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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人生存困境的批判和解救之道的思考是西方哲学史长久以来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开启了古典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延展这一问题的全新局面。不可否认，在马克思之前，古典经济学家也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问题：私利的嚣张、物欲的横流、异化的横行，个人与自身、他者、社会和自然的分裂等。对此，古典经济学家也基于各自理论视野进行了多角度的反思和探索。其中，亚当·斯密关注交换过程，提出符合自由市场原则的平等交换原则，以满足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和雇佣工人对工资的需求；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则将注意力聚焦于分配领域，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惠及大众的公平分配制度，即“分配的自然法则”。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的起点”和“起支配作用的要素”，交换和分配不过是生产本身的形式和结果，现实人的全面沦陷根源于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占有和剥削。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关键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进行批判，这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超越古典经济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同时是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根本向度。
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是一位极具特色的经济伦理学家。其著作《国富论》中蕴含着浓烈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相互交织，呈现出经济伦理思想的独特范式。在斯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中，分工基础上的交换至关重要，交换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但斯密同时指出，人性是自私和利己的，并将这种利己主义视为经济活动的自然原动力。为了克制人性的自私自利，斯密提出平等交换概念，企图利用平等交换来填补人性仁慈的有限性，从而维系等价交换的正常运行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和谐发展。斯密开出救治资本主义社会的“良方”是平等交换，认为平等交换是解决市民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关键，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基础性的支柱作用。
斯密经济思想的核心范畴是自由和交换。斯密认为，分工一经完全形成，交换就成为每个人满足自身各种需要的途径，因为个人创造劳动产品的有限性和需求的丰富性之间的矛盾必须依靠交换他人的劳动产品予以解决，更多的物品需求只能在投资和生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大量有价值物品从而获取足够的交换媒介——货币的基础上得以满足。在斯密的理念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具有一致性：个人愈是追求自身利益，就愈是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社会的财富就愈快增长。在自由交换的原则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往往客观上有效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增加，自动实现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鉴于此，斯密主张“每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为此，国家应废除一切特惠和限制，采取自由主义的政策，使劳动和资本在自由交换的制度下得以充分利用。斯密紧紧抓住“自由”和“交换”，提倡遵从“看不见的手”的牵引，全力证明分工基础上的自由交换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斯密同时指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斯密将利己主义看作经济生活的原始驱动力，指出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性因素中绝不包含对他人悲惨生活的改善，而只是为了私人的利益或盈利。斯密赋予私人利益以正当性，认为私人利益产生于人的本性，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因而其仅仅受到他者私人利益的限制，任何权力或制度都无权加以钳制，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基于此，为了牵制私人利益之间的相互伤害，斯密设计出符合自由市场原则的平等交换方案。所谓平等交换，即强调将人与人之间的等价原则或对等关系作为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法则。平等交换的核心在于：不主动给予他人以任何实际伤害，如若违背，将同样被他人伤害，用斯密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以牙还牙”
。斯密用于阐释平等交换相对应的参照概念是仁慈。仁慈是积极的美德，而平等交换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其要义并不是主动行善，而是不主动行恶，不伤害他人。“一个仅仅不去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的人，确实只具有一丁点实际优点。然而，他却履行了特别称为正义的全部法规。”
斯密认为，一个不伤害他人、遵守正义法则的人，必定得到他人不伤害于他并遵守对他的正义法则的同等待遇，这正是平等交换的真实意蕴。
斯密之所以如此全力伸张平等交换，是因为其认为平等交换比仁慈更具根本性，是维系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仁慈具有有限性，尤其是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无法提供足够的仁慈和爱心，自然成员之间也不可能依靠仁慈、爱心等纯粹道德动机联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平等交换而形成的、依据彼此协定的价格相互交换产品和服务的关系，成为将人们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或者一定要对别人表示感激，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
虽然社会成员不会出于慷慨和无私的动机为他人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平等交换的原则作为支撑整个社会大厦的顶梁柱，能够保障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而不至于分崩离析和走向毁灭。
在《国富论》的相关论述中，斯密在社会层面强调平等交换对社会正常运行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市场如果能够遵循平等交换原则而自由运行，必定会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效益的提高。基于这样的思路，斯密极力倡导建立一套以平等交换为核心原则的市场竞争司法制度来确保资源的优化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如果不能实现平等交换，“以致人民关于自己财产所有权，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们对遵守契约没有信任心……简言之，人们如对政府的正义没有信心，那么这种国家的商业制造业，就很少能长久发达”
