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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驯犬师和驯马师维姬·赫恩（Vicky Hearne）
在题为《不服从的红毛猩猩》这篇精彩的文章中写道，当她问鲍比·贝罗西尼（Bobby Berosini）
是什么激励了他的红毛猩猩工作时，后者回答说：“我们是演员。
我们
是演员。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首先，这里出现了“我们”。的确，贝罗西尼的表演形式利于“我们”这一人称的使用，表演的各个场景不停地模糊角色和身份。当节目开始时，贝罗西尼告诉观众，经常有人问他如何让红毛猩猩做事。他说他的回答是“您必须让它们明白谁才是头”。他提出向观众展示一下。贝罗西尼喊来红毛猩猩鲁斯蒂（Rusty），要它跳上凳子。鲁斯蒂看着贝罗西尼，显出完全不明白的样子。于是贝罗西尼拼命用手势向鲁斯蒂示意，鲁斯蒂却显得越来越困惑。最终，贝罗西尼决定亲自向它展示，自己跳上凳子……鲁斯蒂邀请观众为贝罗西尼的举动鼓掌。整个节目便由这样一系列的反转和颠倒组成，尤其是在红毛猩猩坚决拒绝表演成功后奖励给它们的曲奇饼干的时候，它们坚持要把饼干分发给观众，甚至强迫贝罗西尼自己吃下。
“我们是演员。”组建“我们”的方式有很多，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经验，有成功亦有失败。如何理解贝罗西尼表演之后产生的这一“我们”呢？首先可以设想驯养关系对于获得这种共同的感受性近水楼台。在其他情况下，这一假设也许切中肯綮，但在此处并不适用。驯养意味着人类和动物在一个成为养殖者一个成为家畜的漫长过程中共同变化。红毛猩猩并不是家畜。然而“野生”一词似乎也不怎么合适。或许这些红毛猩猩与它们的教练贝罗西尼可以称作“同伴物种”，甚至可以为唐娜·哈拉维提出这一美丽的称谓所依据的词源拓展出新的意义：
cum-panis
（拉丁语：伙伴）不仅仅是“共享面包”，而且还“共挣面包”。所以，将贝罗西尼和红毛猩猩涵盖一处的“我们”或许是由共同“做事”（
T:Travail—工作）生发而出。这很可能就是事实。
但是，贝罗西尼和红毛猩猩的案例还包含另一个维度。让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工作并不是普通的工作，而是一种戏剧化（spectacularisation）、表演性的工作。因此，贝罗西尼搬上舞台并通过演出所展现也许是这种称“我们”的可能性中的一种特例，源自表演的特殊经验，即：视角交换的可能性。
关于这一点，我们得再谈一谈。首先，被我归为 一般 表演的特点可能只是贝罗西尼所选那类剧本的后果。“不服从的红毛猩猩”把这种视角交换的体验推向极致，因为每个参与者在玩笑和角色颠倒中不断被要求交换到对方的角色当中，猩猩成为驯兽师，驯兽师则落到猩猩的位置，弄不清楚到底谁控制谁。双方都投入到这个明显假装的游戏里，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说，“穿上别人的鞋子”，从另一方的视角出发去经历当下。但是，难道我们就不能认为，贝罗西尼的这个剧本只是把表演本身的某种可能性，即采用某人或某些人视角的能力，推向极致吗？从被扮演者的视角、从表演对象的视角，或者从要求表演之人的视角？
其次，更成问题的是，动物园或马戏团里抛头露面的许多动物，甚至绝大多数，显然每天都在经历“它们”和“我们”之间痛苦的分野（
D:Délinquants—罪犯；
H:Hiérarchies—等级）。因为它们是非人类的动物，所以就被关起来，被展示，被公众观看，被迫做一些明显让它们不感兴趣、让它们痛苦的事情。在这些故事里，没有“我们”，更没有视角交换的可能——如果人类真有视角交换的能力，那么这些动物就不会被关在那里。我对此表示同意。但是我也希望我们不要忘了那些无疑更加特殊的情况，它们反过来让“我们”的出现和视角交换成为可能。在上文提及的结果反转里就能看到此类情况：动物产生了兴趣，并很明显“沉浸其中”——这是一种表示它们感到幸福的方式，一种与我们所谓的“幸福”应该区别不大的“幸福”。
表演的情境如何能促成视角的交换并产生“我们”之概念呢，哪怕只是部分的、局部的、且始终不过是临时的“我们”？通过一些养殖者、驯兽师，以及和动物进行敏捷性操练之人的讲述，我感到表演也许会诱发、激发或唤起一种特殊的能力，即
