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繁盛期

从 18 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和朝鲜关系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渐频繁。朝鲜文人随使团来访中国，目睹了清朝在政治上的安定、经济上的繁荣，更强化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增添了他们和清朝文人结识的热忱。使团成员在燕行过程中与清人频繁来往，又经常与各界友人书信交流，相互切磋，情谊甚笃。

一、金正喜

金正喜的燕行，直接改变了 19 世纪及以后朝鲜书坛的局面。金正喜（1786—1856），字元春，号阮堂、秋史、礼堂、诗庵、胜雪道人、老果、病居士等，为朝鲜著名实学家、金石学者、书画家。金正喜 15 岁拜师有四次燕行经历的朴齐家，学习实学、书画、金石、诗文等中华文化，因此非常热爱中国艺术，也极其渴望结识清朝文人。在老师朴齐家的影响和引导下，嘉庆十四年（纯祖十年，1808）九月金正喜以子弟军官身份随父出使中国。

在其燕行之前，朝鲜书坛主要流行赵孟頫的“松雪体”、韩濩所创的“石峰体”以及“东国真体”三种书风。李朝初期至中期，书坛中上至国王、士大夫，下至学子、百姓，均以赵孟頫为取法对象。然而发展至中期，“松雪体”妍媚甜熟的弊病日益凸显。书坛中开明之士意识到此问题后，在书法中开始借助融入王羲之书风达到复古效果，因此此时期东晋王羲之书法同样被书家广泛临摹。在此情况下，朝鲜书家将“松雪体”参以王羲之书风，逐渐完成朝鲜书法的本土化。至 16 世纪中叶，韩濩在师法赵孟頫书法的基础上借鉴王羲之小楷法帖，创造出高古超迈、古朴典雅的“石峰体”，被称为“朝鲜晋体”。随后在宣祖的极力推动下，“石峰体”迅速席卷书坛，举国上下无不效仿。它以教本广泛普及流行，应试书法以其为典型，逐渐成为朝鲜的“馆阁体”。金正喜在《阮堂先生全集》中评价“石峰体”道：

石峰帖可惜。大概此书，有极高处，又有极俗处。其工到力到，可以摧山倒海，犹不及董香光绵绵若存。此等境地，不可与不知者言耳。以尔工力，何不屈膝于衡山、枝指，嵬然作直接山阴之亡想耶？亦东人空然贡高之习气。无论文章书画，先袪此习气，然后乃可门径之不趋魔耳。

金正喜此评价见解独到、言辞凿凿，认为“石峰体”虽有松雪气味，亦悟遵古式，但后期书风不免浮滑，甚有习气。因此后学无论于文章书画，都应涤尽尘俗，归于自然。

李朝后期，“松雪体”逐渐消失，以尹淳、李匡师、姜世晃等书家为代表的“东国真体”开始兴盛。“东国真体”为朝鲜书法理论家李溆首次提出，其玄孙李是 评其书法时有过具体描述：

先生于笔法，亦深造其妙。盖梅山公使燕时，购王右军手书《乐毅论》以来，故先生实得力于此。大字于楷体、行书与窠草皆真正正体。……国人得之，字字宝重，号为玉洞体、东国真体。先生创始，而其后尹恭斋斗绪、尹白下淳、李圆峤匡师，皆其绪馀。而圆峤尝曰：“玉洞笔，议论不敢到也。”

但“东国真体”也难脱俗气，金正喜在评李匡师书法时指出其中缺陷：

噫！世皆镇耀于圆峤笔名，又其上左下右、伸毫笔先诸说，奉以金科玉条，一入其迷误之中，不可破惑。不揆僭妄，大声疾呼，极言不讳如是。然此岂圆峤之过也。其天品超异，有其才而无其学。无其学又非其过也。不得见古今法书善本，又不得就正大方之家，但以天品之超异，骋其贡高之傲见，不知裁量，此叔季以来所不能免也。

而中国方面，金正喜出使中国之时正处于乾嘉学派发展鼎盛时期。关于乾嘉学派，梁启超先生说：“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 汉儒治经，专重训诂文字，因此清代学者将其学称为“汉学”；因考经证史实事求是、朴实无华，又被称为“朴学”；因注重实证、长于考据，故又被称为“考据学”。考据学凭借金石文献为依据来释经证史，文字学与金石学就成为乾嘉学者们的基本功。学者们在研究金石、文字学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其中书法特点和渊源流变。“乾嘉时期金石、文字学者在书法方面的实践，大大促进了篆、隶书体的复兴，同时也引起了书法界对金石碑版的普遍重视和关注。” 金石考据之风大盛，众多书家开始加入搜访碑刻、鉴藏拓片、整理碑目、读录碑铭的行列，使金石文献的研究不断深入。

