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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实体是占据空间的事物，秩序则是空间实体的延展方式，通俗地说就是空间实体的安放顺序和运动顺序。尤其是从构成论的视角来看，任何空间实体都有其特定的秩序，小到原子大到有机分子再到细胞、组织、器官、人体……，这些空间实体的组件必须按照特定的顺序方式安放才能成为其自身。进一步，让静态的秩序动起来，实际上它们就是在运动中的，会呈现新的秩序，它们的运动是按照特定而不是随机的顺序展开的，这种动态的秩序才是真正的秩序本身，构成论视角下的空间实体和秩序只是动态秩序的特殊情况或忽略时间因素下的静态切片。在这种情境下生成论的世界图景就展现了出来，正是气的激荡动力规定了这样的秩序。
在生成论视野下，生命发展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生命本身就是目的性的，这种目的性的生成是“气”激荡的过程和结果，空间实体所展现的生命秩序就是“气”流动过程中所生成的。生命秩序展现出气流动的力量，这股生命之力就规定了个体生命的流动方向，约束个体生命过程向着既定的方向发展，约束各种生理病理活动的配置和发展方式，约束生命运动向着生命情感最高目的的实现。
生成论的精髓就是“秩序”。秩序有什么意义呢？本章第一节的分析说明秩序本身是世界的基本属性，它是气机的直接表达方式，气的激荡化生万物就是化生万物的组织方式，没有秩序气无法搭建万物，没有秩序万物无以延绵。例如光波因频率不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又如人的生命，在静态上基因、蛋白质、细胞、组织、器官都是以特定的秩序
组织的，改变相应的秩序，秩序就会发生相变，不再是应该的样子；在动态上，这些人体成分特定的秩序代表了特定的生理病理格局，胎儿、婴儿、儿童、少年、壮年、老年，健康与疾病均有各自的秩序格局。特别是疾病状态下，如果从秩序格局来理解，疾病的本质和辨证论治就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即使极为严重的疾病也有逆转的可能性。生命的过程就是秩序演进的过程，或者说气化的过程。
尺度是非常重要的物理学范畴，也是我们今天经常用来研究中医学的工具。任何空间实体都是有一定尺度的，不同的尺度范围有不同的物理秩序。自笛卡尔之后，还原论的方法被广泛用到科学研究之中，还原论的方法主要是因面对复杂的系统进行处理的时候无法进入而采取简化的方法平衡复杂因素后仅对简单系统进行研究的方法，通过一步步不断逼问自然获得对秩序的认识。例如牛顿力学中，万有引力只研究两个天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忽略其他任何天体和空间物质，但是万有引力不能解决三体问题。而现实的系统和事物的因素绝大多数都是超过“三”的，目前认为三体问题的数学解是不确定的，而其本质是“混沌”。还原论最被诟病的问题就是进行到一定层次或尺度后，无法解释也无法在实际中推导出上一层次秩序的问题。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整体论主义者就此不断指责还原论主义者，但是一直以来整体论主义者也只是强调“整体观、系统观”，并没有拿出可靠的解决方案。因为任何问题你不进行拆解是无法完全认识的，要不你就需要具有像中医学那样能够从外部猜准内部、从眼前猜准将来的能力。可惜没有。还原论者中后来发展起系统论，基本的思路就是尽量采用还原论的方法穷尽一个系统的局部规则，然后通过数学建模方法重建系统，进而达到完全模拟系统秩序的目的，较为有代表性的如“电子细胞”，生物学领域的生物信息学之类。但实际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彻底贯彻“秩序”，任何还原方法简化和破坏的都是秩序，秩序不只是空间的，而且根本上是动态的。因此，微观的知识越来越多，层次的跨越总是“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而从生成论和秩序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似乎又不是个问题。万物和事件是气化过程中生成的，事物既成状态本身就是微观和宏观等各种尺度的统一，严格来讲并没有宏观和微观的鸿沟，这个鸿沟是认识过程造成的。还原论的认识过程舍去了事物的本来秩序，或者还原论认识路径下事物实际上已经被异化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微观到宏观的跨越需要修复的是秩序的安排过程，按照耗散结构理论这个过程可能并不是完全可逆的，走还原的路径并不能恢复事物的秩序。要理解事物的秩序，恢复事物的秩序，在生成论的视域下开辟境界才可能实现。中医学在这个角度上进行了大量探索，有一些成功的方法是值得考虑的，比如取象比类的方法、辨证论治的方法、数术的方法都取得了很多经验，这些方法不论是解决当下问题还是预测未来均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虽然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不失为借鉴。以取象比类方法构建的法象药理学，起码主观上是获取损益病机的秩序，通过试错获得了成功的经验，那么现代的我们能不能萃取事物的秩序进而开发具备病症所需的秩序进行疗病，而不是专注于化学结构呢？辨证论治就是辨别疾病相应的秩序进而选择相应的秩序来治疗疾病，当然我们经常面临的问题不是不理解秩序，而是没有获得应对该秩序的秩序。
