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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基于各自的时代背景与话语体系对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与多维度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已取得的研究成就，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现实语境与思想资源。
20世纪 90年代末至今，当代中国学者基于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了多角度的相关研究，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深刻且意义深远的著作和文章。综合来看，关于资本逻辑的相关探讨，学界主要的研究方向大体集中在资本的内涵及资本批判的内容、资本逻辑与马克思学说、资本逻辑与现代性批判、资本逻辑批判与当代现实等方面。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明晰是国内学界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重大问题域的前提与基础。对此，国内学者大多基于原著文本对史料进行深度耕耘与解读，而且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在资本的内涵上，学界从多个视角探讨了资本的本质与属性。有学者提出，资本本质蕴藏于“物的维度”“社会关系的维度”和“精神生活的维度”之中。其中，在纯粹的“物的维度”内，资本与“消费品”一起构成“经济物品”范畴。
有学者认为，资本具有多重特性，它既具有一般属性，又具有特殊属性；既具有生产力的属性，又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学者们着重把握的是资本批判的主要内容。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具体内容体现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资本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有学者类似地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主要思想概括为马克思资本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的认识、商品理论、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与解决、资本的构成、资本理论的层次性、资本积累及其矛盾、剩余价值理论以及资本的形态运动等九个方面，详细阐释与展现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
作为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内容，资本逻辑批判与马克思学说及其他理论的关联性自然也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另一重点。在这一问题上，仰海峰、郗戈、白刚三位学者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仰海峰教授注重基于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出发来分析资本逻辑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他认为，马克思思想包括理性形而上学的终结和哲学的历史实现、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批判分析方法、走向自由历史三大主题，而且它们相互联系织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针对这三大主题的关联性，仰海峰教授尤其关注资本逻辑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这一双重逻辑。其中，资本逻辑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点与亮点，只有理解了资本逻辑，才能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理念，甚至在这一意义上，仰海峰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资本逻辑批判。
学者郗戈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逻辑批判内在统一，并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内部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与世界图景三方面论证了二者的统一性。郗戈指出，从问题意识上看，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批判对象；从思维方式上看，只有在资本逻辑批判的视野中，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与一般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实质差异才充分显现出来；从世界图景上看，历史唯物主义描绘的是一幅资本占据支配地位、资本逻辑主导整个社会生活，资本生产澎湃为社会总体的现代世界图景。
学者白刚在这一问题上的新颖观点是基于辩证法的视角来理解资本逻辑批判，认为对资本逻辑的瓦解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白刚认为，无论是经验直观的“唯物辩证法”、认识论自省的“认识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还是关注人的现实境遇的“生存论辩证法”，都没有深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真切的具体生存体验。只有将辩证法理解为是对资本逻辑的瓦解，才能真正彰显辩证法的批判与革命本质。在资本逻辑瓦解的具体内容上，白刚分析了资本逻辑的限度，提出了瓦解资本逻辑的两条道路——“外在”超越之路和“内源性”超越之路：对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思维方式的理论超越以及对不人道的和非正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践超越。只有同时超越资本逻辑的深层思维以及现实根基，“新世界”才能真正创造出来。
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与矛盾的根源就在于资本逻辑的运行与统摄，将现代性批判归结至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并从不同的方面提出警醒。
有学者认为资本生产及其扩张必然会导致人的生理、心理机能的贫困化与畸形化，出现人的发展危机，表现为人成为服从技术理性的“单面人”，成为只追求物质感官享受而失去精神全面性与丰富性的人以及人的伦理社会关系的货币化。
有学者认为资本逻辑为了维持和扩大自身，在有力推动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理念及其建制生成与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不断走向自身反面，走向实质意义上的不自由、不平等和不民主，从而产生社会政治危机与悖论。
有学者分析了资本逻辑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扩张的结果是消费品的迅速增长。然而，全社会的购买能力并没有随之同比例增长，而是出现相对萎缩的现象。一方面资本家总是尽可能地减少劳动者的消费，另一方面他们有计划地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由此，消费品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出现了生产的相对过剩，产生了资本生产的经济危机，从而破坏了资本扩张的条件，使资本扩张无法进行。
还有学者洞见了资本逻辑的生态危机，提出资本的“效用原则”与“增殖原则”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严重等生态危机。因此，我们应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将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
对于资本逻辑与现代性批判，学者们在人的发展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等方面存在共识。
国内学者们的目光主要聚焦于资本逻辑与金融危机、资本逻辑与全球化、资本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
在资本逻辑与金融危机的问题上，学者们认为：金融危机是爆发在虚拟经济系统的危机，而虚拟经济系统是由于实体经济资产证券化而生成的，其产生的原动力是资本的增殖性，实质是资本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形态演变。因而，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一样根源于资本逻辑。
在资本逻辑与全球化的问题上，极具代表性的是任平教授将资本全球化视为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与出场路径的观点。任平教授指出，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全球化。因为全球化的核心和动力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逻辑是“全球化”的主导和主体力量，全球化造就的正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任平教授还认为，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场路径。全球化的资本逻辑实质说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武器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过时，没有丧失有效性与锋芒，这就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时代“在场性”，同时为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出场提供了一条路径。
在资本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学者们主要分析的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资本逻辑”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驾驭“资本逻辑”，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消除前资本主义的腐朽因素结合起来；主动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克服其局限与弊端；正确引导和限制“资本逻辑”，尽可能减少其负面作用。
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全球化时代，是立足于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提出应彻底否定资本逻辑的“纯粹社会主义”性质，而应充分发挥资本的力量来发展自身，坚持利用资本、限制资本的原则，最终达到超越资本的社会主义目标。