。换言之，斯密将资本问题归结于交换层面，希冀以平等交换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这极具个人主义色彩，实际上是在维护私有制基础上的具有非现实性的改良方案。
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出现于 19世纪的欧洲，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包括威廉·汤普逊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托马斯·霍吉斯金的《通俗政治经济学》和《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约翰·勃雷的《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等。这类经济学著作将财富分配作为核心主题，是在经济学领域对亚当·斯密平等交换方案的强烈反叛。李嘉图社会主义者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质疑自由市场的自发调节功效，将视野聚焦于分配领域，认为致使劳动者遭受贫困和异化之苦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公，强调依据平等原则，扬弃资本主义不公正的分配制度，建立与最广大工人利益相一致的符合正义标准的“分配的自然法则”，即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在李嘉图这里，劳动价值论只是其着重分析的一个范畴，而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则将这一范畴当作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亮剑”。正如英国学者伯尔基指出的，“他们（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引者注）……明确地主张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因此，他们从很多途径争论，劳动应得其‘公平的份额’”。
汤普逊较早关注分配问题的人，忽略分配而主要注重财富的积累是其对以往经济学的批判重点。“没有比财富的分配这个问题再使人感兴趣的了，如果研究得正确，也没有比这个问题再有用的了”
，因为每个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程度的满足都取决于“公平而明智的分配”。汤普逊研究分配领域的主要学理依据是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创造价值以及劳动量决定价值量的核心观点。李嘉图主张的劳动和价值的关系，是汤普逊的“分配的自然法则”，即等量劳动获得等量分配的理论依据。既然工人提供了生产价值的劳动，自然其也具有享用劳动产品的合法权利，而且劳动量与分配量正相关。然而，现实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是一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牺牲劳动者利益，致使少数人富有而广大劳动者陷入普遍贫穷的不平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保障劳动者自由获得其劳动成果。在这样的社会里，资本生产的“目的是使劳动生产者为最可能低的报酬而劳动并尽可能多地抢走他们的劳动产品以扩大资本家们的积累和开支”
。
汤普逊的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公平分配可谓占据中心地位，他认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出路在分配领域。为此，他提出必须建立“分配的自然法则”以保障生产者绝对占有自身的劳动产品，具体而言：其一，“一切劳动者在使用他的劳动力上和是否继续劳动上，都应该是自由自愿的”；其二，“一切劳动生产品应该为产品的生产者所有”；其三，“一切财富品的交换都应该是自由自愿的”。
显然，汤普逊设想了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将激发人们生产的内需性和内驱动力，人们在生产中获得财富和自由，而不再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积累的欲望而生产痛苦，从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上，汤普逊的“分配的自然法则”只不过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平等观来反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他只赞扬公平分配提高劳动热情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其破坏生产秩序的一面。而且，他还寄希望于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理智说服的道德方法来实现公平而正义的分配理想，具有明显的空想性。
勃雷基于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权利平等的社会基本原则，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勃雷在《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权利平等是社会的真正灵魂；但是权利平等必须与义务平等并存。”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义务和权利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资本家对土地和财富的占有，并不是一种合乎正义原则的所有权，而是“对劳动人民的盗劫。……现在所有的积累，一直都是由劳动所产生出来的，当然它们也只能属于劳动的，因为资本家从未拿出等值的代价与之交换”
。在勃雷的理念中，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即“按劳取酬”才是平等且有利于双方的，否则，一方所得利益必然导致对方利益的损失，这是不公平和非正义的。怎样避免这一点呢？勃雷提出的救治劳动迫害的根本方案鲜明地体现了其批判资本主义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当前推行的各种救治方案是无效的，因为“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迫害都产生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产生于现仍存在的私有制度。所以立即永远消灭现有的不公平和罪恶，必须彻底摧毁现时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更符合公平和人类理性原则的制度”
。
在勃雷那里，权利平等原则的贯彻要求必须扬弃和拆毁现存制度，其最高的政治诉求就是建立能够确保“公平的分配”，并提供公共教育以及公共管理生产的财产公有制社会。这种财产公有制的具体组织形式是工人股份公司，且严格遵循“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等量劳动日长度相交换，只要一天劳动时间相等，无论劳动的复杂程度、繁重程度和熟练程度如何，劳动报酬都相同。“按劳取酬”是勃雷设计的实现欧文主义合作制度的过渡办法，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同时，在社会主义方案的实现上，勃雷忽略了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其诉诸主观性的道德劝说与规范的摇旗呐喊终究是一场乌托邦的幻想。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坚决批判以及对工人阶级命运充满道义感的关切，具有巨大的裨益，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李嘉图社会主义者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点，指出劳动并没有取得其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批判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压榨，秉持与李嘉图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但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他们否定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致力于各种分配理论和方案，依然是基于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改良派，从而陷入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宿命。
