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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韩两国学术界交流的不断深入，在《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等这些综合性文献整理的基础上，中韩两国的研究学者以“燕行”文本为对象展开研究，推出了一批相关著作。2006 年韩国学古房出版了由韩国崇实大学附属韩国传统文艺研究所主编的十卷本“燕行录研究丛书”，比较完备地收录了这些研究成果。该丛书第一卷到第五卷收录的都是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第六卷是历史学的论文，第七卷是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的论文，第八卷是思想意识方面的论文，第九卷和第十卷是服饰、建筑、绘画、地理方面的研究。可见，韩国对“燕行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方面。
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的《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
一书分为“十六七世纪燕行使对中国的观察”“十八九世纪燕行使与通信使进行的学术讨论与学术交流”与“燕行录与使朝鲜录”三部分。该书以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为媒介，探讨了明清朝鲜使者视野中的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状况，对东亚三国的历史现状以及它们各自所发生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并着重分析了北学派思想出现之前的情况。
邱瑞中的《燕行录研究》
一书上下两编共收录十多篇文章，内容涉及明清北京大战、袁崇焕之死、满族人早期生活状态及康熙年间中国社会图景等，展示出被以往燕行研究者所忽略和误解的数种史料，同时对早期建州女真农业的发展、生活习俗做了概述。下编为“燕行录学”之建立呼吁，并将其与敦煌学做了对比。作者认为“燕行录”的内容主要是社会史文献，且上下贯穿七百余年，对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呼吁更多人将“燕行录”当成研究对象，使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朴香兰的《北学派燕行录所载笔谈研究》
分为“燕行录”笔谈的形成及特征、笔谈文本的形成及创作意图、笔谈的内容、笔谈的表达方式、结论五部分，包括笔谈的形成、笔谈的参与者、笔谈的话题与叙述特点等内容。
刘铮的《燕行与清代盛京》
以“燕行录”为基本研究史料，参照其他文献，通过朝鲜使臣的见闻，对清代朝鲜使团与朝贡路线、朝鲜使臣所见清代陪都盛京、盛京地区的宗教与精神信仰、满族风俗、满族的婚姻与丧葬习俗加以细致考察。但文章套用、堆砌史料过多，并未发掘新史料，导致考辩分析未能详尽。
韩国黄普基的《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燕行录〉资料为中心》
以“燕行录”为核心资料，以明清地方志和现代气象、水文资料为补充，并尝试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进行包括地名、聚落、历史气候、河流与区域环境变化、地理意象等方面的详尽研究。
孙卫国的《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嬗变（1627—1910）》
一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八章结合政治史、思想史与外交史介绍了朝鲜对清意识及其根源与演变过程。下编探讨了不同时代多位燕行使同清人的交往，以及其对朝鲜人思想转变的影响，还历时性地考察朝鲜对清观的嬗变。作者认为，朝鲜对清的意识经历了从“反清、仇清、厌清”到“识清、事清、奉清”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与清的对朝政策密切关联。作者还提出，中朝人员的交流，经历了从低层人员到高层人员的逐步深入，双方都投入了较深的感情，甚至建立起家族间的联系。而由于近代朝鲜有通过中国打探西方情报的需要，中朝人士之间的交往，也逐渐从个人层面过渡到渗透着朝鲜官方意志的层面。
杨雨蕾的《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
一书以燕行使的记录为中心，并参照《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大清会典》《朝鲜王朝实录》等官修正史，通过古代中国“华夷观”的文化视角探寻了 16 世纪到 19 世纪初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与文化关系的转变，以此揭示明清中朝朝贡关系在文化的传播和受容、观念的坚持和变迁，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发展轨迹及原因。书后附有明清两代使臣历次出使的表格，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可称周详备至。
陈尚胜的《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
