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直到现在，孔雀的行为还很少引起科学家的兴趣，即使有，这些兴趣也更多地集中在孔雀的尾巴上，而不是孔雀的社交规则或认知能力。毫无疑问，孔雀自身要为此略负责任，是它们把自己的关切灌输给了研究人员。不算与吸收光线产生闪亮色彩有关的物理问题，孔雀尾巴的开屏引起了许多争论：演化为什么没有淘汰这种归根结底会严重影响其拥有者的笨重的装饰？这便是所谓的“演化悖论”。达尔文并不怀疑动物有审美，他会回答：外表最美丽的雄性会得到雌性的偏爱，从而将这种特征遗传给后代。但在他之后的科学家乏味许多，他们不认为这一属性——不管它有多美丽——能引起任何审美的悸动。不过，考虑到这一属性必定有其用途，他们认为，其作用是向雌性展示雄性活力和健康程度（
N:Nécessité—需求）。
以色列动物行为学家阿莫兹·扎哈维（Amotz Zahavi）
从另一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说，必须回到孔雀开屏确实是一种不利条件（handicap）这一原点。开屏当然是一种负担，容易导致开屏者被掠食者发现，严重危及逃生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拥有漂亮的孔雀屏并因此陷入不利境地的雄性孔雀能够幸存下来，那就说明它很有一套。雌性要是明智的话，就该选一个“障碍严重”的雄性来当后代的父亲——没有比悖论更能解决悖论的了。换言之，让雄性孔雀陷入不利境地的艳丽尾羽，对开屏对象来说，是一种可靠而明确的宣传。
但是有些观察者发现，有时候雄性孔雀对于它们的开屏对象并不挑三拣四。达尔文曾谈及一个奇怪的场景：一只孔雀努力地对着猪开屏。他的评论符合他对动物审美的信念：雄性喜欢表现出自己的美丽（原文如此），这只雄性孔雀显然需要观众，无论它是孔雀、火鸡还是猪。
在随后的岁月里，达尔文这种假说从博物学的舞台上完全消失了。动物行为学创始人康拉德·劳伦兹就相同现象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孔雀开屏被定义为与其特定内部能量有关的固有行动模式（pattern）。更明白地说，这一行为是先天的，是一系列按固定次序发生的行为和反应的一部分。受特定内在能量作用，动物进入求偶阶段，开始本能地寻找对象；找到后，对象便如刻板行为“先天触发机制”那样开始作用。在没有适当刺激的情况下，能量会累积并最终向空（in vacuo）“爆发”（孔雀开屏）。在上述例子中，“向空”刚好是对着一只猪。
社会学家爱琳·克里斯特（Eileen Crist）提醒我们注意这种解释模型，尤其要注意两种解释之间的差异。一方面，达尔文的解释为我们呈显的是一只对其荒唐行径负全责的动物，有自己的审美，以及相关的动机和意向，一只主动行动，甚至会误选开屏对象的动物，总之，不时会让我们感到意外；而另一种解释呈显的则是受某种不可控的法则驱动的生物机器，其动机可以像一套几乎自动的管道系统那样画成图纸。动物受各种力量“驱动”，某些虽是内部力量，却不受动物控制。两种描述之间的差异似乎照搬了爱沙尼亚博物学家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
，
U:Umwelt—周围世界）在海胆和狗之间发现的区别：当海胆移动时，是由它的管足驱动；而当狗移动时，则是狗在迈动它自己的腿。
达尔文和劳伦兹之间的反差也见于其他人，并不是这两人独有。后来的学者注意到19世纪的博物学家极为慷慨地赋予动物主观性，他们把这称为“无节制的拟人倾向”。那一时期博物学家的著作里记载了很多故事，认为动物拥有情感、意向、意志、欲望和认知能力。至20世纪，这些故事就只能在非科学人士即“爱好者”的著作和记录中读到了，他们大都是博物学家、保育员、驯兽师、养殖者和猎人。而科学家著述的主要特点则是拒绝各种“趣闻”，排除所有形式的拟人倾向。
因此，围绕动物的科学实践与非科学实践之间的这种反差是相对晚近的情况。它形成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且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世纪初，动物心理学家将动物带入实验室，他们当时试图摆脱意志、精神或情感状态等含糊不清的解释，并抛弃动物可以对处境抱有想法并做出阐释的观点（
L:Laboratoire—实验室）。
