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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9年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出版《无声的语言》（ The Silent Language ）一书以来，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科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已然发展成为涉及语言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显学。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今天，跨文化传播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不断扩大，已经弥散至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时代推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越发频繁，跨文化传播的时空距离越发缩短，甚至突破过往物质基础的桎梏，在虚拟现实中不断建构各类情境，使得跨文化交流更具想象力与可能性。
那么，到底什么是跨文化传播呢？《跨文化传播教程》一书对文化、跨文化以及传播等概念、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辨析，此处不再赘述，直接引用其对“跨文化传播”的概念界定：“不同文化群体交往时发生的符号系统交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迥异的符号系统产生了交流与碰撞，其实也是不同编码—解码体系之间的互通与交融。”
换言之，各文化群体内部自有其独特的编码—解码体系，生发于不同文化内涵的编码在向外交往过程中相互对接，自然也会基于文化的差异性导致解码的不对称，在相应的交流与碰撞之中就产生了跨文化传播的种种问题及表现形式，包括文化交流、文化霸权、文化偏见、文化冲突、文化适应、文化接纳、文化认同，等等。
遵循上述概念，回首跨文化传播现象的源起，便不再止步于《无声的语言》这本六十多年前的奠基之作，而可以追溯到人类群居生活的旧石器时代之前，彼时原始人部落用以相互联系的信号就是语言的起源，且部落与部落之间实施群婚制，以生存繁衍为目的的交往由此展开。此后部落间不断融合，语言也在这些交往中逐渐成形，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了文字，比如考古学界认为目前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但甲骨文究竟来源于北非或西亚，受古印度的影响还是起源于中国，至今众说纷纭。不过无论哪种学说更贴近历史真相，语言文字源起过程中必然存在跨文化传播，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断生长变化。
原始文明时期，部落间的跨文化传播产生了语言、文字、舞蹈、各类原始宗教崇拜及神话。农耕文明时期，奴隶制社会通过不计其数的战争催生了新的跨文化形态，比如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种族歧视——印度的种姓制度，正是原本四处游牧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并定居于此的产物。为了奴役本土居民，雅利安人将社会成员分为四等，在地位及权利、职业分工、婚姻，甚至饮食方面都作出严格限制。当然，战争不是跨文化传播唯一的渠道，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所开通的丝绸之路使东西方文化通过贸易实现友好交往。印度佛教向北以三条线路传入中国时，有一条便沿着古丝绸之路的路线，在本土化过程中又分别演变为独特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与巴利语系佛教，引发后来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天竺求取真经的十七年旅程。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以宣国威，成为当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系列航海，在代替皇帝嘉赏外邦之余，也引进不少中国未产的香料、工艺品与技术，使得中国技师们在陶瓷等工艺品的制作上融入了外国的文化元素。此外，基督教在西方的跨文化传播亦产生了诸多教派、教义相互融合的变化。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传教、外交过程中，人类在交通方式上从人力、畜力转向机械技术，逐步缩短跨文化传播的时空距离，在交往与碰撞中打破了东西方文化的边界。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其后1519—1522年，麦哲伦率领的船队同样以海航的方式实现了人类首次环球旅行。至此，人类跨文化传播的足迹遍布全球，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在一次次地理发现中逐步完整。斗转星移，人类社会历经蒸汽机、内燃机时代，终于来到了电力时代，电话与无线电报的发明使得跨文化传播极大程度上脱离了物质性的束缚，传播途径不再以时间或空间的转移为前提，传播方式也不再以肉身的在场为必要条件，一根电线便足够不同时区、地点的人互动交流。两次世界大战再次通过战争使得文化殖民在全球蔓延，时至今日，这些文化入侵在曾经的被侵略国与侵略国依然留有痕迹。汽车、火车、飞机、舰艇等交通工具再次缩短时空距离，加速的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全世界习以为常的生活组成。
“二战”结束后，计算机从军用迅速投入民用，信息技术快速更新迭代，通信技术与手机携手将人类社会带入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的形态也越来越多元，从文字、声音、图像到影视，全球一体化的信息高速推动着跨文化传播的高速行进，直至迈入21世纪的媒介化社会。如今，跨文化传播已不再如原始文明时期和农耕文明时期常伴战争而生，而是在和平稳定的状态下依赖于媒介技术的进步获得发展，时空距离等现实世界的限制已经微乎其微，数字时代人人皆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满足跨文化的好奇。随着智慧城市与元宇宙等虚拟技术与现实世界的融合，跨文化传播的未来值得期许。
特别是当前在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在时空维度的动态流动与高度共享已是历史所趋，跨文化传播作为人类文明进程重要组成与有力支柱的地位一如既往。六十多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早期已有“边缘人”“陌生人”“民族中心主义”等概念，但第一位系统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学者是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1959年他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首创“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并按不同标准对文化进行了分类：如按照知觉意识可分为显性、隐性与技术性三类文化；按内部构造又可分为元素、集合与模式三个部分；“时间语言”与“空间语言”的概念也在这本书中被首次提出。在霍尔的诸多首创之下，跨文化传播被纳入美国传播学研究领域之中，成为一门交叉学科，他也被冠以“跨文化传播研究之父”的荣誉。此外，他的主要著作还包括《隐藏的维度》《超越文化》《理解文化差异——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等。
