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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统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所面临的严重滞涨困境，凯恩斯主义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地位完全被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主义所取代，许多国家实施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由此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利率市场化的研究。关于利率市场化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利率市场化的有效性进行研究
麦金龙和爱德华·肖（1973）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深化来推动经济发展。Hellman等（2000）基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一些国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指出货币当局在市场还未达到一定深度以前必须对利率进行管制。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实证研究了江西省赣州17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和国有银行的定价模式。结果表明：正规信贷市场信贷配给在利率市场化初期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民间融资额持续攀升和贷存比持续下降；垄断性机构使得风险定价在目前信贷市场上时机不成熟，且利率上调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基准利率上浮；利率市场化因金融工具品种约束对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不存在实际影响，这使得在低利率时期银行业负债仍维持大幅增长。季俊杰（2010）认为我国学生贷款利率的上限管制有助于降低贷款利率，尽管可使学生减轻还贷压力，但也导致贷款供给偏紧等问题。通过间接补贴抵消利率管制的确定，可能导致贷款运行效率降低和补贴资金浪费，应放开利率管制并把间接补贴改为直接补贴，贷款供给保障与学生还贷负担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并进一步指出我国学生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分微调利率上限、放松利率管制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三个步骤进行。何海峰（2010）、魏国雄（2012）、范育涛等（2013）指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对我国银行业既有的创新发展能力、经营结构、管理水平以及盈利模式的多方面考验，将改变现有金融市场分布格局，创新能力强、管理水平高以及经营结构优的银行才可能经受住利率市场化磨炼。肖欣荣等（2011）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利率市场化背景及过程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利率市场化引起了存贷利差的缩窄，由于贷款所占资产比例提高，改革初期对银行的净息差冲击不大；但随着金融脱媒深化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完善，净息差呈下降态势；利率市场化显著促使银行中间业务转型，并加剧了行业竞争以及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万荃等（2012）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实证分析了美、法、日等发达国家的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制度保证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制度环境和产权制度质量；制度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绩效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李颖（2012）、吴林蔚等（2012）、吴炳辉等（2014）总结了近代利率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发展脉络，认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导致汇率风险、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应当进行有效防范。李晓岩（2012）基于我国信用体系、银行内部管理、金融市场的培育以及宏观经济状况，认为我国具备进一步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条件，但应进一步建立职业经理人体系、改进计结息方式、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丰富金融市场产品以及完善存款保险计划，直至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周凯（2013）指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利率市场化，其对于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充分发挥我国市场机制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处于全面冲刺阶段，这既给商业银行带来机遇，也给商业银行的适应能力与管理带来挑战。通过借鉴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经验，就利率政策效应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商业银行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商业银行在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挑战时的政策建议。金中夏等（2013）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探讨了价格完全弹性时利率市场化对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效应。庄雷等（2015）探讨了在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的利率市场化条件下P2P借贷双方对于网络借贷的认知过程，并通过“拍拍贷”网站的相关交易数据，从借款的利率水平、中标概率以及信用等级等角度来分析资金借贷中的学习效应。结果表明，网络借贷过程中的借款订单频率与借款利率呈负相关，与中标概率和信用等级呈正相关，反映人们在网络借贷中具有明显的干中学效应，有利于借贷双方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通过多轮借款博弈找寻均衡利率，进而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杨坤等（2015）将利率双轨制和非正规金融这两个特征事实引入新凯恩斯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分析了信贷政策实施效果。结果表明，信贷的正向冲击降低了企业对非正规金融系统的可贷资金需求，阻碍了市场化利率进程，信贷政策即包括信贷资金成本调节，也包括供给调节的双重效应，信贷政策调控效果得到强化。减少企业对信贷依赖应减轻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借贷摩擦，可扩大非正规金融借贷资金的供给促进市场化利率降低。李威和吕江林（2016）通过引入利率管制等方程并构建六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来探讨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行为，把资本利用率引入生产函数中，将折旧引入资本利用率并写成资本利用率的函数形式，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冲击效应进行模拟。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与宏观经济冲击效应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大部分宏观经济变量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冲击并不敏感，利率市场化风险可能并不是很大。