必然性很可能只存在于理性世界中，偶然性则是真实世界。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还原论和理性主义主导，科学理论在理性上具有必然性，但是现实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因此不得已发展出概率论，用来专门处理偶然事件。统计学上一般使用基于数学理性的统计推断估计理论的把握度，但是从根本上讲不论多强的把握度在偶然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软弱无力。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必然性是理性的必然性、数学的必然性，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必然性，而偶然性才是事物必然性的体现。
但是偶然性在生成论的视角下是不存在的，因为，当我们完全把握了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的秩序后，我们心理清楚地知道万事万物都是因果联系的，没有断裂的不连续的事件，也没有偶然的事件。一些看似偶然的事件或两个不相关的事物实际上是有着必然联系的，比如临床医生会相信没有原因的疾病吗？就算找不到原因，在内心深处我们从来也不会这样认为的。这也许就是“缘”发生的内在基础和内涵。而在生成论视角下，气激荡运行本来有既定的方向和方式，也就是秩序，大的秩序造就小的秩序，层层嵌套，最终导向事物的不同阶段和状态。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很少针对偶然性本身进行理论研究，但实际中，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在解决“偶然性问题”。例如数术中的天文历法、看相、堪舆、命理和卜算都是在处理偶然性问题。中医学辨证论治正是一种处理偶然事件的方法。辨证论治依据于症状，这些症状很少能基于科学逻辑的方法互相之间推导出来，任何疾病也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临床症状，包括现代检验检查的异常，这些异常的出现或不出现、出现的多少在现代医学视角下一定是偶然的，但是辨证论治不这样认为，多有多的原因、少有少的原因，都是气化的结果，是生命秩序的紊乱，从而判定各种紊乱的秩序格局，为治疗提供指导。
理解秩序，首先还是要站在生成论的视角上，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感应，从而联系地、整体地、发展地观察和理解事物，向事物所处的周遭和历史进程中索要问题的答案，从而构建出损强扶弱、达到中正平和为预期的模型和方法。从构成论的视角理解世界，秩序与空间实体构成了现象的世界。空间实体就是占据空间的事件，秩序则是空间实体的空间安放顺序和运动顺序，秩序本身是不占据空间的事件，或者说秩序就是空间本身。秩序与空间实体的关系在于秩序是空间实体的基本属性，秩序是空间实体的秩序，尤其是在人类的认识上如此；空间实体只是秩序的载体之一，秩序具有多重实现性，不占据空间的事件也具有秩序，例如语言、信息、文化等。
理解秩序可采取“扎根理论”
的方法，设身处地，深入到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去了解和理解事物发生的过程，深刻体会和理解到原始的真实世界事件的发生发展历程，才可能发现真实事件秩序生成的模式和对应的“解药”。在医学上，体现为临床经验的重要性。中医学的四诊完全就是一种沉浸式的“扎根理论”方法，虽然是横断面获取资料，但是经过既往经验和审证求因的过程，达到对事件的完整理解，所以才会出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看似逻辑矛盾的现象，这正是生成论的个体化、多重实现的优势所在，何尝不是医学的一种境界呢？
当然，构成论和还原论的视角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以前中医学没有这种方法或者不擅长这种方法，但是这么一种优秀的方法摆在面前是不能忽视的。这个视域下的方法可以获得单凭心智无法体会和发现的秩序。这一点在今天无需多言。也就是对于秩序的理解是基于“主客交融”的一体化认识路径完成的。
单独讨论主客一元论较为抽象，特别是习惯了主客二元论的思维习惯，很难理解将主体融入客体是如何思考和认识客体的，似乎这是个悖论，既然主客相融了又如何能以主体的角度认识客体呢？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意识是物理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意识对世界的反映既有即时性也有历史性，也就是意识与世界运动可以同步，这就是主客相融；也可以留痕成为记忆，记忆则成为理论的源泉和拼接世界图景的材料，从而产生主客分离。因此，最常见的主客一元认识论形式就是实践的过程，实践过程中主体充分理解和把握客体的过程，二者同步就能取得较好的结果，而二者不同步就说明主体没有理解正在操作的客体，结果就达不到预期。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主客体相融后主体还是要从客体中走出来，才能形成理论。走出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主客分离、抽象分解信息，一种方式是主体将理解到的客体所有信息都记录下来进行整体理解。显然，主客一元论属于后者，例如，外感风寒表证是一组宏观症状决定的甚至还包括患者发病的内外诱因，而不是单一症状或单一病原微生物决定的。这就是中医学发生和发展的实际认识推动力，也是中医学之为中医学的重要基础和原创思维，抛弃这种主客一元论的认识论后必然走向主客二元论和还原论。