当今世界，资本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自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外学者基于各自的学派与理论立场，对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思想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在资本本质的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看法截然不同，形成了两种迥异的观点。
大多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资本的本质视为一种静态的物，一种与劳动、土地等相似的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生产要素，是将来收入与利润的折现。奥地利学派坚持认为资本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资本在产品的价值中应该有相应的份额，如果土地、资本和劳动一起工作，就能够在综合的产物中区分出土地的份额、资本的份额和劳动的份额。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认为，资本就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是一种为生产其他物品而生产出来的耐用物品，资本就是财富。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基于马克思资本概念的视域对资本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深化了对资本的认识，揭示了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统治地位，提出了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合理利用和适当节制资本发展的远见。
对资本批判的理论意义，国外许多学者尤其是当代英美学者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大都认为，对资本及资本主义社会实质的揭示和批判，是马克思所有思想的基础，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与马克思学说。
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赛在《马克思的复仇》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对资本的诊断与批判是马克思毕其一生的研究主题。
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甚至宣称，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关注的中心，马克思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资本批判才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马克思是黏附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物，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反思，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一天，马克思的批判就会如幽灵般地伴随一天。
资本批判的现实意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越发凸显。国外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尽管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资本还是决定性的生产关系，我们仍然处于资本逻辑统治的世界，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在现时代并没有过时，也没有失去效力。
美国学者詹明信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仍然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存在着体系性的危机，我们依然生活在现实意义上的马克思时代。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不破哲三提出：“马克思彻底分析了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利润至上主义是构成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的根源。马克思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 21世纪的当代资本主义。”
柄谷行人也喊出口号：不是“马克思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是“马克思的时代”到来了，是时候要精读马克思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生存状态，许多国外学者基于各自的学派传统和理论立场，企图重新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对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进行“修正”，另辟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路径。
作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进行了彻底的“修正”。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首先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修正”。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概念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提出应该把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否定了剩余价值学说。其次，伯恩施坦还“修正”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论旨归及其实现方式，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才是一切，只要经过资本主义的改良运动，就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无需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暴力革命。伯恩施坦对马克思资本批判思想的“修正”，掩盖与否定了资本及资本主义社会残忍的剥削本性，背离了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思想内核与理论宗旨。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总体上是一种“秉承性的修正”。他们既承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又认为现代社会各个领域都已经发生异化，异化已扩展至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消费和心理等领域。技术异化、消费异化与文化异化已经取代资本逻辑对人的控制成为人们现实生存困境的根源。如此，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技术理性批判、符号逻辑批判等构成了他们“修正”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方向与重点。
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修正”非常显眼，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批判，将对资本的批判扩展为对发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方面的社会批判。其中，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对异化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异化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则尖锐地批判了异化的科学技术。例如，阿尔都塞通过划分“意识形态”与“科学”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异化；阿多诺通过“否定的辩证法”对理性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和资本主义交换原则的“同构性”进行大众文化批判；马尔库塞则通过“病态的社会”与“单向度的人”的核心概念，对科技主导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科技并没有为人民的幸福所用，相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帮手和工具，将人异化成机器的某一部分。
列斐伏尔和鲍德里亚作为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分别以对消费逻辑、符号逻辑的批判置换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列斐伏尔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指出，现代日常生活是一个“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在这一消费社会中，消费逻辑已经取代资本生产逻辑引导与控制着整个社会，日常生活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消费的循环周期完全同化与控制。因此，要摆脱这种控制与奴役，就必须对消费逻辑，对受消费掌控的都市日常生活进行批判与革命。
鲍德里亚认为，当今世界不再是商品的世界而是符号的世界，物不再作为商品而是作为一种符号而存在，人们完全生活在由物所指称的符号的世界里，人被符号的载体即物所围困。鲍德里亚断言，符号逻辑已经置换了资本逻辑成为人的异化的深层枷锁，必须要把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全面推向符号逻辑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站在不同的理论立场对资本逻辑批判进行了多视角与维度的“修正”，这种修正本质上是一种企图置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资本逻辑批判的行为，这也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最后都走向了无奈的“艺术拯救”之路的缘由。但总体而言，无论是技术理性批判、消费逻辑批判还是符号逻辑批判，它们都没有放弃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论旨归——努力消除异化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在人类解放理论旨归的“关照”下对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延伸与现实追问。
通过系统梳理当代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资本及其逻辑批判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在以下方面的贡献是明显的：
