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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文学圈发生了一场“美貌门”事件，起因是拉丁裔同性恋诗人柯拉尔（Eduardo C.Corral）（2011年度“耶鲁青年诗人奖”获得者）在访谈中声称：“纽约的同性恋诗歌圈尽是样貌出众者，这使我很难融入。我对我的一些同行感到失望……相对于才能，他们更看重外貌。”
柯拉尔未曾预料的是，他的此番不满所触发的一系列争议竟使上世纪的自白派诗人塞克斯顿意外地成为焦点：作为“二战”后美国诗坛的名媛人物，塞克斯顿无疑为“诗才与外貌”这一标题所可能指向的种种视点提供了肉身化的参照。回想起战后媒介与文学的亲密关系，人们再度对相关问题做了讨论。例如，诗人通过摄影媒介来主导其公共形象的构建，其结果如何？此举是否值得认同？或者，从读者和评论者的角度看，将诗歌在艺术上的卓越与其作者的相貌相勾连是否合适、有效？
在一篇题为《安妮·塞克斯顿：审美及美的经济学》的回应文章中，诗人菲兹帕特里克（Jameson Fitzpatrick）指出，柯拉尔将其所在的诗歌生态圈定性为“以貌取人”，这会“将人们导向一种错误的二元对立，即认为样貌与才情，风格与实体毕竟互不相容”，从而导致“顾此失彼”的结果。
对于这种二元对立，菲兹帕特里克明确表示反对。也正是他首先将塞克斯顿引为标举，触发了这场被称作“美貌门”的赛博热议。按照他的说法，艺术家理所当然需要将自身的感染力外化。正如塞克斯顿所展现的那样，既以艺术的突破性见长，又富于仪态上的魅力，作为才貌兼修的理想典范，当之无愧。
菲兹帕特里克的表述未见得多么离经叛道，但黑人诗人琼斯（Saeed Jones）却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将其斥为谬论。他指责道，菲兹帕特里克所提倡的（以异性恋、瘦高身材、金发白肤为特征）的“塞克斯顿式”审美“在西方文化中向来与种族和阶级的霸权地位密不可分”，应该视为白人中产阶级特权的某种衍生物
而予以拒斥。从这个角度，琼斯呼吁停止对作家外貌的讨论和审美，提倡在作家“体量”（bodies of authors）与作品“体量”（bodies of work）之间以后者为先。不仅如此，他以自身的阅读经验举例道：“当我观看塞克斯顿的照片时，所见之物并非其个人魅力；我所看见的，是写下了‘曾经我很光鲜。现在我是我自己’
的一位女性。”
很显然，琼斯此言意在分离诗人形象与其真实主体间的暧昧关联；他试图劝服我们，观看是一种选择行为，肖像作为一种图像固然有其瞬间的指代功能，但是最终，肖像应当与人格特质分别看待。话虽如此，琼斯在塞克斯顿的肖像照片中得见其诗句，这一事实恰恰反证了诗人肖像与诗歌创作之间确有一种深层的同构性。实际上，引人瞩目的是，正是这种同构性一度为美国二十世纪中叶的诗歌转型提供了机遇，在塞克斯顿那里，也成为其诗学建构与更新的重要着力点。
塞克斯顿不仅在世时就被奉为“自白派的女祭司”
，更因她的个人化写作实则早于公认的自白派奠基之作―洛威尔的《生活研究》―而被誉为该流派之母。
通过对家庭创伤、身体性欲和情感苦痛等方面的书写，塞克斯顿的作品以大胆深入的“自我披露”（self-disclosure）
获得诗学主题上的突破。多数情况下，读者可将诗人的个人经历视为其诗歌意义的谜面和索引。尤其是，随着她影印在诗集封面的肖像陆续发布，随着她在公共读诗会上的频繁亮相，诗人生活中的自我形象（self of lived life），包括其美貌、自杀等生平要素与其诗歌内部的自我叙事主题交相重叠，愈加难解难分。
文学创作者的相貌在其作品的接受与考量过程中成为一种需要，乃至变得必不可少，这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摄影术的发明。随着作品印行与作者肖像日渐广泛的流通与传布，摄影术这种视觉媒介逐渐以对待娱乐明星的方式对待文坛人物，或至少使两者的身份范畴发生融汇，从而使读者对作者外形的认同成为文学阐释过程中颇具效力的一环。有关“文学名流”这一概念，学者威克（Jennifer Wicke）认为其最早的成型可见诸萧伯纳于“一战”期间的一次广播演讲。那次演讲推动了萧伯纳公众形象的全新构建―浮现于听众脑海的“并非他本人朴实而长满胡须的真容，而是一张具有超验性的面庞，凝结其中的是演说者处于公共媒介时的人格属性”
。威克的说法提醒我们，“文学名流”这类形象，从其话语形成之初就与视觉认同不可分割；而且，公众眼中的文学作者并不全然是其真实形貌的再现，而是自始至终受媒体介入和塑形的构建之物。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特别是摄影术的大规模普及，作者肖像的摄制最终对人们解读作品的传统模式提出了挑战。传统批评对文学生产者和文学作品本身的把握面临新的分析图式：曾被著作署名（authorial signature）所封印的文学神性与权威，转而由作者肖像中（受视觉媒介传播和塑形）的“明星魅影”得以释放。作者的身份建构，也由原先与文本的关联，拓展为对摄影等视觉媒介的回应与合作。这一新旧图式的交替，在威克对文学名流概念的梳理中被概括如下：“文学作为更古老的社会魔力，能够将……文学创作中独有的虚构世界与指代作者真实形象的落款署名所凝聚的明星魅力，转借给新技术并使后者获得资质，这新技术使名流及其背后的阐释空间大为拓深。”