所以，中医学的发展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如何提高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能力，特别是在主客交融的过程中捕捉到更为丰富而有价值的信息；另一个方面是如何提高对主客交融认识实践过程中获得的复杂全方位完整信息的处理能力。在中医学的历史过程中已经通过阴阳五行为基础的解读整体信息的方式激活了主客一体的认识能力，发展了目前的中医学。但是我们今天不但面对很多中医学也不能很好解决的重大疑难疾病，而且中医学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目前迫切需要主客一元论认识论的再次激活。那么如何激活呢？这就要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思考。
关于主客一元论认识论的再次激活，首先我们需要清醒地知道认识是可以实现的，主客交融的过程中客体的信息是复杂的、多样的、大量的，但是它都传递到了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都能够意识到和捕捉到，还需要采取一些方式方法来完成信息的获取。例如肝阳上亢的证型，患者头晕目眩、耳鸣、头重脚轻、烦躁易怒、腰酸膝软，表现出下元亏虚、风阳上扰的即时病机，同时还要考虑到病因、年龄、时间、气候、体质、心理性格、社会环境等因素，就获得了肝阳上亢相对完整的病机链。这是传统的主客相融获得的整体信息，但是在数量上、深度上、质量上是否足够呢？显然不够，因为这些信息的定量不够，肝阳上亢还应该有亚型的存在，亚型的区分就需要定量化。当然，定量目前主要是基于群体标准的，但对个体来说如何确定个体标准则成为完成定量的关键，也就是如何解读单个症状对病情的贡献度。证型资料的细化和定量化是提高主体对客体认识的重要内容。其次就是微观物理实体信息的获取，例如肝阳上亢证型下激素水平的变化和对证型的贡献度。这两个方面对于丰富和完善主客交融实践过程中信息的完整性均十分重要，对于提高临床诊断有重要意义。
还有就是对整体信息的解读和理解，这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整体理解，直接刻画；一方面是分解刻画。直接刻画必须有一定的参考才能进行，也就是必须把这个信息放在一个更大的关系网中才能理解它的意义。显然中医学原有的方法以生命维持生存的目的性作为参照，采用阴阳五行理论对信息内部因素的趋势关系进行了刻画，而且基于天人相应的参照，采用取象比类方法对信息的外部特征进行了刻画。例如肝阳上亢，内部信息为下虚上盛，外部信息为风阳上扰应于风象。除了这种刻画方式，还有哪些更有效准确的整体刻画方式呢？这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分解刻画则只能按照还原论的方法进行。
近年来意象思维逐渐受到重视，学界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探索，如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张祥龙《概念化思维与象思维》，最近王颖晓等还编著了专门研究中医学的《意象思维·援物取象比类》，还有王永炎、张其成等研究小组发表的许多期刊文献以及博士论文都专题研究了这个问题，如鲁杰《中医意象思维的心理学研究》、王中杰《〈内经〉思维方式的形成、发展与当代冲击——一种于理论层面对中医思维方式的诠释》、史业骞《象思维对方药学的影响》等。这些文献主要反映了目前人们在五四运动以来经历概念思维的洗礼，对中国5000年来一直习以为常的意象思维的再认识过程，也是探寻未来中国和中医走向的努力。接下来主要分析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世界是动态联系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感应的，万事万物都在动态交互感应过程中经验着、经历着，我们的确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但是我们重复经验着河流，重复经验着昼夜和生命的传承，世界就是在动与静的、确定与不确定的、有序与混沌的辩证状态中经验着、经历着，我们面对的真实世界是一个动态多向而且我们融于其中、参与其中的状态。因此，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动态的、实时的、全息的，一种是静态的、片段的、局部的，这就导致了后者的概念思维和前者的意象思维两种方式。
