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的复活

在耶稣死后的头两个世纪，基督教几乎不为人所知。《新约》告诉我们，在耶稣升入天堂的那个早晨，他有 120 名追随者，而因为彼得的布道，追随者的人数在这一天达到了 3 000人。但这种指数式增长并未持续下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没有大规模皈依基督教，教堂转而招募外邦人。在 3 世纪初，大概有 10 万名追随者分散在帝国各处。 ⁴³ 这个数字约占帝国总人口数的 0.15%，与现今美国锡克教徒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同，与英国锡克教徒所占的比例（0.7%）相比则要小得多。

尽管当时基督徒的数量并不多，但罗马皇帝仍然对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第一次帝国全境范围内的宗教迫害发生于马可·奥勒留在位时期（161—180 年）。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发生于 177 年，地点位于现今里昂的三高卢圆形剧场。在那里，基督徒在咆哮的人群前被架上拉肢刑具，被扔在烧红的铁椅子上烤，然后被狮子撕成碎片。在那之后，迫害有所缓和，但在 3世纪中叶又开始加剧。250 年，当时的皇帝德基乌斯下令，帝国内除犹太教徒之外的所有人必须在地方法官面前向罗马众神献祭， 完成这一任务的人将获得一份证书。（古埃及的证书用莎草纸制成，有许多流传至今。）这是识别基督徒的有效方法，因为他们不被允许祭拜其他神灵。后来，包括教皇法比昂（Pope Fabian）在内的基督教知名人士因拒绝向多神教神明献祭而被处死。安东尼瘟疫和西普里安瘟疫与两次镇压基督徒的高潮重合，这并非巧合。多神教徒相信新宗教的出现会让罗马众神不悦或会将众神赶走，所以基督教就是造成大规模死亡和混乱的罪魁祸首。 ⁴⁴

然而，对教会的压迫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3 世纪中叶，基督教似乎突然间形成了一定规模。在罗马的地下墓穴中可以找到基督教发展的证据。在 2 世纪末到 3 世纪初，只有少数的基督教墓室建成，但在 250 到 275 年间，其数量大幅增加。 ⁴⁵ 从人们的名字中也能看出这一趋势，带有基督教特征的名字在帝国的某些地区越来越流行。到 4 世纪初，古埃及已有 15%到20%的人口是基督徒。312 年，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皈依基督教，宗教迫害终止了。罗马官方开始支持皇帝信奉的新宗教，比如，将星期日定为休息日；提供公共资金用于修建礼拜场所，包括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又称复活大堂）和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君士坦丁一世的继任者继续支持基督教，在380 年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与此同时，多神教信仰的衰败令人吃惊。公元 3 世纪中叶，神庙的建设趋于停滞，公元 259 年后国家便不再更新神庙人员和财产登记册。 ⁴⁶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至少从荷马时代开始，希腊和罗马诸神就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主导角色，而如今，他们似乎就这么卷铺盖走人了。

基督教从一个边缘的犹太教派突然转变成主流宗教，其中的原因我们要如何解释呢？美国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认为，传染病是其中的关键。基督教是在公元 2世纪和 3 世纪的毁灭性瘟疫袭击罗马帝国期间飞速崛起的，相较于多神教，基督教为生者和死者提供了更有吸引力也更令人信服的指引。事实上，罗德尼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安东尼瘟疫和西普里安瘟疫，“基督教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占据如此统治地位的宗教”。 ⁴⁷

基督教和多神教的一大主要区别在于对“人们死后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的解释。耶稣承诺，人死后会进入天堂，拥有永恒的生命，而“多神教信仰中的阴间生活毫无吸引力”。此外，对瘟疫成因的解释也是基督教崛起的一大原因。希腊和罗马诸神善变、易怒，对人类的苦难漠不关心，甚至极端、残忍。要知道，罗马人一直相信阿波罗曾在公元 2 世纪中叶降下瘟疫杀死了 700 万人，而那只是为了惩罚几个顺手牵羊的士兵。在这个信仰体系中，老百姓要想使自己免遭阿波罗怒火的灼烧，最佳方法是通过献祭转移他的愤怒。相比之下，在面对瘟疫等屡屡来袭的灾难时，耶稣传达出的“苦难会带来救赎”的信息令人安心得多。祂向在世间受苦的人们明确承诺，会让他们在来世过上更好的生活，为其带来希望和生活的意义。

