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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在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本质进行的深刻揭露。就这一视角而言，转向研究“原本”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生成前提。问题往往是研究和创作的源泉，没有问题，便不会有新发现。马克思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也是源自他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多重实践和理论难题。而促使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多重问题在于：“物质利益难题”困惑的现实问题；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思想触动和批判空想的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需要。为了解答这些实际难题，马克思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致力于批判“物质利益”问题的根本——资本逻辑。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直接接触各种现实问题，第一次遭遇一些物质利益的“苦恼的疑问”，开始踏上对一无所知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旅程。马克思曾在 1858年创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为了解决亲身经历的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开始投身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恩格斯在 1895年 4月 15日致理查·费舍的一封信中描述道，“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马克思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辩论是马克思工作期间遇到的第一个有关物质利益的难题。当时，普鲁士莱茵省议会听取资产阶级和贵族议员的意见，制定了所谓的“林木盗窃法”，判定贫困农民拾取枯木树枝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偷取行为，对此行为必须加以制止甚至惩罚。然而，马克思并不这样认为，他发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公开质疑这一法律的合法性，坚决捍卫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合理利益。然而，由于当时对政治经济学全然不知，马克思对这一侵犯贫民阶级物质利益的盗窃法令，其主要还是诉诸习惯法和自然法来加以抨击。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提出立法的首要原则是遵循习惯。马克思指出，历史传统上，拾捡枯木树枝一直是穷人合理的“习惯权利”，这种作为“最低下”“备受压迫”群众的习惯权利，尽管没有在权威法律体系中上升为“法定权利”，但是，这些习惯的根源是“肯定的”“合法的”，它们是“合乎本能的法的意识”。相反，如果特权者和贵族不满足于自然法内的“法定权利”而要求“习惯权利”时，这是一种“不法行为”，是同自然法的概念相抵触的。“正如富人不应该要求得到大街上发放的布施一样，他们也不应该要求得到自然界的这种布施。”
令马克思更加苦恼怀疑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承诺国家是理性和自由的化身，能够实现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和谐同一，人类社会将在理性国家中得以成熟和完满；但事实上，占市民社会绝大多数的贫苦阶级并没有受到普鲁士国家的保护，反而“把穷人的习惯法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
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国家政府“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林木盗窃法”本质上是国家政府沦为林木占有者奴仆的鲜明体现。
另一个物质利益难题的主题是就摩泽尔河畔农民贫困状况及其原因同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展开的有力论战。1842年 12月，《莱茵报》发表了描述摩泽尔河畔农民现实悲惨处境的文章。然而，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批评这一文章并不真实，并且有辱政府形象，要求《莱茵报》公开提供补充材料证明。经过对摩泽尔河流域人们实际窘迫困境的实地调查，马克思发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进行反击和再述。在此文中，马克思尖锐抨击普鲁士政府怀疑葡萄酒酿造者贫困状况的普遍性以及将穷苦农民的求助呼声看作“无耻叫嚣”；驳斥普鲁士政府推卸责任，将摩泽尔河流域葡萄酒酿造者贫困破产的原因推脱于自身之外的行为。“他也只会在他治理的范围之外去寻找贫困的原因，也就是在那些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中，在那些和行政当局毫无关系的个人生活条件中，同时在那些与任何人无关的偶然现象中去寻找原因。”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强烈谴责了政府提出的外围性的不负责任的措施，比如“在葡萄歉收年份豁免捐税，劝告农民改种其他作物，譬如改种桑树，以及建议限制农民把土地分为小块”
。显然，第一种措施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不能消除普遍的贫困，而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案只不过是行政当局为了逃避自己责任的转移性对策。葡萄酒酿造者的贫困破产并不在于自然条件和个别官员的失职，问题在于整个国家制度和体系，但整个国家制度和体系又是由某种“客观关系”决定的。然而，马克思当时还不能对这种已经自觉意识到的“客观关系”即现实社会经济关系做出深入探究。摩泽尔河畔农民贫困的经济问题，更加动摇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信仰，国家根本不是所有人民利益的代表，其只是代表有产者的利益来剥夺贫民阶级。
为了解决困惑，马克思在 1843年专门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系统地研究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所描述的国家和家庭及市民社会的关系是本末倒置的，政治国家并不能决定市民社会，恰恰相反，市民社会和家庭才是国家的基础。重新厘定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使马克思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概言之，对物质利益难题发表意见的“苦恼的疑问”以及马克思最初信仰的黑格尔法哲学的无效解答，是促使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原本”研究的直接契机，这自然也构成了马克思研究和批判资本逻辑的最初动因。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又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恩格斯在 1843—1844年初创作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发表于1844年 2月的《德法年鉴》。这一著作中，青年恩格斯秉持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立场及其主要范畴进行了尖锐批判，指出私有制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和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矛盾的基础，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对立。《大纲》发表后不久，马克思立即进行了认真阅读并做了详细的摘要，高度评价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并开始同恩格斯不断通信交换意见。正如列宁深刻且精辟地概括，“恩格斯就在马克思和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
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大纲》对推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向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逻辑批判的一颗启明星。
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质的揭示，加速了马克思与各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的脚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立场和旨趣完全对立的两种经济学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大纲》中，恩格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尖锐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其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恩格斯区分了重商主义与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出较之作为“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的重商主义，以自由贸易为主的新经济学唯一值得肯定的进步就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但其“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本质及其形式的隐蔽性和虚伪性。
