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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学术界强调货币政策通过短期利率调控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新古典主义价格机制（Jorgenson，1963；Tobin，1969）。传统的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IS-LM模型认为，利率传导机制一般遵循以下传导路径：货币政策实施调整→货币市场的利率变化→金融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利率变动→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变化→实际经济产出变化（Bernanke ＆ Blinder，1992；Taylor，1993）。尤其是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短端利率无法顺畅传导到贷款利率等长端利率的困境，这引起了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的广泛关注（Boivin et al.，2010；Gertler ＆ Karadi，2013；Illes ＆ Lombardi，2013）。近年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优化调控方式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研究也越来越多。已有成果主要通过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所得结果并不一致。目前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及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从宏观经济领域研究利率政策对产出价格等经济变量的影响来判断利率政策具体的传导渠道
许多学者对利率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角度：
（1）关于利率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McCallum（1983）、Litterman和Weiss（1985）认为利率可以吸收货币供应总量的预测能力，与货币供应量相比更能有效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Bernank和Blinder（1992）、Friedman和Kuttner（1992）指出在利率体系中通过短期利率以及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两者间的利差，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的预测。Estrella和Mishkin（1996）考察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间的相关性较差，而利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较好，为利率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依据。
（2）关于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利率对货币政策有关宏观经济变量所产生的影响。Gelb（1989）针对34个欠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实际利率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Mendoza（1991）、Correia等（1995）关于小型对外开放经济体的研究发现利率既不存在顺周期性，也不存在反周期性，利率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显著。Chirinko（1993）认为，与数量调整相比，货币政策的价格调整（即利率调整）对固定投资的影响不显著。Taylor（1995）对美国、加拿大、德国等7国的经验研究表明，利率会导致资本成本变化，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支出产生显著影响。但Bernanke和Gertler（1995）指出难以通过资本成本量化来研究利率对实体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曾宪久（2001）采用我国1978—1998年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利率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指出我国利率变动存在一定的产出效应。谢平和袁沁？（2003）采用我国1987—2001年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我国利率政策的效果，认为实际利率对于名义与实际产出水平的预测力显著高于其他金融变量。Uribe和Yue（2003）采用7个新兴经济体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国内利率和世界利率冲击与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内利率和美国利率冲击分别可解释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周期的12％与20％，美国利率的冲击通过国内经济变量来进行传导，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率的扩散效应则加剧了经济波动。钱水土和于广文（2004）基于利率管制假设实证分析了我国利率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强调我国名义利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相关，但实际利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Neumeyer和Perri（2005）基于利率传导的一阶自回归过程，对发展中国家利率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利率变动能够解释50％的经济波动，利率冲击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Canova（2005）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对拉美国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拉美经济波动存在显著影响，而利率传导渠道增强了货币政策的冲击影响。方先明和熊鹏（2005）基于交叉统计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与协整检验结果，通过最大时差相关系数、方差分解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利率政策的时滞效应。结果显示：利率政策效应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得不到充分发挥；利率工具具有明显的时滞效应，即我国利率传导机制阻碍因素较多；利率传导的价格时滞小于产出时滞；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改善我国利率政策效应的主要方法。江春和刘春华（2006）采取方差分解法分析利率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的贡献程度，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利率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有关经济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进一步考察这种利率政策效应在产权制度方面的原因。结果表明：一是目前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中利率的作用局限比较大，主要集中体现在货币政策的短期影响；二是利率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作用有限的制度原因是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三是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利率效果。伴随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央行积极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及理念，利率作为重要的资金价格已成为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途径之一（易纲，2009；周小川，2011）。李成等（2010）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美国利率波动对我国利率变动以及中美利率间的协调性存在非对称性影响，利率传导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延良和白未乐（2011）运用Engle-Granger两步协整检验法、ADF单位根检验法、格兰杰检验法以及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选取我国1993—2007年间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利率变化对经济运行变化趋势的产出、投资、物价和货币供给这四个关键因素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利率传导具有非对称性效应：积极性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小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利率冲击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效应的非对称性不强；利率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效应低于利率冲击对价格的影响效应，利率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效应非对称性低于利率冲击对价格的影响效应非对称性。