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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命运的反思与探寻是马克思奋斗终身的第一主题。不同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不仅开创了世界历史和物的依赖关系的第二大社会形态，而且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法则。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受制于资本，资本逻辑牵制和取代人的发展逻辑成为社会运行的根本逻辑，人成为价值增殖的工具，全面受制于资本的增殖和扩张强力，遭受着各种剥削和异化的悲催命运。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就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和剥削本质的深刻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人”的存在奥秘的真正揭示和解放之途的探寻。基于思想史的梳理可知，马克思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思辨哲学批判到现实政治批判—从现实政治批判到异化劳动批判—从异化劳动批判到一般物质生产批判—从一般物质生产批判到资本逻辑批判的多重视域转换的历程。
追求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和献身的最终目标与根本价值诉求。解放精神是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固有本质精神，是马克思所有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精神引领，渗透于马克思全部思想体系之中。早在中学时代，年轻的马克思就已经开始把关切的目光投注到现实的贫苦大众身上，形成了“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崇高志向，确立了普罗米修斯式的济世理想。隶属青年黑格尔派时期中，马克思将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希冀以哲人的政治理想来改造大众的现实政治社会，寻求一种将人从一切宗教式的魅惑与束缚中解救出来的“解放”之途。
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哲学与现实世界有着天然密切的关联，它们相互作用，哲学本身就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同时，马克思批判指出，面对不合理的“生活世界”，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并没有起到冲锋陷阵的作用，从中没有看到哲学“关照”现实的任何迹象与希望。黑格尔哲学以“无所不能”的绝对精神统摄一切，将普鲁士王朝看成绝对精神发展的顶峰，为残酷的现实制度涂脂抹粉。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与古希腊伊壁鸠鲁认为的自由只在于摆脱尘世现实并保持内心绝对宁静的观点如出一辙，他们将自身禁锢于自我意识之内，并超越、凌驾于现实之上，抽掉了个体自我意识与当时德国现实之间的任何联系，只是简单地由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撤回至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依然被抛于德国现实之真实图景外。在“支离破碎的世界”面前，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青年黑格尔派，他们都未能从“阿门塞斯王国”中走出来，投身于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并非幽静孤寂、孤芳自赏，而是以“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
深入粗糙的尘世，并与之互为关联、相互作用。面对陷入危机的现实世界，哲学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
，这“火”定将烧毁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净化非理性的现实世界和重建合乎必然的自由王国，使世界成为“哲学的直接实现”。此时，对哲学的看法和对古希腊哲学、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赋寄予了马克思企图把哲学变成改变世界、解放人类力量的渴望，即一种理性的批判力量。必须承认，此时马克思开始重视哲学与世俗世界的关联，明确了哲学应当面向现实、面向世界，赋予哲学将劳苦大众从现实世界救赎出来的重任和价值，但强调的只是哲学应该变成理论批判的实践活动来把握和改造世界，是“批判的武器”而非“武器的批判”，带有鲜明的唯心主义色彩。
从柏林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抱着使“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的信念投入《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的工作中。这一时期，马克思切身接触了以物质利益与国家和法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大量政治问题，对现实政治制度与理念产生了诸多怀疑与困惑，开始由对哲学“关照”尘世的批判直接转向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在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过程中，原有哲学中单纯理论批判的不足与局限暴露无遗，马克思注重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的转向越来越明显。此时马克思对现实政治的批判集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
在现实国家和法的关系的直接碰撞中，马克思察觉到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与德国不自由的现实政治之间的深刻矛盾，他怀疑黑格尔理性国家理念的现实性与合法性。尤其是《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粗暴地查封后，马克思更加对黑格尔的国家观产生怀疑，并开始着手系统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其中，厘清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钻研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学说首先需要解决的困惑，也是展开对现实政治批判的首要方面。在研究中马克思发现，国家根本不像黑格尔所描述的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与“内在目的”，相反，“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
。市民社会和家庭在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先于国家产生，是“国家之光”燃起的基础，“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将一切“本末倒置”，把绝对理念看成“无限的现实精神”，将来自市民社会普遍经验的市民精神视为“假象”或“现象”。马克思毫不客气地将此归结为“逻辑的”“泛神论的”唯心主义错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这一思想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马克思戳穿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错误，意识到不是精神活动决定物质活动，而是恰恰相反。因此，要改变现实国家存在的反理性不自由的政治问题，不能沉迷于黑格尔“泛神论”式的抽象辩解，不能仅仅依靠单纯的理论批判，而应该深入市民社会，借助“武器的批判”的力量。显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探寻人类命运奥秘历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梯。不同于黑格尔，此时马克思主张立足市民社会向下追溯，而不是幻想在精神领域解决现实的国家政治问题，认识到单纯理论批判的不足与局限，实现了由哲学理论批判的立场转向现实政治生活的唯物主义立场来思考人类解放问题的方向性转变。
1842年普鲁士政府颁布的一项犹太人的法令引发了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广泛且热烈的讨论，马克思也对这一讨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就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着重分析探讨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及其相反关系，构成了马克思对现实政治批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政治解放确实是一大进步，但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它虽然摧毁了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消灭了封建专制制度，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其所造就的并不是“完整的人”，而是在市民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同时“异化的人”。“异化的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即“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在“尘世的生活”中，人是没有真实性的现象；而在“天国的生活”中，人是想象中主权的虚拟分子，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因此马克思发出告诫，不要对政治解放产生错觉，将其置于至高地位，其本身还不是人类的最终自由与解放。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向“德国制度开火”、推翻市民社会、彻底废除私有制之后，政治解放才能转变为人类解放。而要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前提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
