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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地处天南重地，其南海交通要冲、背靠五岭、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赋予它既封闭又开放的文化特性。从封闭性来看，远离中原使得粤西经济发展缓慢、文化趋于保守，故粤西土著俚僚文化表现明显，石狗崇拜、冼夫人崇拜、雷神崇拜广为流行，年例、游神、傩舞等传统习俗保持着原汁原味。从开放性来看，粤西在民系、语言、风俗等各方面均表现出多元融合特征。作为一块移民沃土，两千多年来，粤西大地以宽广雄厚的胸怀接纳着因屯军、垦荒、商贸、贬谪、流放等缘故迁徙而来的各类移民，也以开放兼容的姿态吸收融汇着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如今在粤西这块土地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俚僚文化、闽越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客家文化、吴越文化的存在，也可以窥见基督教文化、天主教文化的身影，还可见到西方现代文化的传播。开放的粤西文化并不固守于本土文化，在对各种外来文化的接纳消融中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文化组合，从而呈现出创新多元流变的面貌。
从粤西移民结构来看，闽南人占绝对优势。唐代便有“徙闽南之民于合州”
。宋元时期，因北方动乱，闽人更是大量入粤，并成为粤西的主要居民。“化州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人居其九，闽人奋，空拳过岭者，往往致富。”
阳江“邑大豪多莆（田）、福（州）族”
。苏辙在《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的小引里也提道：“予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明代的移民垦荒政策加速了闽人的南迁。闽人大规模进入粤西必然会导致语言、风俗等各方面的变化，以闽语为基础的方言雷州话开始形成，以闽越文化为主体的雷州文化也逐渐产生并定型。
雷州话，元明时称“东语”，是雷州半岛的第一大方言。明万历《雷州府志》卷五记载：“雷之语三。有官语，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三县九所，乡落通谈此。”
东语即闽语，明代时为雷州半岛的主要交际语言，清代时改称为“雷话”或“黎话”，在雷州地区广为流行。
闽语在廉江、吴川、电白等地区亦为主要语言。如明王士性《广志绎》提及：“廉州，中国穷处，其俗有四：一曰客户，居城廓，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
明陈全之《蓬窗日录》也说：“廉州人作闽语，福宁人作四明语，海上相距不远，风气相关耳。”
清张渠《粤东闻见录》则提到粤西地区普遍夹杂闽语与官话，“省会言语，流寓多系官音，土著则杂闽语。新会、东莞平侧互用。高、廉、雷、琼之间，益侏
难解”
。粤西闽语的发展在清朝时达到了高峰，它最终战胜了当地土著语言和官方语言，成为粤西的强势方言。闽语区的缩减主要来自粤语的冲击，清代闽语区几乎达粤西全境，但今化州、阳江等地均以粤语为主，粤西闽语区则缩小为雷州、电白、云浮等地。
闽人的大批入居、闽语的广泛流行均使闽越文化逐渐渗透，成为粤西地区的强势文化。首先，从地名来看，现今粤西地名带有明显的闽语命名习惯和特点。如粤西与闽语一样喜用“仔”为地名，粤西地名常带有海洋词汇，粤西惯用“田”“宅”“潭”“坡”“塘”等福建常见地名，其中“田”“宅”音与闽语“塍”“厝”读音一致。
妈祖崇拜是闽越文化的典型呈现，该风俗始于福建莆田，起初为当地民间奉祀，后演化为海神。宋代时妈祖崇拜由闽入粤，“某持节到广，广人事妃，无异于莆（田），盖妃之威灵远矣”
。明清时期的妈祖信仰在粤西地区更为盛行，妈祖庙数量众多，达数十间。现今妈祖庙在粤西地区尤其雷州地区仍有不少，最大的一座在雷州城南，取名为“天后庙”，其庙门联“闽海恩波留粤土，雷阳德泽接莆田”清晰道出了雷闽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妈祖崇拜在粤西地区还通过游神、妈祖诞祭祀等体现出来，如湛江赤坎平乐村、文章湾等地均有天后宫，每年正月十五前后平乐村会有妈祖像出游活动，文章湾则在年例时有妈祖巡游。至于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之日，粤西各地的庆祝活动更为热闹，人们斋戒诵经，祭祀演戏，往往持续数月。在粤西一些地方，小孩取名也表现出一定的妈祖崇拜，如湛江小孩习惯在名字中带“妃”或“妈”等字，如“妃二”“妃三”“妈生”“妈二”等，寓意着妈祖娘娘庇护，健康成长，这无疑是妈祖崇拜的一种体现。
雷歌是雷州文化的重要代表，主要采用承传闽南语系的雷州话，故雷歌中的闽越文化元素颇为突出。从雷歌歌词来看，大量的闽南方言夹杂其中。如雷歌《雨景》中“日头死去雷公哭，四山岭头戴白包”与闽南语民歌《日头起来甲迄高》中“日头起来甲迄高，淡水过了是台湾”的方言词“日头”的使用完全一致。其他如“目汁”指“汗水”，“侬”指“小孩”，“妰娝”指“女孩”等用法亦相同。从民歌内容来看，雷歌中包含大量闽南民间传说，如雷歌《赛洛阳》便与泉州蔡襄修洛阳桥的史实相关联。从民歌韵律来看，雷歌韵律比较突出，一般每首四句，每句七字，押韵多为一、二、四字，这与闽南民歌韵律非常相似。
