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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的审美教育思想

古丽茹合萨·扎米尔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汉语言文学 2016-3班

绪论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更是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中国审美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孔子“对中国古代审美教育的创建,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其审美教育思想中的基本原则对任何时代的人群和现实生活都具有普遍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孔子一直被誉为“圣人”。孔子在春秋时期形成的美育思想为中国美育思想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儒家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甚至还传播至世界各地。

同样,孔子的审美教育思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呈现出独特的光辉,展现出与西方美育思想的共通之处。这种共通之处体现在“他们的时代都赋予了他们安定人心的历史使命” ,但是因时代背景的不同,他们的审美教育思想又显现出一部分理论之差异。孔子审美教育思想所推崇的人格理想和境界,成为其进行教育的最终目的。他将自身最深沉的诗、礼、乐思想熔铸于审美教育思想中,三者相互发挥作用,在社会中形成德育、智育的效应,开拓生命的远景,成为值得当今学者深入研究的美育理论,为后代的教育领域提供了先例。正如学者评价所说,“孔子美育思想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整体意识,对现代美育理论的建构、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孔子审美教育思想的基石

孔子的审美教育思想由教育、审美两部分组成,这就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活动不同,也比一般教育活动具有更强的感染性和教育性。孔子的审美教育思想强调通过以仁为核心的理论,辅以诗教、礼教、乐教进行教育,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培养治国安民的“君子”。他的美育思想,由于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教育对象的平等性和教育方法的灵活性,为统治阶级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对其后的中国美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以“诗、礼、乐”为主

在《论语·泰伯》中,孔子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一说,这是孔子对于君子素养之形成的表述,也是其审美教育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诗、礼、乐三者构成有机统一的美育体系,将礼制和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孔子审美教育思想的总体框架。

诗、礼、乐之所以如此受孔子的重视,主要在于这三者在当时的社会和教育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培养“美”的形式,孔子强调了通过诗、乐这种人文产品进行培育,在接受诗的教化,帮助人们“兴起”情感之后,接着熟悉礼制,力求在礼教中“立身”,但因礼教内容的枯燥乏味,孔子指出要通过音乐的辅助,使礼制深入人心,从而可以“成于乐”。总体看来,这种教育内容相比于古代其他学者的成人方法更能和人天性中的情感原则相符,因此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并能达到一种性情平和的生命之境界。所以,孔子所提倡的以美育形式展开的道德培育不失为一种极具成效的教育选择。

由此,孔子对“诗、礼、乐”之形成的三种描述,为人们准确的指明了仁德形成之路径。所谓“兴于诗”,是指开始于学习《诗经》。《诗经》之所以是诗教的首选教材,是因为儒家提倡“礼乐教化”,而《诗经》产生于周代,礼乐文化正是周代的文化支柱,因而从内容上来讲,《诗经》是“礼乐教化”的载体,在《大学》中孔子也在多处引用了《诗经》的语句来阐释礼教之理论。同时,诗歌也是古代统治者了解民众、观察民生的重要方式,因此《诗经》在儒家经典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见,孔子十分重视诗中的知识性和体验性,并针对这一观点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其中“兴”是指学诗者通过审美想象使情感得到陶冶和启发,使精神和心灵得到升华;“观”是指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唤起人们的积极联想,使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群”是指人们之间交往融洽,团结和谐;“怨”是指人们抒发对社会政治的不满之情,以达到性情的平和状态。总体看来,孔子诗教中对“诗”的处理并不是简单地保留其审美性,也不是像其他教育家那样仅把诗教的教育意义当作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注重通过“诗”的美去激发人的情感,并在这种审美感受中抒情意志,令人自觉产生一种启智增识的道德情感,从而达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的“广大其心,导达其仁” 的理想境界。不难看出,孔子诗教的主要任务就是启迪人、陶冶人,使学生在这种审美感受中达到人格的完善,从而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立于礼”是指要在正确的社会生活礼仪规范中立身。从“礼”的内涵上来说,“礼不是圣人君王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根据人性、人情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制定的” 。由古典文化礼制精神中的“知书达礼”可看出,儒家的礼教在古典社会道德文明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周礼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孔子将学“礼”融入教育体系中,提出“不学礼,无以立” 。从教育的角度上看,他的“礼教”主要是指德育;从其内容上看,孔子以“仁”丰富了“礼”的内容,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与美育理想在“礼”中的充分展示。由此,“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和目的就可以通过“仁”在人们身上的实践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实现。