，即无产阶级。
在现实政治批判中对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关系的正确阐发，表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对人类命运和社会存在的理解与领悟更加深入和深刻，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不再将解放当作纯粹理性的批判以及简单抽象的“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而是开始诉诸改造世界的外部物质力量及政治革命活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马克思在《莱茵报》与《德法年鉴》任职期间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是他最终同黑格尔哲学分道扬镳的契机，是其从柏林大学毕业后切身关注现实问题的必然转变，是对思辨的哲学批判的“逻辑后承”，标志着其从革命民族主义向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
现实政治的批判路程中，马克思已然触及“物质利益”关系，开始基于一个全新视角——市民社会去寻找社会历史和人类命运的奥秘，认识到不能仅仅依靠针对“副本”的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而应该转向针对“原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剖析市民社会，找寻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科学道路。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才有了初步尝试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专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马克思在《手稿》中主要批判了异化劳动的性质和规定，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剖析了商品、货币、资本、积累、竞争等其他经济范畴，提出了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思想等。《手稿》对异化劳动的揭露可以说是马克思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人的生存困境和找寻超越困境之途的切入点，也是其初步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表现。
对异化劳动性质和规定的批判是《手稿》特别引人注目之处。通过对当前经济事实的分析，马克思发现，“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
。这里，马克思尖锐批判的是工人自身劳动的异己性和排己性。工人的劳动并没有为其带来生活资料，反而成为控制他们自身的外部力量，即一种异化了的劳动。马克思更为细致地将异化劳动的主要表现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工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作为一种独立的、异己的存在物与工人相对立，并非产品服务于工人，而是工人丧失了主体性，从属、受制于产品的控制，从而呈现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的悲惨现实图景。其二，工人与劳动本身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是生产劳动的结果，劳动产品与工人相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本身发生异化，产品异化是劳动本身异化的外显和表征。劳动本身的异化意味着劳动并没有归属于工人。“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其三，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正是劳动使人成为有意识的存在物，因此，劳动是人的类特性。然而，由于劳动变成异化劳动，成为仅仅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自然人也就丧失其类特性和类本质，表现为与自身的类本质发生异化。其四，人与人相异化。人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以及自身类本质相异化，导致的最终后果必然是人与他人之间的异化。当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不属于工人时，其必然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资本家，从而产生了人与他人（资本家）之间的异化和对立。
基于异化劳动，马克思阐明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和起源。在《手稿》“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小节中，马克思批判地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
国民经济学将私有财产作为既定事实加以肯定并视为其学说体系的理论前提，赋予私有财产天然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认为追求私有财产是人的固有本性。与之不同，马克思基于异化劳动指出了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揭露了私有财产的历史性。“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异化劳动导致人与产品、与劳动本身、与类本质、与他人之间的异化，事实上表征的是工人生存状态的总体性异化。与之相反，异化劳动的另一面是“工人之外的他人”——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和产品的占有和剥夺，并不断积累为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相互勾连，互为因果：私有财产的积累以侵占活劳动为前提，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而异化劳动也借助私有财产的形式才得以历史性出场。《手稿》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揭示，为马克思在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以劳动与资本为核心主题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以及发现剩余价值规律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基本概念，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范畴及其内在关联，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初步批判。“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
马克思着重分析了资本本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资本积累与工人贫困的范畴和内在联系等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性和两极分化趋势。《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这就意味着，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工人的异化劳动，是对雇佣工人的劳动产品的私有权。因而，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实质就是“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立，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劳动的剥削与占有。通过对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剖析，马克思已经开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物的关系遮蔽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触及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象。
同时，基于异化劳动，马克思考察了资本积累和工人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初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两极分化的历史趋势。资本是对工人劳动和产品的占有权，因而资本的积累就是对工人劳动和产品剥削和压榨的积累，导致工人的贫困与其劳动的力度和强度成正比。换言之，与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增长相对应的是工人日益严重的贫困化，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越来越集中于资本家手中，工人仅仅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马克思曾形象地描述了这幅反差图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