碑学应运而生，帖学书法逐渐衰微。碑学和碑派书法的出现迅速得到了社会上多个学术领域的关注和认同。在书法理论和实践方面，众多学者和书家一反前代研习“王书”常态，不断从大量出土的金石碑版、断碑残碣中汲取营养，致使他们的审美理念、艺术思维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改变。碑学理论和碑学书法普遍被书家接受，致使帖学一派逐渐无法与碑学相抗争。这也改变了中国书法史的基本发展方向。曾与燕行使者有过交流的翁方纲、阮元、伊秉绶、孙星衍、钱大昕等人均为此时期代表学者、书家。

因朴齐家与翁方纲等人交流时提及金正喜，因此在金正喜燕行之前，翁方纲对其就已有了解。留京期间，金正喜最初结识的清文人为曹江，且曹江曾与朴齐家、柳得恭有过交往。曹江对金正喜非常欣赏，曾云：“东国有金正喜先生字秋史，年今二十四岁，慨然有四方之志。曾有诗云：‘慨然起别想，四海结知己。如得契心人，可以为一死。日下多名士，艳羡不自已。’其趣尚可志也。与其寡谐，不作功令文字，放浪形骸之外，能诗能酒，酷慕中州，自以谓东国无可交之士。今方随贡使入来，将交结天下名士，以效古人为情死之义云。”

在曹江的介绍下，金正喜又结识了徐松、朱鹤年、洪占铨、李鼎元等人。徐松为翁方纲弟子，时任全唐文馆勤务。徐松寄金正喜书札中载：“覃溪近日未必见客，廿九虽晨迟亦未必见。兄意定当致于星原。然以弟度之，如此人生相知，贵相知心，似不在皮毛耳。尊大人如必欲一见，当与玉水商之，于廿八日未申之间，在法源寺可以一谈。其寺僧玉水之友也。”此时翁方纲已不轻易与人接触，但金正喜仍坚持拜访。于是廿八日徐松在信中云：“翁覃溪先生可以一见，但在卯刻为期。明早来，伫候为祷。”据《阮堂金公小传》记载：“判书公（鲁敬）使于燕，公（正喜）随而入，时年二十四。阮阁老元、翁鸿胪方纲，皆当世鸿，儒大名震海内，位且显，不轻与人接，一见公莫逆也。”

两人接触后，翁方纲很快认可了金正喜，赞叹：“海东犹有此英物！”其后书写“经述文章，海东第一”赠送，并出示自己所著《经义考补正》十二卷让金正喜学习。由于受其影响，金正喜开始专心于金石学和考据学，并接受了清朝实学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乾嘉学派的主要学术特质，也成为金正喜思想的主要特色。为激励金正喜学习，1811 年翁方纲书写“实事求是”送给金正喜。

“在中国期间，金正喜接受了乾嘉学派注重考据的治学方法和碑学书法观点，同时收集不少金石碑版资料，见解和眼界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为其以后大半生的学术和书法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跟随翁方纲学习时，翁方纲命两个儿子翁树培、翁树昆兄弟随金正喜参观了自己的“石墨书楼”。金正喜欣赏了翁方纲所藏《汉中太守部君开通褒斜道碑》《唐临晋帖》《化度寺碑》《九成宫碑》《大观帖》《汉画武梁祠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天际乌云帖》拓片及宋椠注《东坡先生残诗本》、唐寅画《东坡像》等物品。翁方纲又送金正喜《苏斋笔迹》九册、欧阳询《化度寺碑刻》摹本、陆游《诗境》拓本、行书对联“如松柏之有心而忠信以为宝”、匾额“诗盦”、翁方纲肖像画、《东坡覃溪小照诗册》、赵松雪《天冠山诗》真迹石本、李北海书《云摩李秀碑》残本二纸、朱鹤年所画《赵子固砚背东坡像》等物品。翁树昆曾赠金正喜匾额“红豆山庄”、《赠诗帖》一册、《元四贤天冠山题咏》苏斋重抚本。金正喜赠翁方纲《无量寿经》一轴、《南极寿星》一轴（翁方纲 80 岁生日时）、古镜、蝉翼纸、《退溪集》、《栗谷集》、日本旧刻《秦峄山碑》帖本、寿藤大石砚、各种拓本、《新罗黎藏寺碑》拓本等物。从翁、金二人笔谈书迹中可以看出，金正喜还曾请翁方纲为他书写“宝覃斋”及“酉堂”二字，并赠送翁方纲高丽版《柳宗元文集》。