许姣丽（2012）认为利率冲击对实际产出波动的传导效应与汇率制度紧密相关。基于汇率制度，建立SVAR模型，实证检验实际利率冲击对我国和新加坡产出波动的传导效应。结果显示，与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新加坡相比，世界利率冲击对我国产出波动的影响更大；本国利率冲击由于汇率制度的不同影响机制，对中新两国产生了不同传导路径；新元汇率与实际利率是中新两国产出波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刘义圣和王世杰（2015、2016）、刘义圣和万建军（2015）对利率市场化前后中国和美国基准利率的市场传导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选择基准利率并不是利率市场化的必要前提条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既取决于基准利率的形成方式，也取决于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央行所扮演的合理角色。刘"等（2017）选取2008年1月—2017年3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贷款利率以及存款基准利率，利用有向无环图（DAG）方法构建SVAR模型，对存贷款利率放开后限制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存款基准利率仍是通货膨胀和其他关键利率变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作为央行利率政策的重要调控工具。尹振涛等（2023）指出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大大改变了金融运行与金融市场结构特征，也深刻改变了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并基于2018—2020年某国内头部助贷企业的数字消费信贷微观数据，对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在数字消费信贷市场上的传导效率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利率在数字化背景下可以有效传导到数字消费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具有明显的违约风险溢价和信用溢价特征；货币政策紧缩期背景下货币政策利率对数字消费信贷利率存在更高的传导效率。
至于是名义利率还是实际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Mishkin（1996）强调长期而非短期实际利率对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的影响；央行对短期名义利率的调整效果取决于其对长期实际利率的影响，即使存在理性预期且在价格黏性条件下也会导致利率调整对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同时在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中仅用名义利率大小来测度货币政策的松紧是不明智的。Fuhrer和Moore（1995）采用季度数据对美国利率与货币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名义利率对实际产出存在负向影响，通过短期国债利率可以较好预测半年后的产出水平，而且短期国债高利率与12个季度后的低通胀率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Levy和Halikias（1997）基于双资产模型探讨了利率的产出效应传导机制，认为央行利率提高后，通过家庭资产结构调整和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真实利率将会上升，从而导致耐用消费品支出、投资支出下降，进而引起真实产出下降。
有些学者指出，中国的利率渠道在经济实践中仍不顺畅，利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偏弱（Mehrotra，2007；Koivu，2009）；中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用渠道和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利率传导渠道还有待疏通（周英章、蒋振声，2002；蒋瑛琨等，2005；盛朝晖，2006；盛松成、吴培新，2008；张辉、黄泽华，2011）。也有些学者指出，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在利率市场化逐渐推进过程中发生了体制转变，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等货币市场利率对产出水平、物价等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姜再勇、钟正生，2010；张辉、黄泽华，2011）；中国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有效影响（孙明华，2004；宋旺、钟正生，2006）。还有学者（Calvo ＆ Vegh，1995）指出央行暂时性利率的提高短期内可降低通胀率，但长期内无法有效抑制通胀率，甚至会加剧通货膨胀水平；而永久性利率的提高在短期内能降低通胀率，但阻碍了短期产出水平，且长期内对通胀率不具有实质性影响。黄晶（2020）通过交互式向量自回归分析模型，纳入金融结构、汇率弹性和银行业竞争度三种因素，探讨了利率渠道对于扩张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重要影响。结论表明：汇率存在一定弹性、银行业存在一定集中度、金融结构倾向于银行业，这些因素对于强化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具有促进作用。建议不仅要重视银行业的中介融资功能、激励银行业内部进行适当竞争，还要不断提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能力，保证基础建设投资服务实体经济。
（3）关于运用计算利率的泰勒规则（即利率规则）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并进行比较，以评价一国或地区的货币政策效果。Taylor（1993）在利率充当货币政策的规则上作出了开创性贡献，通过产出与通货膨胀各自的相对变化对利率进行调整的操作手段可以较好地实现政府的货币政策目标。Giannoni和Woodford（2002）通过构建动态线性的理性预期模型，指出最优的货币规则既可以应对外来冲击，又能独立于特定的静态冲击，同时一般化的泰勒规则被认为是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但利率与其他目标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同步。Khan等（2002）认为在价格刚性和交易成本条件下，名义利率平均水平在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应该很低，并且在实际、货币部门遭受不确定性冲击条件下，价格水平应保持稳定。谢平和罗雄（2002）分析了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货币政策中的适用性，指出泰勒规则可以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参考尺度。李春琦（2003）认为我国名义利率而非实际利率的降低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实际利率的调整是影响我国投资与储蓄的决定性因素。
2．从微观企业领域分析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的异质性影响
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扩大利率波幅能够促使企业达到最优债务期限结构。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企业面临着不同市场利率，从而造成融资成本差别，导致不同企业潜在项目融资能力不同，进而导致企业间的投资水平不同（Mcconnell ＆ Servaes，1995；童盼、陆正飞，2005）。Bemanke和Gertler（1995）认为提高利率会引起企业担负更多利息支出，从而导致企业现金流恶化，降低用于新增贷款抵押资产价值，加剧融资约束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进而影响投资决策。Chirinko等（1999）基于美国企业数据，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模型，指出美国企业投资对于资本使用成本的弹性系数为-0.25。Butzen等（2001）建立ARDL模型检验了比利时企业的投资，指出利率渠道的影响明显，且小企业比大企业更为敏感，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存在分布式效应。Gaiotti和Generale（2002）构建不同模型对意大利企业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利率变动效应既通过增加资本使用成本进行传导，也通过恶化融资约束进行传导。