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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汉语言文学 2017－1班
研究秦观者，多从其诗或词单方面入手，综合秦观多种文体来探索的寥寥无几，而且多是从“诗似小词”入手探讨秦观词和诗的关系，如 2005年梁德林《秦观“诗如词”论》、2013年刘秀娟《秦观“诗似小词”论》
、2014年王晓骊《期待视野的形成与失落：秦观“诗似小词”评价的接受学考察》
等；或是从赋入手对秦观的词或诗进行从形式到内容的分析，如 1997年徐培均《试论秦观的赋作赋论及其与词的关系》
、2004年张丽华《秦观赋论与诗词创作》
等；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其诗文词创作对秦观的人格或某一时期的心境进行分析，如 2006年刘会想《论秦观的人格个性及其诗词文创作》
、2014年邓建《秦观流寓雷州诗文的情感心态》
、2020年鹿晓桐《贬谪初期秦观诗词创作探析》
、2018年涂凌弈《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论秦观贬谪时期的心态变化及创作》
等。真正对秦观不同文体的作品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的，就只有 2006年李弢《秦观诗词比较研究》
，其对秦观诗和词的题材、艺术特色和历代评论进行研究、2006年牛卫东《秦观诗歌研究》
第四章对秦观诗词艺术风格和相互影响以及各自的独立性方面做了研究。今日笔者试从词出发，对其词和诗、词和文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一个宏观的探讨。
分析一个作家，要把他所有类型的创作放在一起综合来看，才能得出公允的结论，不然专论其诗或者专论其词，就如同盲人摸象，得到的认识只能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比如秦观，世人皆知其“诗似小词”，却不知他的诗自有风格，在他的词与其诗文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厘清这种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秦观其人其作。而在秦观的所有创作中，以词成就最高，历代评家多有论及，如纪昀拿秦观和苏轼、黄庭坚进行对比，说秦观的诗不如他们，但词却在他们之上。
王世贞《？州山人词评》云：“少游词胜书，书胜文，文胜诗。”
所以笔者决定以词为中心开展研究。笔者的研究将以徐培均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徐培均笺注的《淮海集笺注》为主要参考资料进行。
秦观，字太虚，高邮人，学者称淮海先生，生于北宋皇元年（公元1049年），卒于元符三年（公元 1100年），享年五十二岁。元丰八年（公元 1085年），因慕马少游之为人，改字少游，后人多以少游称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有传。有《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传世。
徐培均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分上中下三卷共收词七十七首，另有补遗、存疑两卷。杨世明笺注的《淮海词笺注》亦分上中下三卷，与徐本同，另有补遗一卷和存疑词汇录。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的《秦观集编年校注》卷三十七至三十九按年代分为熙宁年间至元丰年间、元年间、绍圣年间至元符年间三卷共计八十二首，另有卷四十“他集互见存疑”一卷。龙榆生点校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分上中下三卷，与徐本同，另有补遗一卷，无存疑。徐本补遗三十四首；杨本补遗四首，皆见于徐本；周本补遗五首（未单列），亦见于徐本；龙本补遗二十八首，其中《生查子·远山眉黛长》徐本考为晏几道词，《忆王孙·芳草萋萋忆王孙》《柳梢青·岸草平沙》《蝶恋花·钟送黄昏鸡报晓》见于徐本存疑卷，《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桃园忆故人·碧纱影弄东风晓》徐本所无，因龙本仅列词于上，未附笺校考释，而徐本笺校考释周详，故以徐本为主。