意象思维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主体置于世界中对世界交融一体的境遇下的感知的理解，感知是象，理解是意，而后这种理解主要被语言表达出来。语言表达是遵循相应逻辑规则的，语言表达需要名词化和定义化，这就形成了概念思维，因此，概念思维信息会有损失，所以人们还采用诗歌、绘画、戏曲、舞蹈、摄影、音乐等艺术形式来表达这些理解，弥补概念思维的信息损失。
意象思维对于认知本身来讲是没有信息损失的，对同一认知对象只有个体之间的差异，而每个个体本身都是真实的、无损的，也就是主体间性理论所表达的意思，正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象思维是人类一切思维活动的基础和源泉，也是人类创造力来源的根本，其多样性和灵活性正是世界本象的表现，而概念化思维和逻辑思维只是对意象思维的局部、抽象表达和异化。因此，创造性活动中，意象是突破0到1之间无限接近悖论的方法，而逻辑和概念则是在弥补这种突变的机械环节。意象思维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对世界本身的全息理解、现象化理解（现象即本质），因此，这是一种同化的思维和认知视角，在于通过类比来理解事件，如中药与人体的对应关系是基于中药生物学和制备过程意象与人体生命特征意象的整体化对应而不是化学物质的对应，而且化学质谱也的确不是中药疗效的充分必要条件。而概念思维则是解剖分析的思维视角，这是由其认知过程必须建立概念，假想时间固定、静止的情境下才能进行思维操作的认知方式决定的，因此，概念化思维的结果就是抽象的、异化的、脱离事件本身的、非自然的，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异化社会风貌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自然社会风貌的思维原因。
无疑，中医学是以意象思维为主进行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的，它以人对环境的整体反应性为基础进行研究，是以人为本的动态整体。现代西方医学是以生物化学和物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医学知识中很大一部分是化学知识，特别是对疾病的理解和治疗方面完全是化学知识，西医学研究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化学物质之间的关系，例如IL-6是以其细胞受体为对象的。因此，需要理性看待中西医的这种差别。
任何思维方式的推理都需要遵循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意象思维同样如此。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言此即言彼。而实际的思维过程中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感应阶段，也就是事物在认知主体的映射，这时候是基于主体的二者交互融合状态。类似于一束光打在翡翠上的状态，这时的信息对于人来说是具身性的、直觉的、不只是神经系统而是全身感知的、全息的，但不一定是可以完全言说的，这个状态也有一个信息损伤就是主体本身对信息的不完全感应，如光束不可能完全映射翡翠而总要散射一样，而且主体也会因自身特质而扭曲光束，这是第一次信息损失。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基础问题就是主客一体还可能包括一个层次就是人身小宇宙与环境大宇宙是全息关系，主客互作实际上是伪命题，主客实际是完全同步的，表面上表现为超距作用，也就是主客完全的同步而彼此不分，按照这个情况主体就不会损伤任何信息。第二个阶段就是将混沌的第一阶段信息进行显化和理性分析，言之名之，言名的过程就会造成信息的损伤。这个损伤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只能执其一端，如或名阴或名阳，然而名阳必然暗含其阴，名阴必然暗含其阳；一方面是名之就必须具有相应的参照和规定性，这就是类比的过程，既然是类比必然损伤无法类比的信息，这也是下定义和概念边界约束的信息损失，否则就无法言名，最终造成主客一体主客同步的事后割裂，因为言名的过程实际上是事后的反思而不是事物本身，这又是语言的缺陷造成的表面悖论。因此，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考虑，概念思维处于静态事后的对事件割裂的状态，信息损失是显而易见的；意象思维虽然是追求主客交融的同步性，思在做中，做在思中，不可分割，但是指导做的本质参照是类比性的推理，也具有一定的事后性，即使能够做到同步也同样会损伤信息。可见，一旦进入理性思维阶段，无论是概念化思维还是意象思维对于信息的损伤似乎难以避免。概念化思维在既定的边界中处理概念之间的互作关系，概念之间的推理是概念之间的决定和依存关系。意象思维在既定的意象中处理意象之间的关系，但是意象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有相互的依存关系，如证型的确定是一个意象（以人的个体化为参照）或一组意象的关系来确定的，而不存在意象之间的实际相互作用和决定，脉象滑数不决定舌红目赤，而是二者共同决定热的证型。这就是说我们如何处理意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呢？还是跳出来直接操作意象本身按照意象的不同集合来认定其意义？显然中医学擅长后者，那么问题就转移到意象集合的意义评价和认识上了。意象操作才是问题的关键。意象操作实际上只有两种中心方法：一种是取象类比，一种是试错法。在满足一定价值需要的目标下，两种方法的互作实现了其意义。至于演绎归纳等则处于意象思维的边缘，逻辑推理的三大定律当然也包含其中却也处于辅助和边缘状态，意象思维过程并不违反逻辑规律。因此，意象思维操作的意义源于主体的价值，而不是源于意象之间的关系，因为意象之间没有实际的决定和依存关系，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实质关系。所以，意象思维需要类比参照和价值实现两个元素。