最后“成于乐”,是指在音乐的教化中达到品格的完满。孔子把乐教纳入美育之中,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施美育的人。在古代人民看来,“乐”首先是一种使人愉快的“物”,人们开心时可以和乐而歌,随乐起舞,发展至秦汉时期,儒家指出音乐对人有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认为音乐“作为艺术作品的‘物’,会比其他外物(自然事物、社会事物)具有更大的感染力。” 由此得出,音乐教育不仅能引起学生思想感情的波动,还能使学生从音乐教育中享受和培养美与善的情感。针对音乐的分类,孔子通过整理《诗经》提出“郑声淫,佞人殆” ,排除了一切对培育人审美素质产生负面影响的音乐,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有益的音乐使人的本性达到完善,由此通过教育将一切外在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在意识,进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孔子的“诗、礼、乐”思想既体现出了其深刻的教育内涵,也体现出了其深层次的道德原则。三者相辅相成,旨在经过诗教的教化、礼教的匡正与乐教的熏陶,从外到内对人进行潜移默化的规范化教育,引导人性,进而培养出内涵美好的高尚人格,由自然状态进入仁德状态,达到“仁”的最高境界,表现出孔子至高的理想人格。

(二)以“仁”为核心

孔子在《论语》中 8处针对“仁”进行了解答,而“仁”字共出现了 109次。总的来说,孔子的“仁”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泛爱,即“仁者爱人”,这包括对所有人的爱,对人的生命的爱,对他人的尊重,等等;二是“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具有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三是追求仁爱,实现无私,即“杀身成仁”。

由于春秋时期战乱频发,人心惶惶,人们的精神状态受到了重创,因此孔子在总结前代统治者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仁”的观点,指出“克己复礼为仁” ,强调人们应该用克制和礼让来缓解社会冲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发展逻辑,阐明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孔子的作品中,有很多篇幅都谈到了“仁”的问题,但是根据语境的差异,孔子的讲述也不尽相同,这也与他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有关,如:仲弓问仁,孔子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 ;子张问仁,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等。以上种种回答,都是孔子针对不同语境、不同情况、提问者不同性格而做出的回答。由此可见,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理念的内在意蕴是十分深厚的。从内容上看,孔子所讲的“仁”是由个人品德修养到政治责任担当的提升过程,是由爱自己到爱天下人的推衍。将其切入生活实际,可以看出“仁”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首先,从“里仁为美”来讲,可见“仁”有对人进行品格教化的作用。如故事“孟母三迁”,孟子的母亲为了使孩子拥有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环境,不断地举家搬迁,最后搬到了学宫旁,于是孟子在学宫的学习氛围下学会了朝廷礼节,在良好的环境中受到教化,最终成为名人。因此,孔子强调要靠近有仁德的人,多与仁德之士相处,这样才能受其优秀品质的影响而改正自身的陋习,向“美”的方向发展。其次,从国家治理来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这里是说,治理国事的人必须同仁德之士交朋友,因为仁德之士可以为治国者提供善策与妙计,并使治国者受其品质的影响成为仁君,进而受到百姓的拥护。最后,从安定秩序的层面来讲,“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 。若有小人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引起民众的不满,有仁德的统治者就会对小人强制流放,防止国家陷入慌乱之中。因此,统治者保持仁德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形成祥和的社会氛围。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审美教育思想,在潜移默化中给人们注入了一种“仁”之精华,旨在通过对其人格上的培养,促使其在生活中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并向善发展,即“在德育中融入审美的因素,在美育中适当注入道德内涵,才能达到完美的人生境界” 。孔子将其“仁”的理论融入诗教、礼教、乐教中,通过文化教育、道德教育、艺术教育来完成他的审美教育任务,达到他的审美教育目的——培养“文质彬彬”的仁人志士。