在北宋，词虽然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文人的词一般不收入全集，如欧阳修《平山集》、晏殊《珠玉集》、苏轼《东坡词》，以及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都是诗文集外单行的。宋人对词的非“正统”文学观念，不仅影响到词的保存与流传，而且也影响了词的年代背景考证，这一现象在秦观的词中非常明显。据徐培均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秦观共存词 112首，其中年代可考的有 58首，仅一半多一点，其中还有不少并没有确定的年代记载，只能略做推测。
秦观的诗词创作大约是同时并举的，词《沁园春·宿霭迷空》《品令·幸自得》和《御街行·银烛生花如红豆》都疑为熙宁年间所创作，诗《田居四首》《送孙诚之尉北海》《新开湖送孙诚之有龙见于东北因成绝句》为熙宁中前期作品。据《淮海先生年谱》记载：
熙宁七年甲寅，先生年二十六。闻眉山苏公轼为当时文宗，欲往游其门，未果。会苏公自杭州倅徙知密州，道经维扬，先生预作公笔语题于一寺中，公见之大惊。及晤孙莘老，出先生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必此郎也。”遂结神交。
这说明熙宁七年（公元 1074年）秦观已经开始诗词创作，且成果已然不少。然而秦观存诗三百余首，存词仅百余首，且方岳《秋崖集》卷三十八《跋陈仲平词》云：“山谷非无词，而诗掩词；淮海非无诗，而词掩诗。”
这说明在方岳看来秦观的词比诗水平更高，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但结果却是存词数量远远少于存诗，除了受“词非正统”的观念影响，对词的保存不像对诗歌那样用心外，恐怕还因为秦观词有不少是应曲坊而作，如毛晋《淮海词·跋》所说：“但少游性不耐聚稿，间有淫章醉句，辄散落青帘红袖间，虽流播舌眼，从无的本。”
因此词章散落，难以收集。不过这类词，即便搜集起来也未必有多大艺术成就，正如陈廷焯所说：“少游名作甚多，而俚词亦不少，去取不可不慎。”
吴梅《词学通论》：“迨苏轼则得其大，贺铸则取其精，秦观则极其秀，邦彦则集其成，此北宋词之大概也。”
准确道出秦观词的特色。叶嘉莹认为秦观是一个“逆溯之回流式的重要作者”
，因其作为苏轼的弟子却不随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
而回归《花间》的旧传统，“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而是在回流中掌握了更为醇正的词之本质的特色”
，所以叶嘉莹认为秦观词“有一种对词之本质重新加以认定的意义”
。
1.题材选择
在词的创作上，秦观严守“诗庄词媚”的界限，在创作中仍然表现那些男女情爱，伤春悲秋的主题，与乃师苏轼“以诗为词”的做法迥异。秦观与苏轼皆有大量的词用于交际，据彭文良统计，“（苏轼）与男性酬唱往还的词作占词集的 40.7％”
，可见其把词当作诗一样用于同亲朋好友的交往上，秦观虽也用词来交际，但酬赠对象多为女子，如《满庭芳·山抹微云》，《词苑丛谈》卷三云：“按‘山抹微云’，少游客会稽，席上有所悦，所赋《满庭芳》词也。”
与苏轼有很大不同。婉约派前辈词人柳永同样以为女子写词著称，但秦观与之相比仍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女子的身份上，柳永所赠多为青楼妓馆中的风尘女子，而秦观所赠乃是在达官显贵宴席上陪酒的歌姬。这也是秦观对自我士大夫身份的认定，给女子赠词并非专意为女子所作，只是他交游时附带的产物，正如前文所说“席上有所悦，所赋《满庭芳》词也。”
2.词心
“冯煦《蒿庵论词》：‘……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
关于词心，叶嘉莹认为是秦观善于传达一种最为柔婉精微的心灵感受。正如周济所说：“少游最和婉醇正……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