金正喜认为金石考据之目的在于“羽翼经史”“分隶同异，偏旁流变”（阮堂先生全集）。归国后仍与翁方纲保持书信联系，每封信有学术问题的研讨。翁方纲寄予金正喜的 5 封书信主要涉及《礼》《诗经》《尚书》《春秋》《周易》等经书的注释以及翁著《诸经附记》，此外还有“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的“汉宋折衷论”以及金石、书画等内容。

翁方纲寄予金正喜的书札中提及李思训《云麾碑》与《云麾李秀碑》版本的不同：

又前岁宛平县廨所摹刻李北海书《云麾李秀碑》残本二纸，此与外间通行之《云麾碑》不同。陕西碑，李思训亦官云麾，与此不同，亦李北海书。 ^[1]

翁方纲又通过赵孟頫的《天冠山诗》辨证陕西石刻赵孟頫《天冠山帖》为伪作：

小斋所藏赵松雪《天冠山诗》真迹，足辨正陕西石刻赵书《天冠山帖》之伪。因友人买石选工，始能勒石，今以奉鉴。 ^[2]

又评价金正喜所赠石刻拓片：

石刻诸件俱收讫。（内佛经十六纸，虽是残本，然其楷书古雅）虽无年月可考，然必宋以前刻，已粘册矣。 ^[3]

翁方纲之子翁树昆也曾在书信中向金正喜询问朝鲜碑刻的信息：

《麟角寺碑》，此寺原委，《东史》未载，乞详考，录示全文，则冬便专企耳。 ^[4]

金正喜寄予翁方纲的书信现已遗失，但通过翁方纲回信中所云“承寄札，缕缕千馀言，并承惠参三枝，古砚一匣，又寄四儿十余纸，亦缕缕数千言” ^[5] “承惠缄缕缕千百言，以感以企” ^[6] “接诵手教，缕缕千百言” ^[7] 等言可知金正喜亦曾寄大量书信向其请教。

在与阮元的交往中，金正喜同样受益匪浅。阮元早在金正喜燕行前二十年就与朴齐家、柳得恭相识，因此阮元也非常乐意与金正喜结识。在阮元处，金正喜得以见到褚遂良《唐贞观造像铜碑》拓本和扬州随月读书楼原版、杭州小琅环仙馆翻刻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巾箱本十二册。金正喜十分喜爱，作赋赞《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云：

七经与孟子，考文析续细。昔见阮夫子，啧啧叹精诣。随月楼中本，翻雕行之世。

其后注：“余入中国，谒阮芸台先生，盛称《七经孟子考文》，以扬州随月读书楼本板刻通行。”阮元赠送金正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四十五卷、《经籍纂诂》一百零六卷以及《揅经室集》中《论语·论仁论》一卷。金正喜对此感激万分，题跋曰：

此《揅经室集》之第六卷。庚午春，谒芸台先生于泰华双碑之馆，抽赠此卷，时原集未尽校勘矣，又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沽》、泰华二碑拓本，又获观贞观铜碑、宋尤延之旧藏《文选》，又辨真《考工记》朝制。卷内校讹，皆属芸台原笔。

为纪念翁方纲与阮元，金正喜取翁方纲“覃溪”之“覃”与阮元“揅经室”之“揅”，将斋号改为“覃揅斋”。后又自题肖像忆两位恩师：“覃溪云嗜古经，芸台云不肯人云亦云，两公之言，尽吾平生。”