(三)以启发式为手段

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常常通过举一反三的方法进行引导,由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认为如果学生自己不愿意动脑思考,就不能进行教育了。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这是孔子实施美育的手段和方法。

孔子针对“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做了详尽的描述。其中,“愤”是指学生经过自主思考理解了理论中的一部分含义,但他们依然会感到疑惑,于是就会急于让老师解释清楚。孔子认为,在这时候老师只需要指点迷津,学生就会恍然大悟,从而达到极好的教学效果。如果学生还没有迫切的求知欲,学生就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这一情形下的教学效果是不佳的。“悱”是指学生经过思考想把自己对理论的理解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可又找不到合适的词,非常焦急。老师只有在这个时候给学生作指导,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其他时候,老师不需要告诉学生如何表达他们的想法。“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是说,教给他知识的某一方面,他却不能由此推知其他方面,在这种不能对知识融会贯通的情况下,就不用再教他了。如果学生对老师所讲的知识点无法理解透彻,很容易出现死记硬背的教学效果。

从现有读本我们可以总结出,孔子通过启发进行美育的方法有诗词式、举例式和比德式三种。首先,诗词式是孔子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即在与学生进行谈话的过程中,通过诗词歌赋对学生进行启发,如:“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弊矣乎?’对曰:‘未也。’” “六言六弊”是古代的成语,孔子通过成语对学生进行启发,告诉子路为人应树立的仁、智、信、直、勇、刚六种品德和应避免的愚、荡、贼、绞、乱、狂六种弊病,因子路缺乏好学精神,所以孔子说了这番话,以启发子路的自觉性。其次,举例式教学方法是孔子教学中较为成功的教学方法,也是影响当今教育的教学形式之一。如子贡寻求孔子的评价,孔子答道:“女,器也……瑚琏也。” 孔子用“瑚琏”比喻子贡是个有用之才,但是离君子的最高标准还有距离,可以使子贡在修身方面得到更为精确的指导。最后是比德式,“比德”一词提出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指一种自然美观点,即将自然物体的某些特征与人的某些道德品质进行比较,从而使自然物的属性人格化,如孔子曾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一说,通过用自然美进行比附的方法向学生阐述智者和仁者之区别,避免了枯燥地直接揭晓哲理,有助于学生结合生活中的真实体验理解知识和真理。

综上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法主要在于强调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和拓展知识面的能力,形成自主分析、自主思考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孔子在审美教育的过程中有效地运用了这种启发指导的教学原则,在交谈中融入诗词的启迪、生活中具体物象的举例和自然物的比德,使他的学生们往往能够通过一个知识点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在学习过程中全方位地获取知识,成为德才、政治、诗文兼备的人才。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孔子审美教育思想

纵观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审美教育贯穿人们审美实践的始终。从世界范围来看,先秦和古希腊都是中西方美育思想的源头,这一时期先秦儒家和古希腊几位哲学家的思想极为活跃。在东方,对于审美教育思想的理解以孔子为代表,他从以“仁”为核心的角度出发,从诗教、礼教、乐教三方面展开,以达到培养人、完善人的目的。在西方则以古希腊三贤为代表,他们从统治者的利益角度出发,十分重视文学和音乐的教育作用,强调人享受理智的快乐。但是我们发现,东西两方针对审美教育的见解虽然表象有差异,但其内在关于美育的理论具有相似之处。因此,从审美教育这个问题出发,对孔子与古代西方学者关于审美教育思想的理论进行系统论述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仁者爱人”的启蒙价值

“仁”作为一种道德范畴,是从古至今的教育家一贯秉持的教育原则。为了达到人格的和善,东西方各大学者将这一观点贯穿于自己的教育理念之中,旨在通过各自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使人们在性情平和的状态下,达到人格完满的境界。纵观世界范围内的“仁”之思想内涵,可以发现,它不仅可以通过自身的陶冶打动而形成,还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体现。