这样的艺术风格是同他清新自然仿若天成的语言表达分不开的，在他的词中，一言一语皆有妙用。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寒”是“轻寒”，而且还是“漠漠”的“轻寒”，这直接给人一种空旷冷寂的感觉。“阴”是“晓阴”，“晓阴”还“无赖”，这时秦观已经把情感传达出来了，这样空旷的环境，这样坏天气的早晨，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接下来“似穷秋”，明明是春天却似“秋”，而且还是“穷秋”，这种语调正与前四字传达的情感相合。
“淡烟流水画屏幽”一句直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更加强了“似穷秋”的感受。下面的比喻是最妙的，别人都把无形的东西比作有形的，秦观却反其道而行，把有形的“飞花”“丝雨”比作无形的“梦”和“愁”，这样一来情感的传递非得心授不可，决计无法口传。最后一句“宝帘闲挂小银钩”中的“闲”字也是点睛之笔，前面所有的事物都是由这个字而来，非有闲时不能有这样细微的体察，非有闲情不能体会这些细微的情感。
3.语言风格
晁无咎云：“近来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
这是当时人们对秦观词的评价，重点不在于“好”，而在于“天生”，“天生”二字道出了秦观的语言平淡质朴、不事雕琢，仿若上天生成的一样。李清照曾批评秦观：“秦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
李清照的批评其实是不妥当的，这只能反映她和秦观在学养和观念上的差异，李清照的词固然美，但如秦观这种所谓“贫家女”之词也自有一番清水芙蓉的天然美感。这正是他的词受散文创作影响的表现，词又叫做“诗余”，词之为体与诗更为相近，正显出秦观这种散文化表达的难能可贵。而且秦观词语句贴合韵律，读起来也有一种音乐的美感，叶梦得说：“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
秦观一生诗作颇丰，据徐培均《淮海集笺注》记载，《淮海集》有古体诗、近体诗共十卷，后集有诗三卷，补遗有诗一卷，共计四百三十余首，其中年代失考的仅十余首。
秦观诗的创作可以登第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生活以赴试、漫游、居家读书为主，生活比较平静，其心理压力较小，创作以在游玩中写下的酬唱诗为主，这些诗兼有酬唱和记游两种功能。据《淮海先生年谱》记载，第一次出游：
熙宁九年丙辰，先生年二十八。同孙莘老、参寥子访漳南老人于历阳之惠济院，浴汤泉，游龙洞山，谒项羽祠，极山水之盛，得诗三十首，《汤泉赋》一篇。
游历过程中与孙莘老和参寥唱和，如《次韵参寥莘老》《和孙莘老游龙洞》《次韵莘老初至汤泉二首》等。第二次出游：
元丰二年己未，先生年三十一。正月十五日，作《五百罗汉记》，将如越省大父承议公及叔父定于会稽，会苏公轼自徐州徙知湖州，遂与偕行，过无锡，游惠山，和唐人韵三首，苏公及参寥子同赋。又会于松江，至吴兴，泊西观音院。端午日，同公遍游诸寺，寻别苏公，至德清道中作诗还寄，遂如越……秋后一日，同参寥子月夜杖策度风篁岭，谒辩才法师于潮音堂。作《龙井题名记》，又别作《龙井记》。乃东游鉴湖，谒禹庙，憩蓬莱阁。是时给事广平程公辟领越州，先生相得甚欢，多登临酬唱之什。
这一次游历颇为复杂，先是和苏轼，然后和参寥，最后又和程公辟，写下的诗篇也更多，仅和程公辟唱和的就有近二十首，如《次韵公辟闻角有感》《次韵公辟会蓬莱阁二首》《游龙瑞宫次程公韵》等。此外还有一些田园诗，如《田居四首》等。
而秦观自元丰八年（公元 1085年）登焦蹈榜进士后，就被卷入政治风云，虽然生活无忧，但精神上颇受打击，故而诗歌创作多了些惆怅抒怀的内容。如在作于元三年（公元 1088年）春的《次韵太守向公登楼眺望二首·其二》中发出“试问李斯长叹后，谁牵黄犬出东门？”
的感慨。但在此时其诗歌的妩丽仍然存在，如《次韵太守向公登楼眺望二首·其一》：
茫茫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烧痕。千点湘妃枝上泪，一声杜宇水边魂。
遥怜鸿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贼负恩。粉堞女墙都已尽，恍如陶侃梦天门。