在两位老师的影响下，金正喜积极倡导金石考据学。他对分散在韩国各地的《高句丽故城刻字》《真兴王巡狩碑》《鍪藏寺碑》等历代碑文实地考察，然后通过考证、编年而推究其建成年代和书写者。金正喜将《鍪藏寺碑》的拓本送给翁方纲，翁方纲认为此碑文作为集字碑，继承了王羲之《兰亭序》和《怀仁集圣教序》的书法风格，是研究王羲之的重要资料。金正喜撰写有关金石考证学的论文，其中《礼堂金石过眼录》与《海东碑考》最有代表性。《礼堂金石过眼录》共 7 000 余字，不仅包含文字判读、文章解释、书体探求、碑石形态等，也包括与各种古代文献对照、检讨的内容。《海东碑考》考证了 7 件韩国碑文的性质、年代、形制，并发现文献衍误等诸多问题。其中《真兴王巡狩碑》残缺情况最为严重，仅可辨认 70 字，金正喜利用所学最终考定了此碑的年代及性质。

除与翁方纲、阮元二人交往，金正喜也与其他清人有过交流。他曾受清朝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叶志诜所托，为其寻找多种碑刻拓片如下：《法泉寺元妙塔碑铭》（辽咸雍年）、《全州府真应塔碑》（天庆元年）、《薛仁贵祠壇碑》、《白莲社大字额》、《讲堂寺碑》、《崔致远自书碑》、《高达院圆宗大师碑》、《普愿寺法印大师碑》、《玉能寺道诜国师碑》、《智国寺真观禅师碑》、《北龙寺碑》、《般若寺元景和尚碑》、《智光国师碑》、《沙林寺弘觉大师碑》。 叶志诜在寄赠金正喜“《石鼓文精拓本》十纸”的书信中补白：“又补‘石鼓文乙鼓’五字。予得三十年前拓本，此数字尚完好。今又复泐失，因手摹勒于斋壁。其下半字在鼓近底处，从来著录家所未见，并存以资考。嘉庆丙子夏六月二十二日，汉阳叶志诜识。” 可以看出两人在收集、考订金石拓片上有过较深入的交流。1818 年，叶志诜又赠送金正喜《孔子见老子像石刻》《熹平碑》《庙残碑》《礼器碑》《孔宙碑》《石鼓文》《秦篆谱》等金石拓片，并向金正喜求《法泉寺智光国师玄妙塔碑铭》《沙林寺弘觉禅师碑》《般若寺元景王师碑》等韩国碑文拓本。

除碑刻外，书札中也涉及清代印人、印谱：

专摹汉印者，国初则有王麓台，名原祁，工山水，法黄大痴；沈凤，号谦斋。二公最著，有《谦斋印谱》行世。其中亦皆名印，间有闲章。乾隆间即有翁覃溪、余竹西，江南有陈曼生诸人，是皆工于秦汉。若董小池则长于宋元者，与摹汉者殊途。近日都中刻手亦不乏人，而究心字学者甚少。江南刻手皆法陈曼生，大约笔画，尽耻乎毛，亦一时之习气也。卷中拓印皆柏邻自刻，缘无暇觅之他处，且因其工劣不等，反有杂乱之弊，故以颐园汉印寄之。（「 」）

在与清人的交往中，金正喜自然受到清代碑学思想的影响，曾言：

余自少有意于书，二十四岁入燕，见诸名硕，闻其绪论。“拨镫”为立头第一义，指法、笔法、墨法，至于分行布白与戈波点画之法，与东人所习大异。汉魏以下金石文字，为累千种，欲溯钟、索以上，必多见北碑，始知其祖系源流之所自。（《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不佞于廿四岁以后，始得指腕法，颇下数岁苦行之工，稍得十之五六，无不从五指中岳起波涌。此则非初习始工者躐等妄进。（《阮堂先生全集》卷四）

受碑学思想影响，金正喜提倡学书应从北碑入手：

今人当从北碑下手，然后可以入道耳。焦山《鹤铭》，即六朝人书，又如郑道昭诸石刻皆可观。（《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金正喜直言必须学习北碑，方能知悉书法源流。而其所发“北碑”之言论，即源自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二文。

但金正喜并非一味鼓吹北碑，同时也提倡学习汉隶：

隶书是书法祖家，若欲留心书道不可不知隶矣。隶法必以方劲古拙为上。其拙处，又未可易得。汉隶之妙，专在拙处。《史晨碑》固好，而外此又有《礼器》和《孔宙》等碑。然蜀道诸刻甚古，必先从此入，然后可无俗。（《阮堂先生全集》卷七）

金正喜书法五体，尤擅隶书，临习《汉隶字源》、西汉镜铭、《郭有道碑》等，终生不辍。曾道：“吾书虽不足言，七十年磨穿十砚，秃尽千毫。”真正做到了“腕下三百九碑。”

