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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诸多经济学家对利率和消费、投资、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
1．利率对投资、消费和产出的影响研究
（1）利率对产出的影响研究。Mehrotra（2007）指出在中国香港以及日本，利率上升都会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产生阻碍作用，但同时发现中国台湾实施的货币政策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刘红（2007）认为日本低利率政策给民间部门带来了租金机会，由于企业投资成本降低，有力地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其没有伴随经济结构调整而及时变化，导致日本泡沫经济产生以及金融危机爆发。滑冬玲（2008）指出我国央行使用最频繁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是存贷基准利率，认为央行在2004年10月29日至2007年9月15日期间8次对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进行上调，但并未实现减慢经济增长、抑制物价和限制贷款等预期目标。货币政策效果差以及利率政策工具低效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市场导向的利率制度框架尚未建立。要合理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和提高货币政策效果，应注重并完善利率制度。金仁淑（2009）选取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利率与GDP的相关性，指出日本的“零利率”政策影响不大，降息空间有限且难以刺激经济增长。姜再勇等（2010）指出我国从197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传导管制利率渠道进行了两次体制转变后，贷款基准利率的变动降低了产出水平与物价的效应。万解秋（2011）认为实际利率变动对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存在反向影响且具有一定的时滞。张旭和文忠桥（2013）利用我国宏观经济2002年1月—2012年6月的月度数据，运用NS模型回归估计的国债市场利率作为样本构建S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实施对市场利率存在3个月的时滞影响；相较于中期、长期利率，短期利率冲击所引起的产出效应更具显著性；货币供给冲击所引起的价格效应不具有显著性，利率冲击的价格效应则与预期相反；市场利率冲击的产出效应影响与货币冲击对市场利率、产出的影响具有货币政策周期的非对称性。陈昆亭等（2015）通过引入利率分类、异质偏好构建DSGE周期性模型，对各种利率周期波动性与偏差形成机制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利率扭曲的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利率的负向冲击在较短时间内引起经济有限增长，而后陷入萧条并使得一般工薪阶层的平均消费比重下降，家庭平均消费水平上升；货币金融市场的摩擦（即存贷利差）冲击会影响经济的稳态解，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趋势。总体上，利率的持续扭曲将扩大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利率的长期持续扭曲将通过收入分配扭曲引起社会财富积累差距，进而制约经济的长期增长；利率扭曲通过直接的投资挤出和间接的收入分配这两种途径对经济产生长期影响。陈德凯（2017）认为市场利率与金融脱媒之间具有正向关联机制。通过LT-TVP-VAR模型探讨了市场利率、金融脱媒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脱媒对利率存在显著的抬升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造成消极影响。单强等（2020）认为在多目标下的中国化泰勒规则应考虑多种因素作用，同时把金融周期信息纳入中国经济潜在产出的测算，并利用基于潜在产出的方法对自然利率进行估算，从而分不同情形尝试估算我国的规则利率水平。研究发现，考虑金融周期信息后的潜在产出在金融扩张期将低于传统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为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经济运行的过热现象或泡沫化状态提供参考。武晨和王可第（2022）利用2008—2017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通过央行选定的首批LPR集中报价行作为准自然实验，对利率市场化对上市公司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创新产出因受到利率市场化的影响而明显降低；考虑风险差异和企业规模，高风险和小规模的上市公司的创新产出因受到利率市场化影响而被明显抑制，但对低风险和大规模的上市公司没有影响。
（2）利率对投资的影响研究。凯恩斯认为就业不充分与经济萧条主要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投资方面的需求不足。而利率过高会抑制投资的有效增长，较低利率则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与投资支出。朱烨东等（2005）指出我国目前的利率与投资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货币当局加息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投资。庄希丰和黄怡蠧（2008）构建VAR模型分别对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经济不景气时期的低利率政策进行了分析，冲击反应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样本观察期间台湾地区或日本都支持了货币政策无效的基本结论，且台湾地区可能表现出“投资陷阱”，日本则存在明显的“流动性陷阱”。许月丽和战明华（2011）在对年度总量进行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经济周期阶段划分基础上，采用我国1997—2007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周期阶段利率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经济高涨与衰退时，利率政策效应不同；投资种类的不同对利率变化效应存在很大差异；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存在结构性问题。黄贤环和姚荣荣（2021）基于中国2007—2017年间的沪深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对于贷款利率市场化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贷款利率市场化明显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的投资行为。邵俊尧和张平（2023）采用我国沪深股2007—2020年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的企业创新投资行为。实证研究表明，贷款利率管制放开明显促进了企业创新的投资水平，而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增加企业的长期贷款规模。
