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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不遵循古希腊传统习俗的、不说希腊语的人群被称为“蛮族”（βάρβαρος），因为他们说的话听起来就像在“叭叭叭”（barbarbar），让人听不懂。罗马人将希腊的一切事物据为己有，因而也吸纳了这个词，用于描述帝国边境线及其外围居住的所谓“文明程度较低”的群体。这些群体包括北方的日耳曼各部落、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东欧的匈人、中东的阿拉伯人，以及北非的柏柏尔人。罗马帝国从一个辽阔、统一、繁荣而和平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且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削弱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蛮族的入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0
直到不久前，在关于罗马帝国的衰落或者转型的主流叙述中，传染病还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但凯尔·哈珀搜集了大量证据，并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罗马的命运》（ The Fate of Rome ，2017 年）中证明，接二连三的瘟疫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对罗马帝国的衰弱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仅帝国的实力在绝对意义上遭到削弱，邻近的“蛮族”也弱了不少。尽管“蛮族”一词把众多族群强行混为一谈，而且预设他们是“低等的”，这很有问题，但所有的这些族群有一个共同点：比起古罗马，它们的社会人口要少得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远没有罗马人那样密切。因此，大规模瘟疫对古罗马造成的破坏要远大于对蛮族社会的破坏。从公元 2 世纪中叶到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人之手，在这段时间内，一场场传染病造成的不同影响是罗马帝国政治动态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一场对罗马帝国造成重大影响的大规模瘟疫是安东尼瘟疫——得名于当时的执政者之名。公元 165 年，瘟疫在帝国东南部出现，这说明病原体是经印度洋传入的，起源于非洲南部、印度或中国。 31 第二年，瘟疫传到了罗马城，之后在帝国全境传播开来。当它势不可当地朝帝国首都袭来时，医生盖伦逃离了，直到 168 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及其弟弟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这两位共治皇帝召唤时才回来。此后，历史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便试图从盖伦描述的症状（包括覆盖全身的黑色皮疹）中辨认出病原体，而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天花。盖伦对病因和治疗方法的论述体现了罗马医学水平的落后。他认为疾病是因一种名为黑胆汁的体液过多所导致的，并提出治愈的药物有高山奶牛的奶、亚美尼亚的泥土和男孩的尿液。 32
大多数罗马人认为，这场毁灭性的传染病是神明发怒后降下的惩罚。6 个世纪之前，古希腊人曾将雅典的瘟疫归咎于阿波罗对他们好战行为的不满。类似地，罗马人也认为安东尼瘟疫是阿波罗不满的结果，因为在东方征战的军团从塞琉西亚（希腊化时代底格里斯河畔的前哨，也是塞琉古王朝的前首都）的一座神庙中偷走了阿波罗的神像，并于 165 年将其带回罗马。如 1989 年在伦敦发现的、祈求神明“驱散肆虐的瘟疫那不和谐的喧闹”的白镴护身符，和 165 年罗马人在希拉波利斯（位于今土耳其）竖立的“避邪者”阿波罗雕像，罗马帝国各处都留下了人们试图安抚神明阿波罗的证据。 33
安东尼瘟疫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后世对死亡总人数的估计差异很大，有的认为占帝国总人口的 2%，有的甚至认为占到1/3。凯尔·哈珀将这个数字定为 10%，即 700 万到 800 万人。这对罗马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罗马治世”戛然而止，经济也陷入崩溃。 34 在埃及行省，公元 1 世纪 60 年代期间，白银在货币系统中的占比显著下降；在亚历山大港，1 世纪 70 年代不再生产硬币。这段时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省级货币生产也出现了类似的中止现象。通过探究格陵兰冰层中的铅污染记录，科学家还发现在安东尼瘟疫发生之后，帝国的银矿开采活动也出现明显的骤减，并且在那之后的 500 余年中一直维持着较低的水平。 35
强大的罗马军队被这场瘟疫严重削弱了力量。当时有报告显示，瘟疫于 168 年在今意大利北部阿奎莱亚的军队中横行，172 年席卷了帝国军队。士兵的死亡率似乎比普通人高出 50%到 100%。 36 马可·奥勒留被迫采取了非常手段，招募奴隶和角斗士加入他的军队以补充人数。 37 相比之下，瘟疫似乎并没有对北欧的日耳曼部族带来同样的影响，因为比起罗马人，日耳曼人的社会人口远没有那么稠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蛮族军队利用瘟疫这一天赐良机，深入罗马境内，围攻了阿奎莱亚，几乎攻到了雅典。
