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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鱿鱼游戏》（ Squid Game ）是由黄东赫执导，李政宰、朴海秀、魏化俊、郑好娟等主演的韩国惊悚悬疑电视剧，于2021年在Netflix平台上线播映。该剧主要讲述了456位韩国现实生活中的失意者受邀参加的一场生存游戏，游戏内容为20世纪70—80年代东亚地区的经典儿童游戏，共包含六个环节，分别是“一二三木头人”“抠糖饼”“拔河”“打弹珠”“走玻璃桥”“鱿鱼游戏”。游戏规则如下：每当有一名玩家被淘汰，奖池将增加1亿韩元，六轮游戏过后的唯一胜者将获得456亿韩元的奖励。这份巨额奖金对每一个深陷债务危机的失意者来说无疑极具诱惑力，但是这份巨额奖励的代价却是455人的生命，因为迎接每轮游戏失败者的结局只有残酷的死亡。
《鱿鱼游戏》简单而又残忍的剧情设定，使得这场生死较量的游戏每一集都牵动人心。该剧上线后，在欧美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甚至打破了Netflix的多项纪录，成为该平台那一时期热度最高的剧集。在中国，《鱿鱼游戏》词条曾连续一周登顶新浪微博热搜榜，关于“鱿鱼游戏”话题的阅读量高达18.7亿次，豆瓣评分人数高达15.4万。该剧在全球范围内势如破竹般拿下Netflix平台各地区的日榜第一，包括北美、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德国、英国等近20个国家或地区。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韩剧登上美国收看榜首位，《鱿鱼游戏》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收视狂潮。
2022年，第79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评选时，《鱿鱼游戏》一路斩杀许多欧美剧集，入围了剧情类的最佳剧集奖。
此后，《鱿鱼游戏》逐渐形成热门的大IP（intellectual property）。剧中一些游戏道具及玩法（如糖饼、弹珠等）在东亚以外的国家流传开来，与剧集一道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糖饼游戏”“弹珠游戏”热潮。且这股热潮并不局限于互联网虚拟情境中的受众观看与游戏狂欢，在现实世界中也有糖饼的售罄与剧迷的表演模仿行为，真人版“一二三木头人”游戏在荷兰鹿特丹街头盛行，黄衣橙裙的巨型女孩玩偶登陆澳大利亚悉尼海港大桥，电视剧相关的主题体验店在法国巴黎引得万人空巷。
这些现实境况而后又反哺各社交媒体，以还原剧集内容的视频模仿秀形式呈现于大众眼前，虚拟货币市场也闻风而动推出一款“鱿鱼币”，发布之后最高涨幅达2300倍。与之前专注于甜蜜浪漫的爱情题材、温馨现实的家庭题材韩剧相比，《鱿鱼游戏》的播映完全打破了韩剧给世界各国观众的固有印象。
在《鱿鱼游戏》之前，《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等爱情题材的韩剧也曾风靡亚洲国家，形成了具有亚洲特性的韩流景观。学者代乐认为：韩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采取了去民族化发展的策略，使用大多数国家共享的故事模式，这有利于国际市场的顺利接受；另外，韩流以东亚共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合了现当代西方文化，包含多种混杂元素，有意识地创造了“亚洲性”，并把引领“亚洲流”作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这样的追求下，韩剧的叙事通常从平民视角出发，所讲述故事的题材也多为爱情剧或家庭剧，剧中的故事情节力求引发亚洲各国观众的共鸣。以早期的爱情剧为例，“灰姑娘”的叙事模式已成固定，女主角大多是出身平凡但又极为努力的善良女孩，她们在历经苦难后终能与所爱的“白马王子”修成正果，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的桥段对于每个情窦初开、对爱情充满想象的女性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符合女性观众对爱情的期许。所以女性观众在观看此类韩剧时会不自觉地投射自己的情感，渴望在自己平凡的生活中也能有此经历。