想象能够用他者的眼睛观看自己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能力契合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e）的一个狭义定义，即指人们看待自己与世界以及与他人之关系的方式。其他文化传统也有其他方式。根据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这些民族认为动物有一种像人类看待自己一样看待自身的方式：美洲豹自视为人，比如，人类所谓的它的猎物的“血”，美洲豹视之犹木薯啤酒；人类眼中美洲豹的皮毛，它们视如自己的衣服。
在这种狭义层面上把动物视为视角主义者，为解答所谓“心灵主义”的旧问题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途径。动物“心灵主义者”是那些能够认为他者亦有意向的动物（
B:Bêtes—蠢动物；
M:Menteurs—欺骗者）。科学家认为，这项能力基于自我意识的能力。而且他们还认为，自我意识可以通过实验来测试，即镜像认知实验（
P:Pies—喜鹊）。简略言之，能够在镜子中识别自己的动物就可被（这次是科学家）认为具有自我意识。它们随即可以接受另一项测试，以证明自己掌握了更高级的能力，能够意识到他者脑袋里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不同，从而能够猜测他者的意向、信念和愿望。
我很欣赏设计镜像实验的科学家的巧思、耐心和才华，但我始终为所选测试几近成为唯一的标准而感到困惑。诚然，能让动物对我们人类感兴趣的事物也感兴趣，这当然很有意思。但是，一方面，刚才这句话里提到“我们”是不是太轻率了？“我们”人类都对镜子感兴趣吗？或许那只是一个注重内省、自我认识，纠结于自反性的文化传统定义与自我的关系的独特方式？另一方面，放到一个更广的层面上，镜像测试不仅纯粹是视觉问题，而且还假定认识自我就是以唯我论的方式来识别自己。似乎只需通过与自身的镜像式交流即可达致自我意识。但总而言之，镜像测试的意义如此不言而喻，终究在这个问题上拥有着决定性的地位。然而，那些镜像实验的“弃儿”，那些镜子对它们来说没有意义或引不起兴趣的动物，难道不应该以其他方式重新评价它们吗？
我就表演所提的问题旨在让我们重新思考这种可能性。因为表演可以激发、赋予、诱导、生成某种特殊的视角类型，所以在我看来，更适合用来定义（并更慷慨地赋予）某种维度的自我意识，不是定义成认知的过程，而是互相联系的过程。
可以察觉到，这种能力与通过自我展示而思考自我，即以他人视角自视的能力形成完美互补。掩藏自我与展示自我是互补关系，而非我们可能以为的正反关系。因为它们确实关系到同一种能力，那种动物躲藏时明确知道自己在躲藏的能力：
它能模拟他者看见自己
，因此才能想象或预测躲藏的效果。躲藏时知道自己在躲藏，即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一种成熟的采用他者视角来看自己的能力：“从他所处的位置看不到我。”躲藏时知道自己正在躲藏的动物具有视角交换的能力；而展露自己的动物，其机制就更加复杂，因为跳出了看见/看不见的框架，涉及要被看见什么的问题：展示者需要操控展示效果（
O:Œuvres—作品）。
回到作为实现视角交换之情境的表演上来：如何确认某一动物正在积极表演、实践这一能力呢？我的回答可能会令人惊讶：
照料该动物的人说是就是
。这一看法尤其来自对维姬·赫恩有关驯兽师工作的著作的阅读，以及和约瑟琳·波切
一起对养殖者的调查。因为在这个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当我们询问的养殖者说起动物参与的竞赛时，他们的描述体制明显是视角主义的，而且似乎接近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所定义的视角主义。