安东尼瘟疫后的危机终究还是平息了。秩序得到了重建，罗马人再度掌控了庞大的帝国，但“罗马治世”时期那种傲人的自信却一去不复返。而后，在公元 3 世纪中叶，罗马帝国遭受了另一场瘟疫的侵袭，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根据编年史中的描述，这场瘟疫在 249 年袭击了古埃及，其源头是埃塞俄比亚。亚历山大港的主教狄尼修（Dionysius）描述道，这场瘟疫的破坏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甚至会为只失去了长子而感到庆幸，就像《旧约》中所写，摩西时代埃及人的长子都要被上帝杀死。在狄尼修的报告中，他根据亚历山大港领取救济粮的人数估计，城中人口数量从约 50 万下降到了约 19 万。就算是考虑了数据夸大的可能性和人们逃往乡间的情况，死亡规模显然也是巨大的。 38
人们再度祈求神明，希望神明能出手终结死亡和这样的惨状。那时政府铸造的钱币上还有“医者阿波罗”的形象。但与雅典瘟疫或安东尼瘟疫不同，这一次没有修昔底德或者盖伦来记录疾病的症状了。我们不得不通过迦太基教会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流传下来的布道一窥究竟，而这场大瘟疫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于西普里安描述的高烧、呕吐、腹泻以及耳、眼、鼻和口腔时有出血等症状，哈珀认为这场瘟疫最有可能是由与埃博拉病毒相似的病毒引起的病毒性出血热。即便在今天，我们有了现代化的医疗设施和最新的药物支持，埃博拉病毒还是会夺走一半被感染者的生命。如果事实的确如此，西普里安瘟疫可能是一场极其血腥而致命的大流行病——即便以本书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一样的。
疫病大流行导致罗马帝国的边境开始瓦解，“细菌是大规模入侵中第一波无形的袭击”，哈珀如是说。日耳曼部落再度跨过多瑙河，在 251 年的阿伯里图斯战役中杀死了皇帝德基乌斯（Decius）和他的儿子，并击垮了其军队。3 世纪 50 年代中期，莱茵河防线也陷落了。劫掠者深入罗马帝国境内，一路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爱琴海，在 260 年抵达了罗马城郊。东部边境的局势同样非常危险，那里已被更具攻击性的萨珊人从帕提亚人手中夺去。萨珊人之所以特地选择在东部发动进攻，正是因为他们知道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已被疾病消磨殆尽。他们于 252 年跨越幼发拉底河，占领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半岛。260 年，萨珊人包围了罗马军队，俘虏了罗马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一些历史记载称，波斯首领沙普尔一世（Shapur I）曾把他的这名罗马对手当作活人脚凳，然后剥下了他的皮，并塞入填充物当作战利品保存了起来。
此外，罗马帝国还饱受内乱之苦，篡位者一个又一个地出现，终于，帝国在 3 世纪 60 年代分崩离析。在西边，高卢、日耳曼、不列颠尼亚，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希斯帕尼亚分裂了出去，形成了高卢帝国。数年过后，中东和北非各行省，以及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为帕尔米拉女王芝诺比娅（Zenobia）所控制。经济危机随政治内爆而来。格陵兰岛冰芯的数据显示，欧洲的银矿开采和加工在 3 世纪中叶跌到了 1 000 多年来的最低点。 39 罗马的货币系统崩塌了，包括第纳里乌斯在内，古老的旧币被熔化，不复使用。较新的安东尼尼安努斯硬币继续流通，但一再贬值：在 3 世纪上半叶，每枚钱币中还含有大约 2 克白银，而到了 270 年，其含银量已经几乎降到了 0。 40
罗马帝国在经历了后世所称的“三世纪危机”后终于重新振作了起来。从 268 年开始，皇帝们为服役中的士兵发放黄金作为奖金，此后每 5 年发放一次，以确保士兵对国忠诚。一度分离出去的领土在 3 世纪 70 年代再度被征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罗马帝国经历了政治和经济都相对稳定的新时代，但已然发生的改变是难以逆转的。罗马帝国感受到了自身的虚弱，在3 世纪 70 年代环绕罗马城修建起城墙，它们也是自公元前 4世纪末以来在罗马城修建的第一批大型防御工事。这座宏伟的帝国都城不再认为自己是不可征服的，同时，罗马城对于整个帝国而言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减弱。在过去的 500 年里，罗马帝国的政治一直受富有的地中海贵族阶级支配。在接下来的三个半世纪中，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出身于多瑙河边境的军人，3/4 的皇帝都来自这个只占罗马帝国领土 2%的地区。身为数个世纪前定居于北方边境的军团士兵的后裔，新的统治者认同自己作为罗马人的身份，但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北方度过，几乎没怎么到过罗马城。由于他们前往罗马城的次数实在太少，因此这座城市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帝国首都的行政功能。这些军事领袖转而在今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和拉韦纳，或者今土耳其的伊兹米特实施其统治。 41
尽管罗马帝国在西普里安瘟疫和三世纪危机中得以幸存，但损失已无法挽回。帝国陷入的是一场漫长的危机，它令国力衰弱，给国家带来了彻底的改变。但瘟疫带来的最持久的影响并不在政治方面，而是在宗教方面，它将一个帝国外围默默无闻的犹太小教派变成了世界性的大宗教，如今它已拥有 23 亿信徒，占世界总人口的大约 1/3。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