同时，恩格斯还天才般地预见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必然走向日益庸俗化的发展趋势，指出“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
，因而必须对之进行毫不留情的抨击。在恩格斯看来，无论哪种流派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是十足的“私经济学”，它们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护，认为私有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将私有制视为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现象。恩格斯在《大纲》中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前提即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出发，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区别开来，这对马克思与各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派划清界限、澄清前提，建立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开辟了道路。
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某些科学分析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在初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恩格斯在《大纲》中用了大量篇幅对价值、资本、工资、经济危机、人口过剩、社会革命等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做了详细分析和论述。尽管青年恩格斯还没有完全摆脱空想社会主义的束缚，但《大纲》中不乏科学的甚至接近于经典的论述和见解，这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提供了思想启迪，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的起点。
概括来看，恩格斯在《大纲》中依次主要对以下经济范畴进行了解析：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结果是商业—商业形成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人的活动分裂为劳动和资本—资本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劳动分裂为工资和劳动—私有制产生了竞争—竞争产生垄断、财产集中、经济危机—引起社会革命。而这一分析线索可顺次简化排列为：商业—价值—资本—利润—工资—财产集中—社会革命。众所周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结构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剥夺剥夺者的革命。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大纲》与《资本论》第一卷在基本线索上大体一致，《大纲》中初步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之间的联系，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有益启示。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通过对各经济范畴的深刻剖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矛盾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指出必须推翻私有制，只有这样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的对立和分裂才会最终消除。而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以及《资本论》预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的前奏曲。
《大纲》既加深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联系，也触动了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为其资本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思想素材和启发，影响重大。从文本著作来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等多本著作中多次引用了《大纲》的某些文字和科学观点，并曾先后高度评价《大纲》是“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
，“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
。
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需要，是马克思转向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另一动因。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代表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具体而言，第一，空想社会主义尖锐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罪恶，启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圣西门抨击资本主义是“黑白颠倒的世界”，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傅立叶指责资本主义是“复活了的奴隶制”，到处“充斥着利己主义”。第二，空想社会主义希望建立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并对未来的社会制度进行了一些合理描述。例如，主张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实行按需分配，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第三，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包含肯定因素的社会历史理论。圣西门和傅立叶认为人类社会是一种有规律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欧文提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工人的劳动创造等。
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和非现实性，是一种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基于资产阶级理性观来构建自身学说，秉持理性主义进步观，将社会主义视为理性和正义发展的产物，没有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其次，从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对立分裂的方法在于教育和感化人性，否定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意义，没有找到通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途径。最后，信奉唯心主义英雄观，将社会发展寄托于少数英雄人物，仅仅将无产阶级视为受苦难最深的阶级而不是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阶级，未能找到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领导力量。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非科学性，恩格斯曾精辟地概括，“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
马克思在考察西欧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时，已经认识到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不具有现实性，意识到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各种“实际经验”和“肤浅言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
。虽然马克思迫切希望能够对这些“肤浅言论”进行批判和驳斥，但其也清醒地认识到，以往包括哲学和历史在内的知识结构和视野并不能有效且通透地批驳当时极度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而是应该在更加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做出科学的批判而非“妄加评判”，即在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