2．对于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进行研究
（1）关于利率市场化与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业经营风险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黄金老（2001）认为利率市场化不仅会加剧银行阶段性与恒久性风险的发生，还会不断强化金融系统的脆弱性。Betty和John（2007）认为对于银行体系完善的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初期，银行体系较完善的国家能够获得风险较低的经济增长，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后期即使政府实施有效监控也难以避免商业银行非系统性风险的发生。Tarhan等（2009）指出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可以改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强化对金融服务欠缺部门的支持，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管理绩效和效率更高的银行以及中小银行所获利益更大。Angkinand等（2011）认为银行风险水平随金融自由化程度提升而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特征。朱霞和刘松林（2010）认为利率市场化会促使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发生，必须把利率风险统一纳入风险管理体系中。Delis和Kouretas（2011）认为欧洲银行业低利率能够提升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充分的利率市场化水平也可以有助于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提高。Nicholas（2011）指出人民币存款利率管制将不利于商业银行风险评估能力的提高。张宗益等（2012）认为银行价格竞争可以缓解信贷风险，但银行整体经营的风险不会明显降低。李文峰和劳芬（2013）通过构建随机前沿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可能导致银行财务困境，进而增加银行的非系统性风险和违约风险。左峥等（2014）基于银行存贷利率差收窄认为，存款利率的市场化虽然会导致银行的资本化水平降低，但不会引起银行风险水平的提高，且有助于银行收入波动性的缓解以及银行破产概率的降低。吴炳辉和何建敏（2014）基于金融风险理论，提出了利率市场化导致银行汇率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三种风险的产生。彭星等（2014）认为存款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城市商业银行收入波动性的降低，但其所导致的价格竞争则可能加剧城市商业银行的破产风险。吴琼（2016）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基础上，利用2006—2014年9家重组城市商业银行与38家未重组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对城市商业银行的重组效应以及经营绩效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引起的价格竞争加剧与存贷款净利差收窄会阻碍城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但也明显降低了风险承担；利率市场化对于削弱未重组城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以及增加风险的效应非常显著，而在重组效应与利率市场化交互影响下提高了重组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邓向荣等（2018）通过我国186家银行1997—2015年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在货币政策冲击银行流动性派生过程中银行承担风险所产生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水平会影响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派生和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银行承担风险的影响随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而有所削弱，并降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于银行流动性派生的影响。
（2）有关利率市场化与银行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净利率差具有重要传导作用，已有研究成果可分为两类。一是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净利流出差的影响研究。Rajan（2005）认为利率市场化导致商业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从而缩小了净利差空间。钟伟和沈闻一（2006）、盛松成等（2007）则指出2000年以后我国银行业的净利差表现为稳中有升，但净利差的不断扩大对宏观调控和商业银行业务转型不利。周开国等（2008）认为1996—2003年间我国银行业的净利差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赵旭（2009）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净利差处于适中且有所偏高的水平。银监会（2012）指出，美、日、拉美国家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商业银行净利差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窄。巴曙松等（2012）基于微观视角，认为利率市场化将降低银行总数量并加剧行业竞争和提高行业集中度；促使银行转型综合化经营和提升表外业务收入来实现盈利增长模式；利率市场化初期会导致银行存贷利差缩窄，而长期内会处于稳定水平甚至扩大。孙森等（2012）则发现虽然我国银行业的净利差在2001—2010年处于逐渐上升水平，但相较于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仍处于偏低状态，且其上升态势属于临时性、应对性的利差上浮。丁宁（2013）阐释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变动与银行净利差的不合理性现象，并指出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与我国严格限制外资银行与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有关。隋聪和李恒（2014）认为我国市场份额有限和利率管制使得外资银行的进入并没有表现出竞争效应。袁庆禄（2015）采取河南省的24家银行机构数据，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就利率市场化对地方银行的盈利能力是否具有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地方银行的盈利能力具有单一的门槛效应。利率市场化所产生的净利率差收窄对地方银行的盈利能力随中间业务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存在负向影响且呈现出递减趋势。地方银行需保持合理的净利率差水平和积极进行信贷结构调整；加快业务转型，调整传统盈利模式；提高银行存贷利率定价水平。
