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过渡期

历史上朝鲜王朝和明王朝关系密切，往来频繁。明清易代之初，满人入主中原，两国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鲜士人视清人为“夷狄”，使臣访华多不愿主动与清人来往。早期“燕行录”文献中绝少见到中朝两国文人书画交流的记载。如康熙十六年（1677）出行中国的使臣孙万熊所记录的《燕行日录》中仅能见一处交流场景：

戊午晴，朝饭冷，井石路泥泞，河冰流澌，车轿倾侧，劳苦难状。夕宿狼子山，汉人李士英聚徒讲学。其中孙九乡、李远亨仪容秀美，颇晓文义，可爱也，赠以笔墨。

此阶段朝鲜使者与清人的交流主要为互赠笔、墨、折扇等物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画交流。与金昌业同时期的李正臣于康熙六十年（1721）出使中国，其笔下的《燕行录》中涉及书画的内容也多为记载沿途所见摩崖碑版、牌匾题咏、壁画、挂画等内容：

悬额碑刻壁题等文字多有古迹，是可贵耳。所谓望海楼，此乃两层楼也。上层楼额则己卯春日关中梁世勋书之，曰“海岳朝宗”云云；下层阁楼额则以“海天一碧”四字，万历己丑岁仲秋巡盦直隶检察御史吴逢春书之云。楼庭左边所立之碑，以大书刻四字曰“一勺之多”，而天启六年季夏海运同知河东王应豫立石云。楼庭右边所立之碑，以八本大书刻之曰“瀚海奇观”，而崇祯庚辰中州范志充题云云。楼阁内左边所立之碑，大字刻之曰“知圣楼”三字，大明崇靖乙亥夏四月立云。楼阁内右边所立之碑，刻吴光义诗章，而字多缺不可辩。间间见之，文采多，笔法亦好。

或对所见文字做简单评价，如“笔法极佳”“笔法米芾及董其昌体”“刻碑之笔恰似唐太宗笔”。并且从其《燕行录》中也可以窥见此时中朝两国士人之间的书画交流尚处于相对单向的状态：

吾发行时主人请赠笔迹，吾曰：“无纸。”渠出红底纸四片，吾曰：“无笔。”渠出兔毛大笔，遂书给五言绝句二首于二片，又一片则书“为善最乐”四字，又一片则书“双石城村”四字而给之。

李正臣《燕行录》中所记载的这种“书画交流”现象仍为此时期书画交流的主要方式。此时期中朝两国人的书画交流无论从次数还是深度上都不及后期北学派文人与清人的交流。因此，在 18 世纪初期前二十年与清人进行书画交流次数最多、交流心态较为积极的金昌业就显得弥足珍贵。

康熙五十一年（肃宗三十八年，1712）十一月，金昌业的长兄金昌集作为谢恩兼冬至正使率使团赴京朝贡，金昌业以子弟身份随行。金昌业的曾祖父、父亲、叔父以及长兄都曾以正使的身份出使过中国，其自幼也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中国文化熟稔于心。金昌业与清人交流时多有笔谈，其中也有涉及书画之处。如在山海关时遇秀才郭如柏，与之笔谈，金昌业应邀书示一绝，郭如柏和诗一首，使其子现场书之，“笔法虽生而却不俗。使人张纸，执笔柄之端，立而书之，亦不易也” 。又如在北京时与赵华笔谈，赵华盛赞金昌业的诗文和书法，并索求墨宝，金昌业推辞不却，为书律诗、绝句数首。而赵华也先有所书诗文见示，金昌业欣赏其书法，认为“赵华之笔，以半草书七言四韵，晋体也” 。

马维屏是与金昌业进行书画交流最频繁的清人。金昌业曾在马维屏家观赏强国忠所作的山水屏风。金昌业询问马维屏家中屏风为何人所作，当了解到屏风画师为京中画师时，便希望能够见此人，请其为自己的兄长金昌集画像。其随后又向马索要画师画作，马维屏慨然应允。两人第二次交流时，马维屏告知上次所赠送屏风为养心殿内画师强国忠所作，但金昌业则认为此人画法拙劣，不似名家所画，而是他人假托强国忠之名的伪作。可以看出，此时金昌业与清人涉及绘画的交流较前人已经有所深入。

