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影响久远。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仅在中国代代相传，还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并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将中国和历史上主要以汉字为书写工具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或历史上曾受中国皇帝册封以及向中国朝贡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称为“汉字文化圈”。这些国家和地区，具体而言即指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东亚的日本群岛和琉球群岛，以及东南亚的越南等国。这些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历史上都以汉语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从中国历代王朝引进国家制度、政治思想，并发展出和中国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是一种宗主和藩属的关系。在这种宗藩体制下，属国的国王须经宗主国册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藩属国需定期向宗主国朝贡，宗主国则负有帮助藩属国维护统治秩序的责任。

在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中，朝鲜地区较早接受了汉文化，并且长期使用汉字作为书写工具，受汉文化的影响最深。从西汉时期开始，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就是中国的藩属国，隋唐宋元代代延续。在清朝兴起之前，朝鲜王朝与明朝保持着传统的亲密关系，两国之间使节来往频繁。从明初开始，朝鲜王朝每年派驻北京的使节往往有四五个甚至六七个之多。使节的名目繁多，每逢冬至、元旦、皇帝生辰、皇帝驾崩、皇帝即位等，朝鲜王朝都要遣使朝觐。1636 年，皇太极率兵攻占朝鲜京都汉城，朝鲜国王被迫接受清军的条件投降，停用明朝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一切交往，并奉清朝为新的宗主。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双方使节往来不断。朝鲜王朝方面，每年除有贺冬至、贺正朔、贺圣节、纳岁币的四次固定朝贡使节外，还有多次不定期的使节来华。朝鲜王朝与清朝的这种宗藩关系始于崇德二年（1637），以《丁丑约条》的签订为标志，而随着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宣告终结。在长达 259 年的时间里，朝鲜王朝向清朝派出的朝贡使团从未中断。

朝鲜使臣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使行记录。这些使行记录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燕行录”。

“燕行录”是各时期朝鲜使臣们出使中国（主要是出使燕京）时根据所见所闻而记录下来的纪行作品。它具有体裁多样、内容广泛、作者层次广、时间跨度大等方面的特点。其体裁有日记、纪事、杂录、诗歌等，有的是多种形式混杂在一起。其内容除了行程和沿途风景外，还有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记载。“燕行录”的作者既有使团的正使、副使、书状官，也有一般的随行人员。这些人员中，不乏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文人，如朝鲜历史上北学派的著名人物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等。“燕行录”的写作年代，包含了从高丽到朝鲜（即中国元、明、清三代）的七百多年的时间，而绝大部分是在朝鲜王朝时期，即中国的明、清两代。其中，明代时期的燕行著作多命名为“朝天录”，清代时期的燕行著作则多称为“燕行录”。而以清代时期而言，今天所能见到最早的“燕行录”作品是金宗一写的《沈阳日乘》，写作时间为崇德二年（1637），最晚的是无名氏写的《燕辕日录》，时间为光绪十四年（1888）。

“燕行录”作为一种特殊的域外汉文史籍，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名目繁多。近二十多年来，随着《燕行录全集》《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燕行录全编》一至三辑陆续出版以及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燕行录丛刊（增补版）》数据库的建设，大量燕行文献面世，引起中韩两国学者的普遍关注，研究的成果也日渐增多。如 2006 年由韩国崇实大学附属韩国传统文艺研究所主编的 10 卷“燕行录研究丛书”就收录了不同时期在韩国的相关研究论文共 134 篇，从中可以基本了解韩国“燕行录”研究的历史状况。而此后的研究文章则更以成倍增长的速度不断涌现。韩国对“燕行录”的研究重在文学方面，并涉及历史、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中国学者则更多关心“燕行录”所反映出来的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社会时态，并通过将这些记录与相关中国史料进行一定的比照，以此来更为全面地了解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现状。此外，也有部分研究涉及中朝文化交流：权政媛《通过笔谈看朝鲜后期韩中文化交流的面貌》一文，利用“燕行录”的一些笔谈资料着重对 18 世纪书籍传入以及绘画交流两方面进行分析；李君善《冠岩洪敬谟和中国文人的交游——以第二次燕行为中心》一文，对 1854 年洪敬谟作为进贺兼谢恩正使第二次出使中国时与清朝士人交游展开讨论等。作为一种高丽至朝鲜七百年间形成的域外文献，“燕行录”研究已经逐渐在中国史学、文学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燕行录”的中大量存在的中朝书画艺术交流史料却较少有人来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以致书法、国画这种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特质和表现中国文人生活情调的艺术形式在中朝文化交流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和影响，仍然未被深入了解。这对于两国文化艺术交流历史而言，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缺憾。因此，对现已公布的大量“燕行录”文献资料中的中朝艺术交流史料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辑录和整理，并从文化艺术发展角度，利用燕行文献以及两国文人的个人著作或官方史料，来深入研究两国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艺术在朝鲜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也是现实可行的。