同时，这种情感的表达与投射都带有强烈的“儒家价值观”色彩。韩剧中描绘的家庭故事、爱情故事的伦理道德观念都归属于传统的东亚儒家文化圈，影视剧传达的也正是具有“东亚特点”的价值观。因此早期的韩剧在进入欧美国家市场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跨文化传播隔阂。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只注重“亚洲性”的韩剧在世界范围内其他影视剧的激烈竞争下备受打击，其跨文化传播的国际市场愈加受限。在地球村中，不同社会、文化及地区的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交往渠道与平台，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已成为一种新常态。若要想使自己的文化思想赢得更广泛人群的认同，必须发掘出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也可说是最小公倍数），获得接收方最大限度的理解，从而减少传播中容易出现的误解。
韩国也逐渐意识到韩剧的传播不能再满足于亚洲范畴，而应积极转向全球化的跨文化传播，打开影视剧的全球市场迫在眉睫。
至此，韩剧的叙事不再囿于“亚洲性”，而是尽力融汇中西方文化，将不同文化的元素拼凑在一起，迈出“全球化”转型之路的重要一步，其目的是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振传播”。共振传播借用物理学中的共振概念，强调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应当与其受众感受形成一种共振反应。哈特穆特·罗莎将此定义为“一种与世界相关联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体被所遇到的人、地点、物体所感动，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鱿鱼游戏》的全球化传播就是一种共振传播模式，而在这种模式的背后还有四个至关重要的支撑点，分别为“放宽创作限制”的本土环境、“平台世界主义”的Netflix模式、“零度暴力美学”的叙事策略、“直击资本痛点”的价值内核。正是在上述四点的支撑下，韩剧才在良好的创作环境与引进的西式叙事模式中努力探索出从“亚洲性”转向“全球化”的成功道路。
那么，《鱿鱼游戏》如何凭借共振传播模式的四点支撑走上“全球化”转型道路，“韩国”“Netflix”“暴力”与“资本”要素如何排列组合，才能打造一部火爆世界的热剧？
《鱿鱼游戏》的爆红首先离不开的，就是韩国影视剧开放包容的创作环境。众所周知，韩国较小的国土面积难以支撑重工业的发展，因此韩国政府历来奉行“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高度重视本国影视行业的发展。1998年之前韩国曾实行电影审查制度，影视剧创作空间受到严格限制，难以生产出符合欧美观众喜好的影视作品，而这一年政府便废除限制颇多的电影审查制度，采用欧美国家一贯流行的电影分级制，不再限制暴力、恐怖、政治等题材，韩国电视剧也由分级制代替严格的审查制，自此韩国影视创作的空间和自由度得到巨大提升。
同时，韩国在本土文化政策上实行“义务上映制度”，使得影视剧在国内本土的排片量得到有力保障。
在这样宽松、包容的影视创作环境下，电影《素媛》《蚯蚓》《熔炉》《寄生虫》等触痛社会现实敏感神经的作品得以顺利上映，有关国家政治议题的类型片也大量诞生。这样自由的影视创作令韩国影视业的口碑和影响力在世界市场迅猛提升。《鱿鱼游戏》也是在韩国影视行业分级制度确立后诞生的作品，即便该剧涉及贫富差距和血腥暴力，但依然能与观众见面，可见稳固包容的制度保障与友好开放的创作环境对影视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美国网飞公司Netflix是一家会员订阅制的流媒体播放平台，是美国平台型网络视频企业的典型代表。早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之前，北美地区网络视频付费用户的增量已经基本封顶，于是Netflix等大型网络视频平台公司不得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以寻求新的付费用户群体，继续扩充市场份额。这一为获得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同时带来了复杂的文化结果：Netflix在世界其他地区制作影视剧引发了长视频领域的“全球流量战争”，突破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本土传统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并因为Netflix的全球化渠道反向地影响了美国社会。