而在绍圣初秦观南贬之后，其诗的创作较前期则有了更大的变化，在绍圣元年（公元 1094年）到元符三年（公元 1100年）这几年间创作内容发生了更大变化，交游诗大大减少（仅《赠苏子瞻》《南都新亭行寄王子发》《送酒与泗洲太守张朝清》三首），抒怀诗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创作，如《精思》《文英阁二首》《无题二首》《自警》等。这一时期所抒发的情感也更加深沉，如《无题二首·其一》：
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
不与死生变，岂为忧患渝。
西伯囚演易，马迁罪成书。
性刚趣和乐，浅浅非丈夫。
虽然是以周文王和司马迁的事迹勉励自己要超脱、要达观，但其抒发的却是对生死的忧患。
秦观诗的创作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总的来说就一点——士大夫形象。无论是和诗赠友还是情感表达，皆和词有明显的差别，唯有在风格上，词和诗才显现出相似性。
1.题材选择的互补
从前文所说的“词不入集”的现象就可以看出，宋人对词和诗的态度是很不同的。从其创作的题材选择就可以略窥一二。钱钟书认为，从唐宋两朝的诗词创作来看，爱情这个题材先是大都从古体诗转移到近体诗，继而由近体诗大部分又转向了词。在宋朝，那些悲欢离合的恋爱生活几乎不出现在他们的诗中，如范仲淹的诗，没有一个字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秋日怀旧》一词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婉约的措辞，缠绵的情调。在封建社会，情爱被看作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甚至还会受到打击，文人自然不屑于用诗这么庄重的文体去表现那么“轻浮”的题材。北宋风气如此，秦观自然也不例外，“同《淮海词》相比，秦观诗中的爱情题材显得太少，百不二三”
，仅有《遣朝华三首》《赠女冠畅师》《赏酴醾有感》等几首较为突出。其实不仅是爱情，但凡是和女子感情相关联的情绪，文人们大多都不会放在诗中表现，人们只有在词中才能看到缠绵的爱情、春去的哀伤等。而这些题材在词中大放光彩，秦观词作中有近八成都是在表现男女情爱、春秋之思，著名的有《鹊桥仙·纤云弄巧》《千秋岁·水边沙外》等。
秦观一生为交际写下了大量诗词，诗中以“次韵”“送”“和”“答”等为名的诗有一百余首，将近全诗总数的三分之一，而词中也有“年时今夜见师师”
（《一丛花·年时今夜见师师》）的句子。即使同在交际方面，秦观所做的诗词也是有很大不同的，诗大多是同亲朋师友的酬唱赠别之作，如《次韵莘老初至汤泉》《次韵参寥见别》《别子瞻》《答龚深之》《睡足寮寄震鼎二弟》等，词则为席上樽前答酬美人之作，如《绿窗新话》所载：
秦少游寓京师，有贵官廷饮，出宠姬碧桃侑觞，劝酒，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官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词曰：“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乱山深处水萦回。借问一枝如玉为谁开？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
颇有雅诗酬君子，佳词赠美人的意味。
2.风格的相似
秦观的诗和词在风格上是比较相似的，如《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秦观诗与词风格相近主要是通过语言、表现手法和内容的相似表现出来的。
秦观诗的语言同词一样平淡、自然、有韵味，如《泗州东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霏间。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
后两句像是两个人在说话，一人问：“林梢处那一抹青色是什么啊？”另一人随口接道：“应该是淮河拐弯时候的那座山吧。”如《踏莎行·雾失楼台》结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像是作者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发问，“郴江你绕着郴山不就行了吗？流下潇湘去干什么呢？”同样是平常说话一样的语言，都能给人以无穷的韵味。