确定离散的临床现象之间的关系和意义，能不能对生物化学事件的现象进行意象理解？这显然是一种以现象为根本，直接处理现象的方式。
解剖几只“麻雀”：
（1）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伤寒论》、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柴胡（四两）、龙骨、黄芩、生姜（切）、铅丹、人参、桂枝（去皮）、茯苓（各一两半）、半夏（二合半，洗）、大黄（二两）、牡蛎（一两半，熬）、大枣（六枚，擘）。
上十二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内大黄，切如棋子，更煮一两沸，去滓，温服一升。本云柴胡汤，今加龙骨等。
（2）补中益气汤：《内外伤辨惑论》气高而喘，自汗，身热而烦，脾胃腹中急痛，心乱而烦（血虚、气滞），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
黄芪（劳役病热甚者一钱）、甘草（炙，以上各五分）、人参（去芦）、升麻、柴胡、橘皮、当归身（酒洗）、白术（以上各三分）、黄柏、生地、朱砂、葛根。
口干咽干加干葛，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如气浮心乱，以朱砂安神丸镇固之则愈。上件
咀，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早饭后温服。如伤之重者，二服而愈，量轻重治之。
（3）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高血糖则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或其生物作用受损，或两者兼有引起。长期存在高血糖，导致各种组织，特别是眼、肾、心脏、血管、神经的慢性损害、功能障碍。
（4）癌症：癌症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组织生长调节疾病。癌症具有细胞分化和增殖异常、生长失去控制、浸润性和转移性等生物学特征，其发生是一个多因子、多步骤的复杂过程，分为致癌、促癌、演进三个过程，与吸烟、感染、职业暴露、环境污染、不合理膳食、遗传因素密切相关。
（5）炎症：是指具有血管系统的活体组织对致炎因子及局部损伤所发生的防御性为主的反应，中心环节是血管反应，是生物组织受到外伤、出血或病原感染等刺激，激发的生理反应。其中包括了红肿、发热、疼痛等症状。
下面针对以上五只“麻雀”进行概念思维和意象思维分析。
前两个问题是意象思维的结果。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是对“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的意象意义操作；补中益气汤证是对“气高而喘，自汗，身热而烦，脾胃腹中急痛，心乱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的意象意义操作。这里各个症状的描述和定义首先具有概念的意义，如“伤寒”“下之”“小便不利”“谵语”“自汗”“脾胃”“脉洪大”这些名词在中医学中有着较为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是明确的概念。而“胸满烦惊”“一身尽重”“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脾胃腹中急痛”“脉洪大而头痛”“渴”等为现象描述，本身同样具有一定的内涵和外延。这难道说中医学是概念思维吗？其实这就是语言的结果、思维显性化的形式，也就是意象言名的结果，这一点与概念思维的过程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对认知对象的语言化。在这种情境中，中医学一定要遵循逻辑的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否则这些知识无法通过语言传播和被人理解，而只能停留在意象中，这就是说概念思维和意象思维的起点是一样的，均源于现象和整体感知，语言是思维理性化的表达方式，二者通过语言传递信息就要遵守共同的语言规律。
后面三个问题是基于概念化思维建立起来的概念。糖尿病（概念）：血糖升高（现象描述）、代谢性疾病（概念）、胰岛素（概念）分泌缺陷（判断）、胰岛素生物功能不足（判断）、多器官慢性损害（推理）。癌症（概念）：组织（概念）、生长（现象）、调节疾病（判断）、遗传（概念）、危险因素暴露（现象）、生长失控（判断）、死亡（推理）。炎症（概念）：有血管系统（概念）的活体组织（判断）、致炎因子（概念）、局部损伤（判断）、防御性反应（判断）、红肿热痛（现象）。这些概念和判断以及推理都是基于特定的意象形成的语言表达，存在信息损失，在这个角度上很难区分中西医的认知区别，也难以区分意象思维和概念思维。不论是中医学语言化的认知对象还是概念思维的认知对象，在语言境域下都成为静态的事物，也就是都是概念而已，意象的动态、活泼、灵动、主客一体的相融状态根本体现不出来，问题出在哪里呢？