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否定私有制的神圣性和永恒性，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和历史性。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发生异化，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其不是先天的，必然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得以扬弃，那时，作为异化劳动的外化和结果的私有制也将随之走向覆灭，退出历史舞台，具有暂时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
在分析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关系之后，马克思诠释了其共产主义主张：“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不同于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者，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在于异化劳动，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感性表现和必然后果，而异化劳动根源于人的发展的本质。在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统治下，人丧失了主体性和能动性，成为被动的、异化的和非人的对象，生命活动表现为内在本质的外化。因此，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只有在扬弃人的自我异化的基础上才能达致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实现共产主义。尽管在《手稿》中马克思将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置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地位，但这一时期其主要遵循的是人性哲学逻辑，认为私有制和异化劳动被扬弃的根源在于其与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相矛盾，而共产主义就是消亡异化劳动，实现人的理性本质的复归，带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
马克思在《手稿》中详细且深刻地论述了雇佣工人的异化劳动，并基于此阐明了私有制的本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共产主义等范畴。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仍带有哲学人本主义色彩，但《手稿》的主题和核心从来不是对异化观进行抽象的思辨，而是基于当前的经济事实剖开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求索无产者自由解放之路，异化劳动只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的现实命运得出的自然结论，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西方有些学者驱逐《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以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解读《手稿》的全部思想，甚至在此基础上制造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的分裂和对立，这是对《手稿》主题的误解和歪曲。
《手稿》的重要意义在于：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的经济事实为切入点来揭露私有制的本质，昭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悲惨命运的普遍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这构成了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前期结果，表征着马克思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而从事的艰辛理论探索活动。尽管此时马克思没有提出工资、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和经济危机等科学概念，但他已经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实质——私有制进行批判，而且诸多论述构成了《资本论》的思想萌芽，这是同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企及的。转向异化劳动批判之后，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从而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经过异化劳动经济学的初步论证和思想洗礼，马克思更加认识到“旧哲学”的内在局限，这促使他开始全面清算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施蒂纳、蒲鲁东等理论，进行彻底批判，划清界限。正是在清算和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戳破了唯心主义的最后一层薄纱，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对之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一般物质生产批判建基于唯物史观，以“粗糙的物质生产”代替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介于异化劳动批判和资本逻辑批判之间的中间环节，其思想表述集中在以反思哲学史为主题的《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中。
《神圣家族》（全称为《神圣家庭，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直接目标就是批判鲍威尔等人的思辨唯心主义观点，是唯物史观形成的“前夜”。鲍威尔等人赋予自我意识至上的主体地位，推崇自我意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内源，人类社会只是自我意识的确证和外在表征，自我意识之外再无他物。马克思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讽刺为“脱离自然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戳穿了其彻底的唯心主义性质，明确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绝对精神、自我意识或思想，而在于“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之中，强调要认识历史时期就必须掌握其工业和生活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这一时期，马克思不再凸显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而是力图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揭示社会历史之谜，提出“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的重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同时，马克思继续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中心主题出发，研究了财产关系和占有关系，认为两者不过是基于物质利益之上的人们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
这一物化“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
。这一令人振奋的经济学话语表述，表明马克思开始接近其唯物史观的重要核心内容——生产的社会关系，“人同人的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粗糙表达。但是，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分析物质生产的具体内容，未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而不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内部本质进行批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仍然诉诸“人性”来阐释无产者的命运问题，认为无产阶级反抗私有制是由于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否定的生活状况“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