第二阶段稍晚，主要因为康拉德·劳伦兹。在我们的印象中，劳伦兹是一位待动物如己出的科学家，他与自己的灰雁或鸭子一起游泳，与自己的寒鸦交谈。这个形象符合他的日常实践，但是和他的理论工作相差甚远。从劳伦兹提出的理论命题开始，动物行为学就坚决地走上了科学道路。步其后尘的动物行为学家认为动物只会“反应”，没有“感受和思考”的能力，并排除了所有将个人主观经验考虑在内的可能性。动物失去了一种对构成关系来说堪称基本条件的能力，即让拷问它们的人“意外”的能力。一切都变得可以预测。“原因”取代了诸多行动的理由——无论它们是合情合理还是异想天开。“主动行为”的概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应”（
R:Réaction—反应）。
如何理解劳伦兹的实践基于——且催生出——许多关于动物驯养、恰恰意外连连的有趣故事，可他开创的动物行为学理论却是如此乏味、机械论的味道如此浓厚呢？
部分答案可到动物行为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去寻。劳伦兹希望在大学里创建一门科学学科，只有学习了该门课程的人才能自诩掌握了相关知识。然而，其他非学术人士同样可以自称动物专家，这些“爱好者”包括猎人、养殖者、驯兽师、保育员、博物学家等，他们有类似的实践，对动物也非常了解，只是没有真正的理论。劳伦兹试图赋予其正在建设的知识领域以合法性，于是把有关动物的知识“科学化”。动物行为学因而成了一种研究动物行为的“生物学”，本能、不变的决定机制和可用因果关系阐述的先天生理机制变得尤为重要。与竞争对手的关系越是接近就越是要彻底划清界限，何况相当一部分科学知识大量参考了“爱好者”的经验，令人对这种近邻关系更觉芒刺在背。总而言之，要 把动物从常识中夺过来 。
劳伦兹的后继者忠实地遵循着由此设定的计划。作为疏远那些声称了解动物（且拥有相关知识）的“爱好者”的操作，“搞科学”的策略逐渐转译为一系列规则。拒绝“趣闻”（“爱好者”的陈述里充斥着此类故事），尤其是对拟人倾向疑神疑鬼，成了表明自己是一门真正科学的标志。因此，继承这一历史的科学家对任何赋予动物动机的做法都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当动机具有一定复杂性，甚至更糟，类似人类在此等情势下会有的动机时，他们就更是如此。在这类情况下，动物本能就成为完美的原因，因为它避免了一切带有主观色彩的解释，它既是生物学原因，又是动机，而且这一动机完全不为其主体所知。简直找不到比它更管用的了。
这意味着“拟人倾向”这一指控并非或并非总是针对将人类能力赋予动物的做法，而是针对其所由实现的流程。换言之，比起对某种认知流程的描述，“拟人倾向”首先是一种政治指控，“科学政治”指控，其首要目的就是批倒科学实践力图摆脱的某种思想或知识模式，属于“爱好者”的模式。
上述观点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拟人倾向的指控，以对之提出其他问题。这一指控是为了保护谁呢？我们不了解习性，而过多或错误地以己度之的动物（
U:Umwelt—周围世界）还是为了捍卫立场、研究方式和职业身份？
我建议再次以以色列动物行为学家阿莫兹·扎哈维为例来探讨第二种假设的可能性，并将其进一步深化。上文简短地提到了扎哈维对孔雀开屏之谜的解释，但实际上扎哈维并不研究孔雀，而是研究一种非常特殊的鸟类，阿拉伯鸫鹛（ Turdoides squami ceps ）。他在内盖夫沙漠中观察它们达五十多年。正是通过研究这些鸟，扎哈维提出了“不利条件原理”，他用该原理解释的对象除了孔雀还有许多表现出夸张行为的动物。不利条件原理认为，某些动物在竞争情况下会采取某种高代价行为以显示自身价值（用扎哈维的话说“它们的优势”）。重申一下，拥有某些属性使动物成为掠食者的首选目标，这是一种高代价行为，或者说不利条件；动物倘能幸存，便说明它很有一套生存本领。
阿拉伯鸫鹛是一种相当隐蔽的鸟。它们的不利条件不在于外表，而在于日常活动。据扎哈维说，它们不断通过某些高代价行为表现自己，以在同类间赢得声望。声望在鸫鹛群体中很重要，它可以让鸫鹛提升自己的等级地位。这在某些原则上只有一对鸫鹛拥有繁殖权力的群体中尤其重要，因为那就意味着获得繁殖者的候选资格。能够带来声望的高代价行为有以下几种形式：送出食物充当礼物；自愿担任哨兵；在无明显获益情况下喂养繁殖者的雏鸟；在与其他群体或威胁群体一员的掠食者战斗时英勇无畏。诚然，饲喂非亲生后代的鸟儿并不罕见，尤其是在亚热带的鸟类中，动物行为学家记录了大量此类情况。团结起来对抗敌人的情况也很常见。不过送礼的情况比较少，至少在配偶关系之外十分少见。然而阿拉伯鸫鹛的行为与其他鸟类不同。一方面，它们的表现欲非常明显。它们希望被其他群体成员看到，在送礼时会轻轻发出一声特定鸣叫作为信号。另一方面，它们激烈竞争，以获得送礼的权力。等级较低的成员向等级更高的成员送礼会被教训一顿，甚至是狠狠教训一顿。大量观察结果让扎哈维相信，阿拉伯鸫鹛发明了一种独特方法，以在必须要靠合作才能生存下去的群体中解决竞争问题：它们竞争帮助和赠与的权力。