无论在中医还是西医中，单独的现象的意义其实都是难以明确的，概念是对多个现象的关系解释从而是思维内容固化。因此，问题就出在对现象的意义解释上。我们从以上5个例子可以看到，在中医学的概念中，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和补中益气汤证主要是由现象构成的，现象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和互作关系。即使其中的“伤寒八九日，下之”和“饮食劳倦”与临床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或然的，并不确定，而实际的临床意义转化为方药与疗效的对应关系。糖尿病、癌症、炎症这些概念表面上是由一系列概念和现象构成的复杂概念体系，从根本上讲也是由宏观和微观现象综合构成的。但是显著的特点是这些概念之间具有确定的、语言化、显性化的因果推理联系，如损伤→防御反应→致炎因子→红肿热痛，遗传、危险因素暴露→组织和基因损伤→细胞生长调节失控→癌症→死亡，胰岛素结构或相关功能受损→血糖升高→多器官损害，这些解释是确定的、固化的、局部的，但的确是在化学上具体的、实际的联系，生物化学的医学意义也从单纯的化学联系中得以升华。
由此可见，在思维的显性化层面或者说概念化层面，中西医的实质性差异不在于意象思维和概念化思维，因为二者都已经概念化，而在于意象的意义解释和理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的意义理解：伤寒八九日病情不减，在意象上理解为“阳气与寒邪交争”，这是病情发展的大背景，“下之”必然重伤气阴导致内生邪气稽留，“胸满烦惊”为胸中火热的意象，“小便不利”为阴津损伤或膀胱气化不利的意象，“谵语”为心神闭阻，“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为气机不利、痰湿滞留肌肉。综合考察上述意象，只有形成完整有机联系的病机链解释才能得出辨证诊断，否则方剂组织只能针对每个意象配合一个或一组药物，得出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桂枝、人参、黄连、龙骨、阿胶、滑石、石菖蒲、大黄、羌活、独活、葛根，这起码是一种解释。而如果基于这些意象构建出完整有机的病机链模型，会是怎样的模型呢？那就是归因于气阴两伤、气郁化火、痰湿阻滞的病机，这样就在这些似乎互不相关的现象之间建立了意义联系，明确了关系的意象。《伤寒论》采取的方式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柴胡疏肝解郁，龙骨镇惊安神，黄芩清热泻火，生姜（切）降逆化痰，铅丹镇惊安神，人参益气生津，桂枝通阳散寒，茯苓利水渗湿，半夏降逆化痰除烦，大黄祛浊清心，牡蛎镇惊安神，大枣补中益气。这是典型的辨证论治过程，也是赋予看似无关现象意义和解释的方法。如果这些现象放在完全概念化的、现象之间确定化学因果联系的层面上来理解，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这些临床现象的生物化学意义，并确定每个药物的化学意义，然后在生物化学的层面上构建化学联系才能确定诊断和治疗，这是典型的西医生物化学解释方案。因此，对临床现象的意义理解，中医学是基于生命现象的意象操作实现的，西医学是基于化学概念操作实现的，但是二者都是基于语言化、概念化、静态化的方式实现的，尽管中医学的意象语言所表达的是状态，具有动态、态势的特征。在各自的思维范围内，两者都不能违反逻辑三大定律，两种理解在各自的范围内都具有自洽性和理性上的合理性，而实际的合理性则只能通过实践结果来判定。
以上分析说明单纯在语言表达的层面只能区分中西医处理的思维对象的差别：中医关注人体的、人的异常状态和可被医患感知的临床现象，这些现象是医患生活情境中共同获得的；西医关注人体的化学变化，并且这些化学变化主要通过实验室方法获得。还不能说明中医学的意象思维方式是否基于主客交融的状态获得，中医学的实践过程又是如何把握这种“做在思中，思在做中”的同步状态的呢？思就是反思，思一定是事后性的，同步就意味着认知融合于行动之中，不存在反思，而是心随物动、心随物流、同感同知的动态体验过程，事件结束这种体验也就结束了，留下的只有反思或称为内感应。那么在临床的医疗过程中，要做到意象思维就是要医生的思维活动能够完全融入患者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真正理解此患者此情此境的生理心理状态，这样自然很有可能认识到其疾病的善恶和转归，做出正确诊断，处方用药自然是基于势态和趋势的、动态的、鲜活的、个体化的，而不是方证对应，这种情况下才能实现真正的意象思维，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实践和中医特色，否则中医的精髓很难在中药的运用中体现出来。这方面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中医正骨，一名合格的正骨医生必备的临床技能就是在脑海中构建骨折或脱臼等损伤的真实过程、损伤程度及损伤后的变化，而整复的过程就是损伤的逆过程。