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荷马（Homer）的《伊利亚特》（ Iliad ）的开篇便是一场瘟疫，故事发生在亚该亚人军队围攻特洛伊的末期。开场白中，希腊的入侵者突袭了附近的一个小镇，俘虏了两名美丽的特洛伊少女。少女克律塞伊丝成了迈锡尼国王兼亚该亚军队统帅阿伽门农的所有物，而少女布里塞伊斯则归勇士阿喀琉斯所有。当一名祭司，即克律塞伊丝之父来到亚该亚的军营中请求归还女儿时，阿伽门农拒绝了他的赎金，并残酷地嘲讽了他。克律塞伊丝的父亲郁郁寡欢，恳求阿波罗对阿伽门农降下惩罚。阿波罗从奥林匹斯山大步走下，向希腊人的营地射出了带有瘟疫的火焰箭。在经历了九天的疾病和死亡后，阿伽门农认识到必须安抚阿波罗，于是把克律塞伊丝还给了她的父亲，但为了保住颜面，他从阿喀琉斯处夺走了布里塞伊斯。这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而这部史诗余下的部分就围绕它展开。
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故事被传唱和修订了数百年，直到公元前 6 世纪被整理成文字，成为最早的西方文学作品之一。传染病在叙事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说明瘟疫能够对当时的社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不仅如此，《伊利亚特》还让我们认识到数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希腊人的信仰体系以人格化的神明为主，这些神明经常干预凡人的生活，而瘟疫被认为是阿波罗施展神罚的工具。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传染病的暴发被视为“集体灾难，以及对人群的审判”。 1
在最早的历史著作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中，修昔底德（Thucydides）记述了公元前 5 世纪下半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 27 年的战争。一场毁灭性的传染病给这场战争带来了重要影响。修昔底德描述了在斯巴达人于公元前 430 年进攻阿提卡时，希腊人是如何遵循当时最杰出的将领和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所制定的防御战略的。面对入侵的军队，阿提卡的乡村居民弃村而逃，撤退到雅典城墙之后。从军事的角度看，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斯巴达人的陆军更具优势，雅典人希望避免与他们交战。他们只需静待敌人失去耐心掉头回家，便可利用海军的优势赢得战争。然而，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这种战略就是一场灾难。随着几十万人从农村涌入，雅典城的人口翻了一番，甚至两番。 2 城市变得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没多久，一场毁灭性的传染病暴发了。在公元前 430 到公元前 426 年间，传染病又数次袭来。
深受荷马史诗熏陶的保守的雅典人将这场瘟疫解读为神明——尤其是阿波罗——垂青斯巴达的证据。修昔底德以实事求是的方式记载道，斯巴达人在发动战争前曾拜谒过德尔斐神庙，并被告知如果他们全力进攻雅典，阿波罗就会支持他们，他们会在这场战争中获胜。许多雅典人都记得一个更为古老的预言：与斯巴达的战争将伴随一场瘟疫。尽管修昔底德如实传达了同胞们迷信的想法，但与荷马或希罗多德（Herodotus）不同，他并不相信神明通过神谕与凡人沟通、对后者横加干涉的故事。这种怀疑并非修昔底德所独有的，而是公元前 5 世纪雅典一场思想运动的一部分，有时这场思想运动被称为希腊的启蒙运动。与修昔底德同时代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破除了“神明愤怒会导致疾病暴发”的观念，转而主张医生应该观察病人的症状，诊断他们的病症所在，并对此采取适当的措施。当然还有苏格拉底（Socrates），他因为对神明不敬和腐蚀雅典青少年思想的罪责被判处死刑。
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说明引发那场瘟疫的病原体真身究竟为何物。迄今为止，从古代人类的遗骸中提取细菌或病毒DNA的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 3 ， 4 我们手中握有的最好的线索是修昔底德描述的症状，其中包括喉咙疼痛、咳嗽剧烈、腹泻、高烧、口渴难耐、失眠，出现皮疹并有痛感。由修昔底德来描述这种病情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就曾患病而后痊愈。研究人员甚至分析了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俄狄浦斯王》（ Oedipus Rex ）开头对底比斯瘟疫的描写，从中寻找线索，因为这出戏剧恰好创作于雅典发生瘟疫之后，而虚构的瘟疫一般都是以真实的瘟疫为蓝本的。基于现有资料，可以判断当时最有可能流行的疾病是斑疹伤寒和天花。 5
