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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国民经济再生产运动和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金融体制机制是否顺畅关系到社会再生产是否能够健康运行。马克思金融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有着十分独特的视角，可以清楚地检视金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存在形式及政府所采取的调控手段。
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进程中，只有清晰地揭示出利率决定机制以及利率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机理，才能实现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沿着既定目标与方向推进。马克思金融理论科学地阐释了利率的来源、形成、运动及其本质，在定性基础上进行了定量分析，将定性与定量分析进行有机结合，科学地揭示了利率运动规律和本质。因此，对马克思金融理论进行科学解释，不仅能强化历史方法的考察，还能客观地认识对外开放条件下利率管理体制的成因、机理及作用，为利率政策的正确制定与实施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的“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中，集中论述了金融理论内容，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利息来源于利润。利息是债务人由于利用债权人资金所付给债权人的一种补偿和报酬，与资本金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利息体现出了占用资本并产生利润的能力高低。职能资本家通过借入资本投入生产并创造出利润，该利润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企业利润留存，另一部分是支付给借贷资本家作为占用借贷资本的一种补偿，而这种补偿便是形成利息的源泉。因此，利息是利润在从事产业经营的职能资本家与贷放货币的借贷资本家之间的分割。马克思指出“同一资本有双重规定：在贷出者手中，它是作为借贷资本；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它是作为产业或商业资本。但它只执行一种职能，也只产生一次利润”。这说明利息的最高界限是利润。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来说，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创造出利息率”。这说明借贷资本家所获得的补偿和报酬的多寡取决于创造利润的产业资本家和提供资本的借贷资本家在进行利润与剩余价值分割时的竞争程度。可见，支付给借贷资本家的利息的多寡取决于两个方面：①总体上可供分配的利润总量制约了利息的多少，也就是说，如果资本创造的利润越高，那么总体可供分配的利润总量越大，可支付给借贷资本家的利息也就越多，反之，如果资本创造的利润越低，那么总体可供分配的利润总量越小，可支付给借贷资本家的利息相应地也越少。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说的利润是指社会平均利润，而不是指个别企业或行业的利润，因此，也可以说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②职能资本家支付的利息与留存的企业利润在总体利润里的分配关系是制约利息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又影响了这个分配关系。因此，马克思从职能资本家所创造的平均利润与借贷资本供求关系两个角度对利息和利率的确定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二是利润率决定利息率。利息率也可简称为利率，是借贷期满后的利息总额与所贷出本金总额之比。由于利润是利息的源泉，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将在借贷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之间进行分割，并将企业所形成的纯收入进行再次分配，这也可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利息本质。马克思认为总利润是在两个资本所有者（即职能资本家与借贷资本家）之间以不同名义进行的分配，因此，利润大小决定了利息的多少，利息率的高低受制于利润率的高低。马克思指出“利息率对利润率的关系，同商品市场价格对商品价值的关系类似。就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总是由一般利润率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在某个特殊产业部门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利润率决定，更不是由某个资本家可能在某个特殊营业部门内获得的额外利润决定”。这里所说的一般利润率就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社会平均利润率是指社会总利润与社会总资金之间的比率，并不是某一部门或行业的个别利润率。虽然社会平均利润率与各个企业或部门的个别利润率存在差异，但社会平均利润率也反映了大部分企业或部门的个别利润率。马克思从平均利润率这个角度分析利率问题，得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首先是平均利润率决定了利率的范围，由于利息取决于利润总额，利息率取决于平均利润率，利率的最高界限就是平均利润率。“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按照我们以上的假定，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就成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等于0。”至于利息的最低界限，马克思认为：“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它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不过这时候，总会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到这个相对的最低限度以上。”一般可以把零作为利息的最低界限。利息不能为零，否则借贷资本家会因为无法获得收益而不把资本贷出。因此，利率的变化区间是介于零与社会平均利润率之间，社会平均利润率越低，则利率越小；社会平均利润率越高，则利率越高。同时借贷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在分割利润的过程中，既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又存在一定的竞争和分歧。一方面，借贷资本家所能获取的利息回报（即利率大小）取决于职能资本家所追逐的利润率，显然，利润率对于职能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都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经济利益一致。另一方面，利息取决于平均利润，而不论是借贷资本家还是职能资本家，都想从既定利润总量中获取最大利益，因此，在对利润总量进行分割时，职能资本家与借贷资本家又存在矛盾和竞争。最后是平均利润制约了利率的变化范围与趋势，平均利润率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而趋于下降，从而利率也必然处于下降趋势。