一书以明清“朝天录”和“燕行录”为基本史料，分别介绍明清两朝数位朝鲜使者的燕行见闻和观点。作者指出朝鲜的对华观念由“事大论”转为“华夷论”，而后转变为“北学论”。
葛兆光的《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从多位朝鲜使者的典型事例来构建朝鲜王朝从域外视角对华崇汉抑满心理和小中华意识的想象异域，开创了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范式。作者认为，由于对大明王朝的崇敬和怀念，朝鲜使者基于眼见之事物，经过心理之想象、投射、加工、演变，整个朝鲜都形成了一种意在自我说服的历史印象，导致“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在其印象中日益分裂成两个迥然不同的形象，从而以之又反过来服务于其中国观。
徐东日的《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以“朝天录”和“燕行录”为研究材料，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分别分析了明朝和清朝时期的中朝关系，以及在这样中朝关系的影响下朝鲜朝的燕行使臣如何看待满族人、清朝皇帝、汉族士人以及满汉关系，并考察了其中折射出的中朝两国文化价值取向及朝鲜使臣对中国形象的总体评价。
韩国崔韶子等人的《十八世纪燕行录与中国社会》
对 18 世纪的“燕行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展示了 18 世纪燕行使者视野中的中朝朝贡关系和中国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华夷观等方面内容。研究主要针对政治外交，而对思想、文化、社会形象等方面则略显简陋。
杨昕的《〈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研究》
立足于明代中朝宗藩关系的背景，全面且详细地分析了“朝天录”中所描写的中国皇帝、官员、儒生、平民的形象，阐释了“自我”对“他者”的塑造过程、“朝天录”中明代中国人的“负面特征”等内容。
刘为的《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
对朝鲜使者（或使团）的种类、任务与目的、组成与选拔、使行路线与制度、礼仪、贡品礼物与回赐加赏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并揭示了使者（或使团）在古代中朝国家关系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温兆海的《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研究》
以朝鲜燕行使通译李尚迪为中心，考察其与清代文人交流的历史动因与线索。
韩荣奎与韩梅合著的《18~19 世纪朝鲜使臣与清代文人的交流》
一书主要分为“燕行与燕行录——会友的记录”“朝鲜燕行使节与清朝文人的交游”“18~19 世纪朝鲜使臣与清朝文人交流的特点与意义”三部分，对多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中朝文人交流个例进行了分类梳理，但其中意义发掘不够深入。
何英善、李慧美编的《使行的国际政治：16~19 世纪朝鲜燕行录研究》
收录了2012 年 11 月韩国首尔大学召开的“使行与国际政治”学术研讨会中的 10 篇论文。
王振忠的《朝鲜燕行使者所见 18 世纪之盛清社会：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例（上）》
讲述了李德懋在中国的交游人脉，对清代衣冠和制度的贬抑，对中国佛教、天主教等宗教情况的大致了解和对重大时事动态的通报评论等，又介绍了盛清的市肆商业、书籍流通、中朝文化交流等内容，反映了盛清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景象。
左江的《值得关注的燕行录文献》
一文对燕行文献的集辑、甄别范围及其方法、作者考证等方面做了介绍，另外还对《全集》中作者生卒年、姓名、使行时间及编排错页等错误做了订正。
陈尚胜的《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兼论〈朝天录〉和〈燕行录〉的资料价值》
一文介绍了明清燕行使团的构成、路线、任务，以及不同学者的考察情况和不同版本的“朝天录”和“燕行录”的收录数量。
另有廉松心著的《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研究》
、徐毅著的《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研究》
等，都是以“燕行录”文本为基础展开的研究。
目前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燕行录”研究的热潮。各大高校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延边大学等陆续成立“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或“韩国学研究中心”等，涌现出一批以域外汉籍为研究领域的学者，如葛振家、王政尧、李岩、邱瑞中、葛兆光、张伯伟、漆永祥、杨雨蕾、左江等。他们不定期出版和发表论文，从文学、文化、历史、宗教、经济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成为稳定的“燕行录”及相关学术研究的群体阵营。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本书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对“燕行录”做整体综合的研究、梳理后，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单个的比较有名的燕行使臣，如洪大容、朴趾源、金昌业等。他们多是饱读诗书的文人，以独特的角度和文笔来描述燕行经历。以他们的燕行见闻为研究对象，也有一批丰厚的成果。如张杰的《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
