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转折期

乾隆年间，中国经济、文化进入高度发展的繁荣时期，因此清朝统治地位逐渐稳固。随着清朝对朝鲜的宽厚政策，朝鲜对清的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在此之前，朝鲜虽然在军事、政治上都臣服于清朝，但出于对明朝正统性以及发达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认同，朝鲜使者多有“华夷”之观念，不屑于与清人交流，中朝两国文人之间的交流出现近百年的断层。朝鲜国内仍有极端的反清事件。肃宗三十七年（1710）四月二十九日，反清朝鲜人民将《告谕朝鲜国文》挂至迎恩门（慕华馆外），文中有“末端书后洪武三年二月日”“字用《洪武正韵》体”“何屈膝于凶奴之庭，甘心于臣妾之辱”等反清复明之语。

此阶段虽有金昌业出使清朝与清人交流的记录，但其后也并未出现两国文人交往密切的情况。燕行使臣笔下的清朝文人大多也是负面形象。如乾隆七年（1742）七月出使中国的韩泰东在《两世燕行录》中记载：

使臣若出宿闾家，则主人每以房钱多少，遮梗喧哗，必称其欲而后已。或蔽井阻汲，限地防刍，强要高价，以售其有。其中稍识文字者，称以秀才，话未及终，则乞面币，无一人有翰墨儒雅之态。

这种情况直至洪大容出使中国后才得以改善。与金昌业和其他早期燕行使者并没有主动结识清人的心态不同，洪大容燕行的愿望就是为了结交清朝才子，其在《干净衕笔谈》开始便道：“乙酉冬，余随季父赴燕，自渡江后所见未尝无创睹，而乃其所大愿则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 其开放的心态是前期燕行使者所无法企及的。朴趾源在《〈会友录〉序》中言：

洪君愀然为间曰：“吾非敢谓域中之无其人而不可与相友也，诚局于地而拘于俗，不能无郁然于心矣。吾岂不知中国之非古之诸夏也，其人之非先王之法服也？虽然，其人所处之地，岂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履之土乎？其人所交之士，岂非齐、鲁、燕、赵、吴、楚、闽、蜀博见远游之士乎？其人所读之书，岂非三代以来四海万国极博之载籍乎？制度虽变而道义不殊，则所谓非古之诸夏者，亦岂无为之民而不为之臣者乎？然则彼三人者之视吾，亦岂无华夷之别而形迹等威之嫌乎？然而破去繁文，涤除苛节，披情露真，吐沥肝胆，其规模之广大，夫岂规规龌龊于声名势利之道者乎？”

洪大容认为中国的文化、制度、道义等都值得朝鲜士人学习，清朝的文人也同样值得交往。清人与洪大容交往能够省去繁文缛节，以诚相待，使洪大容真正感受到清人并非全是“规规龌龊于声名势利”之人。

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洪大容以书状官洪檍的“军官子弟”身份随李朝使节团出使清朝，年底抵达北京，并于次年一月至二月居留京城凡六十余日。燕行期间，洪大容经常主动结交清文人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其中，又以他和同行的金在行与“浙杭三才”——严诚、潘庭筠、陆飞之间的七次笔谈最有代表性。此时正是清朝经济、文化都比较繁荣的时期，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缓和。虽然洪大容在燕行之时仍有一定的“华夷”之观念，但通过与中国文人深层次的思想、文化沟通和交流，其感知到学识渊博、重情重义的中国文人形象，也渐渐认识到朝鲜各方面的局限性，因而开始极力主张向清朝学习。

七次笔谈，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入。如第一次会面，双方只是互通姓名、年龄、籍贯，并询及相关人物、风俗；第二次笔谈则涉及两国衣冠服饰、礼制、朝廷法度及前朝事迹等；第三次笔谈重点在佛儒之辩与心性之学；第四、五次谈及朝鲜教育、西洋之教和中朝两国科举制度；第六、七次笔谈内容更广，涉及朝鲜禁酒、藏书、衣冠与朱陆之学，以及王阳明之学、浙东浙西之别和清人交游等。其间不乏诗酒酬答、书画品评和题赠之事。