除书法外，金正喜于绘画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829 年与 1834 年金正喜分别收到清人叶志诜所赠的罗聘画一册与陈古白《兰石图》。金正喜对墨兰情有独钟，倾心于“扬州八怪”中郑板桥的绘画。他在画论中道：

写兰最难。山水、梅竹、花卉、禽鱼，自古多工之者，独写兰无特闻。……盖兰自郑所南始显，赵彝斋为最。此非人品高古特绝未易下手。……近代陈元素、僧白丁、石涛，以至如郑板桥、钱释石是专工者，而人品亦皆高古出群，画品亦随以上下，不可但以画品论定也。

金正喜评价明代陈元素、僧白丁、石涛与清代郑板桥、钱释石的画兰水平极高，认为画家人品能影响到画品。金正喜还藏有郑板桥的《高帽兰盆图》，常在画论中谈论画兰笔法：

兰法亦与隶近，必有文字香、书卷气，然后可得。且兰法最忌画法，若有画法，一笔不作可也。

……且从画品言之，不在形似，不在蹊径。又切忌以画法入之，又多作然后可能，不可以立地成佛，又不可以赤手捕龙。虽到得九千九百九十分，其馀一分最难圆就。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庶皆可能，此一分非人力可能，亦不出于人力之外。

金正喜在接触到“扬州八怪”绘画的同时又将他们传入朝鲜。其弟子赵熙龙（1789—1866）曾藏有罗聘的《红梅图》，在绘画上也受到郑板桥等人的影响：

余写竹居兰梅十之一，而盖学郑板桥。板桥岂易学哉？板桥有板桥之才力，吾无板桥之才力，虽学之未能，宁任吾才力所及处，作一我法而已。

郑板桥云：“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红窗粉壁日光月影中。”吾亦云耳。

可以看出赵熙龙在画竹上师法郑板桥，并能够做到不拘泥于郑板桥画风，我用我法。

金正喜在受到朴齐家北学思想的影响后出使中国，经过其老师朴齐家的介绍与阮元、翁方纲等清朝硕学们结缘，并拜二人为师，学习考证学、金石学、书学理论和书法鉴定，极大地拓宽了视野。其书法将隶书熔铸于楷、行之中，追求金石之气。“重视翁方纲和阮元的学书过程，涉猎过翁方纲书法，文徵明、董其昌等明朝书法，赵孟頫、米芾、苏东坡、黄庭坚、李邕等人书风，醉心于作为楷书准则的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的书法，并研究汉镜铭及诸汉隶，熟知《张猛龙》等魏碑。” 最后熔铸百家，创造出“秋史体”并形成“秋史书派”。其在朝鲜提倡“碑帖融合”，改变了以帖学为主的朝鲜书坛，被朝鲜人尊为自己民族的“书圣”，成为 19 世纪朝鲜最著名的书法家。因此，金正喜燕行与清人的书法交流经历，真正影响了整个朝鲜书坛的局面，对推动朝鲜书坛的发展可以说具有不可磨灭之功。

二、朴思浩

道光八年（纯祖二十九年，1828）十二月，朴思浩作为使行团的随行人员一同赴燕，同时撰写了此次燕行的日记——《心田稿》。朴思浩如北学派文人一样渴望广结天下贤才，在《答卯桥书》中说道：“仆有三愿，愿观天下好山水，愿读天下好书籍，愿交天下好人物。”其燕行日记《心田稿》中也记载了多场文人雅集活动，具有代表性的当为春树斋、榆西馆、兰雪诗龛三次笔谈。

在三次雅集中朴思浩结识了丁泰、吴嵩梁、厉同勋、沈洛、蒋钺等在职或赋闲在家的退职官员，以及钟汪杰、劳宗焕、朱其镇、李中峰、熊昂碧等多名举人。朴思浩从蒋钺、吴嵩梁、陈继昌、龙汝言、丁泰等人处都曾获得书画赠品，其中蒋钺的赠送最为丰厚。蒋钺“为人淳雅乐易，疏财好客，善书法图章”，初次见面便赠予朴思浩“《阮嗣宗诗注》 、古篆隶碑刻诸本、捧笔竹片刻兰草细楷一枚”。第二天又送给朴思浩白石小品印章一枚，又“出印朱盒赠之，以自家所刻赠图书各押纸端”（《榆西馆记》）。