霍尔最主要的跨文化传播思想便是打破了以往只针对某一类单一文化展开研究的方式，而是通过比较文化研究将文化划分为高语境（high-context）文化与低语境（low-context）文化两类。在他之后，跨文化传播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荷兰社会心理学家、管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他擅长将文化与管理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关注文化差异对管理的影响，主要著作为1980年出版的《文化之重：价值、行为、体制和组织的跨国比较》。霍夫斯泰德广为流传的理论之一是以洋葱比喻文化的“文化洋葱图”，该文化分析模型将个体所承载的文化要素拆分为七层：物质、行为、情感、价值观、信仰、世界观、核心文化特征。另一理论贡献则是提出理解文化价值基本含义的五个维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以及长期与短期导向（l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此外，他的诸多管理思想迄今为止依然被不少企业文化管理者加以运用。
继依托人类学开启跨文化传播研究、结合管理学研究文化差异之后，将民族志带入传播学领域展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则是格里·菲利普森（Gerry Philipsen）。继民族志传播学创始人海默思提出相关概念后，菲利普森经研究实践提出文化代码理论，并以言语代码提出六大命题剖析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与传播关系。在他之后，1992年约翰·贝利（John W.Berry）所著《跨文化心理学》又将心理学引入跨文化传播研究之中。他最主要的理论成果便是文化适应理论和双维度理论模型，据此又概括出跨文化适应的四种方式：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隔离（separ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
终其一生，贝利一直致力于构建跨文化传播心理学的理论体系。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不少学者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不断深耕。比如提出“跨文化适应”理论的韩裔美国学者金荣渊（Young Yun Kim），她所构建的“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将个体进入跨文化时的情境完整表现出来；又如提出“面子协商”理论的美籍华人学者丁允珠（Stella Ting-Toomey），她对霍尔所提出的“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理论作进一步阐释，将“要面子”与“给面子”作为不同文化语境相互沟通交流的办法；再如“传播适应”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学者霍华德·贾尔斯（Howard Giles），该理论同样深入于人类跨文化传播的日常活动当中。
目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范畴较为宽广，包括但不限于围绕文化要素展开的文化价值体系、文化霸权与文化认同，围绕语言展开的语言与非语言的文化交流，围绕场景展开的旅游、商贸、流行及健康中的文化传播等，在各交叉学科门类中不一而足。一路走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紧握时代脉搏，因时而动发展衍生出诸多新的研究视角，文化交流与碰撞之间纷繁复杂的表现形式与种种问题越发引起学界重视。
本书主要从上述跨文化传播的具体表现形式出发，以影视作品为案例拆解并阐述其中所呈现的跨文化交流与碰撞，主要内容包括各国特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以华裔、移民等群体为主的文化交流，涵盖性别、种族及国家的文化偏见与文化霸权主义，在交流过程中因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在积极互动中促成的文化适应、吸收并内化的文化接纳，以及基于共同认知的文化认同等，在案例分析过程中也会相应介绍上述跨文化传播研究学者及理论。这些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常见的表现形式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也相应地展示出新的变化与问题，例如文化入侵、文化折扣、文化压力、文化休克等。
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在微观层面与我们每个个体息息相关。跨文化传播归根到底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对自身而言，他人即被映照为他者，如何与他者沟通交流正是跨文化传播最基本的问题，正如单波教授所提出的以下两个问题：“我能够交流吗？”“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如何走向自由、平衡？”
在这个意义上，上述跨文化传播的具体表现形式扎根于个体与他者的交流之中，每个个体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印记，自我与他人在文化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又可进一步扩展到自身所处群体与其他群体的交往过程，形成不同文化群体的符号系统交换。但回归到本质，跨文化发源于并终将作用于个体，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学习也有助于个体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对于自身的文化传承具有自觉自知的意识，对各种文化具备相应的了解，更好地处理与他者之间的交往及关系，在形成自我认知的同时也能尊重包容他者的文化。在这一方面，本书所选的跨文化传播案例将帮助读者增长有关各国文化的常识与理论知识，分享不同情境中涉及的文化底蕴，并向有兴趣研究相关领域的读者提供些许指引与参考。
在宏观层面上，跨文化传播不仅关乎国内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与文化实力。近年来，我国在各项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与水平，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成为当务之急。而国际话语权“以形态分，包括由文字、图像、音乐、表情、手势、姿势等各种符号构成的多模态话语，既要发挥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也要借助文学作品、影视剧、翻译作品等推动中国话语向世界传播”
。由此可见，作为国际传播、对外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升成为一门亟待改进的“必修课”，与中国在国际舆论中话语权的影响力密不可分。
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化进程出现明显的“逆全球化”现象，国家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此起彼伏，这对跨文化传播也造成一定的阻碍，在此背景下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更成挑战。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国内各大高校的国际传播专业建设如火如荼，跨文化传播也成为多数新闻与传播专业的重要理论课程之一，旨在帮助学生建构跨文化传播思维，熟悉跨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如何利用好跨文化传播，使之更好地为文化交流与文明进步服务，这不仅是国家、社会须考虑的议题，也应当引起每位个体尤其是相关专业学子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