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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在岸利率与离岸利率之间的联动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在岸利率对离岸利率的影响研究
Hendershott（1967）、Argy和Hodjera（1973）、Levin（1974）都认为美国的国债利率变动主导欧洲美元利率的调整，但后者跟随变动所费时间较长。Giddy等（1979）认为与美国国内利率相比，欧洲美元利率在市场环境变化条件下反应更快。Rich（1972）认为美国3个月期限国债利率对欧洲3个月期限美元存款利率存在显著的影响。Kaen和Hachey（1983）分别实证检验了英镑和美元的国内市场利率与相对应的欧洲英镑和欧洲美元利率之间的引导关系，认为国内货币市场反应在经济和货币环境变化下因交易成本与结构差异而快于离岸市场。也有些学者研究了加拿大、太平洋国家、欧洲货币联盟（EMU）、德国等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率联动性（Glick，1990；Karfakis ＆ Moschos，1990；Boothe，1991；Katsimbris ＆ Mille，1993；Hansen，1996；等）。David和Raymond（1996）认为1973—1982年欧洲美元的市场利率被美国国内的市场利率单向引导，但1983—1992年美国国内市场被欧洲美元市场单向引导。这可能归因于欧洲美元市场的宽松监管优势和快速发展。Apergis（1997）认为1975—1993年间，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汇率制度影响了欧洲市场利率和国内市场利率间的关联效应。邢毓静（2000）认为美国利率调整是世界利率调整的领先指标，首先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美元利率的主导地位，导致西方国家间的利率趋势逐渐趋同；其次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美元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存在较大压力。Batten和Covrig（2004）采用日元LIBOR和东京TIBOR3个月的数据，发现1988—1995年在岸利率与离岸利率存在协整关系，但1995—1999年两者之间则不存在协整关系。顾嵩楠和万解秋（2019）研究结果发现，人民币在岸汇率与离岸汇率之间具有双向传导效应，且随着汇率改革的推进，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更加紧密。
2．关于在岸利率与离岸利率间的因果关系研究
Lo等（1995）、Yang等（2007）将日元样本数据分为两个阶段，认为样本初期只具有从离岸利率到在岸利率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样本后期则存在双向因果关系。Frankel（1996）认为美联储利率的提高会促使新兴市场经济体迅速采取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利率政策，美联储利率每上浮1％，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率水平将上浮超过1％。Mougoué和Wagster（1997）对三个不同时期的美元在岸利率和离岸利率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进行了考察，发现两个利率之间在初期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随后只具有从离岸利率到在岸利率单向的因果关系，后期则仅存在显著的在岸利率对离岸利率单向的因果关系。Ann和Alles（2000）以澳大利亚元为样本，发现样本初期只具有澳大利亚元从在岸利率到离岸利率单向的因果关系，样本后期两者间仍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何帆（2004）指出美联储利率调整对世界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入等方面产生影响，也是引起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钟伟（2004）认为美国利率政策的调整与制定主要针对美国自身经济运行情况，较少考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实际上美国的利率政策调整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导致欧亚其他国家较多面对美国利率变动的国际经济联动效应。Jian等（2007）探讨了1983—2002年间美国与欧洲美元利率的因果关系，发现伴随离岸美元市场发展，应重视境外离岸市场才能发挥境内货币调控效果。Ajayi和Serletis（2009）认为虽然美国存款利率对于欧洲美元利率只存在明显的单向线性的因果关系，但两者间存在明显的双向非线性的因果关系。
3．关于在岸利率与离岸利率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Tse和Booth（1996）以欧洲美元期货利率和美国国债期货利率为研究对象，认为两个市场利率间不具有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Yu和Zhang（2008）认为人民币远期汇率对中国货币市场利率存在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林霞和秦磊（2009）以美国利率为标杆，若我国利率变动是对美国利率的镜像过程，则我国利率变动历程可以分为无镜像、滞后镜像与近似镜像这三个阶段。这种镜像影响逐步增强应归因于人民币汇率刚性、利率体制差异和中美经济领域联系日益密切。这种被动、滞后性且非独立性的利率变动过程会影响货币政策效果。刘亚等（2009）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利率互换、银行之间市场的利率互换与金融债和国债的联动效应进行了研究，指出境内外人民币利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且境外利率的波动溢出效应高于境内。He和McCauley（2010）指出在资本管制有限情况下，离岸利率对在岸利率的影响效应和在岸利率、国际利率以及经济规模的相对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于孝建和菅映茜（2011）以SHIBOR为标的对3个月、6个月、9个月与1年期的境内外人民币利率互换市场的联动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境内外市场之间的价格溢出效应不显著；3个月期的境内外市场利率间存在双向波动的溢出效应，其他都体现出境内对境外的单向溢出效应。冯永琦等（2014）指出日本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利率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在利率市场化全面实现之前并不显著，此后则具有明显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周先平等（2014）对香港银行间人民币同业拆放利率与上海银行间人民币同业拆放利率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两个市场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不显著，且上海主导定价权。严佳佳等（2015）建立了包括人民币利率的在岸与离岸的人民币流动模型，在理论上讨论了在岸离岸利率的联动效应影响机制，并检验了在岸离岸人民币利率的联动效应。结果显示，各期限利率之间的CNY对CNH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但CNH对CNY溢出效应的影响只适合于较长期限利率的组合中。闵敏和丁剑平（2015）构建面板宏观金融模型，分析了离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认为人民币境内外市场利率的期限结构之间具有双向波动关系。张喜玲和沈骏（2015）采用2013年6月至2015年5月的数据，通过二元VAR-GARCH（1，1）-BEKK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香港银行间人民币同业拆放率（即HIBORCNY）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率之间的联动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利率价格信息的主导地位是境内市场；境内外人民币市场利率都具有持久波动性和时变波动性冲击的特征；人民币境内外市场利率间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偏弱，仅境内市场利率短期变动冲击对人民币境外市场利率变动存在持久性影响。刘华等（2015）在利率改革背景下对在岸与离岸金融市场溢出效应的方向和大小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在岸与离岸金融市场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离岸金融市场对在岸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报酬溢出效应，在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之间具有双向波动的溢出效应，且在岸金融市场波动的溢出效应要更高，利率市场化改革会增强离岸金融市场对在岸金融市场的报酬溢出效应。阙澄宇和马斌（2016）利用2013年7月22日—2016年8月31日的日度数据，对不同期限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利率之间的非对称效应、波动溢出效应和均值溢出效应以及两者溢出效应的时变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伴随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迅猛发展，在岸利率与离岸利率之间存在非对称效应、波动溢出效应和均值溢出效应；在岸利率与离岸利率之间的溢出效应在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后变化明显，两个市场的利率联动性明显加强。张莹莹（2020）基于债券利率期限结构角度，通过滚动回归技术与溢出指数方法，对各种到期期限下在岸人民币与离岸人民币债券收益率间的时变性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岸人民币债券与离岸人民币债券各种期限品种间都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和报酬溢出效应，并且相同期限间溢出弱于不同期限间溢出，这也说明相同期限品种和不同期限品种在跨市场信息传递过程中均存在重要影响。其中，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仍居于信息波动中心地位，而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也具备一定的“定价权”。各种期限品种间的溢出效应在两个市场中均存在较强时变性，在岸债券市场伴随资本账户开放的推进而开始逐步处于“定价权”地位，同时在两个市场的互动中日益发挥着主导作用。丁剑平等（2020）基于全球宏观环境，通过构建VECM-BEKK-GARCH模型探讨了离岸人民币与在岸人民币汇率之间均值波动溢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中美元因素及其套利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