Mojon等（2002）建立动态新古典误差修正模型对企业投资支出进行了估计，认为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欧盟国家的资本使用成本对企业投资支出存在显著的反向影响，且没有证据支持货币政策对小企业的影响比大企业大。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通过新古典投资模型分析框架，利用1999—2007年间我国所有国有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库，运用动态面板回归方法对我国企业投资资本成本的敏感性进行了估计，认为我国工业企业投资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Chatelain等（2003）发现利率渠道的影响是通过企业资本使用成本来体现的，并且利率渠道在欧洲各国中都是非常显著的。Katay和Wolf（2004）指出匈牙利企业的投资需求对于资本使用成本更敏感，这也表明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渠道来发挥作用的。Nagahata和Sekine（2005）基于日本企业面板数据，构建了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与误差修正模型，认为在日本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渠道对投资产生影响，不良资产负债表抑制了小规模或无债券发行企业的投资行为。Gianni（2005）基于澳大利亚微观领域数据，认为资本使用成本是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并发现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显著性。彭方平和王少平（2007a）采取中国企业数据，通过应用非线性光滑转换的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非线性传导效应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中国货币政策对企业的投资传导存在明显的非线性效应。胡援成等（2007）在基于债务期限结构理论基础上，提出利率波动与T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存在正反馈机制。并采用中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能够较好反映企业债务的期限结构变化，同时利率波动会降低大部分行业短期债务的比例，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但企业债务的期限结构变化对我国现阶段利率形成的影响不显著，短期和长期的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未通过。最后，从利率期限结构与利率风险的视角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特殊债务结构进行了新的解释。Gilchrist和Zakrajsek（2007）通过美国企业数据就利率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资本使用成本对企业投资决策具有量化与稳健的影响，资本使用成本每增加1％将导致投资率减少50～75个基准点、长期资本存量降低1％。彭方平和王少平（2007b）利用新古典投资模型分析框架，基于微观视角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利率政策微观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货币政策改变利率政策以影响资本使用成本与国债到期收益率，从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进而表明中国利率政策微观有效性。宋芳秀（2008）基于利率机制作用有效性视角，采用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利率调控的效果。认为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利率软约束现象，利率对于投资的传导作用机制不顺畅，进而利率不宜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曾姝和周臖（2008）认为债务期限结构的不合理在利率波动背景下会提高企业违约风险。通过Geske复合期权的定价模型，引入随机利率因素并构建企业违约风险的估计模型。结果显示，在市场利率波动频繁时，企业需降低短期债务比例比重才能实现最小化违约风险。过高的短期债务比例给企业带来的违约风险约束有限，由此造成的成本与风险的不匹配可能是解释我国特殊债务期限结构的一种新思路。Zulkefly（2012）实证检验了马来西亚货币政策对上市企业投资的影响，认为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和利率渠道产生影响，且对不同行业企业的作用是不同的。战明华和应诚炜（2015）将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和企业产权异质性两大经济结构特征引入广义货币渠道影响机制基准模型中，建立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广义货币信贷渠道影响机制拓展模型。采用我国非上市公司1998—2007年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相关假设验证。结果表明，在利率管制放松条件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广义货币信贷渠道加强了金融加速器效应。但国有经济比重提高对金融加速器效应产生了显著的弱化作用。因此，应将金融摩擦程度纳入货币政策操作考虑的范围，金融摩擦的减少要先于利率完全自由化。罗正英和贺妍（2015）在新古典投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误差修正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于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分布式效应以及制度环境对于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在非融资约束企业中不存在显著效果，但在融资约束企业中非常显著；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企业投资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比市场化进程较低的企业更大；市场化既可化解融资约束，还可优化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钱雪松等（2015）采用上市公司2007—2013年间的委托贷款数据，基于理论模型讨论利率传导机制，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总体上货币政策实施对企业的借款利率具有显著影响以及Shibor充当中介变量时有明显的中介效应；在融资歧视背景下，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具有明显的体制差异性；国企等体制内企业的借款利率对于货币政策调整反应非常敏感，民企等体制外企业的借款利率长期居高不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并未促使借款利率下降。黄佳琳和秦凤鸣（2020）指出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是利率传导有效性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银行机构作为中介是利率传导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以商行利率定价机制为切入点，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场化利率定价、银行业竞争和利率传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运用2011年1月—2016年12月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贷款利率指数，进行FGLS模型估计，并对相关推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商行利率定价机制市场化程度与银行业竞争程度会对银行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产生影响。商行利率定价机制市场化与银行业竞争越激烈、程度越高，利率传导效率也越高，银行贷款利率的变化会随着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化而更充分。因此，应通过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适度增加银行业竞争等手段提高利率传导效率。张吉光（2022）基于商业银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FTP）定价角度，构建贷款利率定价模型探讨FTP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传导的作用机理，并提出行业银行利率传导路径依赖的新解释。张吉光利用某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通过回归模型对FTP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传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TP是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传导机制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市场化FTP明显促进了市场利率对贷款利率的传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