通过两次交流，金昌业也在清人心中留下较好的印象，清人认为他与其他朝鲜使者不同，与人交流都是肺腑之言。有诗赞金昌业云：“贵国交情薄，惟君迥异人。话言从肺腑，举动尽天真。皎月同君度，高山合我心。何须金石谱，友道本彝伦。” 马维屏等人与之交流时也更加坦诚，更言金若有喜爱的绘画可以直言，“以便奉送”。到第三次交流时，马维屏将所藏绘画尽数展出，令金昌业挑选，毫不吝啬。

在接受马维屏赠送书画作品的同时，金昌业也将朝鲜历史上著名画家郑 、赵荣祏、李穉、尹斗绪等人的画作展示给马维屏，请其品评，马维屏欣赏郑 之作，于是金昌业便将该画送予了他。

在出使中国时，常有商人至朝鲜使臣的住所推销书画作品。如金昌业过山海关后，便有众多当地秀才向使团成员兜售字画：

夜来卖书画者极多，其人多是秀才。其中兰亭墨本颇佳，而索价过多。又有饮中八仙帖、花鸟帖、山水簇，皆是俗笔。唐伯虎水墨山水、范凤淡彩山水、米芾水墨山水亦皆赝作。米芾画，讨银三十两。

但金昌业对古代书画知之颇深，认为这些作品皆是俗笔、赝品，唯有《兰亭序》墨本较好，但价格却极高。这些秀才与朝鲜使者接触的目的就是推销书画作品，从中牟利，而这些人通常也会被朝鲜使者轻视。清人中除向使者推销书画作品者，也有拿中国书房用品交换朝鲜物品者。对于这种请求互换书画用具的清人，金昌业则是不拘小节，大方相赠。清人中主动向其索求书画者，金昌业也常常答应。如在沙河驿刘启迪家，“主汉出纸要书，余遂作一绝书赠，颇有喜色。盖主人以卖盐为业，不解文字，问答皆倩人书之” 。可以看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朝鲜物品和燕行使者的书画非常受清人欢迎。

然而，康熙时期虽然是朝鲜对清朝观念转变的一个缓冲期，朝鲜士人对清廷的敌视情绪已趋弱化，但此时朝鲜朝野上下“尊明斥清”的思想依然存在。即便是持相对开放心态的金昌业仍称：“高丽虽曰东夷，衣冠文物皆仿中国，故有小中华之称。” 在与清人交流时也习惯以一种居高临下、自傲自满的态度询问：“我们衣冠与大国异制，可骇不骇？”答：“老爷们衣冠甚可爱，我明朝衣冠是这样。”问：“然则公辈即今衣冠非旧制否？”答：“我们此时衣冠是满州。”

《老稼斋燕行日记》中也常出现“胡”字，如“胡儿”“胡山”“群胡”“胡畜”“胡天”“胡月”等。如其《老稼斋燕行日记》云：“诸胡欲有问，而余即以话不同为辞。群胡中会写字者，不过数人，而所书往往不成文理，欲写未成者亦屡次。” 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清人学识浅薄的鄙夷和根植于朝鲜士人心中的“华夷观”。虽然金昌业在燕行期间与清人有过较为密切的交流，但仍不可避免有不和谐的事情发生：

朝饭行，主胡嫌房钱少，执申之淳不放，余以一扇与之始免。

方议还入馆中，主胡出来，有所言，而不可解。令书之，文亦不可解，见其大意，欲加得房钱也。副使裨将两人，先入此家，余来而移往他处。故主胡以此归咎于余，欲以两人所许房钱，并讨于我也。其人颇带醉气，不欲相较，遂起出。才及门，元建报馆门已锁，甲军散去，不可复开。时风雨大作，夜色如漆，咫尺不辨。彷徨门内，欲还入，元建还推房钱，故主胡深怀恨怒，喃喃不已，遂锁房门入去，不复出。烛为风所灭，求火而亦不应，狼狈不知为计。

早期燕行使者在燕行记录中为将清人塑造成“蛮横”“顽劣”的形象，多用夸张、粗鄙的形容词。从金昌业所撰写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使团人员被“胡人”刁难的场面也可看出其对清人的厌恶。更有甚者，金昌业以“腥臊逼人”来形容胡人涌入使馆，并习惯于将清人称为“鞑子”。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同时期其他燕行文献，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交游经历已经有所突破，其旷达不羁的胸怀和宽以待人的态度也为后继者开启了门径。 OKHgo1aiupxIrVJWsyKYTznxyxyQ3raNE0D2u7J/q1gYXhVL5i9isqYu522Zb3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