我曾陪同扎哈维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田野考察，从他那里学会了观察并尝试理解这些奇特的鸟儿的行为。我也对他观察的方式，对他建构假说、破译信号、给行为寻找意义的方式发生了兴趣。在同一时期，另一位动物行为学家也在研究阿拉伯鸫鹛。乔纳森·赖特（Jonathan Wright）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他是社会生物学理论的支持者。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看，阿拉伯鸫鹛帮助同伴的行为并非如扎哈维所说是为了追求声望，而是因为自然选择决定它们先天如此，以尽可能地确保自身基因的延续。基于同一群体的阿拉伯鸫鹛都是亲族这一事实，该理论认为，帮助群体成员亦是助力自身遗传基因的一种方式，因为群体成员大概率是兄弟姐妹、侄儿侄女，它们的身体承载着部分相同的基因。
在田野方法方面，扎哈维和赖特可谓完全相反。阿莫兹·扎哈维是动物学家出身，但是他长期在阿拉伯鸫鹛保护项目的框架下开展研究，他的科学实践更像博物学家。观摩中，他的研究方式不禁让我想到人类学家的操作。每次观察总是以某种欢迎仪式开始。每一群阿拉伯鸫鹛的领地都非常辽阔，你永远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它们。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叫来。扎哈维就是这样做的：他呼哨一声，然后等待。过一会儿阿拉伯鸫鹛来了。扎哈维向它们提供面包以示欢迎。然后，根据解读行为的流程，他构建起自己的解释（它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基于类比推理：“如果我是它，我会怎么做，让我这样行事的原因是什么？”
乔纳森·赖特显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没有实验就什么都说明不了，这才是名副其实之客观科学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去证明，要证明则必须进行实验。在他看来，扎哈维的阐释方法显然是一种具有拟人倾向、偏重“趣闻”的实践——在这一领域，“趣闻”通常被定义为“无对照”（non contrôlée）观察，也就是说，不具备“正确的”解释方法。为了避免这种风险，乔纳森对阿拉伯鸫鹛进行了多样化的实验，目的是迫使它们证明自己的确是社会生物学理论的一个特例。
然而，有一件事为赖特在这一领域所谓的拟人倾向带来了新的理解角度。有一天，我和他在一个鸟巢前看着鸟儿来来往往，帮助亲生父母喂养雏鸟。不管是为了赢得声望还是受制于基因专横设定的程序，总之，阿拉伯鸫鹛们忙里忙外。在观察过程中的某一时刻，我们看到一只来帮忙的鸟落在鸟巢的边缘，发出将要喂食的信号。雏鸟们叽叽喳喳，向它张开小嘴。但它什么也没喂。雏鸟们焦急起来，叫得更厉害了。我没看错吧？我们看到了一个骗子？乔纳森确认，这只鸟的确没有喂食幼鸟。至于它为什么这样行为，乔纳森的回答是：这只鸟发出一个充当变量的刺激信号，以检验雏鸟对该变量的反应程度。在乔纳森看来（但或许这只鸟也这样看），这可以让它推断出雏鸟实际饥饿程度。这只鸟凭经验进行了 对照 。它了解实验手法。还可以换种说法，这只鸫鹛“测试者”的行为反映出它对观察结果（因为雏鸟 总是 表现得很饿）的警惕；它不但需要一个证据，而且还得是一个量化的证据。要正确阐释某种情境，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进行对照实验。谁也骗不了阿拉伯鸫鹛，就算是阿拉伯鸫鹛也不行。
毋庸强调，乔纳森对观察结果的阐释与他青睐且认为唯一恰当的方法之间存在一致性。但要这么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扎哈维的操作也具有类似的一致性。一只阿拉伯鸫鹛的生活就是不断观察同伴，阐释并预测它们的行为。换言之，阿拉伯鸫鹛的处世中会充满“趣闻”。不行，不能那样说，因为如果我用“趣闻”一词，那就是在用另一阵营的说话方式。阿拉伯鸫鹛的社会生涯（carrière sociale）就是要识别大量重要细节，并加以解释。每只鸟都必须不停地努力预测、转译其他鸟的意向。这是高度社会化生物的生活。