与好莱坞的传播模式不同，Netflix能较为自由地结合所在地区的文化特色，打破美国单方面向其他国家输出文化产品的格局。包括流媒体平台在内的数字平台系统成为全球信息交互集散和社会交往的新场域，由此全球传播的“平台生态系统”从构想变为现实。
可见，Netflix传播模式的本质是一种平台世界主义，在这些流媒体平台上，世界各国的跨文化传播都可以实现加速流通。
《鱿鱼游戏》的成功就是一例实证。Netflix平台对韩国本土的影视制作团队没有过多限制，反而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平台支持下，《鱿鱼游戏》的结局不再是美国好莱坞最经典的“超人打败恶魔”式的圆满结局，而是充满了反讽、凄凉、血腥的暗黑色彩——获胜的主人公并未动用这笔人命换来的巨额财富，而是成为自我放逐的流浪汉，过着比过去更为惨淡的人生，也无力阻止下一场游戏的再次上演。
这样极具荒诞意味的结局反而演绎了人性中真实的暗色与现实的残忍。韩国冷峻的现实主义影视剧打破了异国观众对韩剧唯有甜蜜的固定印象，让他们通过游戏进一步了解韩国文化。且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来看，Netflix与韩国影视公司共同打造的这部影视剧挑战了影视行业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外部文化的“回流”冲击了美国本土影视剧行业百试不爽的“本土情节”和“东方文化想象”，一些非英语、非好莱坞式的高质量文化作品也能顺利进入西方市场，填补西方受众对异域的想象，从而促进世界各地影视媒介的跨文化交流互鉴。
导演黄东赫在《鱿鱼游戏》这部电视剧中对暴力的想象是一种基于旁观视角的“零度美学”风格，具体可表现为在描绘暴力场景时视觉画面相对干净整洁，音乐方面多柔软婉约，多镜头切换的剪辑风格，避免过于暴力、过于血腥的完整呈现。“暴力是为了个人利益或满足，旨在伤害受害者并不顾社会的制裁而采取的有意的、反社会的、使人遭受痛苦的行为。”
直面暴力令人不适，但当暴力以一种“美学”的视觉形式呈现时，观众暂且可以放下过度刺激的心理不适，在不过分沉溺于故事情节的状态下对影视剧产生“零度”的距离感。如此也有助于观众内心略微消除暴力情节所带来的不适，将注意力聚焦于影视作品的艺术手法和美学价值方面。
《鱿鱼游戏》在视觉和听觉的叙事策略上都体现了“零度暴力美学”的特点。在视觉上体现为极大的反差，游戏场地的布景充满童真趣味，如巨型女孩玩偶穿着可爱的裙子，棺材与武器都以礼物的形式用粉色蝴蝶结包裹着……但是每当有人被淘汰时，原本美好纯真的色彩之中就会出现血流成河、支离破碎的恐怖画面，在粉色、蓝色、黄色的鲜艳色块衬托下令人毛骨悚然，极具视觉冲击力，这种美学色彩上的处理给暴力的情节增添了一层滤镜。
在听觉上，该剧的配乐总能恰到好处地渲染气氛。例如，游戏参与者们沉浸于死亡游戏带来的紧张窒息氛围，但他们所听到的广播却一直播放着舒缓安详的乐曲，每轮游戏前后，小猪存钱罐的亮相总是伴以活泼轻松的音乐，试图安抚游戏参与者紧绷的神经，同时给他们带来继续参与下一轮游戏的动力。这样的音乐调性也带动观众的听觉稍稍缓解视觉感受到的暴力画面冲击，对血腥暴力的故事情节产生一定的心理疏离感。也正是在这种“零度暴力美学”的叙事策略下，童真与血腥的冲突更为凸显，这对于信仰“人之初，性本善”的东亚儒家文化圈层而言无疑形成了巨大挑战，但是对本就认同“人性本恶”的西方观众而言则更具强烈的吸引力。
黄东赫说：“我想要写的，是一则寓言，是一个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故事。它说的是某种极端形式下的比赛，是要为了活命而去比赛。本身，韩国社会就很强调这种竞争，也因此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有5 000万的人口，国土面积就只有这么一点。再加上地缘关系的因素，感觉像是常年被隔绝在陆地之外，久而久之，我们的国民就有了这么一种岛国心态。我们似乎随时都在为下一次即将来临的危机做着准备。一方面，这会促使我们未雨绸缪，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确实带给我们很大压力，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副作用。”