粤语俗称广州话、广府话、白话等，在粤西极为流行，为粤西地区第一大方言，主要分为高阳片区、吴化片区和广府片区。其中，高阳片区包括阳江、高州、茂名、湛江等地，吴化片区包括吴川、化州、湛江，广府片区则包括云浮、电白等地。粤语在粤西的传播与闽人入粤大致同步，唐宋以前，语言大多混杂。宋元以后，大批广府商人从珠江三角洲向西南部发展，带去了粤语与广府文化，如光绪年间《石城县志·舆地志下·风俗》记载，石城（今廉江）言语不一，有客话与广话相类，其余有
话、雷话、海僚话等。
广府文化区成为岭南核心文化区，粤语以一种强势扩散姿态传播至粤东西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崛起，粤语已成为粤西居民的主要用语，即便是雷州话地区，粤语亦占据重要地位，广泛通用。
粤语的强势地位必然会带来粤语文化的进一步推广，如今的粤西地区，粤语文化尤为凸显：粤剧、粤曲、木偶戏等文化艺术广为流行，煲汤、早晚茶、喝凉茶等饮食习惯早已形成，飘色、醒狮、迎春花市、划龙舟等民间习俗深入人心，而广府文化重商逐利、敢为人先、开放包容等人文精神更是渗透于粤西人的血脉。
需要提及的是，粤语文化进入粤西地区后亦受到当地土著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相应变化。从语言来看，高阳片区、吴化片区粤语与广府粤语均有较大区别。如高阳片区粤语有较多舌尖中音、浊擦音、喉塞音、舌面前鼻音等，吴化片区则较多浊塞音、浊塞擦声母，而广府粤语却较为少见。词汇方面，粤西白话与广州话亦存在鲜明差异，粤西白话留存大量古俚语汇或语素。如“树”“辩驳”和“猪肝”在茂名话中称为“木”“顶颈”和“猪湿”，而在广州话中则被叫作“树”“拗颈”“猪润”。电白将“玉米”说成“包粟”、“手套”讲作“手笠”，信宜将“下雨”说成“落水”等，广州话均无此种说法。从艺术文化来看，粤西曲艺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广泛影响。以粤剧为例，它盛行于广州，清代传入粤西，成为“下四府”粤剧。受粤西本地剧艺和游神风俗影响，“下四府”剧目多为武戏，风格粗犷刚烈，与广府粤剧风格明显不同。至于风俗等方面，广府文化进入粤西后也逐渐与粤西文化融合，并成为当地文化一部分，共存于粤西大地，从而显现出文化的多元性与创新性。
秦汉时期，中原诸国开疆拓域，统一岭南，中原居民开始有组织、大规模地进入粤西地区，从而开始了中原汉文化与百越文化的融合。汉初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既大力引进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又强劲推行中原汉文化，鼓励越汉联姻，越汉之间出现了和睦团结的局面。魏晋时期，北方战乱频仍，中原汉人纷纷迁徙岭南地区，进入粤西地区的以流民为主。虽然俚人占人口多数，但先进的汉文化逐渐产生影响，汉俚融合的局面开始形成。隋唐以后，随着封建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加强，中原主流文化对粤西的影响更甚，并最终完成了俚僚文化被汉化、汉俚完全融合的历程。其中，冼夫人、雷祖陈文玉和历代流寓文人的贡献十分突出，现今粤西大地的冼夫人崇拜、雷神崇拜、书院等文化遗存可见三者对中原文化的传播作用。
冼夫人是南北朝时期粤西高凉郡俚人首领，为岭南地区的繁荣稳定、汉俚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深为当地人所敬仰。语言方面，俚人无文字，冼夫人积极学习汉语汉字，并大力推广。清崔翼周《诚敬夫人庙碑铭》记载冼夫人“善读阃外《春秋》”
。物质文化方面，冼夫人引进汉族耕作、纺织、铸造等技术，使粤西经济有所改善。风俗文化方面，冼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
，效果显著。冼夫人信仰是粤西地区传承久远的民间文化现象，极具生命力。在粤西很多地方，都遍布着冼夫人信仰的痕迹：祭祀和纪念冼夫人的冼太庙在茂名、湛江地区随处可见；冼夫人诞辰日，粤西民众尤其高州地区会举行隆重丰富的庙会活动；冼夫人雕像、冼夫人研究等各种围绕冼夫人的文化活动也经常举行。冼夫人信仰文化展示出独特的文化意义。
陈文玉为唐代雷州人，任雷州刺史期间，励精图治，改善民生，打击叛乱势力，巩固地方政权，促进民族融合，推行汉俗汉制，引进中原先进农耕技术，深受人们爱戴。陈文玉去世后被雷州人尊为“雷祖”，当地人广建雷祖庙，以祭祀、游神等多种方式表达对雷祖的崇拜，并延续至今，成为一种全民性文化现象。
粤西中原文化的传播还与历来贬谪和流寓文人关系密切。汉代以来，粤西便成为中原人贬谪或贬谪途经之地，唐宋时更有大量政治或文化名人来粤，如雷州西湖十贤：寇准、李纲、赵鼎、胡铨、李光、苏轼、苏辙、秦观、王岩叟、任伯雨。大量中原知识分子进入粤西后，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推行汉化礼教、兴办学校、发展生产，极大地推动了粤西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提升了粤西文化的品位。流寓文人及其创造的流寓文化已融入粤西文化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粤西客家人相对较少，其祖先多在宋以后从福建和广东嘉应等地迁移而来。客家祖地多为山区，耕地贫乏，当人口增多土地压力变大时，他们便选择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此外，客家人迁徙和动乱、械斗有很大关系。如清咸同年间，广东四邑（新会、开平、台山、恩平）的部分客家人因“土客大械斗”造成惨烈死伤，为避难，四邑的客家人被迫迁往粤西，这是“历史上客家人入迁粤西以来人数最为众多，时间最为集中的一次移民运动”