在中国古代,“仁”作为人们基本的道德理念,是受当时各阶层所重视的。孔子思想中的“仁”是由“人”派生的同源词,本质意义也就是“人”,即“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句话被研究者们视为孔子对“仁”内涵最直白的阐释。这种理念是在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在血缘关系中以“孝”为主要特征,在非血缘关系中表现为“忠”和“泛爱众”。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在他看来,“仁”与“孝”是有关系的,“子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 。孝悌是人之本,在家做个好孩子、好兄弟,在外就能做个诚信的人,因此孝悌之心对于仁爱之心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又曰:“事君,能致其身。” 在春秋时代人们心中,父母和君王是有着崇高的地位的,由此强调下臣要对君王尽忠,才能构成和睦的君臣关系,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定;最后,“泛爱众”主要体现在君民关系中,“泛爱众,而亲仁” ,在孔子看来,广泛地去爱民众,可以形成和谐的君民关系,进而有利于国家的治理,这表明爱民众的重要性。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所“爱”之人的范围逐步扩大,由“亲亲”向“泛爱”推衍,接着这种泛爱就会推衍到宇宙中的一切物质,最终达成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与天人和谐的境界,表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性” 。这在世界美育思想范围内来讲,倾向于一种最基本的人格培养理念。

古希腊时期的“仁爱”思想偏向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吸引和相互友爱,是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中产生的“仁爱”。这种“仁爱”最初受当时的公共政体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反映的是一种“私有者之间的自由和联合”,因此“所有权、所有制关系是古希腊以公民为基本身份的友爱的基础” 。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友爱理论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将友爱分为三类:实用的、快乐的、德性的友爱。其中,实用的、快乐的友爱是一种自私又狭隘的友爱,都是以某种利益与愉悦感为目的;而德性的友爱则纯粹是以善为目的的友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被彼此德性吸引而产生爱。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仁爱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都是强调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为对方着想。其不同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体现的是一种利益性和目的性。哲人柏拉图的“爱”与“友爱”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光彩,这主要集中体现在其作品《会饮篇》中。柏拉图强调,“友爱”是一种德行,是为了弥补自身的不完满,在追求美的过程中而产生的。由于在古希腊时期,“追求美与追求善几乎共同支配着生活的原则” ,因此这种“友爱”具有高尚的指向,是一种“抛弃其他现实当中的羁绊,对纯粹的美的理念的追求” ,它爱的是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因此想弥补这一空缺,才会去爱。柏拉图的“友爱观”与以往哲学家大不相同,充满了抽象性色彩,但同样具有指导性的现实意义。

古罗马西塞罗的友爱论则认为友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近,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感,但是缺乏道德的维护,容易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类似,西塞罗认为“友爱是一种不同人之间身上的美德的共鸣” ,在他眼里,美德创造了友爱,美德在出现时会发出自己的光芒,看到另一个人发出同样的光芒时就会相互吸引,友爱便油然而生,从而达到善的目的。

古代西方哲学家针对“仁爱”或“友爱”提出的美育见解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景象,从现有理论中可以发现,中西方针对“仁爱”或“友爱”这一理论所提出的观点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所提出的“爱”之定义,力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和相互吸引,是一种趋于和谐的社会心理模式。这种理论不仅在审美教育领域具有崇高的地位,在道德理论方面也具有研究价值。

(二)乐教的美育方式

乐教是艺术教育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各个教育家最重视的教育理念。在日常生活中,音乐总能在陶冶人的性情、启发人的情感上起到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音乐的作用从人们对自然、对生活、对生产活动的歌颂与表现,被转移到教化民性上来,这突显出统治阶级乐教思想背后对‘乐’本体所寄予的文化意识和精神内涵” 。因此,东西方各教育家都重视用音乐进行教育,反对只重形式的学习,把体验和陶冶情感作为教育的中心,从而乐教的地位也就表露出来了。

