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域外汉籍研究是 20 世纪以来兴起的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而朝鲜汉文文献则是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4 世纪至 19 世纪，朝鲜王朝向中国频繁派遣使臣，这些使臣或随行人员将其往来中国的经历诉诸笔端，从而形成了一批专类书籍，即“燕行录”。这些作品多数用汉文撰写，少数为朝鲜文。近二十多年来，作为“外国人看中国”的典型资料，“燕行录”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
“燕行录”这个名称，历史上既用作某一部书的专名，也用于一些朝鲜使臣个人著述的命名，还用来指称所有关涉中国的书籍著作，目前尚未有一个清晰界定。近年来随着对“燕行录”研究的深入和从事研究的人员的日益增多，这一问题也备受重视，学界有多位学者撰文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教授提出了广义的“燕行录”和狭义的“燕行录”之分：
“燕行录”，窃以为就广义而言，凡履迹及中国之朝鲜人所著书，皆可谓之“燕行录”也；若就狭义言之，则专以朝鲜国王遣往中国之使臣或随从所著之书，方可谓之“燕行录”耳。
漆教授提出了他对狭义的“燕行录”的界定方法，即以“出使”为关键点，要求作者一是必须是由国王派遣的正式使臣，或是使团中的某个成员，抑或是负有某种特殊使命的官员；二是必须到过中国（包括到过两国边境的中国境内）。所有狭义的“燕行录”，必须是“出使中国的纪行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往来中国的纪行录”。同时他又特别提出，类似《漂海录》《皇华集》《东槎录》《傧接录》之类的诗文集以及其他与中国相关之著述，都不能归于“燕行录”范畴，至多只能作为“燕行录”的附录，缀于卷末。
深圳大学左江教授提出“燕行录”文献的甄别条件与漆永祥教授提到的大同小异：一是要看作者出行的缘由；二是要看作品中行进的路线与地名。他还特别指出赆行诗文是否该收入“燕行录”文献，仍值得商榷。
今天所能见到的七百余种“燕行录”，绝大部分出于朝鲜的李朝时期，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明、清两代。从具体作品的名称来看，朝鲜使节访问明朝的纪闻作品多命名为“朝天录”，而访问清朝的纪闻作品则多命名为“燕行录”。这种差别，缘于历史上朝鲜对明朝奉行的“事大”政策，再加上“壬辰倭乱”明朝对朝鲜有再造之恩，使得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密切，文化上有认同感，故朝鲜人视明朝为“天朝”。明清易代之初，满人入主中原，两国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朝鲜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臣服于清朝，但出于对明朝正统性以及文化上的认同，朝鲜使者多有“尊明”和“尊华”之观念，故使节进贡不再以“朝天”视之。这种名称上的改变，不仅仅是朝鲜人用于区分中国两个朝代的一种方式，而是别有深意。“朝天”与“燕行”，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将清朝与中华分离的态度。因此，台湾学者张存武教授认为“燕行录”应改称为“华行录”，南京大学的张伯伟教授则主张此类文献应该通称为“中国行纪”。这是因为，“由‘朝天’转变为‘燕行’，绝不仅仅是指代一个地理方位，而是充满了政治意味和文化立场的特殊名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言，使用这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称谓，无论是‘朝天’还是‘燕行’，都是不合适的”
。
我们认为，出于尊重历史和传统习惯的考虑，将历史上这些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目的地主要是当时的都城燕京）的纪行著作泛称为“燕行录”似无不可，是为广义的“燕行录”。而为了更准确地区分，我们还可以把使行清朝的纪闻作品专称为“燕行录”，以与使行明朝的纪闻作品——“朝天录”相区分，是为狭义的“燕行录”。本书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即属于狭义的“燕行录”。
据初步的估计，现存的“燕行录”约有七百余种。长期以来，这些朝鲜使臣的燕行纪闻著作，多以单篇的形式收录于各自作者的诗集和文集，或作为手稿收藏于各种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中，沉浮幽潜，不为人所关注。直到 20 世纪前期韩国经济起飞以后，国家重视文化研究，政府投入资金，学者们开始整理国故，这些沉积数百年的文献资料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引起人们的热烈关注。
韩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开始整理出版“燕行录”，之后一直在持续整理中。1962 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所影印出版了两卷本《燕行录选集》。1967 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将《燕行录选集》中的一部分译成韩文，并增加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等数种，出版了《燕行录选集（国译）》。2001 年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林基中主编的《燕行录全集》出版，收入了从 13 世纪到 19 世纪的燕行著作 500 余种，共 100卷。同年，林基中与日本的夫马进教授共同编辑出版《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三卷，其中收入日本所藏明代“朝天录”和清代“燕行录”33 种。《燕行录全集》出版后，引发了燕行研究的“热潮”，此后相关研究成果斐然。2008 年林基中又编辑出版了《燕行录续集》50 册，《燕行录全集》和《燕行录续集》后编成电子版《燕行录丛刊》。中国方面，弘华文主编的《燕行录全编》
在 2010 年 7 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三辑，共有 32 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所合编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
，共 30 册，精选和汇编了数十种“燕行录”。另有吴晗主编的《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王其榘主编的《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
，刘子敏、姜孟山主编的《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
等。这些著作多是在文本史料上对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分类，作为研究“燕行录”的史料基础，为从各个方面研究中朝关系提供了方便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