而如是描述，这一处世方式与扎哈维本人观察阿拉伯鸫鹛并赋予它们行为以意义的方式是一致的，即关注可能重要的细节，解释意向，冠以一整套复杂的动机和意义。
诚然，我们无法阐明产生这种相似性的原因。扎哈维究竟是以某种方式构建了他的科学实践和解释，使得它们与阿拉伯鸫鹛的生活方式相对应（correspondre）——贴切“回应”（répondre'）之义，还是说他把自己所选的科学实践模式套在了这些鸟儿身上？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抛给乔纳森，他是否把他“搞科学”的方式套在了阿拉伯鸫鹛身上？又或者我们应该接受他本人会提供的答案：他的理解方式与他观察对象的习性相 对应 ？
无论对这些选项的回答是赞许还是批判，我们都应注意到，“拟人倾向”这一指控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滑移，变得与科学家和爱好者之间的关系相关了。它不再指参照人类动机来理解动物。事件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科学实践，即是与知识的某种关系。乔纳森指责的扎哈维的拟人倾向，归根结底不在于把专属人类的动机赋予需要解决社交问题的阿拉伯鸫鹛，而是认为鸟儿运用了非科学家的认知方式：收集趣闻，阐释趣闻，对动机和意向做出假设……
究竟是谁在适应另一方的习惯，是鸟还是科学家，这个问题当然还无法定论。而且就这两位研究者而言，可用于这一位的回答并不一定适用于那一位。也许一位是“适应”，另一位则是“套用”？但是我不会说“这无关紧要”，这恰恰相当重要，因为这将改变我们看待两个问题的方式，一个问题是在动物领域“搞科学”意味着什么，还有另一个，尤其重要，那就是从动物身上能够学到哪些正确的“搞科学”的方式。
爱琳·克里斯特的分析引自：Eileen CRIST，Images of Animals，Temple University Press，Philadelphie，1999。正是从她的著作中，我了解到达尔文和劳伦兹围绕孔雀对猪开屏一事的截然不同的看法。
动物行为可以预测的事实尤其受到了多米尼克·莱斯泰尔对动物诡计的分析的启发。莱斯泰尔认为，动物主动性的丧失和旨在消除所有意外的驯服措施具有同等干系，可以联系在一起，参见：Dominique LESTEL，Les Amis de mes amis，Seuil，Paris，2007。不过我此前已经通过埃米莉·戈马尔的研究注意到了意外的问题。埃米莉·戈马尔以探索毒品使用者、干预者和政权的关系中意外的出现为契机，沿着布鲁诺·拉图尔开辟的方向，借“意外”概念重新探讨行动理论：Émilie GOMART，《Surprised by Methadone》，Body and Society，2—3，10，juin 2004，p.85—110。
有篇博士论文精彩分析了科学研究将爱好者排除在外的问题：Marion THOMAS，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Ethology：French Animal Behaviour Studies in the Third Republic（18701940）。该论文于2003年在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中心通过答辩。此外，我必须提到弗洛里安·沙尔沃兰在爱好者问题上的重要研究，尤其涉及本书没有提及的一个重要维度——激情：Florian CHARVOLIN，Des sciences citoyennes? La question de l'amateur dans les sciences naturalistes，Éditions de l'Aube，La Tour d'Aigues，2007。
至于阿莫兹·扎哈维，我建议读者上网观看舞动的阿拉伯鸫鹛的视频，以及扎哈维呼唤它们、迎接它们、为它们提供面包的影像（可以用英语“babblers”和“Zahavi”为关键词搜索）。另外，几年前，我还写了一本书介绍他的研究：Vinciane DESPRET，Naissance d'une théorie éthologique.La danse du cratérope écaillé，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Paris，1996。在那本书中，我对阿拉伯鸫鹛实施欺骗的现象做了些分析，本文继续有所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