孔子十分重视乐教。他将“成于乐”置于审美教育的最后一步,也是整个审美教育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在《论语》中提到 46次“乐”,其中22次用于音乐,他认为“乐中的生活能超脱一切物质和精神的羁绊,能使人到达自由的审美生活境界” 。由于在先秦时期封建礼制对人的天性造成一种压抑的状态,而孔子出于对自然人性和生理欲望的肯定,把音乐教育作为主要的审美教育方式,指出“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提倡通过有益的音乐对人们进行教育。孔子将音乐作为教育方式的重要性在于:首先,音乐能使人心情愉悦,让人愉快地接受礼的教化,“成于乐”这句话就已显示出了音乐的感染性特征,说明对音乐进行欣赏可以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和完善的人性,使“自然人”成长为“完善的人”;其次,音乐的性质对人的内涵的养成具有较大影响,如“尽善尽美”的音乐能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此,孔子反淫乐的目的是希望“善”乐能引导学生走上仁德的道路,防止学生堕落。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所谓乐教就是让学生将整个身心都融入以仁与礼为核心的乐的和谐之中,让人的精神、道德原则与艺术境界融而为一,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极高境界” 。由此看来,音乐教育能使人达到纯美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状态。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虽流派众多,但是都百喙如一,都重视音乐的作用。音乐不仅在培养审美情操方面被运用了起来,在教育领域也开始备受重视。从古希腊神话起,人们就已经开始重视音乐,例如神话故事中讲到,俄耳甫斯因失去欧律狄刻而终日郁郁寡欢,因此时常会弹起竖琴,唱着优美的悲歌,此时森林的野兽和小鸟都会围成一圈来倾听他美妙的歌声。由此可以看出,早期人们认为,音乐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此后,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音乐是和谐的,它可以净化人的灵魂。与古希腊神话不同的是,他们认为音乐具有道德教化作用,这是西方对音乐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推进。这种思想发展至柏拉图又有了新的内容,他指出,需要以游戏和音乐作为教育儿童的手段,音乐的内容要有益于儿童的身心健康。这一理论对西方音乐的功用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人们开始将音乐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对人进行潜移默化的培育。此后,亚里士多德也认为音乐具有净化心灵和陶冶心智的作用,但是与以往哲学家不同的是,他认为不同的对象应该听不同的乐调,如达到教育目的要听合乎道德的乐调,达到心情愉悦要听愉快的乐调等。

古罗马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古希腊时期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文艺领域的新内容。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类似音乐这种艺术内容,都是出自人们对实际生活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从认识上的感觉论和伦理上的快乐主义出发” ,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修辞学家朗吉努斯则认为,音乐能够激发高尚的本质而打动人们的情感,进而可以净化社会的风气,建设崇高的社会。这种音乐教育思想着重于社会的角度,与以往哲学家们的音乐教育思想相比,具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这种音乐教育思想延续至昆体良又有了新的内容。昆体良认为,学习音乐能够使人们体验到诗歌的节奏与韵律。这是一种上升到文艺层面的教育形式,在古罗马时期可谓是独树一帜。

纵观西方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西方着重将陶冶人的情操和培养人的心智作为乐教的目的,以在潜移默化中启迪人为主要教育途径。古代西方音乐的内涵也和当代不同。在当代,音乐的教育意义主要以其哲理内涵为基础,德国著名思想家康德认为,“音乐的根基是‘诸如感觉的美的游戏’或‘快适的诸感觉的自由活动’” ,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音乐的内在本质。因此,从当代的角度来看,音乐具有教育、娱乐、审美享受的功用,包含了促进“人们追求情感饱满和高度合理相辅相成的审美理想”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东西方哲学家都强调了乐教在审美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都主张乐教对情感的陶冶和激励作用,以及对教育内容的辅助作用。作为处在举足轻重地位的美育方法,乐教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可磨灭的。

(三)美育的功利性

在古代,只要是从事社会工作的文人、学者,都是服务于统治者利益的。他们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偏向了政治,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他们都希望社会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以便社会按照其既定的目标发展。这种美育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在内容上却是客观的。从世界视角来看,古代东西方各学者的审美教育思想都是以功利性为最终目的而进行的,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呈现出相似的“大同”之社会目标。