秦观的诗在表达上也比较含蓄蕴藉，如《秋日三首·其二》：
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
前面记事：喝茶、教子；后面写景：秋风、青虫。看上去都是平常琐事和常见景物，但在这些事物背后蕴含的正是作者闲适的心情。
秦观善于描写精微细小的事物，如诗《秋日三首·其二》的结句“青虫相对吐秋丝”写青虫吐丝；再如词《迎春乐·菖蒲叶叶知多少》的开篇“菖蒲叶叶知多少，惟有个、蜂儿妙。雨晴红粉齐开了，露一点、娇黄小。”
写蜜蜂采粉。
从上文中他专意着眼细小精微的事物表现春秋季节的特点的手法来看，其诗的整体气质也是比较婉弱的。如南宋敖陶孙在《臞翁诗评》中说：“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
继而元好问在《论诗绝句》说：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以近乎谩骂的方式给秦观贴上了“女郎诗”的标签。
3.情感表达的互补
秦观是读书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自然也是怀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理想的，在被南贬之后，秦观已然不能“兼济天下”，只好退而求其次，求个“独善其身”了，于是他在诗中处处表现出归隐的志向，这也是属于士大夫的体面。如《赴杭倅至汴上作》：
俯仰觚棱十载间，扁舟江海得身闲。平生孤负僧床睡，准拟如今处处还。
再如《处州水南庵二首·其二》：
此身分付一蒲团，静对萧萧玉数竿。偶为老僧煎茗粥，自携修绠汲清宽。
这两首诗皆表露出归隐向佛的姿态。
但秦观毕竟还是个词人，他的情感是复杂的，他的神经是敏感的，虽然儒家思想要求儒士“哀而不伤”，即不能表露过多的情感，抒发真情却是词人的追求，所以他那些极度悲伤、极度愁苦的情感就要通过词来表达，即所谓“把身世之感打入艳情”
。如《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风流子·东风吹碧草》“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
、《千秋岁·水边沙外》“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等。
由于秦观个人气质更贴合当时人们所认为的词的正体风格，而其诗的风格又和词相似，这正是他的诗招致批评的原因。但秦观毕竟还是一个正统文人，严守词和诗的分野，因此在题材和情感表达上，词和诗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说诗主要展现他作为“士人”的形象，而词则更多展现他个人的情感生活。
据徐培均《淮海集笺注》记载，《淮海集》存赋七篇，进策三十篇，进论二十篇，论八篇，传四篇，说四篇，表二十篇，启二十八篇，简十篇，文二十一篇，青词一篇，疏十篇，志铭十篇，赞四篇，跋十四篇，状八篇，书七篇，记十一篇，序十篇，哀挽三十一篇，“后集”“补遗”增补杂文三十九篇。
秦观作文虽多，但像表、启、行状之类的公文和应酬之文占了大半，并无特别的文学价值。不过除了那些公文和应酬之作，秦观的朋友对秦观的散文评价非常高。陈师道在《答李端叔书》中说“少游之文过仆数等”
，张耒在《跋吕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中说：“少游平生为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传。”
同时宋人认为秦观为文章法严谨，文笔华丽，长于议论，文风劲健。陈善《扪虱新话》记载：
吕居仁尝言：“少游从东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学西汉。以余观之，少游文字格似止此，所进论策，辞句颇若刻露，不甚含蓄。若以比坡，不觉望洋而叹也，然亦自成一家。”
这些评价多是对秦观散文中的策论文所发，策论文当是秦观文的主体部分，在《淮海集》中有十一卷之多，超过散文总卷数的三分之一。
元三年戊辰，四十岁。先生被召至京师应制科，进策三十篇、论二十篇。