明确了马克思理论中丰富且深刻的资本批判思想；肯定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论地位与实践意义；系统且深入地挖掘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具体内容；探讨了资本逻辑与现代性的内在关系；分析了新的时代环境下资本批判的当代境遇等。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的相关探究，理论上营造了积极且浓厚的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研究氛围，实践上促使人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越来越重视对资本的反思，激起对如何推翻资本逻辑、实现人的发展逻辑的现实解放运动。
但中外学者关于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的研究，也存在有待深化的空间：
其一，在研究视角上，缺乏整体性和专门化的研究。纵观当前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大多数学者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前提中提出资本逻辑批判的问题，或就资本逻辑批判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或局限于某一著作着重进行文本解读与诠释，将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作为独立的理论思想加以整体化与专门化的探究，有继续推进的空间与必要。
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对于再现马克思在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逐步深入资本逻辑批判的思维历程，展现马克思对其所处时代总的问题的敏锐意识与深刻反思；整体上梳理马克思身后的学者对资本逻辑批判的当代回应，在理论“对话”中彰显资本逻辑批判的深刻性；界定和回答资本逻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凸显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现实意义等问题，学界关注得相对较少，有待深化和明晰。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略显不足。对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当代回应整体梳理不够，未能较好地综合利用“中”“西”“马”三种不同的文化资源来做到横向与纵向双重研究视角的统一，未能实现资本逻辑批判与国外学者及其相关思想的历史与当代的双向对话。
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凸显，我们还需要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再现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逐步走向资本逻辑批判的思维历程，概括与勾勒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的立体图景，认真审视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的当代回应，深度挖掘马克思资本逻辑的现实意义，以期更加整体性、结构化、系统化地深化与推进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的研究，从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抓住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精髓与思想灵魂，以更好地指导我们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全面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场合百余次提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国内外学者基于科学内涵、内容结构、生成基础、重要意义和主要举措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各自的诠释。
有学者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从历史发生学视角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分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三个历程。
有学者将之精细地划分为提出和成型、扩展和深化、成熟和落实三个阶段。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以“和”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承。
有学者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确立为坚实的理论底蕴，以推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
还有观点明确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和伟大事业的继承与创新。
作为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是追求共赢，强调走公平发展之路、开放发展之路、全面发展之路、和平发展之路、创新发展之路，最终实现世界各国共同永续发展。
作为价值观，其倡导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反映全人类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追求。
作为文明观，它是在摒弃传统“帝国”体制和极端“国族”认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文明观，是打破国家交往对抗模式，矫正五百年来西方文明国际交往观的新产物。
作为全球治理观，它超越霸权国际秩序，突破西方治理困局，主张走“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国际交往道路，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朝更加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
有学者从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新型文明观、整体安全观和全球生态文明体系的多重视角深刻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五位一体”的构建维度。
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括世界潮流、思想理念、国际关系模式以及外交战略等四个逐步深入的“四位一体”层次。
也有学者提出可以从价值共识、制度实践、文化认同三个层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逐步构建。
还有学者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形成的“一体同心”的同心圆结构建构效应。
理论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延续和当代发展。
还有学者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发展，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伙伴观、仁爱观、和合观和发展观。
实践意义上，就中国维度而言，有学者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澄清和纠正西方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误读，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种种质疑。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就人类社会维度而言，有观点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传统国际经济秩序观的创新，为建设更加开放创新、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国外学界沿着“动机—行为—影响”的逻辑主线，主要对为什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研究。
有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崇尚公义、兼济天下、和而大同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
也有学者从现实发展需要的角度出发，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梦的实践路径，是联通“中国梦”和“世界梦”的关键环节。
还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服务于世界各国走出现代性困境、化解全球共同危机的需要。
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继承与突破，在历史与文化渊源方面比美韩的新丝路计划更显优势，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支柱。
也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相关金融机构有效整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主体，指出“亚投行”与新发展银行未来则有可能联合成为亚洲多边发展银行。
在成效与影响判定上，消极方不看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效益，认为目前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有限，而且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风险难以避免，这也将会削弱中国力量。
但积极派学者占多数，他们看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前景，并呼吁包括亚太地区、海湾地区和欧洲地区的各国积极参与其中。
此外，国外学者在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实践的可行性、不确定性与风险等问题上的研究都有涉猎。
学界已取得的成果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语境，但目前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鲜少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鲜少基于雇佣劳动发生史的角度厘清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演进逻辑，对于共同体从传统到现代的基本形态变迁的根源性问题有待深化挖掘。二是尚未系统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发和构建提供的理论基础，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等问题还须进行创新性探究。三是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重心偏向政策、路径等“如何做”的实施层面，较少挖掘“为何做”的理论依据，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