丁泰与朴思浩的交往也极为密切，不仅多次见面笔谈，朴思浩回朝鲜后二人仍然互通书信。丁泰曾书一红笺楹联“实学君能宗鹿洞，新诗我愧购鸡林”赠与朴思浩，曰：“此乃心贶也，归国后揭之书屋如对故人。” 临别之际又赠其《诗园清谭》式敬篇、《福幼全书》等，以及赠朴思浩之子笔墨匣等文房用具。

朴思浩还与时任翰林院修撰、兵部侍郎的陈继昌有过笔墨之交。陈继昌（1791—1849），广西临桂人，字哲臣，号莲史，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状元。朴思浩称其“文章渊雅，笔法遒劲”（《留馆杂录》）。朴思浩求其楹联楷书，其中有一副对联曰：“寻仲尼、颜渊所乐；以明道、希文自期。”朴思浩认为“尤典雅可爱”，后带回朝鲜张挂于他的书斋金华山房，可见其喜爱之情。

此外，朴思浩也与当时的名人吴嵩梁有过从。吴嵩梁曾向蒋士铨学诗，有“诗佛”之誉，在金石学领域又继承了翁方纲的衣钵，著有《香苏山馆全集》 。吴嵩梁与朝鲜使者金鲁敬、金正喜、申纬皆有密切的交往，尤其是与金正喜互相景仰，保持了翰墨之缘 ，对金正喜的影响很大。朴思浩出南雪谷所画一扇求吴嵩梁题字，吴嵩梁却提出将该画扇送给他，想必他确实喜爱南雪谷之画。吴嵩梁赠朴思浩一卷《再生小草》及《庐山诗集》。吴嵩梁工诗，故赠送朴思浩诗歌作品，未见赠予书画。

朴思浩本人酷好隶书。他在丁泰处见到姚元之的书法，叹其“精工典雅”，便请丁泰代求对联一副。姚元之时任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师从张问陶（号船山），与崔旭、梅成栋合称“张门三才子”，书法精妙，尤工隶书。朴思浩对姚元之的隶书作品十分渴望，归国后对此事仍念念不忘，一再写信给丁泰，希望得遂心愿。

作为擅长书法的朝鲜文人，朴思浩在与清人的交往中获赠大量书画作品。相比之下，有关朴思浩赠清人书画的记录不多。究其原因，可能是旅途不便，无法携带太多书画物品随行，或囊中羞涩，故无以相赠友朋。更多情况下，朴思浩是通过现场挥毫的形式来与清人进行交流。在他的《心田稿》中就记录了两次现场挥毫的盛况。第一次是在蒋钺私宅的雅集中。众人雅集之间，蒋钺出纸恳请朴思浩现场挥毫，朴思浩乃作“草隶”数种，引得在座诸人个个持纸相求。朴思浩取朝鲜古今诗文名言，随意挥洒。由此可见，朴思浩的书法应是不俗，故人人争相求之。

第二场挥毫发生在回国途中的山海关。当使行团要过关时守关城将索要书画，首译金在洙带朴思浩到关将所在去应酬。朴思浩一人应众挥洒，引得众人围观叫好，求者络绎不绝，无法停止。最后只得让使团其他人先行出关，独留朴思浩一人写到傍晚才得以辞归。

朴思浩在山海关现场挥毫，应接不暇，足见清人对燕行使者书法的喜爱。燕行文人的字画竟成了过关人情，这说明当时朝鲜人的笔墨在清朝颇受看重。而这种求字的热闹场面，在后期的燕行文献中亦多有所见。

[1] 秋史.秋史 韩中交流［M］.果川：果川文化院，2007：42.

[2] 秋史.秋史 韩中交流［M］.果川：果川文化院，2007：44.

[3] 秋史.秋史 韩中交流［M］.果川：果川文化院，2007：44.

[4] 秋史.秋史 韩中交流［M］.果川：果川文化院，2007：45.

[5] 秋史.秋史 韩中交流［M］.果川：果川文化院，2007：47.

[6] 秋史.秋史 韩中交流［M］.果川：果川文化院，2007：51.

[7] 秋史.秋史 韩中交流［M］.果川：果川文化院，2007：55. gAC1r309G8pXB6g0WrXRXJvBX0cUF13X80Z3qkfQ99Knml+RXBojiqYapQTjgm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