他的“进策”文是认真研究历史、观察社会之后从政治、经济、军事、吏治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见解。政策方面的有《国论》、《主术》、《治势》（上、下）、《法律》（上、下）等，在新旧党争中，他采取折中的态度；经济方面的有《财用》（上、下），能够跳出重义轻利的腐儒桎梏，正确地看待国家的经济问题；军事方面的有《安都》、《将帅》、《奇兵》、《谋主》、《兵法》、《盗贼》（上、中、下）、《边防》（上、中、下），提出对西夏轮番出击等行动计划；吏治方面的有《任臣》（上、下）、《朋党》（上、下）、《官制》（上、下），他重奇才，并且提出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去执行。他的“进论”文是对晁错、韩成玄、石庆等二十个历史人物的论说，论述他们的功过得失，以期对上有所启发。
然而秦观终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论政时难免有求官的心思，言及国事，有些明显是附会之言，如明李濂评论《安都》说：“按少游此议盖附会本朝而为之说，可谓失计之失矣，非中正之见也。”
而且秦观毕竟是纯粹的文人，论及军国大事虽然意气风发、理据严明，却仍不免纸上谈兵，正如宋人杨时所说：“秦少游进卷论所以御戎……大抵今之士人议论，只是口头说得，施之于事，未必有效。”
但在今天，我们去分析秦观的这些作品，主要还是从艺术上进行，如近人林纾所说：“读之颇有英爽之气”
，“行文自饶英气”
，“文随引随结，气定神闲。末端奇峰陡起，始折入田丰，气力极伟。”
这些才是我们今天分析的重点所在。
秦观的赋也有极高的艺术水平，但他自身却对赋并不甚上心，在他看来：“作赋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为偶丽而已。”
秦观存赋甚少，大概就是由于他自身对赋的小视，尽管如此，他的赋水平也是极高的。李麃说：“秦少游论赋至悉，曲尽其妙。”
他的《黄楼赋》，苏轼推崇尤甚，在诗《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中说“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
，谓秦观有“屈宋姿”。林纾也说：“‘哀弹豪吹’以下四语，真掇得宋玉之精华，自是才人极笔。”
而秦观散文中最有特色的则是简这一部分，这是秦观写给至交好友的私人信件，相互之间非常随意，所以更能体现秦观为文最真实的面目。其他如赋或策论，都是拿出去给人看的，免不了刻意雕琢、精心谋划，唯有这种私人信件，往往不讲求文采，故而肆意挥洒，最能体现秦观最真实的写作水平和写作风格。如《与孙莘老学士简》，短短三百余字，言及六七件小事，语言简短有致，林纾评曰：“晋人小简，多言俗事，而偏不俗，由胸次高尚耳。此书乃酷类晋人。”
文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它包括策论、启、表等公文性质的文章，也包括像简这样的私人书信。在这些不同种类的散文之间，亦有不同的表达倾向，公文更多的是突显士大夫身份，简则更注重私人化的表达。因此，其与词的关系也更为复杂、更为琐碎。
1.题材选择的互补
秦观散文的创作非常丰富，而且多是公文性质的文章，这些站在士大夫立场上的创作，就与词的个人化表达形成了天然的对立。在题材选择方面，词和诸文相较来说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唐韩愈提出“文以载道”，而秦观在进论《论韩愈》中对韩愈评价甚高：
此成体之文，韩愈之所作是也……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夫所谓文者，有论理之文，有论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托词之文，有成体之文。
秦观把文体分为五种，直说在“成体之文”这一类中，没有能超过韩愈的，这说明秦观对韩愈的文章非常推崇，那么对于韩愈“文以载道”这一说法也应当是认可的。其实在秦观所分的这五类文体中，“论理之文”“论事之文”“成体之文”都可以视为载道之文。对于载道这样神圣的事业，在词尚未被正视的北宋，是不可能通过词来完成的。而像爱情、春秋之思这样的题材也断然不会进入用以载道的文章的创作领域。前文曾说，秦观词有近八成都是在表现男女情爱、春秋之思，从这个角度说，秦观的散文与词在内容表现上是互补的，且秦观的书信文章等也都是与师友交流，因此也可以说其散文与词在交际对象上具有互补性。因此可以说，秦观词和散文在题材选择上是互补的。
2.风格的互补与一致
