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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随着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全方位渗透，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科学、艺术等领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多学者指出，21世纪的社会是知识社会，未来的经济是知识经济。显然，知识已经在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知识及其概念，就很难理解其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知识的概念是哲学认识论领域探讨的一个核心命题。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是事物属性与联系的认识。西方传统哲学关于知识的定义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在《泰阿泰德篇》中将知识定义为“确证了的真实的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按照柏拉图的解释，信念、真实和确证构成了知识的三个必要条件
，这里有一个表述方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就信念而言，知识一定是信念，但是信念却不一定是知识。比如说，我们知道地球一直在围绕太阳公转，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科学常识。但是，如果我不相信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地球一直在围绕太阳公转这一事实，相对于我而言就不是知识。因此，要使这一事实成为我的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我要相信这个事实，要使它成为我的信念。
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很少对某些实质性的哲学问题达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但是他们对于“知识构成的三要素”这一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然而，传统的知识构成论却在1963年遭到了挑战。美国哲学家爱德蒙德·葛梯尔在1963年第6期的《分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证实了的真的信念是知识吗？》的文章，率先质疑了传统的知识定义。此后，哲学论坛在关于知识定义的问题上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至今仍是众说纷纭。
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都在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如何在传统知识构成论的基础上增补第四个条件，或者通过反证法来回答“知识不是什么”，以使得知识的定义趋于完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知识论的研究终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纯粹的分析和论证得以解决。因此，有学者提出推进和加强知识论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将知识论的研究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统合起来。
现代心理学一般将知识分为三类：一是陈述性知识。关于“是什么”的知识，主要反映事物的状态、内容和事物发展变化的时间、原因等，一般可以用口头或书面语言表述清楚。二是程序性知识。关于“怎么做”的知识，主要反映活动的具体过程和操作步骤，应用于实践操作。三是策略性知识。关于“如何学习”的知识。程序性知识涉及的对象是客观事物，策略性知识处理的则是学习者自身的认知活动。
此外，从类型学看，知识还可分为简单知识和复杂知识、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独有知识和共有知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等。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关于知识的分类如表1－1所示：
表1－1 知识的类型
知识的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知识的生产（发现和创造）、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应用。
知识的生产一直是标准的职业活动，也被称为科学研究活动，有着完整的活动规范和社会建制。知识的传播过去往往是与研究活动并存的，研究成果的形式和发布、知识的学习方式等，构成了基本的传播活动。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建构以后，现代教育、大众媒体以及多元化的社会知识传播通道强化了知识的传播，同时作为知识的接受者也不仅限于社会精英阶层，而是更趋向于大众。知识的传播增进了知识发现和创造的价值意义，也适应了社会不断扩大的知识需求。知识的应用阶段主要体现为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强调知识的迁移和转化作用。
从知识的内在结构和逻辑联系来看，三个阶段相互影响和渗透。知识的发现和创造是在传播和应用的过程中完成的，可以将知识的增长看作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其中传播不断推动着知识的创新与扩散，应用则是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知识的科学性。
福柯曾在《知识考古学》中发问“知识是如何传播的”。知识传播是知识进步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个问题在当代尤为突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知识生产中心论的观点，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再生产受到资本和权力等复杂关系的制约，使其失去了自身的“使用价值”。知识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需要在一系列的活动中通过交换和配置实现，人们不仅关心谁创造了知识，更关注谁拥有知识，组织原则和社会关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知识的社会化、商品化和信息化都是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实现的。
因此，让我们再次回归到现代社会“知识是如何传播的”这一问题。
知识传播是指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借助特定的知识传播媒体手段，向另一部分社会成员传播特定的知识信息，并期待收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的社会活动过程。从要素论的角度来看，知识传播由八个基本要素构成，分别是知识传播者，即传播活动的发起者；知识接受者，即知识信息的接受者；传播的内容，即相应的知识信息；传播手段，或称传播方式；传播行为，即知识信息传播时的具体表现方式；传播环境，即知识传播行为发生时的社会环境；传播目的，即知识信息的传播活动所预期的效果；传播效果，即传播活动发生后，知识信息的接受者所产生的变化。
从过程论来看，知识传播的活动过程主要由知识传播者、信息、传播媒介、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构成。
基于上述观点，可以归纳出知识传播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①知识传播涉及传播者和接受者两个个体或群体；②知识传播的内容是特定的知识信息，换言之，这些知识信息具有不对称性，能够满足接受者的知识信息需求；③知识传播需要借助语言或非语言媒介以及电子通信系统等传播渠道；④知识传播主要研究单向的交流（不考虑反馈），即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知识信息流动。
但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Web2.0时代的到来，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知识的反馈，尤其是伴随着知识传播平台的搭建和完善，知识传播从接受者单向地、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变为接受者与传播者的双向互动和协作式生产，知识传播的主体身份发生转向，传统的接受者成了“内容贡献者”和“内容制作者”，知识传播的内容愈来愈宽泛，知识传播的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知识传播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社会动力，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看，知识传播具有四项基本的社会功能：①加快社会知识自身的生产和进步；②提高社会成员的知识拥有水平；③推动知识成果向生产力转化；④推动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演进。知识传播产生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尽可能地在最大范围内使知识被人们认识和利用。因此，知识传播的层次和程度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社会知识化水平。
知识传播的沿革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从非语言媒介到语言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革新都加快了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的转变，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从媒介技术变迁的角度来看，现代知识传播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印刷阶段、电子阶段和网络阶段。
汉代造纸术的发明使得人类的印刷出版活动成为可能。随后，唐朝的雕版印刷、北宋的活字印刷术为大规模的出版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知识传播史中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后，工业革命推动了廉价纸张和印刷机器的普及，知识传播也全面迈入了印刷阶段。在这一阶段，书籍、杂志、报纸等印刷出版物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媒介，推动着知识成为可以被量化生产、大范围传播的信息形式，也促使知识传播逐渐从精英和贵族阶层走向平民大众。印刷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好地保存信息，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人类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不断发展，电子书、电子期刊、软件读物等电子出版物成为知识传播的新宠。不同于传统的印刷出版，电子出版物不仅可以采用数字信息记录，实现更高容量、低成本的知识存储和更便捷、高效的知识获取；而且能够融合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兼具大众性和视听性的感官文本，极大地丰富了知识传播的内容形式，进一步打破了知识传播的藩篱。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长足发展，人类的知识传播开始进入了全面网络化的时代。一方面，国内的知网、万方、维普等网络文献数据库作为重要的知识检索平台，为用户即时获取专业权威的信息资源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博客、知乎、豆瓣、B站及喜马拉雅FM等网络平台，已成为公共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场域，并形成了“知识共创的数字化社交场所”
。依托于网络技术平台和虚拟学习社区的在线知识传播逐渐建构了数字时代知识传播的新图景。
而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崛起更是推动了网络知识传播的深入发展。例如，基于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智能语音机器人能够满足用户高效化的知识获取需求。VR和AR技术能够为用户提供多场景、跨终端的知识体验服务，使用户沉浸于虚拟仿真的学习场景中。同时，区块链技术也为推动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技术保障，能够不断激发知识生产者进行知识创造与创新的活力。在这个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传播环境中，知识传播呈现出媒介化和社会化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