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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狼图腾》（ Wolf Totem ）改编自姜戎的同名小说，由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拍摄，历时7年筹备与制作，并于2015年在中国和法国先后上映。作为首部由外国导演执导拍摄的中国自然生态相关电影，《狼图腾》在拍摄之时就考虑到了全球化的上映与传播，让·雅克·阿诺在以原著为参考的前提下，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也做出了符合当代中西方、汉蒙等各民族审美的改编，并融入了自身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
这部电影围绕自然、狼性和羊性的话题展开，以人作为嫁接的桥梁讲述了北京知青陈阵和杨克前往内蒙古额仑大草原插队下乡，与狼结缘，与牧民结缘，爱上狼并养了一只小狼的故事。电影展现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狼、羊、人三者间的角力，体现了传统文化与地域特色的消逝，暗含了对于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变迁的思考。以畜牧业为主的内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具有剽悍的民族性格。因为对“腾格里”的敬畏，草原民族努力地遵守传统的生态戒律，维持着草原的现状。可随着农耕文明的扩张和进驻，草原最终退化，狼也不复存在，原来自给自足的田园式生活最终被机器、火种以及现代化生产所取代。在原著中，作者在讲述这段人、动物和环境的关系时，尝试通过对人与狼的关系探讨自然与文化的民族性，而电影《狼图腾》则相对弱化了冲突，体现了共同价值与调和性。对于观众而言，在观影结束之时，难免让人产生怀念故土、物是人非的“乡愁之情”。
影片上映以来，凭借其优异的视效、情节以及富有深度的思考，全球累计获得票房收入超过1.2亿美元，并获得了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52届金马奖最佳视觉提名等多项荣誉。中外合拍的创作形式已经随着《狼图腾》《长城》等众多电影的上映日益得到受众的喜爱，而《狼图腾》作为其中把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做到良好兼容的佼佼者，则更具有代表性和进一步分析的价值。以乡愁文化作为分析和探讨本案例的角度，可以探寻中西之间乃至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价值交集和相通之处。以此为焦点，亦可以求得在跨文化传播之中双方共同的意义空间和切入点，为我们看待并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一个新窗口。
乡愁文化是由传统文化概念阐发而来，国内外有两条不同的“流变”脉络。在国外，“乡愁”与“怀旧”一词具有接近性，古希腊词汇中“nostos”和“algia”都有“回归故乡”“怀念故土”“思念家乡”的意思。在17世纪80年代，瑞士医生霍弗尔在研究思乡病时指出，其原因在于“轻快精神经由中脑纤维的持续运动，而脑中仍然黏附着关于祖国思想的印痕”。18世纪70年代，“乡愁”一词逐渐在英语中被使用，原因在于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使得分工日趋精细化的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远处的城市打工，而故土的农田也逐渐被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轰鸣所取代，“nostalgia”一词开始变成集体心理的情绪，“homesick”也作为一种对故乡思念的情感表达被广泛使用。“乡愁”概念逐渐从病理学及心理学内涵扩展到文化和社会学内涵，拥有强烈的文化学意蕴。在中国，“乡愁”概念的提出与运用始于古代诗歌和散文作品，主要是作品创作者在异乡通过创作表达自己思乡的情感。可以说，“乡愁”概念在诞生伊始就被赋予了一种“诗意”精神。
乡愁文化的具体含义和概念边界在学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根据不同的分类可以有多个版本。李蕾蕾根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将乡愁文化界定为“故乡地理、童年历史、公共生活和情感记忆”四个维度。
彭佐扬则指出乡愁文化的内涵有三点表现：“第一，乡愁文化强烈的情感共鸣蕴涵着主体对地理故乡的精神皈依；第二，故乡有形与无形素材的载体构成是乡愁文化价值产生的基础和前提；第三，乡愁文化具备现代价值功能。”
种海峰则从乡愁文化的情感表征角度出发，把乡愁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亲人思念；第二层次是以地缘为纽带的故乡地理怀念；第三层次为最深层次，是对安生立命根本之历史文化的深情眷恋。”