在先秦时期,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孔子一生最为提倡的,他经常梦见周公旦,将继承周公的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任务,因此,这也就成了孔子进行美育的目标,即审美教育为政治服务。在礼崩乐坏、政治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孔子期待一位贤明政治家的出现,来稳定当时混乱的社会。由此,孔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将政治教育贯穿在其审美教育的始终。姜殿坤指出:“其原创性美育思想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干,寄意于圣人、君子、士,乃至于普通自由民通过‘大美育’以节欲制情、理政治国,并按社会伦理政治规则与人交往,推动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由此看来,孔子审美教育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为统治阶级输送贤明人才,还在于使百姓在礼乐的熏陶中能够规范自身,从而接受统治阶级的管理。在这种和谐的社会氛围下,政治也能逐步走向正轨,孔子所继承的礼乐事业也可以指日成功。

除了孔子之外,国外许多哲学家的审美教育思想也是以政治功利性作为最终目的而提出的,根据社会背景的不同,他们针对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也不同。古希腊的审美教育思想就是其中一例。由于古希腊的文化盛行于奴隶制社会,因而其美育思想也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其大多神话故事中刻画了诸多统治者的形象,如克洛诺斯、宙斯等。古希腊三贤之一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主要站在了奴隶主的角度,他强调在“理想国”中的诗歌、音乐、话剧等文艺作品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必须为国家的政治服务,否则必将被逐出“理想国”。另一位古希腊贤哲亚里士多德认为,审美教育同城邦的长治久安和人生的终极目标紧密相连,因此,要搞好城邦管理,必须重视公民的道德教育。为此,他提出了一条适度的教育原则,他认为“每一种技艺之做好它的工作,乃是由于寻求居间者并以它为标准来衡量其作品” 。这同孔子的“中庸” 思想十分相似。亚里士多德旨在寻求品德的居间者并以它为标准来衡量其美德,从而使人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达到品德的完满,促进社会氛围的和谐。

除了古希腊,作为中世纪波斯著名诗人的萨迪也有以政治功利性作为目的进行审美教育的作品。他多用回顾历史的方法和比拟的手法,通过诗歌教育人们正确处理人民与人民、人民与社会、人民与国王之间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诗句有“暴君绝不能为王,豺狼绝不能牧羊” 。如同孔子的政治思想受统治者们重视一样,萨迪的作品在中世纪的波斯帝国广受国王们的赞赏,并被当作治国理政的重要范本。

总而言之,在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这种政治功利性原则贯穿在学者审美教育思想的始终,从统治者阶级利益出发,并为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而服务。从这一视角来看,古代各学者的审美教育思想是极其具有历史意义的。

三、孔子审美教育思想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培育

中华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刻的精神之向往,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和不断前进的重要养分。在当代,文化的广阔内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民族,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美育思想,为世世代代人民文化价值观念的培育起着重要的启迪与教化作用。要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就要将这种思想贯穿到社会的建设中,贯穿到价值观的培育中,要以文、以德、以艺服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新人。

(一)审美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

在当代,审美教育,即美育,是实施德智体美劳素质教育中相当关键的组成部分,根据美育的特点,它可以与其他几门学科融合,推进其他学科功用的施展。从教育的整体功效来看,审美教育在其中扮演着辅助与推动作用,主要通过在教育过程中激发学生产生美的感受,使学生与教育的具体内容产生共识,从而产生一种愉悦感,由此来激发学生追求美的热情,学生就会在愉快中完成学习,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种“乐之”能激发人的内在理性和想象力,从而促进个性的创造和发展,接受教育内容的灌输。

不难发现,在大学生德育、智育、体育、劳育中引入美育,可以弥补教育的不足。具体来说,美育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感染人、陶冶人,它可以通过灵活多变的方式,将枯燥古板的知识内容通过生动的媒介表现出来,让广大学生在欣赏美的过程中接受教育,激发起他们追求美的积极性,继而使其树立正确的三观。正如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歌,其正是通过美的形式,即艺术的形式对人们进行教育,使人们能在享受美的过程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从而将 24字都牢牢记在心里,进而规范自身的行为,争做合格公民。美育可以将单调的知识生动地表现出来,使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进行学习,充分发挥了美育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教育作用。