任何医疗经验本身，包括《伤寒论》这样的经典一旦成为语言文字就深深打上了概念的烙印，进入形而上学和静态中。因此，很难根据这些文字区分意象思维与概念思维的中西医差别。要让这些静态的医学经验真正发挥作用则必须将其融入鲜活的意象实践中，进而做到完全的意象化和思做的同步化，发现这些看似无关联的现象之间的真正联系。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意象思维的过程中任何人都可能也可以感知和了解疾病的运行状态，类似于人人都能够看见山水花草一样，但是并非任何人都能够赋予它们正确的意义。意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相对性，医学中以人为本，一切意义都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切作为参照的，因此，现象的医学意义源于临床疗效，临床疗效达到了人的关切目标，实现和理解这个目标的能力一定是源于实践经验的，是通过试错方法积累起来的，其实这一点中西医并没有实质区别。所以，意义的理解和建立源于临床和实验研究。很显然，中医学要解决问题就要基于已知的临床症状经验和分子生物学经验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意象思维的能力，构建出个体化的正确模型，然后进行试错。
那么中医学是否或如何能做到动态的意象思维呢？我们还是回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和补中益气汤证，如前所述，这个截然不同的病症都有较为复杂的症状组合，这些症状的语言描述及其反映的内容是疾病的动态和态势、趋势，而不是固定的某物，所以在这一个层面，中医学所希望把握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状态而不是事物实体本身。如果我们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和补中益气汤证的症状群翻译成分子生物学的实体结构概念，其所涉及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气高而喘，自汗，身热而烦，脾胃腹中急痛，心乱而烦（血虚、气滞），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首先要对每个词汇进行化学实体化落实、限定，然后要确定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多因素复杂问题的处理本质上是混沌和有序问题的处理，在混沌方面任何一个微小的初始变化都可能导致无法预计的后果，也就是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落实这些化学实体其实对临床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再则这些化学实体是互相关联、依存和因果决定的，无从从单独干预每一个化学实体实现和预测临床结果。且不说这些化学实体资料还要通过循证医学的检验。对这样复杂的问题，在没有大型计算机的情况下，中医学通过对症状的态势描述构建基于人体整体的态势，从而完整刻画出自洽的完整病机链，将离散的症状群归结为线性的因果病机链之中，这样就得到了问题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确定了病情的关系实质，而不是化学实体。干预措施方面，表面上是通过一个症状对应一个或一组药物的方法构建方剂，而实际上是针对病机链的运动发展状态构建的，因此也有了君臣佐使，如上面两证的君药分别为柴胡和黄芪，柴胡疏肝解郁、透转少阳枢机，黄芪补肺脾，前者没有选桂枝作为君药、后者没有选人参作为君药就是这个道理的体现。但是这些具体的临床经验的语言化虽然保持了病情描述上的动态和态势，也只能示人以意象和启示，并不是固定的、刻板的内容，具体的临床实践的根本就是情景交融的理解病情和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动态模型，这才是真正体现意象思维活泼灵动、主客交融的实时动态优势和中医学特色的过程，而只知道药对症状只是入门阶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医学的临床实践最接近意象思维活动的过程，而且也已做到以意象操作为主的活动形式，但这不是画国画，而是从事医疗活动。
意象思维的优势在于操作事物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整体、动态、实时、完全个体化的理想认知和实践，特别是对病状和干预手段两方面的意象理解，可以构建二者完全吻合的动态模式，并作出正确的预测。但是，要把这一点做到极致对医生起码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能把握“共时性”，二是掌握足够的意象模型（深刻理解宏观微观资料的意义），三是有效发现和解释新经验的敏锐性、洞察力。显然，这种只有艺术家才能真正做好的活儿，要掌握好绝非易事！
完全依赖意象思维在实际中也具有一些困难，一个表面上的困难就是无法判断哪个医生或同一个医生哪个时间的意象思维结果是可靠的，意象思维也没有确定的评价标准，即使医生本人也没有确定的证据能够完全说服自己，医生的决断是贝叶斯式的，这的确给实际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也成为中医被诟病的主要原因。