正如黄东赫所说，韩国的生存压力使韩国人陷入恶性竞争的循环，资本主义使人的异化严重。现实中的韩国社会也是一场不见血泪的“鱿鱼游戏”，而《鱿鱼游戏》则使用各类隐喻与符号对其进行艺术化展演。比如，剧中游戏规则的执行者都带着遮掩面部的头套，其上印制的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标志分别对应着劳工、士兵和管理者的身份，他们是这场游戏中不受关注却又无处不在的帮凶；而任人宰割的参赛者与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VIP分别代表着社会阶层的两极，他们的面部是清晰可见的。处在资本两极的有产阶级和无产（负资产）阶级也被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区分开来，两个阶级群体中一方被资本左右，互相残杀以竞争上升阶层的一个名额，而另一方则随时可能被踢出现有阶层甚至会失去生命，因此谁都不存在真正的安全。
等级森严、层级分明、阶级对立，这是对韩国等级分化社会的真实写照。
此外，《鱿鱼游戏》以游戏的方式隐喻对资本的深恶痛绝，也很契合后疫情时代世界普通民众的心声。资本主义使得世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国与国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贫富差距悬殊、阶级不平等、阶层固化问题严重，但这些现实痛点在好莱坞的商业影视作品中却并不多见。《鱿鱼游戏》以残酷血腥的暴力美学将资本主义的遮羞布彻底撕破，通过展现底层人民的苦难与无助引发了全球观众的共鸣与共情。可以说，正是全球化的“后遗症”和“低文化语境”的社会痛点促成了这部韩剧在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上能够最大限度地诱发全球共情。
综上所述，《鱿鱼游戏》凭借“放宽创作限制”的本土环境、“平台世界主义”的Netflix模式、“零度暴力美学”的叙事策略和“直击资本痛点”的价值内核成功实现跨文化传播，成为火爆全球的网络热剧。它带给世界范围内观众难忘的视听体验和深刻的感触反思，这样的传播效果也正是韩国影视“全球化”转型的成功之处。
当然这样一部影视剧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借鉴也是有待商榷的问题。《鱿鱼游戏》的情节充满了血腥与暴力，在监管不严的情况下容易对缺乏判断力的受众产生负面影响。在高度媒介化社会中，保护未成年人不受血腥暴力影像的误导相当困难。该剧播出后就有不少中小学生模仿剧中一些暴力行为，对自己及他人的身心健康都造成了伤害。如何应对影视跨文化传播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是一个棘手的议题，除了做好对流媒体平台的监管之外，跨文化传播内容的尺度与伦理问题不容忽视。
就中国影视剧的跨文化传播而言，《鱿鱼游戏》的“全球化”转型路径给网络视听平台的搭建以及影视产品的传播都提供了可借鉴之处。中国影视剧的“全球化”转型之路已起步，既要做好流媒体平台的建设，搭建具备海外传播优势的网络平台，在政府指引下做好数字基建工作，也要充分挖掘中国本土文化与他国文化间的“异同”；既要发扬中华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也要不断探索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在对外传播中注重文化的接近性，不断突破文化壁垒，结合不同的文化，提高本土文化的跨国吸引力。《鱿鱼游戏》的目标受众本就以欧美观众为主，因此更契合西方文化的价值观。而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更需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之路，得到更多的文化认同，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才能在全球化趋势下使中华文化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