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其散文的多样性，其与词的关系也就更为复杂，在总体气质上，词与散文形成一定的互补，而在自然流畅的语言和善用比喻的表现手法上又呈现出一致性。
策论可以说是秦观散文的主体部分，其策论颇具英气，据王敬之《小言集·宜略识字斋杂著》所载：“元邑贤中，惟少游进策谈兵。”
熙宁五年（公元 1072年）秦观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时年二十四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当有报国从军之志，故有此慷慨之语。秦观在熙宁年间所作的词有三首：《沁园春·宿霭迷空》咏春，《御街行·银烛生花如红豆》闺怨，《品令·幸自得》用方言俗语写青楼歌女，皆为婉约之作。如《郭子仪单骑见虏赋》的慷慨意气，正与其词的整体气质形成互补，不然，秦观身为男儿，却屡作婉弱语言，终是奇怪。
秦观的散文创作不重辞藻的堆砌，而是顺其自然，正如乃师所言“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重文意的自然流露，以达意为先。如《李陵论》：“盖陵尝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北，不见虏，还；又尝将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二师，未闻困绝。”
未加雕饰，以简单质朴的语言将李陵前两次出征的经过清晰地表现出来。他的这种自然流畅的朴拙语言正与词中的“天生好言语”如出一辙。
秦观为文善用比喻，往往生动形象，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人才》中用不同种类的木材来比喻各种各样的人才，用木材之于房屋来比喻人才之于国家，比喻简单有趣又贴合主题。《财用》（下）用治水来比喻理财，言“横赋强市，取之于百姓”犹“增缮堤防，决之于邻国”
都只能取得眼前的利益，并不是妥善的解决方法，直击问题要害。在秦观的词中，其比喻也多有妙用，如《千秋岁·水边沙外》“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把愁比作海，让人直观地感受他的深重愁绪；再如《鹊桥仙·纤云弄巧》“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把柔情比作水，把佳期比作梦，准确把握住了这两者的特质。
3.后期文与词抒发情感的一致
绍圣元符年间，这一时期的秦观散文创作数量锐减，只有《祭洞庭文》《梦中题维摩诘像赞》《答丁彦良书》《自作挽词》《和陶渊明归去来辞》等寥寥数篇。大概是远谪之后亲友离分，音书难通，而公文性质的文章，自然是没有机会也更没有心思去写。这一时期秦观为文亦悲切动人，尽言身事，如《与某人简·元明侍讲》短短八十余字，连发四问，正如其中所言“此中如井底，无从知也”
，自身虽仍欲承士大夫之志关心大事，却因身在天边而无从得知了。《和陶渊明归去来辞》，虽写归隐之志，却仍有极大悲感，如“依先茔而洒扫”一句，可知这归隐一点都不轻松，哪如陶渊明“策扶老以流憩”一样自在！而元符三年于雷州作的《自作挽词》，哀戚更甚于“东坡量移廉州，六月二十五日过雷州，与少游相会。”
时所作的《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青门饮·风起云间》等词，自言：“昔鲍照陶潜自作哀挽，其词哀。读予此章，乃至前作之未哀也。”
由于生活的重压、理想的破灭，使得秦观这一时期的悲伤情绪达到了极点，即令此时所出一言、所写一字无不与此相关，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秦观的散文与词在情感表达上是一致的。
4.词受散文影响产生的特点
北宋，词的散文化是一种趋势，在秦观的词中亦有较明显的散文化痕迹，这主要表现在句法和章法上。
从句法上讲，词的句式以长短不一实现了对五五相对的五言体诗、七七相对的七言体诗的突破，本身就是一种散文化的表达，正如李东宾在《词体语言研究：以语言形态和言说方式为中心》中所说：
当然，词体句法的形成不可能按照语言学家的理念而设计实施，乃是由燕乐曲拍的“乐节”而定，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形态特征和构造原则，却暗合了汉语“句读”之法的基本精神。