立足于李田秀《入沈记》、朴来谦《沈槎日记》、金钟正《沈阳日记》，对其中所反映盛京满族居民、风俗、地域特色等内容做了介绍，并对《燕行录全集》中出现的问题做了考证和提出商榷。该书下篇对三种燕行文献做了详细的校注。章琦的《旅行的思想与文本：李喆辅〈丁巳燕行日记〉谫论》
一文，从华夷意识、社会现实、朱子学统和政治对话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李喆辅在与清人笔谈时有强烈的华夷意识，但通过不断的交流，这种意识逐渐发生转变。
孙成旭的《十九世纪燕行录解题》
一文对李基宪《燕行录》、洪奭周《渊泉先生文集》、金善民《观燕录》、李鼎受《游燕录》、李永得《燕行录》、李在洽《赴燕日记》、姜时永《
轩续录》与《
轩三录》、洪敬谟《槎上韵语》与《槎上续韵》、郑元容《燕槎录》等 18 种 19 世纪“燕行录”与历史资料的内容及相关信息进行比对及检校，并撰写解题。
刘婧的《18 世纪朝鲜洪大容与清人的文学交流及〈日下题襟合集〉〈日下题襟集〉的成书过程》
介绍了朝鲜洪大容一行的燕行经历和与清人的诗文交流始末，以及朱文藻先后编辑《日下题襟合集》和《日下题襟集》的成书及传入朝鲜的过程。
谷小溪的《朝鲜诗人金昌业与清人诗文交游考略》
对金昌业与清初官宦文士李元英、赵华、郭如柏、杨澄、程洪、李廷宰、李廷基，商贾僧侣杨文成、马维屏及其他无名人士的交往进行考述，并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对研究者了解金昌业与清人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马东峰的《朴趾源与中朝文化交流研究》
一文以朴趾源的《两班传》《虎叱》《许生传》等作品为例论述了他对中国文学、哲学、经济以及自然观的吸收和发扬，并介绍了朴趾源的实学思想和北学思想的形成、传播、地位和影响。
温兆海的《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阈：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选取乾嘉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几个关节——洪大容、燕岩师门、金正喜和申纬，以朝鲜使者学习清朝先进文化思想和技术的不同角度来论述中朝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
朴香兰的《由笔谈管窥中朝文人文化意识的差异：以朴趾源、洪大容等人为例》
分析了“燕行录”中中朝两国文人对妇德、冠婚丧祭、士民生计观的认识差异。
除了单篇的论文，一些著作对中朝两国历史文人交游的故事也时有关注。韩荣奎、韩梅的《18~19 世纪朝鲜使臣与清朝文人的交流》，用一般人更容易理解的方式，介绍了朝鲜和清国文人之间交往的十几个事例，如洪大容和严诚，李晚秀和张又龄，洪良浩、柳得恭和纪昀，李在洽和张际亮，金正喜、申纬和翁方纲等。有很多故事是他们新发现的，如李晚秀和张又龄、金老商和张际亮的故事。这本书主要是讲故事，所以读起来很有意思。因为它的目的是向大家介绍“两国古代文人多种多样的友谊”“双方文人的亲密交往”，所以该书比较关注具体细节，学术性不强。
徐毅的《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研究》
一书的第三至五章是“安东金氏”“洪良浩家族”“洪大容”“燕岩师门”等人与清文人的交流，史料详尽，论述深入，有参考价值。
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开始研究 18 世纪朝鲜入燕使者的日记，探索中朝文人之间的交流情况。随着对燕行使臣研究的不断深入，北学派燕行文人以多样的燕行文本而备受关注，如李德懋的《青庄馆集》和《入燕记》、洪大容的《乙丙使行录》和《湛轩书》、朴趾源的《燕岩集》和《热河日记》、柳得恭的《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等。这些入燕使者类似日记形式的著作，直观地记录了当时清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研究者们通过对它们的研究，也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韩国学者朴（山日）钐（ParkJongsam）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学派”诗人的燕行创作与文士交流研究》
，分别以背景、创作、交流、传播四大主题为切入点，对北学派诗人燕行诗歌的历史文化意蕴和他们与清文士的诗学与书画交流做了详细分析。该论文的第四章着重论述了李德懋《清脾录》的传播意识、编撰观念、诗话诠释下的朝鲜朝诗坛状况、李德懋的诗学审美宗尚等，突显朝鲜朝诗话流传中士的意义和价值。
孙艳玲的硕士学位论文《18—19 世纪朴齐家与清朝文人的交流研究：以〈缟苎集〉为中心》
，从朴齐家的中国观和交友观入手，通过对其在清朝的主要交流对象以及其与清朝文人之间的主要交流方式、交流内容等多个角度的分析，将朴齐家与清人之间的交流做了系统的梳理。
金柄珉的《朝鲜诗人朴齐家与清代文坛》