（3）利率对投资、产出和消费等的综合影响研究。Bernanke等（1992）通过构建VAR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经济中消费、投资、产出等实际变量的预测能力比M1、M2更强。Krugman（1998、2000）开创性提出了零利率状态下管理预期的重要性，指出零利率边界制约了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只有影响公众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才能导致实际利率下降，刺激投资和消费。肖殿荒（2001）建立了计量模型，认为利率变动的消费效应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影响都不显著，收入的变化解释了消费的变化。陈飞等（2002）通过VAR模型研究发现，利率冲击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介于信贷冲击与货币供给量两者之间。刘超（2005）引入利差大小与利率水平高低因素，利用租金效应对中国居民储蓄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租金效应是中国居民储蓄增长中的重要影响效应，尽管利率政策效应强度呈逐步上升趋势，但影响强度有限。岳意定（2007）认为贷款利率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实际变量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对投资的影响短期内比较明显，而对消费与出口的影响则不显著。贾德奎（2007）指出近年来西方国家逐渐通过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告示效应来达到其利率政策的目标，央行的责任性、透明度以及信誉度情况在告示效应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传统公开市场操作相比，货币政策告示效应存在操作成本较低、效果较明显以及影响较直接等诸多优势，因此，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我国有必要加强告示效应影响机制的发挥，从而构建一个既更为简明又相对有效的货币政策体系操作框架。Rudebusch和Wu（2008）指出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传导变量是短期利率。何孝星和黄雪霞（2008）分析了利率调控政策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结合中国目前实际国情探讨了利率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调控效应影响有限的根源，同时还指出连续加息的危害性，并提出了培育利率市场化经济生态环境、控制货币信贷总量作为当前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的政策建议。石柱鲜等（2008）强调在短期内，短期利率冲击、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对期限不同的利率具有正向作用。Fujwara等（2010）通过垄断竞争厂商和黏性价格的两国模型，采取马尔科夫均衡方式对零名义利率状态下两国产出水平缺口和通货膨胀的动态决定过程进行了研究，且讨论了零名义利率政策下的退出机制。潘成夫和刘刚（2012）研究了量化宽松政策和零利率政策，实证分析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效果与实际效应，发现两者存在差距，信贷扩张的效应非常有限。徐灵超（2012）通过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信贷市场利率对消费和投资都具有负向冲击并存在时滞，但对投资具有更显著的影响。消费和投资对信贷市场利率的影响不明显；产出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变动，消费和投资波动受到产出波动的影响非常有限，投资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消费波动对投资波动的影响程度。Haberis和Lipinska（2012）基于DSGE框架对两国在同时处于零名义利率状态下的政策协调进行了研究。潘敏和严春晓（2012）利用美国2001年1月—2011年8月间的月度数据，运用VAR模型对于美联储利率承诺政策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零利率承诺政策引起金融市场对基准利率调整响应时滞的缩短；零利率承诺有助于消费者信心提升，并抑制通缩发生；零利率承诺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要低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刘方（2014）构建了包括中央银行、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动态一般随机均衡模型，在利率政府管制、利率部分市场化和利率完全市场化三种情况下，模拟利率冲击和贷款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贷款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正向影响，利率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负向影响，前者随利率市场化水平上升而下降，后者随利率市场化水平上升而提高。吴秀波（2016）提出目前有5家海外中央银行实行了负利率政策，目的是让商业银行降低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以达到商业贷款增加、物价水平提升、本币升值压力减少等政策目标。负利率政策作为一项金融创新，其效果尚不明显，短期内对日本和欧盟两大经济体效果不显著。