与多神教相比，基督教还提供了另外一项切实的好处。传统的罗马社会风气并非刻薄寡恩，在其全盛时期，国家曾向帝国首都的 20 万人发放免费的小麦，后来又改为派发面包，但他们的神明并不对利他主义加以奖赏。所以，在瘟疫肆虐之时，富人们纷纷逃离，其中就包括盖伦，而留下的富人则尽量避免与病人接触。亚历山大港主教狄尼修观察到，多神教徒“从最亲爱的人身边逃离，或者将半死不活的他们丢弃在路上”。基督徒则截然不同。信徒们通过对彼此行善举，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爱。基督徒试图用尘世生活中的善行来确保自己能升入天堂。在狄尼修的描述中，基督徒在西普里安瘟疫中“不顾危险，照顾病人，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他们仅仅通过提供食物和水等最基本的护理，就降低了 2/3 的死亡率。 ⁴⁸ 更多的基督徒幸存下来，而他们也设法拯救了被家人抛弃的多神教徒，这些事实为所有宗教提供了最好的招募素材：奇迹。

吉本认为，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壮大，它从内部削弱了罗马帝国，鼓励最聪慧、最勇敢的罗马人拒绝履行公民义务，转而将生命奉献给上帝——“军事精神的最后残余被埋葬在了教堂的回廊之中”。虽然这句话是要表达他坚定支持启蒙运动、反对教会的立场，但这种对于西罗马帝国衰退的解释似乎确实有其道理。时至 4 世纪末，神父和僧侣等群体的总人数已经相当于军队的一半，可见基督教对人力的消耗相当之大。在这段时期，罗马帝国似乎在征兵上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不得不降低入伍者的最低身高标准，并招募更多的蛮族军队。 ⁴⁹

5世纪初，大量哥特人被匈人驱逐出草原，而后匈人向西挺进，曾经伟大的罗马帝国已无法承受这种压力。 ⁵⁰ 410 年，哥特领袖亚拉里克一世（Alaric Ⅰ）率领军队对罗马城展开长达 3 天的洗劫——800 年来，这种事还是头一回发生。疟疾并没能阻止亚拉里克一世闯进这座伟大的城市，却让他无法坐享这一成就所带来的荣耀，因为不久之后他就死于疟疾。 ⁵¹ 5 世纪中叶，匈人阿提拉（Attila）横扫罗马帝国领土。452 年，他的军队夷平了阿奎莱亚。尽管整个亚平宁半岛都对其毫无防备，但阿提拉还是被迫撤到了地势更高也更干燥的匈牙利平原，因为他的军队被一场毁灭性的疾病（最有可能是疟疾）击垮了。这道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抵御着入侵军队的护盾不知为何最终还是破裂了。476 年，末代帝王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被日耳曼部落联盟的领袖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后者成为意大利国王。传统史学家将此视为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在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富裕的东方各行省持续繁荣。君士坦丁堡于 324 年成为帝国首都，其人口增长了 10 倍，从 3 万增长到 30 万。 ⁵² 到 6 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人口数达到了近 50 万，其规模已经超过罗马城。就像从前的罗马城那样，传染病也在君士坦丁堡周围形成了一个防御力场。447 年，一场地震摧毁了城墙，将城市暴露在外。匈人逼近了这座城市，但被胃肠道病菌赶走了。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擅用弓箭射击的人，被肠胃不适打倒在地——驾驭着骏马的骑手们沉睡不醒，暴虐的军队鸦雀无声。” ⁵³ 君士坦丁堡成了商业、金融和工业的枢纽，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货物汇聚在此。产自埃及的谷物曾专供罗马城，现在也改变方向来到了这里。来往于亚历山大港和新首都之间的船只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人说，船只在两座大城市之间开辟了一条狭长的人工陆地。除食物外，船只上还有老鼠和跳蚤，而这带来了另一场毁灭性的、改变世界的大流行病。 ZgckzCmCCs0Y7EajyCvQddB6Cvk7EPcpQeN0+KapOO1svg9ZlKYl2kLdQkAwzP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