实质的问题是意象与概念的动静矛盾的处理，意象实时、动态、全息真实，概念固化、静态、抽象但易于事后操作和建立固定的测量尺。概念思维和意象思维都是在寻找静态永恒的真理，不过概念思维是寻求空间上的确定性，而意象思维是寻求时间上的共时性确定性。概念思维确定的内容必然是异化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意象思维确定的内容则是同化的、具象的、动态的，这是纯粹在思维的极致层面理解概念思维与意象思维的区别，实际的操作过程则是意象思维是先导的而概念思维则是事后的反思，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特定作用的中药的发现过程首先是意象思维获得的，而后以功效学的概念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而其实际使用又会回到意象思维的动态，中成药的确定性则是建立在其适应证在疾病态势相对固定的情境和时空区间中，疾病的态势不便则治疗总是有效的。例如癌症的治疗，在癌症发生后的过程中，疾病的态势围绕癌症的进展而展开，有效的药物治疗基本不依赖宏观现象的变化，而只需要辨病治疗即可，当然关键是理解这种态势，尤其是这种基于整体生命生存状态的态势，理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状态。
那么，显而易见，中医学的发展就是基于时机发展更多的意象素材，并确定和固定化意象素材及其组合的模式，也就是确定病或证并建立对证或对病的干预措施，以使这些素材被准确用于动态的意象临床思维过程中。找到合适的意象以及找到获得这些意象的方法、条件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路径。在总的方面来讲，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具体实践过程是获得合适意象的必由之路，微观和宏观现象的获取和规则理解。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那就是病和证的关系问题，从意象思维的角度来讲，病和证的从属关系并不具有决定性，病不能决定证型，证型也不能决定病种，因为它们都是对病机链主次矛盾的刻画，二者主要的区分点在于病的人体失调态势维持较为稳固、不容易改变，而证则更具有易变性，从根本上讲病证的本质是同一的。例如癌症，这个病复杂多样，但是它们有诸多共同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在意象思维下它们也有着共同的意象，而在疾病的进展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证型，然而这些证型对癌症来说没有专属性，只是即时矛盾和病机，并不能代替癌症的根本病机，因此，针对证型的治疗并不是治疗癌症本身。
共时性（synchronicity）是1930年荣格首先使用的，用于描述两个或多个无因果关系的事件同时发生，并出现“有意义的巧合”的现象。
该理论是荣格晚年在研究“东方智慧”解释心理学现象的过程中发展和提出来的，成为荣格后期主要的研究方向并致力于创建成熟的理论体系。按照荣格的观点，他在心理学方面以共时性对“心”的追问要远远高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追问的根源在幼儿及童年创伤对成年后心理的影响，而共时性追问的起点甚至达到受孕及胎儿孕育的阶段，可见荣格心理学的高度。
荣格晚年研究了大量的东方宗教和哲学，如印度的宗教、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易经、道德经等，甚至荣格每天工作之前都会虔诚地用易经给自己算一卦。通过对东方智慧的研究以及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尤其是对梦与现实事件巧合的思考，荣格发现东西方思维的一个重要差别是“东方人只对巧合的事件感兴趣，西方人则对严格的因果事件感兴趣”
，也就是说，东方智慧中对事件的看法是一连串同时发生的事件才有意义，西方智慧确定事件的意义则重在事件之间内在的机械因果关系。荣格之所以承认并理解东方智慧，其底层逻辑是他认可“人根植于宇宙，人心必然与宇宙息息相通”这一东方思想，万事万物因缘而起。
共时性的把握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诚心”，也就是心与宇宙的韵律保持尽可能的一致和同步，这可通过冥想一类的方法实现，显然这是典型的主客交融认识方法；另一个是非因果“巧合”，共时性理解的是同时出现的事件及其本质，其实就是“辨证论治”。中医辨证论治过程收集的四诊资料是零散的生命现象事件，这些事件之间的机械或物理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其唯一的联系就是单个事件或多个事件同时在此时此地此病人身上出现，当然这是非常巧合的，但正是因为这种巧合使得非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变得有了病理生理学意义。可见，共时性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医学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