根据海外负利率政策的经验，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不应过于侧重货币政策效应，必须注重国内外监管机构与国内各部门间的沟通配合协调。巴曙松等（2016）通过零利率下限以及负利率下限等前沿问题对名义负利率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从四个方面指出未来研究方向。汪川（2016）基于负利率理论角度对传统扩张性政策、政策机制和政策特征等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负利率政策已表现出深度流动性陷阱，并阐释了负利率政策的局限以及货币政策调控的不确定性增加。张慧莲（2016）通过有关国家负利率政策的实践，认为负利率政策的作用效应存在两面性，并指出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是经济复苏的关键途径。马铁英（2016）基于金融市场角度对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经济前景暗淡且负利率政策的实践作用有限。沈润涛（2016）指出日本负利率政策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负利率政策引起其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世界金融市场动荡，应防止出现“货币战争”。徐奇渊（2016）认为西方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货币数量到利率、经济危机之后的货币数量（量化宽松），最后再重回利率（甚至负利率）的阶段。通过梳理近年来日本和欧洲国家中央银行的负利率政策，解释了这些国家负利率政策实施的原因。同时基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观察对负利率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并得到了负利率的下限区域。此外，还强调了负利率政策对批发金融市场与零售金融市场的不对称性冲击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问题。王维俊和裘翔（2016）构建了垄断竞争与价格黏性的新凯恩斯开放经济模型，分别将名义GDP目标制、通胀目标制以及混合目标制的量化宽松政策纳入模型，探讨零名义利率条件下，国外中央银行量化宽松政策对本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居民福利损失所产生的影响。
2．利率对价格的影响研究
学者们关于利率对价格的影响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研究：
（1）利率对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的影响。Fama（1975）是最先对“费雪效应”进行经验分析的学者，根据美国国债收益率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是名义利率而非实际利率的波动反映了通货膨胀的变动，且实际利率呈稳定状态。Wallace和Warner（1993）选取美国1948—1990年间的季度数据，利用Johansen协整方法对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短期和长期利率都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一对一的变动关系。Granville和Mallick（2004）对英国1900—2000年间的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存在完全的“费雪效应”，即通胀率每上升1％，名义利率也相应上升1％。Ekaterini和Panopoulou（2005）通过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方法（FMOLS），探讨了OECD14个国家1960—2004年间的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一对一的调整关系，即这些国家也具有完全的“费雪效应”。Atkins和Coe（2002）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利率水平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都只具有部分“费雪效应”：加拿大的“费雪效应”系数介于0.79～0.89之间，美国则介于0.82～1.09之间。Rose（1988）实证分析了OECD18个国家的利率水平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由于名义利率遵循单位根过程，而通货膨胀数据则为平稳时间序列，故这些国家没有“费雪效应”。King和Watson（1997）采取美国1949—1990年间的季度数据，通过单位根协整检验理论考察了利率水平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费雪效应”的存在。Miyagawa和Morita（2003）研究意大利、瑞典和日本的“费雪效应”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时，认为不存在“费雪效应”。
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近年来对“费雪效应”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刘金全等（2003）根据分整理论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费雪效应”，认为中国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两变量数据都符合I（1）过程且并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中国不存在“费雪效应”。刘康兵等（2003）选取我国1979—2000年的年度数据，通过E-G两步法对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认为中国存在短期和长期的“费雪效应”。王信文和吴幸芳（2005）基于Zivot与Adrews的修正ADF检验模型检验了台湾地区的“费雪效应”，认为台湾地区不存在“费雪效应”。王少平和陈文静（2008）通过非参数协整理论和非参数单位根对中国是否存在“费雪效应”进行了检验，指出中国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具有长期的非参数协整关系，并进一步估计“费雪效应”系数均值为0.4055，指出中国存在部分“费雪效应”。