洪大容本身就有较高的审美修养，对诗、书、画、印、音乐等各类艺术形式均有不同程度的涉猎。因此燕行期间洪大容常与清文人进行书画方面的交流，书画酬赠也成为他们之间沟通感情的重要媒介。洪大容与清文人的书画交流以互相赠求书画作品、书籍或互相品评书画作品为主。如第一次会面时，潘庭筠即展示友人陆飞的一幅墨莲花图，上有陆飞、严诚和潘庭筠题写的诗词，洪大容大为赞赏，称之为“三绝”。大家即席赋诗唱和，并挥毫书写，大有切磋探讨之意。此后几次笔谈，双方都有请索诗文书画及题赠之事。如洪大容、金在行分别向严诚、潘庭筠求赐有关“湛轩”、“爱吾庐”、八景及“养虚堂”的诗文，洪大容又向二人求赠篆刻印章，金在行则求赠画作，洪大容、金在行及朝鲜三使向陆飞求赠画扇等。洪大容、金在行亦屡有诗书赠答。会谈之余，几人之间书信频繁，互有题赠。通过这些交往，不但加强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同时也使中朝两国文人在书画艺术方面有了更多的交流和了解，增进了彼此艺术的影响和传播。

除《干净衕笔谈》中所载洪大容与“浙杭三才”的书画交流活动之外，《湛轩书·外集》中也有大量其在燕行期间书画应酬的记载，其中既有清朝商人向洪大容求赠墨宝，也有洪大容主动赠予清人书法作品。但洪大容与清人的书画交流并不仅仅局限于赠送书画作品，同时也会互相赠送笔墨纸砚、折扇、刻帖、古籍等物品。

洪大容归途路过三河所遇店舍主人邓汶轩。其人“家在山西太原府，入选贡士，为举子业。近因病懒而废，来此探亲，且有生意，与数友开铺卖盐” 。两人笔谈甚欢，邓将洪大容奉为贵人，请其书写四联为求“逢金年运通”，随后又持赵孟頫书碑字与《兰亭序》印本，送给洪大容与书状官执义洪檍，道：“兰亭真迹，晋南渡后失其本。”洪大容赞其：“邓生为人，颀然长者，发言淳实，虚怀见心。”

洪大容游览琉璃厂时常常见到董其昌书迹及前代法书刻帖，他亦能辨其真假。通过其与栅门税官希员外交谈的内容：

又问我国书画所尚，仍曰：“贵国亦有董其昌书画乎？”余曰：“东国亦甚珍之，但买于京市绝无真本。”希曰：“中国极多赝作，真本非百馀两银不可得矣。”

可以看出，清代康熙年间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书画交易十分频繁。由于帝王的推崇，董其昌书法成为贵族官僚、富商文人和普通市民的收藏对象，其中伪作也多如牛毛。洪大容在与栅门税官希员外的交流中了解了中国书画市场的情况。洪大容认为北京市场中所见董其昌书画没有真品，所见董其昌山水画明明为赝品，商家却索价三十两银子。希员外同样说中国董其昌书法赝品极多，如有真品必须百余两银子才能购买。

洪大容作为 18 世纪后期朝鲜北学派的先驱，其与“浙杭三才”之间的生死之交也影响了朝鲜士人们对清人的看法，进而成为朝鲜政治潮流由“北伐清朝”转向“北学清朝”的一大契机，因此可将洪大容此次燕行视为燕行史中的一个转折性事件。其与“浙杭三才”的书画交流作为此时期的典型，为之后北学派文人与清文人开展书画交流提供了经验，树立了榜样。后期北学派使者无不受洪大容思想和交流方式之沾溉，在此之后中朝文人之间书画交流也变得更加频繁。 UyXhrghMmpiqFFRmLxUqYBf+a0Z+76dislPCBsW6UTe2xXRosFf6DCHwqGgRIHw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