平等交换和公平分配的着力点是交换和分配领域，无关生产领域。但马克思认为生产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交换和分配只是附属性的现象，这一现象取决于生产过程，“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属于生产过程的反映和功能性部分，表征着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内容。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在《资本论》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全部问题根源于其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在于：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使用权归属资本家，但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具有特殊性，它不仅创造出了补偿资本家预付的工资（劳动力价值），而且创造出了一部分新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资本……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
马克思尖锐批判了雇佣劳动制的资本主义生产以表面的商品等价交换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际不平等。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支配下，人成为资本增殖的附属和工具，全部生产和生活活动都服从于资本逻辑，全面丧失了人之本质，人的自由发展逻辑被完全堵塞。“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只有当劳动成为人的本质和能力的培养和释放，而不再只是谋生手段时，人才真正回归自身。“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即通过“自由联合生产”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资本论》对雇佣劳动的科学揭露，“代表着在生产这个环节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结构分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和批判，直指其生产过程，即剥削的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更具根本性和深刻性的批判向度。
马克思同时还对“自由联合生产”进行了性质和形式的规定。首先，“自由联合生产”表现为共同控制生产活动，即一种劳动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实现的是生产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产品的实质平等，绝不是如其他社会形态中的形式平等。在这里，私有制和雇佣劳动退出历史舞台，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也将消失，生产者不再为资本家从事不支付等价物的雇佣劳动，能够自主占有和支配自身的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生产产品，整个生产方式复归于人本身，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构成人们的财富。人与自然、社会和他人实现了高度和谐与统一。“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
其次，“自由联合生产”的劳动共同体中，分工完全消失。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产生的是“虚假的共同体”，在其中，“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而在以“自由联合生产”为核心的劳动共同体中，分工完全消失，没有人会被固化在某一领域或职业，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从事劳动成为劳动的基本样态，劳动在此基础上呈现出自由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分工的消失使得劳动成为培养人之本质的创造性活动，而不再是剥削和压迫人的异己活动。在其中，人们能够塑造和张扬自身的自由个性和多方面才能。换言之，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不再是谋生的被迫手段。随着自由生产者重新支配生产条件、自主从事能够释放人之本质的活动，社会主义必将埋葬资本主义的全面异化，取而代之的是人之本质的真正充盈和彰扬。在这个新社会中，人们彻底摆脱了资本逻辑的支配，真正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类存在物，培养和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和独特个性，人的自由发展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成为社会的核心和主导，人真正回归自身，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统一。
最后，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联合生产”，马克思认为，必须废除以资本逻辑统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分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然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马克思拒斥在交换领域和分配领域进行各种改良的做法和乌托邦方案，提出只有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才是消灭资本逻辑统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正确途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在于抓住了生产领域这一决定社会根本的内核，从而实现了以“自由联合生产”为核心的科学共产主义理念。
马克思以深邃的洞察力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领域的秘密——资本（死劳动）对劳动（活劳动）、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的现实过程，超越了在交换和分配领域进行的思索幻象和改良构想。交换和分配内生于生产之中，生产在根基上决定了交换和分配的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内核和基础。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在分配和交换领域的耕耘，马克思的视野在于直击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的理念中，生产领域决定其他经济领域和社会政治与文化制度，生产领域的根本变革将引起交换和分配领域的相应改变，只有“自由联合生产”才能真正实现“平等交换”和“公平分配”。总之，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关键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批判，这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超越古典经济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也是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根本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