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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许多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利率平价理论到价格黏性模型（Dornbusch，1976；Mussa，1984），再到优化理论模型（Grilli ＆ Roubini，1992；Obstfeld ＆ Rogoff，1996），以及现代金融理论中都涉及利率和汇率关系的研究。
传统利率平价理论中的平价方程式所含有的利率与汇率，是央行货币政策制定的主要手段和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工具，两者在传导过程和运用中存在紧密的联动制约关系。利率和汇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相互影响与制约，对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内部和外部均衡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而深受学术界广泛关注。Aliber（1973）指出大多数学者忽视了没有被利用但以套利为目的的获益机会和基于预期角度利率平价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通过违约风险、交易成本以及相关收益等因素的组合来重新解释利率平价理论。Frankel（1979，1985）基于刚性价格货币模型建立了实际利差实证模型，实证分析了1980—1985年间美元实际汇率上升是否归因于美元的长期期望汇率变动，抑或是美国、七国集团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实际加权利差增大。结果表明，实际利差上升大多数情况下导致了美元升值。Smets和Wouters（1999）指出汇率调节充当了连接国家之间经济活动的桥梁，并因此而引起了与其他货币汇率间的交互效应，可被各国GDP和物价等指标快速地反映，进而导致国家之间的利率交互影响。Flood和Rose（2002）采取23个国家的样本数据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金融危机前后的非抛补利率平价，强调非抛补利率平价的表现在金融危机阶段比金融稳定阶段更为显著。Chinn和Meredith（2004）的实证检验表明西方七国非抛补利率平价在短期内不成立，但在长期内成立。Mark和Moh（2005）构建非线性的可调整动态模型，运用美元利率及其对他国的汇率，认为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联动关系在较长区间要大于短期区间。Kim（2006）区分了价格指数，分别建构了总体价格、非贸易品价格和贸易品价格的实际利率，利用单位根检验法对国家间的实际利差平稳性进行了考察，认为价格指数的不同对实际利率平价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Mehl和Cappiello（2009）选取美国和1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8个工业化国家1971—2006年间的双边利率、汇率的月度数据，研究发现工业化国家与美国之间的非抛补利率平价理论成立，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风险溢价与政治风险使得非抛补利率平价理论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与美国之间不成立。张萍（1996）较早将交易成本纳入模型中，构建了修正的利率平价模型，但并没有在数学公式上进行推导。易纲和范敏（1997）认为汇率变动应等于利差再加上一个取决于体制等因素的摩擦系数，该摩擦系数会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与开放度的提高而逐渐缩小，利率平价预测能力也会愈来愈强。Berk和Knot（1999）根据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和瑞士的债权利差，通过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利率与汇率互动趋势不明确。钟云波（2002）通过利率平价理论、参考换汇成本理论以及汇率超调理论，实证检验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率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关系，考虑利率平价理论在我国的适用程度差异性，引入资本管制和交易成本等因素，对利率平价公式进行修正，构建了人民币汇率调整模型，有力地揭示了目前我国利率、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薛宏立（2002）将交易成本和制度摩擦系数引入利率平价模型中，认为伴随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交易成本会趋于下降，制度摩擦系数会逐渐趋于零，利率平价理论将成为远期外汇市场上汇率预测和汇率定价的良好工具。刘淄和张力美（2003）认为利率政策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利率调整对汇率变动产生影响时，汇率调整也对利率水平决定起到一定作用。王爱俭和张全旺（2003）总结了汇率与利率间联动关系的作用机制，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考察了汇率与人民币利率之间的联动性，认为利率平价理论在我国不成立。张宗新（2006）认为利率与汇率间的关系伴随资本流动自由化日益提升而变得越来越紧密，因利率平价机制而引起的交互作用与效应日益突出。荀玉根（2008）引入制度摩擦系数和交易成本，并拓展了传统利率平价理论，认为伴随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制度摩擦系数与交易成本会逐渐降低，利率平价解释利率与汇率联动机制的能力将会得到强化。刘威和吴宏（2010）实证评估了中国与美国利率和汇率的相互影响效应，提出利率是美国国内利率变化和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而中国利率政策变动对美国利率政策和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仍较弱；但美国利率政策变动对中国利率政策变动和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则相对较强。