。粤西客家人的分布并不集中，他们大多与其他族群杂居，这就造成客家人往往持客粤双语的现象，并进而被粤语文化同化，粤西客家方言板块亦渐渐萎缩成小型的方言岛。今天的粤西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高州、电白、廉江等地，占粤西总人口的17.5％。
粤西客家话俗称“涯话”，有“大涯”与“小涯”的区分。“大涯”主要分布在纯客地域较广、客家人口较为集中、受粤语影响较小的地区，如廉江的塘蓬、化州的兰山、信宜的茶山、高州的马贵等地。“小涯”是指客粤杂居，受粤语影响较大的客家话。粤西客家话与其他地区的客家话在声调、语音、词汇等方面并无太大区别。据李如龙、张双庆所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所列，大约三分之二的客话条目，在粤东、粤北和粤西部是相同的，有明显差异的条目大约350条。如粤西客家话中“反面”（板着面孔）、“流杀”（流血）、“锅寮”（锅铲）、“鸡鸾”（母鸡）、“妹子拐”（女孩子）等词语为粤西独有，需作特别注释才能为外人所理解。
客家人大多笃信“宁卖祖宗地，不忘祖宗言”的信条，虽然族群杂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客话的纯粹度，客家文化与土著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融合，但粤西客家人仍保留着自己的某些特质。首先，粤西客家人重视祖宗崇拜，建宗祠、修族谱、祭祖先，有强烈的宗族认同感。如化州长岐镇的华山李氏大宗祠，占地3000平方米，有600多年的历史，已成为研究岭南文化历史的珍贵遗迹。河唇钟氏大宗祠供奉的高曾祖灵牌位多达几百个，清晰记载着钟氏家族的迁移和发展史。其次，粤西客家民系突出祖宗神和功名神崇拜，广建各类庙宇，如天师公庙、三仙公庙、医灵庙、观音庙、土地庙、牛庙社坛等。再次，客家人崇文重教，大力兴办族学，很多祠堂都兼作学校，而宗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也往往与家族中士绅子弟的数量、学问的高低密切相关。客家地区至今流传着很多劝学的谚语，如“子弟不读书，好比没眼珠”“只有郎子出得众，不要银子堆家中”等。最后，粤西客家仍保存着独特的风俗习惯，如特有的客家饮食盐鸡、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特有的飘色、擂茶、客家山歌等风俗，粤西客家文化散发出自己独特的魅力。
首先进入粤西且影响粤西土著文化的外来文化是荆楚文化。战国中期，楚相吴起“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
。楚国势力远达苍梧，“南海服属于楚，作楚庭”，“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
楚人大量进入粤西，《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九嶷、苍梧以南至澹耳，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
这里的“杨越”便是原生活在湖北汉水一带的楚人。随着杨越人的南迁，荆楚文化也逐渐渗透，融入当地语言与民俗中。从语言来看，粤西流行的粤语中有明显的古楚语因素，如粤西吴川、化州、信宜等地方言“无”与湖北武穴梅川镇的古楚语完全相同，方言“牛”的发音与梅川音都是滚音声母，也属于古楚语。从器皿来看，在粤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双肩石斧、印纹陶器残片跟湖北枝江、房县等地遗址发现的器皿非常相似，信宜、湛江等地出土的青铜器都来自楚地或深受其影响。从民俗来看，荆楚文化重鬼神淫祀，“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鼓舞以乐诸神”
。粤西人鬼神祭祀深受影响，故秦观贬谪雷州时写到海康盛事“杀牛挝祭鼓，城郭为沸动，虽非尧历颁，自我先人用。大笑荆楚人，嘉平腊云梦”（《海康书事》）。另外，粤西人与荆楚人一样风行“端午竞渡”，并将其视为凭吊屈原的主要方式，荆楚文化的遗风在现今粤西大地尚存。
粤西的海外往来由来已久，早在赵佗建立南越国时，便有发达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南粤国民开始海外往来。不过，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启应为汉武帝年间。《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
由此可知，西汉时徐闻、合浦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海外文化经此传播到全国各地。
佛教是经粤西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重要海外文化。《南齐书》曰：“越州献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长三寸，上起禅灵寺，置刹下。”
其时越州包括今雷州半岛，佛教寺院在粤西出现也大多是在南北朝时期。现今粤西佛教文化仍十分流行，粤西人喜好参禅礼佛，不仅信徒众多，而且出家人数量庞大，寺院庙宇星罗棋布。雷州和徐闻是广东省佛徒、寺院最多，佛教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据统计，雷州寺庵达100多间，雷州城区便有大小寺庵42间，雷州半岛无疑是岭南最大的佛教中心。