修昔底德声称，死于这场瘟疫的雅典人“不计其数”。他记述道：“死去的人和濒死的人堆叠在一起，半死不活的人在街道上和泉眼边踉跄而行，渴望喝到水。”据估计，当时大约有 1/4的人口丧生——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三年内，当地就有 7.5 万到10 万人死去。 6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为筹备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修建新地铁站时，建筑工人在旧城门外发现了可怕的景象，这似乎验证了修昔底德的描述。他们偶然发现了一座乱葬岗，其所属年代恰好与那场瘟疫是同一时期。当考古学家进一步调查此处时，他们发现乱葬岗上层的尸体比下层的更加散乱，表明“城中的恐慌情绪日渐加剧”。 7 重点是，斯巴达人似乎根本没有受到这场瘟疫的任何影响，因为他们与雅典城之间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并在看到焚烧尸体的火光时就撤退了。最后，瘟疫削弱了雅典人对抗斯巴达人的战力，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程和结果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在修昔底德的记述中，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79 年。当时希腊各城邦联盟击败了由薛西斯（Xerxes）率领的波斯侵略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地处内陆的斯巴达一直都是希腊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这场战争之后，斯巴达退出了泛希腊政治圈，沿海城邦雅典成了主导力量。提洛同盟是由多个岛屿和沿海城邦组建的海军同盟，其建立的目的是保护希腊免受波斯的再次袭击，但它最终变成了雅典帝国主义的工具：公元前 454 年，该同盟将金库从提洛岛转移到雅典，不再接受军需物资捐助，只接受贡金。试图脱离提洛同盟的城邦被拆毁了城墙，被迫留在同盟中，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希罗多德在《历史》（ Histories ）一书中表达了他的担忧：雅典正在变成一个咄咄逼人的强大帝国，就像它曾帮助希腊城邦击败的对手波斯帝国那样。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在爱琴海崛起为超级大国，使它与昔日的霸主斯巴达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
这两个城邦有着明显的不同。在雅典，公元前 5 世纪中叶是文化、知识和政治都在蓬勃发展的时期，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很多与古希腊相关的人物和思想都来自这一时期。不仅苏格拉底对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学生柏拉图（Plato），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影响着哲学界。修昔底德出生于雅典，希罗多德则是移居到雅典的。索福克勒斯和与他同时代的几位剧作家所作的戏剧至今还在上演。希波克拉底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因为他开创了临床观察和疾病的系统分类，这正是现代医学的基础。雅典民主制度在这些年间蓬勃发展。几乎每周，公民都会在雅典卫城旁边的普尼克斯山丘上集会，就重要的政治议题进行讨论和投票
。伯里克利是城邦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以至于那段时期常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这一时期还是大型公共投资建设项目的繁盛时期，其中包括重建雅典卫城里供奉雅典娜的神庙。曾装饰在神庙墙壁上的大理石雕像如今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但帕特农神庙仍然耸立在希腊首都的大地上，象征着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那瑕不掩瑜的辉煌。
斯巴达，或古希腊人所说的拉刻代蒙，则与之迥然不同。斯巴达人对文学或艺术几乎毫无兴趣，也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如果你知道“言简意赅”（ laconic ）一词的词源是某位拉刻代蒙人，应该就会不以为奇了。即便是同情斯巴达的雅典作家，也将斯巴达描述为一个野蛮、穷兵黩武、等级森严的社会。 8 公民形成了一个战士阶层，他们崇尚坚韧和对国忠诚，并把这些看得高于一切。孱弱的新生男婴会被抛弃在泰格特斯山脚下等待死亡。斯巴达男孩 7 岁时会进入训练营（ agōgē ），这是一座进行军事训练的寄宿学校。男孩们会在那里一直待到 20 岁。成年男性会在军队服役 40 年。为了暴力征服占人口大多数的黑劳士（斯巴达的国有农奴），斯巴达实行了必要的黑劳士制度。每一年斯巴达统治者都会正式对黑劳士宣战，这样臣民们杀死黑劳士就不必冒着引来神罚的风险了。
修昔底德认为，瘟疫极大地影响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冲突的结果。对此他写道：“没有什么比它（这场瘟疫）对雅典的伤害更大了，也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削弱他们的战斗力了。”在公元前430 到公元前 426 年间，约有 1/4 到 1/3 的士兵死亡，而这场瘟疫在此后数十年间阻碍了雅典军事力量的扩张，因为能成长为成年士兵的男孩减少了，能生下男孩的女性也减少了。 9 瘟疫在公元前 429 年夺去了伯里克利的生命，修昔底德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伯里克利的继任者推行的策略更具攻击性，却不那么成功。这一点在公元前 415 年体现得最为明显。当时雅典派遣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对斯巴达位于西西里岛叙拉古的军事基地发动了一场极度失败的突袭。此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后来有人将其与拿破仑进攻俄国和纳粹入侵苏联相提并论。雅典人本以为会迅速取胜，迎来的却是旷日持久的抵抗，并以耻辱的失败告终，他们的陆军和海军也在这场战争中被全部摧毁。如此一来，斯巴达在公元前 404 年的胜利就成了必然。