范立夫（2010，2011）利用资产价格套利模式修正了利率平价模型，构建了加权资产收益率平价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法检验了该模型，并提出了中国利率和汇率相互协调配合的建议。陈福中和陈诚（2012）基于非抛补利率平价理论分析框架，对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汇率与利率的交互效应动态机制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在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汇率与利率的交互影响中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协整关系和密切的相互影响；各变量对本身的影响及其通过模拟所引起的误差可以根据本身解释部分均比另两个变量更大，这为我国今后利率和汇率的政策提供了借鉴。潘锡泉（2013）对传统利率平价理论进行适度修正与拓展，采取汇率改革后的两阶段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修正后利率平价理论的成立与否以及中美利率与汇率的动态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伴随汇率改革后汇率市场化的推进，交易成本放松假设下修正后的利率平价理论成立；增加交易成本能显著降低汇率波动幅度；利率和汇率间具有明确的传导机制，其通过利率或汇率变动影响本外币资产转换、资本项目变化以及经常项目变化所产生的效应进行传递；要使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得到充分发挥，应建立一种可以实现利率—汇率联动的协调机制。还有学者质疑利率平价理论中所解释的利率对汇率的决定关系（Mishkin，1984；Cumby ＆ Obstfeld，1984；Meese ＆ Rogoff，1988）。Flood和Rose（2002）采取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时期OECD23个国家的日度数据，对非抵补利率平价进行了验证。
也有学者对利率与汇率相关性及其联动机制进行研究。Baxter（1994）、Eichenbaum和Evans（1995）、Edison和Pauls（1993）等也都得出了真实利率与真实汇率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明确联系的一致结论。Dominguez（1998）研究发现美联储通过联邦利率调整对美元汇率存在显著的影响。Macdonald和Nagayasu（2000）采取14个工业比较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认为利率与汇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So（2001）构建多变量EGARCH模型对美元利率和汇率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利率变动对汇率调整存在显著影响，但汇率变动无法解释利率变动，而在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之间具有波动率溢出效应，利率和汇率是一种非线性的二阶矩紧密相关。Dekle等（2001）利用周数据对韩国汇率与利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利率与汇率之间存在先导—滞后关系，利率提高会对韩元名义汇率产生升值的影响。Kim（2002）认为货币政策在汇率管制阶段对本币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影响非常显著，且在法、德等国家得到检验。Biag和Gldfajn（2002）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VAR方法对6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率和汇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利率的变动并不能够解释汇率的大幅变动。Hironobu（2002）利用非线性门限法，通过交易成本进行门限设置，实证分析了实际利差与实际汇率的理论关系，认为实际利差与实际汇率在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价格及其波动表现不一样。Calvo和Reinhart（2002）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真实利率与真实汇率两者之间并不具有明显关系。Laxton（2003）在债券指数化中开创性地选出利率指标，采用英国1982—1997年间的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的月度数据构建了线性回归模型，认为引入债券指数因素以后，实际汇率与实际利率之间存在更加显著的正相关关系。Carriero（2006）基于贝叶斯分析框架对10年期英镑利率差、汇率和1979—2005年间美元进行向量自回归估计，认为非抛补利率平价理论在短暂偏离情境下是成立的。但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则对利率平价理论存在质疑。Bautista（2006）构建DCC-GARCH模型，对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1986年9月—2004年8月的利率与汇率间的联动效应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国家的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之间具有某种联系。Carlos（2006）对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6个亚洲国家的利率—汇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虽然仍是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但实际汇率与实际利差间存在联系。张宗新（2006）认为利率、套利资本流动与汇率在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具有内在联系，中国在进行货币政策改革、金融市场改革与汇率制度改革时应考虑三者的整体平衡和协调发展，找寻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间的最优政策组合，促进汇率改革和利率改革的协同效应。