如果说在摄影术普及之初，作者身份在文本向视觉媒介的挪移和转借中得到扩充，因而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在传统批评鉴赏之外额外增设了一层视觉认同的维度；那么到了“二战”后，这一维度在日臻成熟的摄影媒介发展的作用下再次进化并获得了新的命名，即所谓的“上镜之机”（photo op）。作为“拍摄机会”（photograph opportunity）的缩写，“上镜之机”指的是被拍摄主体（最初多指政要名流等）利用上镜的机会，有意识地对姿势、表情、背景等加以编排选择，凭借影像输出建构或修缮自己的公众人格。这一新造词最初源于政坛，是行政人员对尼克松总统配合媒体拍摄时的幽默解嘲。
而它作为术语被引入文化批评，并与艺术阐释的视界相结合，则主要见于阿达多（Kiku Adatto）的著述《完美图像：上镜之机的时代》（Picture Perfect：Life in the Age of the Photo-Op）。阿达多以社会学家的视角，指出了“上镜之机”在众多文化领域中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其中，她明确把“二战后”界定为“上镜之机”这一文化现象兴起的开始时段，提出“图像概念的新思路―‘上镜之机’文化―从‘二战’以来便在摄影、政治、流行电影、电视、互联网以及日常生活中逐一展开”
。当然，《完美图像》也从反面揭示了摄影术对真实的偏离，强调“上镜之机”危害性地模糊了真人与影像、真实与虚构、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必要界限。阿达多指出，摄影术与生俱来就是一种矛盾的艺术―尽管人们对照片的期待在于其记录功能，指望照片能达至诸如绘画等艺术所不能企及的真实，但拍摄实际上是人工的，它使摆拍成为可能，因而不免是虚伪和具有欺骗性的。换言之，照片的发明，其本意在于“使人们得以借助日光写作”，但实际上却不可避免地导致外表与现实、形象与事件之间的差异逐渐消融。
关于阿达多透过“上镜之机”予以剖视的社会文化，海勒（Anita Helle）在她对塞克斯顿的讨论中进行了勾连与延展，她声称，“塞克斯顿与其读者的关系不断被摄影媒介唤起、吸收、折射并导向偏离，这一媒介将她置于二十世纪中叶主流诗人的地位，在一个‘上镜之机’风起云涌的时代”
。海勒进而考量了塞克斯顿所置身的文学消费语境，指出“二战”后诗人肖像在诗集的设计制作中成为关键：
只消看看文学选集的市场，我们定会首先注意到1963年出版的、由布林宁（John Malcolm Brinnin）与里德（Bill Read）合编，并由麦肯纳（Rosalie Thorne McKenna）负责摄影的《现代诗人：英美选集》，它代表了艺术与商业的新型综合，即把尚未定价的文学估值交付给相片来承担：一整页的肖像与一整页的诗歌文字面面相觑。这样的安排一方面通过照片唤起诗人在居家或写作时的“真实”形象并使之变得司空见惯，另一方面也助长了读者对艺术家隐私生活的强烈好奇，人们渴望看到这些文学名流身上的特别之处。
关于“上镜之机”在文学领域所引发的空前变动，即诗人肖像在诗集的印制与消费过程中变得至关重要乃至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诗歌接受形态，海勒的观察可谓切中肯綮。肖像在呈示诗人样貌的同时，也使原本与诗歌内容几乎无涉的作者生活空间得到了展露。随着照片的随书发行，读者的阅读期待受到相应的调节与驯化，诗人的个人生活因而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内容，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阅读中的重要构成。与此同时，有限的肖像配图却仅仅掀开了诗人隐私之帘的一角，对诗人生活的更全面的想望驱动着难以餍足的读者，而肖像中的空间背景成为探掘诗人生活的最直接的旁证。
面对读者的这种探掘与需求，诗人在肖像摄制上从表情把控到背景选择都势必经过更有意识的安排。塞克斯顿不仅与彼时的众多摄影记者交集深入，而且在具体的摄制中常常占据主导并对摄影师加以授意。据海勒考证，从1962年到1974年自杀前，塞克斯顿与之合作过的摄影师为数众多，且无一不是彼时炙手可热的一线摄影师，其中有非常高调并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而闻名的斯图尔特（Gwendolyn Stewart）和波仑鲍姆（Ted Polumbaum）；此外，诸如麦肯纳、南森（Rhoda Nathans）、多夫曼（Elsa Dorfman）、菲利普斯（Ann Phillips）和福斯特（Arthur Furst）等摄影师也都常常为其上门拍摄。
除了为诗集封面拍摄肖像外，塞克斯顿也会以个人名义雇佣广告机构为其摄制公共读诗会的海报用照；有时候，诗人还会就哪张照片更宜于反映其个性而与出版商发生争执。
可以说，在“二战”后新的一代文学写作者当中，塞克斯顿的肖像意识显得尤为敏感和明确，她似乎比同时代人更先行地领悟到影像时代对一个必将愈渐开放的文学市场意味着什么；她因而对之饱含寄寓，并时刻将这种意识融汇在创作中。当然，在借助“上镜之机”建构自我形象的同时，她对肖像制作的亲力投入也为这种文化趋于成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