封福育（2009）选取中国1990年1月—2007年2月的月度数据，构建门限模型对中国“费雪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在不同通货膨胀状态下，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没有一致性：温和通货膨胀水平下具有部分“费雪效应”，通胀率1％的上升引起名义利率0.43％的提高；高通货膨胀水平下也具有部分“费雪效应”，通胀率1％的上升仅引起名义利率0.23％的提高；而在通缩状态下完全不具有“费雪效应”，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李宏瑾和纪淼（2011）基于中债收益率曲线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的“费雪效应”，认为我国存在“费雪效应”。虽然长端实际利率和短中端实际利率根据是否稳定表现出不同结果，但名义国债利率包括未来的通货膨胀信息，因此可对未来通货膨胀进行预判。刘惠好和周志刚（2014）利用2006年10月—2012年10月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月度数据，建立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的“费雪效应”，认为1～6个月的短期名义利率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充分反映了物价预期，即存在完全的“费雪效应”；若公众物价预期是适应性的，我国还是存在完全的“费雪效应”。张雪莹等（2016）把政府债务变量引入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中，研究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是否受到政府债务状况的影响，发现央行货币政策利率的提高会增加国债融资成本和加重政府债务负担；政府债务过高会引起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约束效应，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利率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反应系数下降。郭杨（2016）利用计量模型，基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两个视角对5个经济体名义负利率对通胀率和汇率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5个经济体实施的效果不一致，日本没有实现抑制通缩和稳定汇率的目标。谢玮（2016）指出日本中央银行实施“QQE＋负利率”的政策没有迅速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万光彩和叶龙生（2017）构建VAR模型对日本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日本货币政策未达到抑制日元贬值和通缩的预期目标，指出我国货币政策需从技术层面和结构性问题等方面推进经济增长水平。杨小军（2010）基于利率政策，建构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货币政策在工业行业领域的价格效应和产出效应进行了研究，主要讨论了利率政策冲击对8个工业行业的影响。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行业效应，并使行业领域产生了“价格之谜”的现象，而利率政策调整可以对“价格之谜”现象作出合理解释。Bernanke等（2004）指出当前短期利率及其未来预期水平都会影响长期资本的价格，可通过改变市场参与者对短期利率水平的预期来影响资产价格，从而促使长期利率降低。Okina和Shiratsuka（2004）通过扩展的Nelson-Siegel模型实证检验了日本央行1998年4月—2003年2月间的货币承诺政策实施效果，指出时间轴效应可以明显地稳定市场利率预期，但不能扭转通货紧缩预期。
（2）利率对商品和资产价格的影响。关于利率对商品价格的影响，Brennan（1958）提出了库存理论，指出市场利率是商品库存所引起边际成本的持有资金中所占用的成本部分，市场利率较高会促使持有库存资金成本增加并导致库存需求降低，这进一步使得商品现货供给增加，从而压低商品的现货价格。Kitchen和Denbaly（1987）、Fama和French（1987）、Pindyck（2001）等对Brennan提出的库存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并获得了支持性检验证据。Frankel（1986）基于超调模型为商品价格与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研究框架，通过汇率超调理论，提出在黏性状态下商品价格存在“超调”的现象，为阐释货币政策冲击对商品价格的响应机制提供了基础理论分析框架。郑尊信和徐晓光（2013）将Brennan的库存理论和Frankel的超调模型相结合进行研究，表明市场利率既直接影响资金的持有成本，也通过均衡库存间接影响商品的预期价格波动，也就是说商品市场的超调现象与调整不足现象同时并存。晁增义和谌金宇（2015）认为市场利率的调整对于商品价格不具有较强的影响，并指出中国利率传导机制存在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在Barsky和Kilian（2004）、Akram（2009）提出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可能是宽松货币政策所导致的理论观点后，有些学者实证研究了市场利率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如Scrimgeour（2015）认为市场利率随机浮动10个基点将使得商品价格下跌0.5％，且不同商品价格对于货币政策的冲击反应存在差异性，与农产品相比，有色金属的冲击反应相对剧烈。Wang和Hu（2015）采取MF-DXA方法考察了市场利率与农产品价格之间的相互交叉关系，结果发现相互交叉关系存在时变特征且取决于商品的不同种类。回顾国内外已有文献发现：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主要基于理论层面来系统研究市场利率对商品价格的作用影响机制，而实证层面的统计检验则基于理论模型分析框架的结果，而不是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中的作用影响机制。因此，现有研究成果一般利用商品期货的数据间接考察市场利率所产生的冲击效应结果，而没有在实证分析中详细检验其内在的影响机理。郑尊信等（2017）认为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不宜直接把市场利率当作影响商品期货制定价格的因素，但又包含了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重要信息。通过构建商品期货定价模型，把市场利率信息的传递机制融入隐含利率的动态方程中，实证研究了6种商品期货合约。结果表明：市场利率信息的传递机制取决于商品种类，商品期货的不同所隐含的利率对于市场信息响应机制存在差异；若货币市场处于紧缩状态，贸易融资的套利效应使得锌、铜、铝等商品的库存需求不断增加，导致隐含利率趋于下降；若货币市场处于宽松状态，则隐含利率趋于高波动性；隐含利率的长期均衡水平吸纳了市场利率信息从而使得长期基差水平发生改变；被隐含利率的波动率吸纳会影响隐含利率对于基差水平的影响。