因此，应协调配合好货币政策等各类改革工具，强化汇率利率联动机制，有力推动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市场化相协调的形成机制，进而实现货币内外均衡。赵华（2007）通过二元VAR-MGARCH模型，认为中国对货币市场利率与美元汇率并不存在显著的短期溢出效应，但欧元汇率和日元汇率分别对中国利率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王爱俭和林楠（2007）指出利率和人民币名义汇率之间具有交替互动的关系，即两者表现为“盘整—上升—盘整—下降—盘整”的态势，且一方具有显著的上升下降状态时，另一方则处于调整趋势。Carlos（2008）指出理论推导和数据实证均不能证明利率与汇率之间存在明确关系。何慧刚（2008）实证分析了1985—2006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美利差之间的相关关系，认为由于我国利率与汇率市场的严格管制，导致这两者间的相关性和M-F-D模型不吻合，需对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强化利率和汇率之间的联动机制。Hoffmann和MacDanald（2009）构建VAR模型对1978—2007年的时间序列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真实利率与真实汇率之间具有明确且显著的关系，同时真实利率利差能够解释这一时间区域的贬值，真实利率利差每提高1％，G7国家汇率将贬值0.19～ 0.53。郭树华等（2009）实证分析了中国和美国的利率与汇率的联动关系，认为中美两国利率与汇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短期内不具有联动关系。Haque（2010）分别对美国和菲律宾、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1996—2007年间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t检验，发现美国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长期内具有利率平价理论中所阐释的关系。Bhargava等（2011）利用中、巴、俄、印2004年3月29日—2008年9月1日的利差以及货币对美元即期汇率、远期汇率的日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这四个国家和美国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存在对利率平价理论的偏离。林霞等（2011）采取G7国家月度数据，通过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和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构建不变系数模型对利率与汇率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者间存在互动联系：实际汇率每调整1％，长期实际利率调整-0.118％；长期实际利率每调整1％，实际汇率调整0.35％。与G7国家的实证结论不同，利用我国2005年8月—2010年7月间样本数据构建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其协整检验和估计方程都拒绝了汇率与利率两者的联动关系。整体上，我国利率—汇率机制还不健全，其市场影响力有限。赵胜民等（2013）构建DCC-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在实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前后，利率与汇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利率与汇率市场化进行改革的最优次序。黄晓薇等（2013）认为汇率波动和利率波动在我国市场化程度加快和对外开放度提高条件下表现出明显的联动性。研究发现，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存在显著的价格效应，且汇率政策的负价格效应大于利率政策的负价格效应，汇率政策对物价的稳定作用效应很强，政府应协调配合好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连飞（2014）基于Frankel实际利差模型，通过两区制门限协整检验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和美国的汇率与利率之间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中美实际利差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之间具有非线性门限协整关系，且两者正逐渐减少对长期均衡的偏离；在不同区制下中美实际利差和人民币汇率存在调整差异，且中美两国实际利差在两个区制内对误差修正反应较快；短期内中美两国实际利差和人民币汇率的联动影响程度不高。马明霞和王立军（2014）将汇率因素引入传统的泰勒规则中，建立了对外开放条件下扩展的泰勒规则，基于对外开放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对利率调控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调控应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并兼顾汇率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钟永红和邓数红（2020）基于2012年4月30日—2019年1月11日人民币离岸与在岸市场汇率、利率的数据，构建静（动）态的波动溢出指数，分阶段研究境内外汇率、利率四者间的联动关系及其变化。刘晓星等（2021）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选取2006—2018年间月度数据，探讨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和利率冲击对金融安全的时变效应。结果表明，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存在显著的时变特征，且在不同时期背景与不同政策下的影响程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