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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决定着价值观，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信念支点。在学术研究中，世界观是关乎任何学科成为其自身的根本，是该学科的底层性质和价值承诺。
中医学秉承什么样的世界观呢？
在现代观念真正被引入中国文化中以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大地的主流世界观思考进路是主客一体的，而且难以看到主客分化的趋势。人们的生活屈从于自然规律甚至社会规律，在适应和顺从天地的过程中理解天人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的实践路径，而没有采用剖析天地的思维和实践路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从“质料”本身来定义世界，而是从“质料”的相变规律来理解世界，并整体地延伸至道德实践中。
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易经》没有探讨世界的“质料”，而是将人置身于天地之中，通过仔细的观察和体会，将自然社会运行的规律作为世界的本体。《易经》以太极为起点，至于阴阳，止于变化无穷，“变”和“易”是《易经》的精髓。变的动力是阴阳的消长、转化、互根互用。《易经》的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相变和转化，这种变化是质变，变化之间直接的转化，没有连续性，类似于今天我们理解的模式转换，六十四卦就是刻画事物模式或格局转化形式和规律的。《易经》就是将事物“变”的规律作为本体的。而“变”的意义就是生长变化，刻画的是有生于无的现象。对于事物的生成方式，《易经》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阴极而阳、阳极而阴的、基于整体有界约束的阴阳互化模式，一个是以阴阳耦合为基础的倍增模式，这无疑是事物生成的两种重要方式。关于《易经》的认识论，心理学家荣格对《易经》研究颇深，而且钟情于《易经》占卜，并认为《易经》占卜的天人合一认识方式是一种“共时性”方式， [1] 人的认识过程与事物的运行变化过程高度重合，心领神会，从而达到对事物发展过程及趋势的准确理解。中医学中的天人合一理论、阴阳理论以及取象比类认识方法与《易经》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中医学不同于《易经》的太少阴阳而是“三阴三阳”。中医学中方证、药证的流变实际上也是相变、模式转换，这一点也与《易经》相同。总之，《易经》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中医学是《易经》思想的运用并适合于医学而有所发展。同《易经》的本体一样，中医学处理的主体主要不是人体的物理结构，而是生命运动变化本身。
儒家“仁义礼智信”，着眼点在于人伦，重在探讨人的道德关系。儒家以人的自然生化为起点和依据构建了人的“天地君亲师”伦理道德规则，道德源于自然规则，天地的规则是人伦规则的基础，这一点表面上是“物理规律”直接向道德规律的转化，实际上儒家是取自然之理在功能模式方面与人伦之理具有同一性而作出的，有循环论证的意思。后世儒家走向理学，进一步发展为心学。理学格致外求，心学内求，以主客一体的思维进路对人生、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发展。儒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的文化主体地位，对中医学的影响是全面的，尤其在中医学的医学伦理选择和实践方式上的影响深刻，塑造了中医学的外在形态。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存在方式的信念，是人们将自身与环境分离出来后对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反思的结果。由于世界观这种问题按照康德的分类属于先验的内容，不在现象界，所以，问题的起点就是“悬置”的，没有分析、演绎和归纳的过程，是意识和思维领悟的结果，见仁见智，既没有证实也难以证伪。这个结果有多种分类，例如时空分类、可知论不可知论分类、唯物唯心分类、动静分类等，而贯穿这些分类的就是“意识”。另外，这些分类表面上是二分类的，但实际上还是三分类的，第三个就是上帝视角的未分类的“分类者”。“分类者”或“意识”沿着世界观不同的分类演绎可以创造出风格迥异的世界图景，也许是迫于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人性的差异，世界上不同地方最终选择了世界观行走的不同方向，并开辟出不同的境界来。而这个“上帝视角”可能是我们目前经中西汇通能达到的最高层级了。
中西汇通以来，“新儒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冯友兰、牟宗三、梁漱溟、熊十力及成中英、张岱年等经过毕生的研究，认为中西世界观的主要分野在“动静”，其余分类特征双方均共用。西方世界观趋向于静态，认为现象变动易逝并不可靠，致力于寻找静止的绝对不变的本质或本原。静态的世界本原为知识的形成建立了锚点和依附，形成机械的、空间的世界观图景，使空间中的具体知识得以落实。例如在分子生物学中“基因—蛋白质—组织—器官—有机体”是以静态的模型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尽管这些模式一定是动态的，但是抓住了生命存在的一定历史过程中、伴随并实现生命存在的物理世界的相对静止，就可以获得不同个体间的齐一性，很可靠地运用这个模型来了解生命的奥秘。这一点在逻辑上是存在可能性的。而中医学或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世界观则趋向于动态，中国传统上并不认为现象不可靠，而是将现象作为本质来对待，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就是以现象的变化作为规律本身，又如法象药理学的底层逻辑就是获取药物的生发过程、制备过程及物理形态的象征，而不是药物的具体结构，即偏向于时间的演化模式而不是空间模式。但是这种世界观的重要问题在于忽视了结构本身，知识缺乏有力的锚点依附，由于缺乏对空间的重视，精确计量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最终知识由实转虚、由结构转向功能。
在中医学的世界观中，世界就是一个由现象动态演绎的过程。这些现象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物质的，可以是可知的也可以是不可知的，可以是时间的也可以是空间的，并且对这些现象本身仅进行表面的、直观的甚至是常识性的接受，并没有深入这些现象内部进行探究和定义。例如“藏象学说”中“命门”的概念本来是解剖学的，最终还是解成了虚化；脾是胰脏还是脾脏终无定论。又如经络、腧穴、气血津液等哪一个具有立体的空间意义呢？它们只有时间的广度而没有空间的深度，只能在时间的流动中进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精气、阴阳、五行、天地、性命、心、神等范畴也是这样
，内涵仅是这些自然事物原型的表面外象，例如“气”不能翻译成“gas”“air”等，而翻译成“Changing dynamic or Dynamic power（变化的状态或变化的力量）”可能会准确一些。因此，我们很难简单运用二分法界定中医学的世界观，中医学世界观就是“关系”本原论，关系的载体就是现象的“表象”或“意象”，这些象在本质上融合了人的认知情感等充分主观感受的印象。例如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其内涵不就是人的感受吗？中医学世界观的第一性问题是不存在的，中医学世界观就是追寻关系意义，关系的根本实际上是满足人的情感诉求。
[1]
曹雅馨.遥契与
格：荣格“共时性”观念对《易经》的援用及改造［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