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人类演化成一个独特属种后的最初 200 万年，以及智人成为一个独立物种而存在的最初 30 万年间，世界各地的人类都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直到不久前，大众还普遍认为所有狩猎采集者都生活在奉行平等主义的小型聚落中（其规模往往比一个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大不了多少），以及这些群体几乎大都是游牧民族，他们的迁徙路途的远近完全视动物的迁徙情况和植物在各个季节的获取难易程度而定。 6 这些浪漫化的想法是基于 19和 20 世纪的人类学家对狩猎采集社会的观察，观察对象包括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和澳大利亚内陆的原住民。但如果要说这样的社群为观察遥远的过去打开了一扇窗，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我们的很多史前祖先也许确实是这样生活的，但还有诸多例外。
正如《万物的黎明》（ The Dawn of Everything ，2021 年）的作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大卫·温格洛（David Wengrow）所言，最近的考古学研究显示，有少数但非常确凿的证据表明，狩猎采集者的各种行为通常都与农业社会有所关联。 7 在食物充足的美索不达米亚湿地，农耕出现之前的人们会以小村落为单位暂居； 8 欧洲人在到达加拿大西北部海岸时遇到的狩猎采集者是在大型村庄里过冬的。位于现今土耳其东南部、名为哥贝克力石阵的石质神庙距今已有 1.1 万年历史，它的装饰十分华丽，表明狩猎采集者已有能力建造宏伟的建筑了。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类似的案例，例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波弗蒂角的大型土冢工程，那是由美洲原住民在约 3 600 年前建造的。
正如第一章所述，传染病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发病率要低得多，因为采集的生活方式遏制了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除了狗，狩猎采集者并未驯化其他动物，这就减少了病原体从一个物种跳到另一个物种身上的机会。尽管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群并不是孤立的流动群体，有一些群体还可能会周期性地聚集在一起形成大型集群，但这个世界上的人口还是相对较少的。在定居农业生活方式被人类广泛接受之前，这个星球上可能只有大约 500 万居民——不到当今世界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9 这个人烟如此稀少的世界并没有给已经出现的病原体太多传播的机会。我们可以推断，狩猎采集者总体上是相对比较健康的群体。根据在过去约 50 年里对狩猎采集者群体的观察，可以估算出他们的平均寿命约为 72 岁。 10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这一数字只比当今的全球平均寿命少一岁。
所谓新石器革命——或称第一次农业革命——始于 1.2 万年前的新月沃地
，该时间几乎恰好与末次冰期的结束和全新世的起始相吻合。这段时期相对温暖，气候稳定，使得农业生产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一个时刻，所有中东地区的人类就突然放弃狩猎和采集，转而开始耕种作物、饲养动物了。相反，这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开始。第一批住民尝试种植植物并繁育温顺动物可能也不是为了生产更多的食物，因为新月沃地已经有充足的食物了，这也是其被称为沃地的原因。此外，气候转变对狩猎采集者和农民而言也是福音。农业最初可能是作为一系列有趣的实验而开始的，或者是作为一种方式，让人们可以每年在暂居点生活更长的时间，而不是不断地迁移。
11
此后的多个世纪里，中东地区的村庄之间有过多次短暂的涉足农业的经验交流。大约 3 000 年之后，新石器革命宣告终结——尽管格雷伯和温格洛认为这个过程太过漫长和曲折，根本称不上革命。无论怎么为这个过程命名，在 9 000 年前的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接受了为他们提供大部分热量的“新石器时代包裹”，其中包括单粒小麦、二粒小麦
、大麦，以及绵羊、山羊、猪和牛。在接下来的数千年间，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独立于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发展的类似的转变：在中国，人们驯化了水稻、大豆和不同品种的猪；在印度，人们驯化了小米、绿豆、另一个品种的水稻和瘤牛。
12
定居农业生活方式缓慢却稳定地传遍了亚欧大陆，直到公元前 2 000 年，从地中海一直到远东地区，所有的大城市都在鼓励定居农业了。
13
秘鲁的安第斯山脉、中美洲和西非也出现了农耕，这预示了早期城市和国家的兴起；而亚马孙雨林、北美洲东部的林地和新几内亚中部的高地却没有出现农耕。
新石器革命对于人类来说究竟是福是祸？在詹姆斯·斯科特所称的“标准文明叙事”中——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马克思，所有人都主张这一叙事——采取定居农业生活方式被视为“人类福祉的跨时代飞跃：人类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好的营养、更长的预期寿命，以及终于有了一种提升家政技术和文明发展水平的定居生活”。
14
与标准文明叙事相异的说法认为，史前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相当于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
15
人类一直生活在幸福的富足环境中，直到决定开始从事农耕。农耕可能让我们生产了更多的食物，给了我们一定的益处，但同时导致了专制、不平等、贫困，以及枯燥乏味的工作出现。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或许是“人的堕落”
这一教义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而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近期更是提出，采用定居农业生活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决定”。
16
格雷伯和温格洛认为，这两种宽泛的观点的论证都过度简化了。二者都假定是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尤其是谷物的种植和储存，导致了等级制度和国家的出现。在标准文明的叙事中，这是我们人类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好的事；而在卢梭和戴蒙德看来，这却是最糟糕的事。但农耕与文明之间的关联远没有这么简单。直到中东地区开启新石器革命的 6 000 年之后，才首次出现复杂国家，而在一些出现了农耕的地区，复杂国家根本没有发展起来。“说谷物种植是这类国家崛起的原因，就有点儿像在说微积分在中世纪波斯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的发明一样。”值得庆幸的是，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对传染病传播的影响更易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