三是利率具有市场性。由于利息是使用货币资本的价格，是价格的一种形式，则货币资本的供求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利息水平。长期来看，平均利润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导致利率呈现出不变态势，而短期内，货币资金的供求关系会导致市场利率产生波动性。“生息资本虽然是和商品绝对不同的范畴，但变成特种商品。因而利息就变成了它的价格，这种价格，就像普通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任何时候都由供求决定。”“市场利息率是由供求关系直接地、不通过任何媒介决定的。”“借贷资本的供给和借贷资本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当时市场的利息状况。”
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利率的市场性：第一，市场利率直接由借贷资金供求关系决定。既然借贷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利率，那么货币资金的供求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利率的变动，利率随着借贷资本的需求与供给的变化而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借贷资本供给不变，借贷资本的需求增加，货币资本供不应求，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借贷资本的需求减少，货币资本供过于求，导致市场利率下降，借贷资本与需求量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如果借贷资本需求不变，借贷资本的供给增加，货币资本供过于求，导致市场利率下降；借贷资本的供给减少，货币资本供不应求，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借贷资本与供给量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如果借贷资本需求与供给都发生变化，借贷资本供需两者间的非均衡状态决定了市场利率的变动，借贷资本的需求大于供给时，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借贷资本的需求小于供给时，导致市场利率下降。市场利率的变动取决于借贷资本供需结构的非均衡性。第二，市场利率的波动最终归结于实际产业发展状况。马克思在研究利率影响因素时指出“货币资本的供求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毫无疑问，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同样毫无疑问，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这表明，马克思金融理论不仅认为借贷资金供求之间的关系是引起市场利率变动的直接原因，还进一步认为实际产业发展状况决定了借贷资金供求之间的变动关系。实际产业发展部门在一定时期内既可能存在资本扩张也可能存在资本收缩，实际产业发展部门扩张资本时，固定资本投资和新增项目都会扩大，生产力会迅速扩张，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也会迅速增加，此时借贷资本的供给会相对不足，促使市场利率上升；实际产业发展部门收缩资本时，固定资本投资和新增项目都会减少，生产力则增长缓慢，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也会迅速减少，此时借贷资本的供给会相对过剩，促使市场利率下降。“如果利息率提得很高，那只是因为货币资本的需求比它的供给增长得更快，或者换句话说，因为工业生产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经营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而扩大了。换句话说，实际的产业扩大，造成了对‘信贷’需求的增加。”由此可见，借贷资本供求关系是决定市场利率波动的直接原因，而实际产业发展状况是决定市场利率波动的最终或根本原因。第三，市场利率与经济周期相关。马克思科学论述了经济周期各阶段因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各自不同运动状态而对利率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波动，经济波动不是某个或几个部门、行业所产生的局部波动，而是总体经济活动的波动。经济周期通常表现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繁荣、危机、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在繁荣阶段，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设”，“充裕的货币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社会生产迅速扩大、物价上涨、产业资本急剧扩张，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快速增加，导致借贷资本的供给相对紧缺，进而促使市场利率上升到较高水平。在危机阶段，社会生产停滞，许多企业因商品销售困难无法按期偿还债务，导致产业资本过剩而借贷资本严重缺乏，引起支付关系紧张并出现信用危机，企业要求以现金支付而不是赊销方式出售商品，这时现金需求急剧增加，但借贷资金的需求远远高于借贷资金的供给，引起市场利率不断提高直至达到最高限度。在萧条阶段，由于上一轮衰退所导致的生产过剩，物价水平处于最低点，企业生产规模进一步缩减，产业资本也逐步收缩，整个社会生产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此时借贷资金的供给远大于借贷资金的需求，造成市场利率处于最低水平，因而“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在复苏阶段，“借贷资本过剩同再生产过程的新扩大结合在一起”，使得“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社会投资逐渐增长、物价逐步回升、社会生产规模开始扩张，产业资本也开始扩大，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日益增加，从而使得市场利率有所提高，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因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到周期的下一阶段的过渡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