西方宗教文化在粤西大地亦有较大影响。明代天主教已在徐闻、海康、茂名等地活动。鸦片战争后，湛江广州湾为法国租借，西方宗教文化广泛传播。民国时期，天主教和基督教获得大规模发展。据统计，到1949年，雷州半岛有天主教徒12000多人，大小教堂20多座。直至今日，天主教和基督教在粤西的传播仍较为广泛，宗教活动也颇为活跃，落成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霞山天主教堂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粤西建筑、习气等亦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广州湾被法国租借后，其城市规划、建筑格局、管理体制等各方面均受到很大影响。时至今日，法国公使署旧址、霞山天主教堂等多种法式建筑和骑楼街区等均可看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成为颇具中西融合特色的建筑。在社会习气方面，广州湾时期，走私、贩毒、赌博猖狂，这些不良习气对当地造成极坏影响。
任何地域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或行政空间，它涵盖着特定的文化传统，指向有独立标识与文化认同的特定区域文化。粤西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多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区域文化，它既融汇了闽越文化的重商逐利、开拓冒险的精神，又兼有广府文化的开放包容、亲民务实特性，还承传了俚僚文化的好勇斗狠、果敢刚烈的习气，粤西文化无疑是多元异质文化融汇创新的结晶。当下，地域文化该如何发展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于粤西而言，有人认为要珍惜并保护本土原生态文化，充分发掘粤西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有人则认为要开展多方文化交流，彻底解决粤西文化边缘化问题，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发展潮流。一味倡导本土化容易落入狭隘地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陷阱，片面强调大区域化乃至全球化又导致地域文化的面目模糊难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保持基本底色，寻找共同契合点？谋求共生与创新的多元跨文化交流无疑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可能性路径。
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一向是岭南文化持续充满创新活力的力量源泉，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行更是强化了这一趋势。以往，我们大多强调大湾区在地缘、史缘、族缘等方面的文化相似性，努力使各种异质文化融合为一个大岭南文化。但湾区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区域文化差异的消融，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典型的异质空间。从空间布局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为节点的多中心都市群；从体制来看，“一国两制”凸显了城市文化的差异性；从语言来看，普通话、粤语、英语、葡萄牙语等多语种共存更是丰富了大湾区的文化多元性。粤港澳大湾区多元异质空间的典型性特征决定了新世纪岭南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谋求多元文化的共生与创新。粤西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紧邻圈层”，新时代粤西发展应及时抓住大湾区建设机遇，主动将粤西文化融入大湾区文化发展中。但多元文化融合必然存在一定的文化冲突与身份错位，加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否会因为湾区经济一体化而丧失文化的独特魅力？新时代粤西文化发展应坚守多元异质文化的差异性共生与创新性融合：既要向内转，找寻本土文化的根脉与灵魂；也要向外转，以发展开放的眼光接纳大湾区各种异质性文化的进入，努力发掘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差异性和共通性，找寻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审美契合点，从而使粤西文化不断更新、永葆活力。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中的城市形象与文化建构研究”（2020WTSCX032），广东海洋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想象岭南：新时期广东沿海文学的空间书写研究”（R19012）。
作者简介： 李海燕，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