，进而爆发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暴力革命。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思想彻底变革的重要分水岭。在这一纲领性文本中，马克思对实践的阐释构成了全书的中心线索与核心思想：将实践视为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标志；基于实践正确回答了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科学解决了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得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结论；准确回答了人与环境、人与教育的关系问题；驳斥了费尔巴哈抽象的宗教观与人性论，革命性地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宣告了新哲学的使命在于改造世界，等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宝贵不仅在于科学阐明了诸多实践新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地的重大意义，而且在于其解构了抽象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原则，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彻底与唯心主义以及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建立了基于科学实践观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科学路径，凸显出现实社会困境是实践发展的产物，只有从实践而非理性或人性出发才能真正改造世界，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矛盾的科学运思理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剖析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对《神圣家族》中物质生产的“第一次提出”和生产关系的“粗糙表达”进行了深入剖析与详细阐发，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认识，第一次经典地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实现了物质生产理论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与一切历史的首要前提，生产实践在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马克思还进一步对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揭示，形成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认识，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规律——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自然关系是人们对自然界改造的自然过程，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发生的物质关系以及形成的社会组织，表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即生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始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各种现象及其发展。“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
总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
至此，马克思将整个研究视域奠基于物质生产，认为物质生产构成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抓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根本动力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演进之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达到了有立场有原则的高度，为“两个必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一般物质生产批判是介于异化劳动批判和资本逻辑批判的中间环节，其重要意义在于：彰显了物质生产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性地位和人类学意义，创建了唯物史观，为资本逻辑批判奠定了思想视域和理论基石，是资本逻辑批判的重要准备，但其不是马克思思想的根本主题。马克思的理论兴趣并不在于创造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理论构架，他始终关注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事实以及困顿其中的“现实的个人”。《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掩盖了其他一切生产形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关系和内容结构。因此，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理论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内部生产本质，必须深入对资本逻辑的深层批判。马克思自身也明确论证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必须超越一般物质生产批判进入到资本逻辑批判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内部基本要素，这些内部基本要素是每一个社会形态下的物质生产都具有的共同特征，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但如果拘泥于物质生产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本就会被还原为物的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从而呈现出的结果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消失，资本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和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更为严重的是，当资本被视为具体存在物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时，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需要素，具有历史永恒性和存在的合理性。这种从物的角度出发，将资本合理化和永恒化的思维方式，正是古典经济学家无法真正认清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同时成为其为资本主义宣扬和辩护的核心理念。对此，马克思批判指出，“这一点就被利用来为资本辩护，把资本与一般简单劳动过程的一种要素混淆或等同起来，从而说什么用于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产品就是资本，原材料是资本，或者劳动工具，生产工具是资本，因此，资本是同一切分配关系和社会生产形式无关的、一般劳动过程的因素、生产的因素”
。
停留于物的历史观，将无法揭露剩余价值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在马克思看来，通过具体劳动形式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一般劳动过程只是通过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内含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过程的载体，生产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增殖，价值增殖过程决定了一般劳动过程的目的、内容和形式。如果只是拘泥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程，就不可能解开物的形式掩盖下的资本（死劳动）对活劳动、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和压榨。因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定义“完全不够”，不能简单地将物质生产逻辑推广运用，而应该在此基础上重新捕捉、提炼新的特殊的规定性即资本生产和资本逻辑。
如果说物质生产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共性，那么资本逻辑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个性，要揭示个性的本质就应该在共性的指导下具体分析个性的特殊规定性。