二是金融深化程度对净利差的影响机制研究。金融自由化的关键与核心是利率市场化，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基于麦金农和爱德华·肖（1973）开创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该理论认为实际利率管制放松是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实质。Saunders和Schumacher（2000）研究发现银行的净利差对市场的垄断势力具有正向影响。王国松（2001）认为金融约束虽然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但利率政府管制政策也有诸多不足之处，利率市场化是利率改革的必然选择。Kunt等（2003）、Maudos和Guevara（2004）、Schwaiger和Liebeg（2007）、Hawtrey和Liang（2008）进一步指出由于银行运营效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以及非传统业务的发展，银行利差整体上随经济和金融深化发展而表现出不断下降态势。陆军和赵越（2015）认为，存款和贷款利率在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初期会同时处于上升水平，但贷款利率的上升水平慢于存款利率，存贷款利率差收窄；长期内存贷款利率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后会回落，利率会上升。王磊和朱太辉（2016）结合存贷利差模型与信用约束模型，建立了利率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效应信用约束模型，通过模拟冲击就存贷利差变动对模型稳定状态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降低存贷利差会增强经济主要变量的稳定状态，且贷款价值比重越大，其变动越敏感。
（3）关于放松利率管制与商业银行脆弱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金融自由化以后，许多学者基于放松利率管制的角度对商业银行脆弱性进行了研究。放松利率管制对商业银行产生强烈冲击并加剧了商业银行脆弱性，从而导致整个金融市场体系脆弱性的产生。因为放松利率管制后，将加剧商业银行竞争，降低了存款稳定性，引起资金频繁流动，易导致商业银行产生流动性风险（Chari ＆ Jagannathan，1988）；放松利率管制后，商业银行净利差将减少，银行为实现绩效目标将倾向于放贷高风险与高收益的项目，而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容易导致银行信用风险上升（Caprio ＆ Summers，1993；Hellmann et al．，1994）；放松利率管制后，可能加剧银行业结构调整，与大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在技术优势、人才储备、金融产品定价和运用、存款基础等方面均存在先天不足，易引起中小银行倒闭，进而导致金融系统性危机（Demirg-kunt ＆Detragiache，1998）。Carter（1989）指出明斯基金融内在的脆弱性本质是利率在投资过热后突然提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投机性企业与抵补性企业在利率不变下，都能偿付债务，但利率突然提高，则容易出现金融困境与企业破产，导致银行形成不良资产。McKinnon和Pill（1998）指出放松利率管制以后，金融机构会激烈争夺资金来源，逐渐缩小存贷利差，压缩盈利空间，进而减弱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Caprio和Summers（1993）指出放松利率管制以后，加大了银行间的竞争，降低了银行利润水平，促使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动机得到强化，增大其破产概率。Hellmann等（1994）指出取消利率上限后，银行进入壁垒降低会减少银行特许价值权，扭曲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进而导致银行内在体系的不稳定。Stiglitz和Weiss（1981）认为提高存款利率不仅会增加存贷款，还会增加储蓄边际倾向，但储蓄边际倾向效应会高于存贷款增加；利率明显上升后，总体上会扩大商业银行体系风险。钟永红（2008）采用我国1997—2007年的季度数据，通过SVAR方法探讨了利率变动对各种不同类型银行信贷所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利率的变动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贷款在效果与时滞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加息对短期的工商业贷款与中长期的企事业贷款的作用不明显，而消费贷款对利率变动较为敏感。张荣峰（2008）对利率超调的形成机理及其对银行业稳定所产生的冲击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结果发现，实际利率超高将会对商品市场、外汇市场以及货币市场产生冲击，从而对银行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实际利率超低将会引起货币需求趋于无穷大，容易导致流动性陷阱的发生，经济主体倾向于抛售各种有价证券以增加货币的持有量，从而引致各类资产价格下跌，社会财富将大幅度缩水，进而对银行业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胡援成和舒长江（2015）采用我国2005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从商业银行脆弱性角度，引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理论框架，对利率冲击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及差异性进行了检测。研究发现，利率冲击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既存在明显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也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非线性特征。央行货币政策应考虑外部融资溢价而相机决策，通过差异化操作手段来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
3．对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消费、投资、收入和储蓄等的影响进行研究Devereux和Smith（1994）指出利率市场化虽带来更好的金融服务，但会减少预防性储蓄。Obstfeld（1994）、Ueda（2006）分别基于金融服务的水平与金融部门的竞争程度实证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投资和储蓄存在正向影响。Bandiera等（2000）利用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利率自由化对储蓄的增长并不具有显著的关系。Galindo（2002）实证检验了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正面影响。Bekaert等（2005）认为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和投资具有正面效应。李安定和白当伟（2006）在阐释我国利率市场化演进基础上，对利率市场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不仅有助于经济增长，还有助于央行宏观经济调控方式转变、金融微观主体金融创新以及竞争力提高。同时利率市场化是一项系统性改革工程，需具备诸多前提条件，才能实现良好效果。James（2007）、Elijah（2012）指出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金融部门发展。