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族进行研究，主要从政治人类学视角，把焦点放在这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上，采用民族志的叙事方法，力图说明独龙族自 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原因、动力及结果。

独龙族是我国 28个、云南省 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也是 16个跨境而居的民族之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是独龙族唯一的聚居地，地处滇缅和滇藏接合部，全乡辖 6个村民委员会 41个村民小组，截至 2020年底户籍总人口为 4 227人，99％以上为独龙族。1949年以前，独龙江乡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独龙族群众长期过着过江靠溜索、记事靠结绳，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原始生活。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越高黎贡山进入独龙江峡谷，独龙族才由原始社会一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195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废除了“俅扒”“俅子”“曲洛”等歧视性称呼，正式定名为“独龙族”。独龙族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艰苦奋斗、克难攻坚，从封闭原始走向开放发展，从贫穷落后走向幸福生活，实现了独龙族社会“百年跨越”的壮丽图景。

由于自然地理偏僻、社会发育程度低、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独龙江乡一直是全国最偏远、最封闭、最贫困的乡镇之一。交通历来是制约独龙江乡发展的最大瓶颈。1965年，在政府和驻军部队帮助下，修建了全长 65公里的人马驿道。当时，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巴坡村单边行程也要步行 3天才能到达。1999年，国家投资 1亿多元修通全长 96公里的独龙江简易公路，独龙族才告别了人背马驮的原始运输时代。虽然有了自己的公路，但简易公路路面等级低，需要翻越海拔 3 300多米的雪山，每年仍有半年时间大雪封山，独龙江乡几乎与外界隔绝，群众出行仍然不便。直到 2004年，乡政府驻地从巴坡搬迁至孔当后，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克服重重困难，为乡政府驻地开通了GSM移动通信网络，这才结束了一个民族不通电话的历史。

独龙江乡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导致建设成本高、工作成本高、生活成本高和老百姓收入低，但生态保护任务繁重。独龙族属于“直过”民族，族人基本靠退耕还林补助和农村低保生活，产业结构单一，社会事业滞后，基础设施薄弱。截至 2014年，全乡每半年仍因大雪封山与外界隔绝，12个自然村不通公路，通电率仅为 29％，31个自然村存在饮水困难，没有邮政和金融服务机构。全乡处于“三江并流”腹地，是限制开发区，境内88.26％的面积纳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独龙江乡成为一个集边境、民族、山区为一体的封闭、半封闭特殊贫困区域。2009年，全乡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908元，偏僻、贫穷、落后曾经是独龙江乡的“代名词”。

2010年，云南省委、省政府从省级层面对独龙江乡独龙族启动“整乡推进、整族帮扶”项目，开启了帮扶模式新篇章。随着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实施，独龙江乡独龙族的帮扶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深情牵挂。2014年 1月，独龙江乡公路高黎贡山隧道贯通，标志着独龙族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历史欠账问题基本解决。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批示，鼓励独龙族乡亲们“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2015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昆明亲切接见独龙族干部群众代表，提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19年 4月，获悉独龙族整族脱贫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独龙江乡群众回信，勉励大家“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牵挂，给独龙族干部群众和全国深度贫困地区注入了决胜脱贫的强大信心和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富脑袋与富口袋并重，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千方百计激发独龙族群众实现“百年跨越”发展的内生动力。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一届接着一届干，一拨接着一拨帮，让独龙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质变。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全面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彻底撕掉贫困标签，为其他人口较少民族整族脱贫也树立了标杆。

本书借用社会学理论中的“稀缺”与“结构”的概念，因为二者在独龙族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互相交织，构成了分析现象的理论工具。社会的结构在本书中特指人们在独龙族内部的关系配置，此乃社会变迁的主轴，其主要体现在所有制形式、人与工具的结合、分工合作、资源分配以及人口生产等方面。稀缺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动因，独龙族逐步深入地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体系，既获得了解决稀缺的手段，又引起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从而产生更为剧烈的文化变迁。

值得反思的是，历史上独龙族先后接触到与社会主义性质、制度不同的国家体系，为什么只有在进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后才成功摆脱贫困？本书指出，独龙族先民未被吸纳到乘象国、骠国、吐蕃和南诏等地方政治势力的范围内，较轻微地被纳入明清封建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代理（维西、察瓦龙土司制）政权，主要是由于这些地方政权主观上不愿意解决独龙族的稀缺，而且客观上其解决稀缺的能力也极为有限。独龙族的稀缺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反而因封建地方政权的治理日益穷苦，为独龙族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留出了机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真正有效地缓解了独龙族的稀缺状况。独龙族之所以能够保全和发展壮大，完全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重视。

本书勾画了一幅独龙族社会变迁的蓝图。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和省市地方的财力有限，不足以让独龙族彻底摆脱整体的稀缺，但是政策运用得当，迅速地为独龙族解决了生存层面的稀缺，并为继续解决与生存相关的其他基本问题指明了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独龙族社会变迁的速度明显加快。独龙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不仅受外部力量的牵引，而且由独龙族渴求改变稀缺、追求幸福的强烈愿望所推动。在输血重于造血的政策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调动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连续投入，快速地改变了独龙族贫穷落后的面貌，将独龙族完全带入多民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独龙族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大力弘扬“怒江缺条件，但不缺精神、不缺斗志”的脱贫攻坚精神和“苦干实干亲自干”的脱贫攻坚作风，争当“有情怀有血性有担当”的脱贫攻坚干部，不断凝聚起越战越勇的磅礴力量，焕发出建设美好家园生生不息的原动能。独龙族从整族贫困到整族脱贫，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蝶变”，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彰显。本书通过系统探讨独龙族七十多年来社会变迁的历程，得到以下三个结论：

其一，国家的实力越强，对独龙族的吸纳能力也越强；独龙族希望借助国家力量解决自身稀缺的愿望越强烈，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就越快。

其二，国家可以通过政治制度改变稀缺，利用经济和政治手段来调控资源的分配，在部分缓解或消除稀缺的过程中，使独龙族意识到新的稀缺，并不断开发出减少稀缺的路径，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其三，独龙族在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员之后，生态稀缺与制度稀缺逐步得到了缓解，独龙族同胞通过自身努力，既可以积累自身的社会与文化资本，又可以在本民族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主动作用。

从独龙族的案例可推导全球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变迁的原因与稀缺呈正相关，国家改变其稀缺的程度越剧烈，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就越快。人口较少民族要让国家释放其固有的稀缺，与国家的管理措施合拍，于是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在特定的条件下，国家能否有效地改变人口较少民族固有的稀缺，是衡量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变迁程度高低与速度快慢的主要标准。

本书概括出稀缺与结构的模型：稀缺与结构构成复杂的互动关系，二者维持着动态的平衡，国家政权是打破原有平衡并寻求新平衡的主体。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民族整体稀缺的改变程度越彻底，社会结构的变化相应地越剧烈。独龙族在短短几十年内的变化，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少数民族稀缺问题的实力，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口较少民族实现“一步跨千年”的梦想。

2023年10月于广东梅州周溪畔兴客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