2018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第一次提出要高度重视五育的全面发展。此后,美育成为教育方针的内容之一,甚至在德、智、体、劳等课程中也贯穿了起来,使寓教于乐成了当代教育的重要方法。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发展,都源自美育作用的发挥。由此可见,在当代教育中重视审美教育思想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审美教育思想与和谐社会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战争频繁、礼乐衰落、社会动荡的时代,百姓生活不得安宁,诸侯之间争霸不断。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孔子有着自己理想中的“大同”社会,“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人们对社会道德的要求。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开展美育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具有高尚人格的学生,以便他们将来能从政,或者说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另一方面,是要教化民众,让他们变得文质彬彬,通过尽善尽美的文艺形式,培养民众和谐高尚的品格与修养,从而使整个社会政通人和。孔子这种充满政治理想的审美教育思想对我们后代进行社会文明建设、构造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当代,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审美理想被融入了文艺作品中,即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打动人、陶冶人,用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高尚道德情操塑造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氛围得到进一步美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 人们接受内容“尽善尽美”的作品的熏陶,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追求美的思想倾向,从而付诸实际行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发展,使社会氛围向着祥和的方向发展。

这就要求我国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作品中明确一种“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念,不断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而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这就告诉我们,在当代进行审美教育需要通过优秀的作品,传达其内在的美学思想,使其在社会中形成良好的号召力。正所谓“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在正能量作品内涵的熏陶下,坚定我们的理想,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

(三)审美教育思想与中国梦

在春秋时代,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实现“大同”。在现代,我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实现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要做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其所包含的内容小到人民个人幸福美好生活的建设,大到整个国家繁荣稳定的社会建设。将这些内容贯彻到审美教育领域,就是要将中国梦运用到美育的过程中来,从立德树人的目标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方方面面都包含在其中,旨在将国家建设得繁荣昌盛。由此看来,美育被赋予了振兴祖国伟业的重要意义。这种带有中国梦色彩的美育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多见。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各大高校会不定时举办有关“中国梦”的文艺活动,旨在通过多种方式向学生传达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使学生在心中对中国梦具有深刻的认识,从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审美角度上讲,这些活动能够使人拥有完善的性格、更远大的人生理想和更崇高的精神境界,不仅是个人的幸福,也是国家的幸福;从实践的角度上讲,会使学生将中国梦的内涵付诸实际行动,在一言一行中彰显爱国主义的力量,从而肩负起实现中国梦的伟大重任。

从中国梦的立场上看,当代美育以培养和完善人为教育内容,以造就一大批有理想、有担当的社会主义新人为最终目标,弘扬中华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传播中华文化。将美育事业与复兴伟业结合起来,有利于中国梦思想在社会中的弘扬和传播,更有利于复兴伟业的推进,进而为时代做出贡献。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由此看来,孔子不仅是东方的孔子,也是世界的孔子。对孔子的思想理论进行研究有利于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和而不同”文化底蕴的真正内涵,有助于促进人们对当今时代的认知,从而加深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度理解。

孔子的审美教育思想作为孔子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当代美育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对后代的教育事业、社会建设、价值观的培育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将广博高深的中华文化通过诗的感化、礼的教化和乐的潜移默化灌入受教育者的头脑中,以培养健全的理想人格作为旨归,以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精神文明的提升和发展作为目的,从而使人改进自身的行为,向“美”的仁人志士的方向发展。这对当代教育者进行教育,当代民众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复兴伟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本文认为,当代的审美教育思想是将文化观念上的思想通过多种多样的美育形式进行教育和传达,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受教育者,从而使其将正确的思想观念付诸行动,为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力量。时代呼唤美育。将孔子审美教育思想付诸现代美育体系,对于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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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李先游 okqxM/5NK9aGlDK+fuTpW4dOeP24K8WzfrFTALfdkW/3ognfsDvzVvDKuidTkO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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