人们广泛应用持有成本模型以后，发现市场价格与商品期货理论价格之间表现出系统性偏误，学者们开始关注利率随机性对期货定价的影响。许多学者基于理论角度证明商品期货与远期价格相等取决于非随机利率假设（Margrabe，1976；Jarrow ＆ Oldfield，1981；Richard ＆ Sundaresan，1981；Cox et al.，1981；French，1982）。还有学者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商品期货价格的随机利率政策效应，认为随机利率政策效应对商品期货定价可能存在重要影响（Cornell ＆ Rein-ganum，1981；French，1983；Twite，1992）。王家玮等（2011）通过模拟SHIBOR曲线方法建构无风险现债券拟合价格序列，实证检验了沪深300指数的商品期货价格随机利率政策效应。结果显示，由于货币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股指期货市场以及利率管制等因素的影响，沪深300指数的商品期货价格不存在随机的利率政策效应，商品期货理论价格和指数远期相等；若满足其他假设条件，该模型能够指导沪深300指数的期货定价。李北鑫等（2020）基于负利率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分析框架，从信贷市场、商品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等方面探讨负利率的作用机制。根据负利率经济体的政策实施效果及经验，构建TVP-SV-VAR七变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负利率对资产价格的脉冲响应都存在显著的时变特征。彭承亮等（2022）研究了新冠疫情、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利率频繁调整对我国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利率频繁调整将通过汇率波动与币值波动两个渠道影响我国大宗商品价格，建议通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保持汇率稳定，帮助企业定向实施调控以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张天顶和施展（2022）从资产价格角度通过因子扩张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美联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认为美联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会缩小中国和美国的利差，会加剧中国资本外流，使得企业融资成本与实际利率水平增加，导致资产价格下跌，进而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抑制作用。
（3）利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由于房地产的需求与开发对货币金融市场体系具有较强依赖性，现有文献探讨了利率对房价的影响。Kau和Keenan（1980）等通过新古典理论模型分析框架阐释了利率与住房消费、住房租赁、投资、按揭等之间的关系，并从理论角度证明了利率和房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张涛等（2006）等学者认为对我国房价存在较强的负向影响，住房按揭贷款利率的提高是有效抑制房价上涨的手段之一。但Mccarthy和Peach（2002）指出金融创新削弱了利率与房价之间的关系，可能导致利率对房价产生正向影响。陆前进和卢庆杰（2006）考察了利率变动对存贷款增加的影响，分析了利率变动对消费与投资的影响，探讨了利率变动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效应，认为在目前对住房需求较大情形下利率变动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影响可能会适得其反。高波和王先柱（2009）、况伟大（2010）认为利率调整对我国房价变动不存在负向影响，我国央行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效的。余华义和黄燕芬（2015）建立了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我国不同城市之间收入对房价的跨区域影响和房价溢出效应，同时讨论了利率变动对不同城市间房价的区域异质性影响。基于GVAR模型对该理论框架的实证结果表明，利率调整对东部城市与一线城市房价影响较大，但对中西部城市房价影响则有限。有些学者对房价在利率的形成中是否存在溢出效应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总体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结论。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一是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施角度看，对房价或含有房价的金融条件指数在利率变动中是否发挥作用进行了研究（Naraidoo ＆ Raputsoane，2010；Bjornland ＆ Jacobsen，2010；Castro，2011；Inglesi-Lotz et al.，2012）。这些研究主要利用TVP-VAR、SVAR、GMM等方法。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家的中央银行有时会在货币政策报告中明确指出房价是政府进行政策决策的参数，欧元区、美国等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利率水平对房价的冲击存在显著为正的滞后效应，即房价变动对利率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由于房价是许多国家消费价格指数中的组成部分，房价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产出缺口和通胀预期，因此，货币管理当局应积极回应房价上涨是合乎逻辑的（Alchian＆ Klein，1973；Bernanke et al．，2001），也有部分学者在央行货币政策治理资产泡沫有效性的问题上仍存在异议（Posen，2006）。二是从“流动性停滞”等角度看，有些学者（Tirole，2011）认为房价的上涨存在财富效应，经济主体通过使资产价值上升，引起流动性不断增加，从而促使利率下降。万阿俊（2015）对房价变动对利率调整的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房价对于利率的价格形成总体上存在负向时变溢出效应影响，说明我国房价的上涨并不是“高利率”的拉动因素；房价只能部分解释利率的变化，名义变量冲击等因素导致了利率的上升，这也说明了房价的上升是市场流动性在某种程度上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