一文考察了朴齐家与清代文人交流时留下的诗作，其中的纪行诗、怀人诗和唱答诗反映了朴齐家与当时文人的交流和对他们的赞扬，并且朴齐家的诗作也得到了清代文坛的积极反响，受到友人们的高度评价。
除了论文，上文提到一些著作中也有一些章节重点介绍了燕行使臣的燕行经历和其与清文人的交游情况。如杨雨蕾的《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
第二章“燕行使臣和明清学人”重点考察了朝鲜使臣李廷龟、朝鲜后四家（柳得恭、朴齐家、李德懋、李书九）、洪大容、朴趾源与中国文人、学者之间的交往故事，还从中国人吴大斌的角度，考察了他和一些朝鲜使臣（包括金尚宪、金地粹、李民宬、崔德海等人）之间的诗歌交流。但是内容很少，篇幅很短，有的论述很简略。如李廷龟的部分有 11 页（第55-65 页），吴大斌的部分只有 5 页（第 65-69 页），朝鲜后四家的部分只有 7 页（第69-75 页）。朴齐家、柳得恭等人曾经多次去北京或沈阳，他们与清朝人有很多交往故事，值得深入研究，甚至做专题研究。该书第三章“燕行使臣和汉籍东传”，考察了古朝鲜时代（即中国明清时期）中国书籍向朝鲜输入的历史过程，包括朝廷赠书、文人求书、购书等方式。这是中朝两国交流的另一个重要形式。
燕行使臣多为饱读诗书之士，善书能画，所以对他们个案的研究必然涉及书画艺术。最早做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是日本学者藤塚邻。他在《清朝文化东传研究》（1975）写作过程中收集了大量反映当时清朝和朝鲜关系的一手资料和文物，书画方面的有画轴、扇面、碑帖等实物（现存的资料大部分保存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近几年关于两国艺术交流研究的成果陆续增多。如胡光华、李书琴的《清代中国与朝鲜绘画交流蠡论》
认为朝鲜时代晚期出现的文人画潮流是中朝两国文学艺术长期交流的结果。金哲的《朴齐家“诗画相通”论与中国文人画论》
指出朴齐家的“诗画相通”论继承了中国的文人画论，同时又独创性地吸收和发挥了中国文学中的诗画一致论。文凤宣的《扬州八怪画风对朝鲜末期画坛的影响》
分析了清代扬州八怪的绘画风格是如何传入和影响朝鲜时代后期绘画的。王海明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美术的交流与相互影响》
论述了从早期到中后期朝鲜向中国学习并逐渐形成自己民族特色的过程，以及其对中国近代美术产生的影响。韩国辛勋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朝鲜后半期书法艺术的发展》（2009）重点分析了朝鲜后半期的书法实践和理论，同时考察了韩中两国的书法交流状况，强调了交流过程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使团对朝鲜后半期书法艺术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韩国姜炫雅的硕士学位论文《浅析中国文人山水画对韩国朝鲜时代后期山水画的影响》（2012）则指出中国文人山水画对韩国朝鲜时代后期山水画的影响。韩国姜美先的博士学位论文《朝鲜后期画家赵熙龙绘画研究》（2007）以个案作为韩中美术交流的见证，分析了韩国历史上的画家如何吸收、遴选中国画风而形成具有韩国民族特点的艺术创作。温兆海的《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的历史价值》
论述了李尚迪与晚清文人在朴学、金石学、书法和绘画等方面的交流。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赖贵三《考古证今山海崇深：韩儒金正喜与翁方纲、阮元的书法与经学交流》
一文也论述了金正喜与翁方纲、阮元研习经学、诗学、金石、书法的交流。琴知雅的《朝鲜申纬的〈奏请行卷〉研究：以燕行和申纬与翁方纲的文墨缘为主》
论述了申纬燕行过程及和翁方纲的文墨缘。谢光辉、孟安康的《18~19 世纪中朝文人书画艺术交流研究》
中以金昌业、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金正喜等人为中心的北学派与清人之间的艺术交流为研究对象，将 18~19 世纪中朝两国文人书画艺术交流分为萌芽期、转折期、发展期、繁盛期四个阶段。
以上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朝鲜半岛书画艺术的发展以及中朝两国艺术交流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其对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的方法，也特别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宏观的研究虽能展现较为完整的框架，却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具体详细的描述；个案研究则拘于细节，显得零碎，对两国艺术交流阶段性、整体性的把握不够。有鉴于此，本书拟选取中朝书画交流最为繁盛、最有代表性意义的 18~19 世纪这个历史时段，以北学派诸人的燕行著作为重点，点面结合，对中朝两国文人之间书画交游活动的资料进行一次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希望通过这项工作，为中朝书画艺术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并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新资料和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