王舒军、彭建刚、Feyzioglu等（2009）基于垄断市场条件构建了利率市场化模型，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虽然会降低投资，但也会明显改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金融媒介效率。戴国海和陈涤非（2011）认为中国已基本形成了管制利率与市场利率并存的双轨制利率体系，市场化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管制利率则抑制了我国经济增长，但自2004年10月放开贷款利率上限以来，这种抑制效应有所削弱。整个利率体系在管制利率和市场利率同时并存的双轨利率制度下是扭曲与割裂的，市场利率的信号无法在金融体系中进行有效传导，从而不能对实体经济的调整进行有效引导。Funke和Paetz（2012）基于直接融资市场深化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构建了动态随机的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认为中央银行如果保持实施金融机构数量型的干预政策，则维持利率严格管制能够降低产出水平和通货膨胀的波动。王莹（2013）指出，自2012年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不断加大。中国对贷款利率放开管制将会引起一系列连锁效应：贷款利率放开具有冲击小的短期效应而有利于中小企业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期效应；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使商业银行进行有效的差异化竞争；有利于强化金融市场与信贷市场的联动，推动双轨制有序并轨。同时还对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所面临的形势及其应对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此对我国下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行了理性展望。孙艳军（2014）认为上调实际存款利率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能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率。肖卫国等（2015）建立了四部门动态随机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国内经济受到冲击在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协同推进过程中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若国内经济遭受国内利率与技术正向冲击，对利率进行适度管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水平；若国内经济遭受国外利率与技术正向冲击，市场化快速推进可以抵消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若国内经济同时遭受国内外利率负向冲击，市场化快速推进无法同时满足稳增长与控通胀目标。为确保我国宏观经济稳健运行，货币当局应依据具体经济形势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胡小文和章上峰（2015）利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DSGE模型分析框架，比较并分析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数量型货币政策情形下，利率市场化导致货币政策调控产出与通胀能力的提高；在价格型货币政策情形下，利率市场化没有导致其调控产出能力的提高，但较大幅度导致其调控通胀能力的提高。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从调控影响度与作用时间角度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较好。姚惠泽和石磊（2015）研究发现，居民财产性收入与金融抑制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利率降低实际上会导致居民补贴政府与企业财富分配体制机制的产生。邓柏峻和黄宇元（2015）采取1996—2013年间的月度数据，通过LST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利率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效应与差异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结果显示，中国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增长时期的实施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在经济增长较高时期，货币供应量的短期调控效果明显，而利率的长期调控效果显著；利率冲击在经济增长较慢时期的通货膨胀效应相对较小，而货币供应量冲击在经济增长较慢时期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经济新常态下运用利率手段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控的效果更有效。李增来和李体欣（2017）采用我国2002—2014年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提高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既引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上涨，也导致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利率的上浮。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上涨负向作用于居民财产性资产价格；人民币存款利率上浮正向作用于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且作用强度依次递增。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改善了利率政府管制对居民福利所产生的负向影响，从而有助于增进我国居民的福利水平。
4．对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测度进行研究
张孝岩和梁琪（2010）以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作为利率市场化设定参数，同时乘以年化处理后的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以此成为衡量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指标。顾海兵等（2013）采用专家评估方法，从民间隐性利率市场层面和制度显性层面测定了2010年利率市场化程度，在此基础上倒推出其他年份利率市场化程度。陶雄华和陈明珏（2013）利用利率浮动范围与幅度、利率决定方式以及实际利率水平三个指标，根据区间分等赋值方法度量指标，再通过简单平均方法合成了我国1979—2012年间的利率市场化指数。左峥等（2014）基于理财产品收益率、债券市场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四个方面，构建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测度指标体系，梳理了我国利率市场化1986—2013年间的改革历程，构造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指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VAR模型，实证检验了利率市场化指数对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的影响。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和银行短期信贷均存在正面效应，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升，但这种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