可以看到，对于乡愁文化，虽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普遍认可其中地理故乡要素的重要性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根据社会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情感需求作为较高层次的需求，对人具有重要意义，是人们追寻价值的出发点。乡愁文化是关于“故土”和“自然”的情感文化，在文化传播中不仅能够超越现实地域的区隔呈现出共同的价值取向，也超越了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们在后天形成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成为接合文化和情感的桥梁和纽带。乡愁文化的传达需要依托必备的载体，而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同样能良好地呈现其内在的价值。几千年来的中国不仅有农耕文明的经济形态和乡土中国的故乡情怀，同样也孕育着多民族的文化和属于他们的乡愁文化，而这些多元的文化提供了横跨多个时空场景的地理空间和精神价值。从本案例出发，有助于我们开拓视野，更加完整地认识乡愁文化，并以此为依托为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传播提供借鉴。
乡愁作为一种抽象的文化，其呈现需要依托特定的文化符号，不仅包括具体的文字，也包含人文及自然景观、特定的行为乃至多样的文学文本。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在《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中的《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中指出：“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有两个本质特征：第一，对于处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人记忆而言，它是一种重要的媒介框架。第二，只要是有关团体和社会群体的记忆，文学作为一个储存（文化文本）和传播（集体文本）信息的媒介，也将是在文化背景下被回忆。”
对于文学来说，人们在阅读和接受其文本及改编的过程中可以形成集体记忆与情感价值，而这些内容与人类实际在社会实践和经验中形成的集体记忆有共通之处，因而现实主义流派的文学文本往往可以表现为对时代记忆的集体反映。
电影《狼图腾》作为一个优秀的有关记忆和情感的文学文本，将乡愁以一种可视的具象传达给观众，采用视觉化的呈现形式和可视化的故乡符号，如“草原”“牧民”“牛羊”“蒙古包”等元素，勾勒出牧民的“故乡”和“故土”。此外，反复出现的祭祀“腾格里”、牧民下葬等仪式也作为一种民俗的形态被表达出来，给观众以一种直观的视觉冲击力，从而使其产生对自身民族、文明文化的反思与审视。即便与海洋文明的西方和农耕文明的汉族传统理解中的故土形象有所差异，但借助第一人称的电影视角，观众得以融入导演所营造的氛围和语境之中，在观影过程中获得了与主角共通的价值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得以超越时空去感受相同的集体文化记忆和时代文化记忆——工业化革命和故土的消逝。在此基础上，影片同样与经历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世代产生了情感共振。除了直观的呈现形式，电影中的视觉、听觉符号同样借助隐喻和转喻的手段承接了意义，让观众得以直接从文化符号本身获得对意义的解读，例如电影中对“狼烟”的刻画就表达了对于过去历史和纷争的回顾，同样作为一种“去国怀乡”的乡愁隐喻被观众所理解并引发联想。
文化记忆是文化人类学上的重要概念，是由扬·阿德曼基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细分得出的。扬·阿德曼将记忆划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个体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也可以理解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在他的经典解释中被理解为“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
。文化记忆是一种对过去的文化在空间上实现的聚合，譬如通过图像、文本、文物古迹等在空间上的汇聚，塑造或者重塑个体乃至民族对于社会集体记忆的理解和认知。
在文化层面，情感在其中起到了良好的引导和构建作用，例如西方对于纳粹大屠杀的文化创伤研究，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文化记忆的再塑和反思。而乡愁则正处在文化记忆和情感的交界处，既蕴含了个体和民族对于故土故乡的理解和认知，也融合了基于这种理解和认知而产生的怀念、思虑和感伤的情感。换句话讲，乡愁体现的正是文化记忆的情感层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情感共鸣是其显著特征，蕴藏了对故土风貌人情及自然生态的情怀，包含了人类最质朴的情感普适认同性和共通的价值取向。
电影《狼图腾》就较好地实现了对自然生态的真实呈现，也通过实拍的手段营造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20世纪牧民生存状态，借助影视化的表达和台词文本从片中角色之口道出了过去人们的生存哲学，展现了“原始”的人们与自然、故土之间的情感羁绊，如用牛粪烧火、利用狼的存在来控制羊群数量等桥段无疑都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取之于自然，又还之于自然”的文化习俗。这样一种文化记忆虽然由少数民族所保有，但其中所包含的情感上的对于自然的尊重、对于传统文化的留恋却是跨民族、跨地域的。
