验。”
的确，在独龙族社会中长时期生活，几乎感觉回到了 20世纪 80年代汉人农业社会的小山村中，当地人的文化促使笔者反观自身所在的都市社会，我们每天忙碌于紧张和快节奏的生活，却依然焦虑，无法得到满足。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稀缺状态，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也不一样。
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意义，并非只是为人们描述和贮存下对那些已经消亡的或者正在消亡的以及实存的个别民族的记忆和知识，而是要在“他者”的存在中寻求或揭示各种行为的意义，从而赋予人类学丰富的理论色彩，并把对“另一个”和“另一处”的探寻和研究最终归结到对人类整体的全面理解上。
若能从独龙族面对的稀缺寻找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这对我们自身社会结构变迁同样会有启示性意义。
其次，本研究秉承学科的应用性对弱者高度的关注。学者是作为“社会的良心”而存在的，这在根本上规定了学者的存在最终落脚于对人的终极关怀上。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已有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土著民族的权益问题，比如杰出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就为易洛魁人的利益奔走过。
从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重角度将独龙族的变迁置于国家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分析和探究，尤其要从这个角度理解独龙族在这个全球性变迁中的位置、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土地、劳动力、产品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和财产权利的绝对私有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减弱，人们基本价值观的维系能力在降低，这一切无不要求人口较少民族回到本土依靠自有资源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
当人类在为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踌躇满志的时候，也应该冷静地想想，究竟是什么使人类能在大自然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人类所依仗的法宝无非两个：一是社会，靠群体的力量共同创造文明；二是文化，靠文化的积累和传递，突破了个体生命的限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社会是一个盛水的容器，文化是水，人类是水中的鱼。假若没有社会这个大容器，文化之水就无法汇聚，更谈不上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个体。21世纪的今天，社会的容器日益扩大，整个地球逐渐成了一个息息相关的村庄，多元文化的交融使文化之水波澜壮阔，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类各有差异，却又不断趋同发展。
独龙族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也是整体稀缺得到释放的过程，更是多元文化进入独龙江并不断碰撞融合的过程。
人类学对民族的“相对性”描述，已在根本上蕴涵了追寻人类统一性的“普遍性”诉求。
对于处在相对落后状态中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现代社会更是一个严酷的再生时期。在这充满困惑和迷茫的时期，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心理调适和主动适应。人类赖以生存的传统信念像一只不牢固的木筏，在现代文化的汹涌波涛中慢慢地破损。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主动地把握航行的方向，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值得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最后，本研究还能为民族地区的政策指导提供可资借鉴的案例分析的意义。在民主改革前，云南边疆的傈僳、佤、景颇、独龙、怒、布朗等民族地区，内蒙古的鄂伦春族和部分鄂温克族地区，黑龙江的赫哲族和海南岛的黎族地区，大约有 60万人口，其社会发展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保存比较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
这些民族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就改变了原有的落后社会制度，直接飞跃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那么，我们自然会思索这些民族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及失败的教训。有哪些值得政府主管部门或非政府组织（NGO）借鉴呢？这就需要学者对以往和现实的历史事件和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本研究以客观的态度展现独龙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变迁的场景，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本书旨在描述独龙族社会变迁的过程，找出独龙族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及方式。在没有历史联系的文化区域中频繁发生的相似现象，使人想到重要的结论或许就来自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因为它说明人类意识在各地的发展依据同样的规律。历史上，类似独龙族这样的人口较少民族是一个紧密团结、自给自足的社会单元。他们的相对认同以及远离主流社会的孤立，使得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相对开放社会更能有效抵御变迁的力量。在全国范围来看，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居住在地理上的边缘地带，其传统的价值观极为顽强，耕作技术极为落后，采用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这些都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因而各地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促进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另外，这一过程体现了各方的意愿和行为动机。
独龙族是一个跨国居住的民族。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跨国民族的大国，加强跨国民族研究，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具有推动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深入发展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很强的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现实意义，对于国家安全体系构建以及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都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人类学大部分学者强调，国家给个人带来安全、和平，以及法律的统治。这是罗维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著作的一大主题。由此观之，独龙族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历程对于独龙族社会的结构变迁具有重要的作用。对这个过程的研究，还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模型。
总之，本书旨在从独龙族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过程的个案分析中，提炼出一个适合于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结构变迁的通用模型，发现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这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