从内容上看，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观点凝聚于《工资、价格和利润》《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等文本，尤其是《资本论》巨著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揭露和批驳，是其“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资本论》主体内容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三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以探究资本在生产、交换、分配、流通和再生产中所展现的内在运行及其总体化进程（即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的中心主题是研究剩余价值的产生。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两个根本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指出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物质属性表征的是商品的有用性，价值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显明的是商品的交换性；剖析了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导致商品二重性，即抽象劳动经社会劳动时间体系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以具体的对象性活动形式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披露了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并对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进行了全面论述。劳动二重性构成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在批判古典经济学过程中达到的对商品和货币的科学认识是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起点。
第二篇至第六篇中，马克思阐明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实质、目的和方法，揭露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这是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理论最根本的问题。对劳动力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剩余价值的源泉等的揭露是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主要思想贡献。
第三篇至第五篇中，马克思集中探讨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及其辩证关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即一般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其中，价值增殖过程是雇佣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途径就在于通过绝对延长工作日从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与之不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是在工作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实现，其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往往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早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则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变革，现代资本家往往综合采用这两种生产方法以实现价值增殖的最大化。
第六篇中马克思解决的是工资的本质问题，指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而不是全部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深刻揭示了工资形式下隐藏的资本对雇佣劳动、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和压榨。
马克思在第七篇研究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及其后果，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绝对增加，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呈现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和“剥夺者被剥夺”的历史趋势，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毁灭的内在必然性。
《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是第一卷在逻辑上的继续，探究的中心问题是资本的形态、流通、周转和再生产等。第一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中，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在运动中将依次经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并相应地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形式。其中，货币资本的职能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生产剩余价值准备条件；生产资本的职能是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结合，创造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而商品资本则是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通过销售实现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第二篇《资本周转》中，基于价值转移到新产品方式的不同类型，马克思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并阐释了它们如何在不同的时间依照不同的方法完成各自形态的循环，并对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同时，马克思还阐明了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并基于固定资本的更新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
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探讨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运动规律，阐述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部类内部以及相互之间流通和实现的问题，完成了对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研究。
《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资本运动总过程及其总体化进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资本一般形式转化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等具体形式；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平均利润，并进一步转化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以及地租。在最后一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中，马克思批判了萨伊“三位一体的公式”，揭露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从思想意识形态角度考察了资本的魔性和控制力，彰显了资本逻辑的总体化。通过《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揭示出资本具有绝对的统摄力和总体性，像一架永动机形成巨大的旋涡，将一切都吸附到自身中，操纵着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马克思面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主题。而在对资本逻辑的具体分析中，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为中心，揭示了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内在结构、发展趋势及其内在悖论，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终将实现，这也正是《资本论》的内容和主题。《资本论》凝聚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心血和智慧，是其献给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成为全世界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方向指南。
物质生产批判和资本逻辑批判在马克思思想中具有不同的理论定位。物质生产批判中明确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思想视野和理论工具，是马克思投向社会历史领域的视域前提。但是，马克思理论的根本任务是深入资本主义经济内核——资本逻辑，批判和超越“现实的人”的生存困境，使人回归人的本质，达至自由全面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的直视和探求解放的内在精神，必然要求马克思深入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最伟大的两个发现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一样，两者相互关联，唯物史观是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科学方法论和理论视域，资本逻辑批判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