“乡愁”作为一种对于曾经的、已经逝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迷惘和惆怅的心理情感，在当下越来越被人们所留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愁”具体是指对于工业化之后消失和被迫丢弃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生活的追怀。
在过去，人们常常把乡愁仅仅视为农耕文明和农业文化的专属物，而事实上，西方同样有海上水手“思乡病”的表述传统。《狼图腾》则从民族的层面上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乡愁开辟了新的视野，“乡愁”不仅是属于汉民族的情感，同样也是历经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变迁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和传统社会的退场，“乡愁”已经具有社会集体性和普遍性，逐渐成为对世界人文与自然亲密和谐的文化生活的一种追怀式的文化思潮，无论是东西方还是跨民族，都能够引起文化记忆上的情感共鸣。
“乡愁”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情绪，体现了个体与集体对过去的向往以及回溯的冲动与愿望。对个人而言，“乡愁”是“离家—思乡”的旧有生存经验和情感方式的直接表达，与迁徙和回乡的冲动有关，反映了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和现实生存状态，包含了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和精神嬗变。而对于现代性的集体来说，“乡愁”则表现了“现代性与全球化整体境遇下的‘怀旧’（nostalgia）情绪：不论是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还是消费的。它寓于现代性进程中，与标榜‘进步主义’的现代时间观背道而驰”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乡愁逐渐成了一种集体化的情绪，成为生存在都市中的人们向往田园和渴望回归自然的文化现象。以此作为文化背景，可以看到《狼图腾》用西方化的影片构建形式，结合东方少数民族的生活经验，从一个侧面呼应了现代人对“诗意”生活回归的向往和对被城市所取代的自然人文的留念，继而探讨“田园牧歌”式生活的远去与现代人应该走向何方的问题。这也是影片能在取得国内外观众一致认可的同时在文艺上取得一定建树的原因。
正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说：“精神上由乡村所形成的文化人类被他的创造物、城市所掌握、所占有了，而且变成了城市的俘虏，成了它的执行工具，最后成为它的牺牲品。”
在人们处在“加速社会”中的当下，时间和空间都被异化和改造，迈向现代化的人只有通过乡愁来遥寄对遗失了的生活处境的思念。乡愁跨越时空，成为联结人们情感的文化纽带，也实现了对时空的超越，让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们感受同一份心境，产生共同的理解。这正是《狼图腾》所传递给我们的重要的跨文化传播价值。
《狼图腾》改编电影的成功，离不开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历时七年的辛苦筹备，也离不开中国所提供的大力支持，但更多的还是源自影片本身所体现的共通的文化价值。通过发掘民族题材、地域题材和好的故事，融入全世界一致认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需要，以此作为依托，电影的创作有了与观众诉求交汇的空间，从而也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有效的传达和接受。
在中国电影跨国出海频遇困境的当下，《狼图腾》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典型。中外合拍的电影虽然成为主流，但在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和文化价值却未能得到好的传达，原因在于我们在电影创作及其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未能找到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与跨民族、跨地域受众相融合的意义空间，也就自然难以避免“文化折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狼图腾》启发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要找到跨民族乃至全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文化价值和情感，譬如从“乡愁”“正义”“自然”“亲情”等维度去建构跨文化传播作品的意义和内涵，避免一味地强调“价值输出”，走向“价值共创”或“价值共鸣”。此外，在发掘传播题材时同样可以拓宽视野，发掘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与汉民族文化的交织点，通过多样的题材和方式来展现。在形式上，我们则要逐渐走出中外合拍中中国导演、中国演员去参加外国故事创作的主流，而是要让更多的外国和中国少数民族的导演和演员加入到中国主流故事和电影的创作中去，用不同的视角去探讨经验生活和实践过程中的中国形象、中国故事，塑造更具有人文情怀和情感价值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