秦观词中也大量存在几个短句构成一个意义贯通的整句的现象。如《望海潮·奴如飞絮》中“微月户庭，残灯帘幕，匆匆共惜佳期”
用三个短句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一件在晚上约会的事。再如《风流子·东风吹碧草》中“东风吹碧草，年华换，行客老沧洲”
用三个短句讲述了一件外贬的事。此皆是散文句法。如此句式在文章中随处可见，如《雪斋记》中：
始言师开此轩，汲水以为池，累石以为小山，又洒粉于峰峦草木之上，以象飞雪之集。
用五个短句说出了雪斋的建造过程。
从章法上讲，自晚唐后，词本身有着一种上片布景、下片抒情的结构方式，北宋的柳永以赋入词更拓展了词的铺叙功能。秦观运用此法并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如《沁园春·宿霭迷空》：
宿霭迷空，腻云笼日，昼景渐长。正兰皋泥润，谁家燕喜；蜜脾香少，触处蜂忙。尽日无人帘幕挂，更风递游丝时过墙。微雨后，有桃愁杏怨，红泪淋浪。风流寸心易感，但依依伫立，回尽柔肠。念小奁瑶鉴，重匀绛蜡；玉笼金斗，时熨沉香。柳下相将游冶处，便回首，青楼成异乡。相忆事，纵蛮笺万叠，难写微茫。
上片先写天不是很好，云彩很厚，又写燕子筑巢，蜜蜂采蜜，因为没人把帘子挂起来，就感到有风吹来，接着下过雨后，桃杏花上的雨珠落下，像是在垂泪一样。下片便写想起了佳人往事，通过对往事的追述来表达自己有情难述的模糊心迹。在铺叙中，秦观执着于对原因的叙述，而且往往是以极简单的语言完成，词与散文有类似的铺叙手法，如散文《龙井题名记》第一段：
龙井有辨才大师，以书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至，去矣是夕……”
寥寥数语连写三重原因：有人相邀，这是游龙井的动机；然而出城的时候天已经晚了，这是夜游的条件；由于天色已晚，龙井派来迎接的人已经回去了，这是夜游的直接原因。回看词中，叙述更为简洁，如“燕喜”是因为“兰皋泥润”，可以看出这是春天，正是燕子筑巢的时候，泥土湿润，燕子衔来筑巢方便许多，所以会“喜”；紧接着“蜂忙”是因为“蜜脾香少”，蜜脾就是蜂房，蜜脾香少说明蜜少，蜜少则需要蜜蜂努力采集花粉酿蜜，所以会“忙”。
秦观词与散文的关系是比较复杂、比较琐碎的，尤其是风格上，虽然表面气质上呈现出互补的姿态，但在语言和手法等具体方面则能发现其与词的一致。在后期的散文中，无论是给别人写的书信还是给自己写的挽词都是个人化的表达，正与词的抒情表达形成了一致。而在形式上，北宋词的散文化趋势也在秦观的词中得到了体现。
在一个作家的所有创作中，他的每一种文体的创作都不是孤立的，其在不同文体间的创作必然有着联系。
通过对秦观词的介绍，我们知道秦观词的酬赠对象为宴席上的歌姬，其词作的特色表现为对细节的把握、精妙的比喻和平淡自然的散文化语言。在后面词与诗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在题材选择上，无论是酬赠对象还是表现内容，词和诗文皆呈现出互补的状态；在风格上，词和诗文的语言皆有平淡自然的倾向；在手法上，诗偏重对细微事物的描写，且具有含蓄蕴藉的特征，正与其词相近，而词与散文则同样具有善用比喻的特征，不过在整体气质上词与散文却呈现出互补的状态；在情感表达上，诗仍坚守士大夫立场“哀而不伤”，而其词和散文则毫无顾忌地宣泄他的悲感情绪。
从对这些不同文体关系的梳理探究中，我们发现秦观虽然在用词的创作抒发私情的过程中，表现出作为文人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压抑私情表达的大胆反抗与个性，但在文体观念上则是传统的：对他来说诗是体面，是其士大夫身份的象征，而词是最私人化的表达，文则居于两者之间——公文性质的更近于诗，个人化的写作则近于词。通过对秦观不同文体创作关系的探讨，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秦观的文学创作特点，也使我们对秦观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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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段海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