“如果雅典赢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巩固了其希腊霸主的地位，将会发生什么？”这是古代历史上最大的假设问题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民主的、国际化的，富有文化和知识，充满活力的雅典；另一方是保守的、封闭的，奉行军国主义，实行寡头政治的斯巴达。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认为，西方文明的第一次迭代刚刚起步就被这次战败扼杀了。 10 但斯巴达人为了赢得这场长达 27 年的战争耗费了过多的精力，以至于战胜后无力巩固对其他城邦的控制。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相互竞争的城邦之间时有战事爆发，直到公元前 3 世纪中叶，位于希腊文明世界最北端的马其顿崭露头角，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利用这段权力真空期征服了希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创下的功绩更加惊人。公元前 336 年，年方 20 的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不久后，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笔下的这位“醉醺醺的少年暴徒”发起一系列军事行动。他先巩固了对希腊世界的统治，然后对数量庞大的波斯人发起了攻势。亚历山大去世时年仅 32 岁，但他已经征服了从希腊到如今的印度之间的所有土地，还有埃及。他手下的将军们瓜分了这个庞大的帝国，利用战利品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包括塞琉古王朝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其领土从小亚细亚半岛一路延伸到如今的阿富汗。
在雅典的黄金年代，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只是亚平宁半岛上的一个小城邦。但它正在缓慢扩张，增强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并持续发展壮大。到公元前 220 年，罗马已经控制了整个亚平宁半岛。公元前 146 年，罗马征服了希腊大部分地区，然后是希腊的各个王朝。公元前 63 年，国土已大幅缩减的塞琉古王朝被罗马人吞并；公元前 30 年，埃及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此前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是克利奥佩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正如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所说，“被征服的希腊支配了她的征服者”。他想表达的是，亲希腊的罗马人接受了希腊文化和他们的众神，包括阿波罗。实际上，最著名的古罗马起源传说之一就是维吉尔（Virgil）所著的《埃涅阿斯纪》（ Aeneid ），这部作品明确地将古罗马与古希腊联系在一起。埃涅阿斯在其他希腊神话（包括《伊利亚特》）中也曾出场，他是特洛伊陷落后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他逃离了爱琴海，在北非与狄多发展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后，在意大利西部定居下来，并建立了最终孕育了古罗马国王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王朝。然而，希腊语使用者涌入罗马的时间要晚得多。古代骸骨DNA的分析表明，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帝国首都居住的大部分人不再是欧洲人的后裔，而是血统源自地中海东部和近东地区的人。 11 这是因为在公元前最后的 150 年间，大量的奴隶和公民从繁华的东部行省涌入了这座城市。
直到公元元年时，全世界大约 1/4 人口居住的地区已经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 12 罗马帝国覆盖了整个地中海沿岸以及三大洲的大部分腹地，其疆域自不列颠北部起，沿莱茵河与多瑙河一路延伸至东部的幼发拉底河，绕过南部的撒哈拉沙漠，到达位于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罗马人相信是军事上的胜利推动了这一了不起的领土扩张，而这要归功于集体的虔诚为他们带来了神明的恩宠。但在几百年之内，信奉多神论的教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中东地区出现的两个一神教。这些新宗教的追随者深信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因而能够支配世界。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在希腊和罗马诸神的消亡，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两大新宗教的兴起中，传染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1] 编者注：本节标题“As flies to wanton boys”是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The Tragedy of Hamlet ）中的名言，出自哈姆雷特对罗赞克朗茨和吉尔登斯特恩的独白，完整表述为“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人类之于神明，如同苍蝇之于顽童，他们以屠戮我们为消遣。这句话是哈姆雷特对人生无常，命运无法控制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