本书的研究，主要从书法、绘画、金石三个方面展开，从朝鲜使团燕行这个大背景入手，研究十八、十九世纪（即中国清朝时期）中朝两国的书画艺术交流历史，汇辑整理“燕行录”中所见中朝书画艺术交流史料。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1）中朝两国之间的书法交流对朝鲜王朝后半期书法史的影响，重点考察中国书法输入朝鲜王朝的状况、两国书家在书学理论和书法技法方面的交流探讨以及朝鲜王朝后半期“东国真体”“秋史书派”的形成过程和书法特点、理论贡献等。

（2）中朝两国在绘画方面的交流，重点考察中国绘画对朝鲜的输入情况、两国画家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情况（以罗聘等“扬州八怪”为主）以及朝鲜王朝后期绘画对中国清朝绘画的接受（“诗画一律”思想及写实性肖像画、真景山水、风俗画技法）等。

（3）中朝两国在金石方面的交流，重点考察清代金石考据学对朝鲜王朝碑学的影响，以翁方纲、阮元为代表的清代金石学家和以朴齐家、金正喜、李尚迪为代表的朝鲜北学派文人在金石碑学方面的交流探讨以及“金石气”“碑帖兼容”等思想对朝鲜王朝“东国真体”“秋史书派”的影响等。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使团燕行是中国文化对朝鲜输出和在朝鲜传播的一种重要途径，对中国文化在异域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超乎寻常的作用。十八、十九世纪朝鲜王朝书画艺术，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法传承大多接受来自中国方面的影响，并在传播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和风格，对中国书画艺术乃至汉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十八、十九世纪中朝两国的使团来往是一个连贯、延续的过程，朝鲜王朝使臣出使中国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通过前期的资料梳理，我们发现燕行书画艺术交流活动多集中发生在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等人为中心的北学派或具有北学思想的燕行使臣身上。因此，本书以北学派诸人为中心，重点选取了 11部有代表性的“燕行录”作品来进行个案的分析和研究。这 11 部燕行作品分别是：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的《湛轩燕记》、李田秀和李晚秀的《入沈记》、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李德懋的《入燕记》、柳得恭的《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金正中的《燕行录》、朴思浩的《心田稿》、权时亨的《石湍燕记》、徐庆淳的《梦经堂日史》。通过对这 11 部燕行著作以及相关的官方史料和其他个人文集所载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重点梳理出金昌业、洪大容、李田秀、李晚秀、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金正中、朴思浩、权时亨、徐庆淳等人在华的书画见闻及其和清人的艺术交流活动，并总结出十八、十九世纪不同时期中朝两国文人书画交流的阶段性特点。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可见新材料和新问题对于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性。就中朝书画艺术交流历史的研究而言，对现存“燕行录”相关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应是当务之急。本书立足于“燕行录”所载大量域外汉籍资料，选取中朝书画交流最为繁盛也最有代表性意义的十八、十九世纪这个历史时段，以北学派诸人的燕行著作为重点，点面结合，对中朝两国文人之间书画交流活动的资料进行一次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梳理和研究。本书研究的目标主要有：①对十八、十九世纪“燕行录”中所载中朝两国文人书画艺术交流的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对其中的一些重点人物如朝鲜的金昌业、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金正喜等和中国的纪昀、翁方纲、铁保、李鼎元、潘庭筠、罗聘等，以及重点交流事例如洪大容与“浙杭三才”、柳得恭诸人与罗聘的交游故事等，做出具体详细的描述，力求以鲜活的形象还原中朝两国文人书画艺术交流的真实历史。②在对现存文献资料的充分挖掘和整理的基础上，对十八、十九世纪两国文人书画交流的现象做出分析和评判，以总结其特点和规律，提示其意义和价值。③为中朝两国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开辟一个艺术交流的新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并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新材料和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