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养殖者认为他们的动物能够审视自己，就像 若是在它们的位子上我们人类会自我审视一样 。有些人，如葡萄牙养殖者阿卡西奥·莫拉和安东尼奥·莫拉就不惮宣称，他们的牛因为不断参加竞赛，“最终会相信自己确实与众不同”。前者略显严厉地补充道：“它们最终也许会相信自己很漂亮，认为自己是女明星。”还有比利时和法国的养殖者表示：“我有一头参加比赛的公牛，它知道自己一定很帅，因为当你给它拍照时，它会立刻抬起头来，就好像在摆出拍照的姿势，就像明星那样。”保罗·马蒂和贝尔纳·斯特凡尼也证实，动物知道并积极参加了自己的表演：“这头母牛是一位明星，它的举止很有明星范，就像是一个参加时装秀的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领奖台上，这头牛看着大家，它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边是观众席，它就那样，这边有摄影师。它看着摄影师，然后慢慢地，伴随着人们的掌声，它转过头，看着鼓掌的人群[……]。那场面，简直可以说它明白自己必须这样做。那真是美极了，因为非常自然。”
养殖者们的讲述——类似的话我也从驯犬师那里听到过——可以概括如下：动物和人类在彼此重要的事情上达成共识，并把对方的要事化作了自己的要事。
我知道，这些证词会引起一些嘲笑。这些嘲笑延续着一段悠久的历史：长久以来，在认识动物这方面，科学家顽固否定对手们的知识，对动物爱好者、养殖者、驯兽师，对他们所纠缠的“趣闻”、不知悔改的拟人倾向嗤之以鼻（
F:Faire-science—搞科学）。这些嘲笑也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方才说判断动物使用视角交换能力、积极表演的标准是
照料该动物的人说是就是
，愚蠢地引出了这个话题。
的确，实验科学家里很少有人认为实验动物会积极地表明它们愿意配合并且知道如何去做安排给它们的任务。很好理解。因为，如果实验心理学家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那么他们将不得不承认，这些动物并非只是在“反应”或条件反射，而是应要求展示出它们的能力（
R:Réaction—反应）。在大多数实验室中，都是科学家在做
关于
动物的展示，动物自己什么都不会展示。因此，条件反射实验——以之为例——可以属于某种展示，但不是表演。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此类实验中不存在能够进行视角交换的主体。
贝罗西尼和他那些要重新分配曲奇饼干的猩猩们嘲讽的正是这一点。这出对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条件反射实验的戏仿，重新把强化当动机的问题摆了出来。因为在条件反射实验里，食物奖励的作用本是彻底解决“它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一问题。大致上，奖励遮蔽了复杂解释的整个光谱，其中包括能促使研究者思考导致动物对其任务感兴趣的缘由的解释，极大地限制了（视
角L:Laboratoire—实验室）。换言之，食物奖励这一动机对视角交换而言不啻釜底抽薪。
当我提出识别基于视角交换能力的表演性情境的标准是照料该动物的人的说法时，我完全无意造成一切都系于主观判断或阐释的印象。因为如是描述，不仅体现了描述者的某种介入，也会吸引和改变那些被这一描述吸引而至的人，那些在一个全新范畴中认同这一描述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用“描述”一词来表达的情况对应一个人们已经接受、现可用于指称这一接受的命题。
科学家若将实验室设计成表演场所或许会更有意义。这样，科学实践的公共维度（这一维度通常体现为论文的发表）将得以切实呈现，并同时获得一种美学维度。传统实验单调枯燥的重复性规程，或可以充满创造性的新测试取代。科学家精心设计，向动物提供可能引起它们兴趣的任务，动物得以
展示出它们的能力
。研究人员将探索新的问题，那些为研究对象接受的问题，唯此它们才有意义。于是每次实验都将成为一场真正的表演，要靠技巧、想象力、关心和专注——优秀驯兽师的重要品质，可能优秀艺术家也一样（
O:Œuvres—作品）——才能完成。
我刚才的表述中用了条件式，会让人感觉这类实验室仍然有待问世。其实它们已经存在，本书会提到一些。有些与我的描述很相似；但是我无法保证这些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能看出来。但容我再说一次，这正是我给予“描述”的地位：始终有待接受情况检验的命题。
维姬·赫恩引用贝罗西尼的语句出自：Vicky HEARNE，Animal Happiness，Harper et Collins，New York，1993。请参见题为“The Case of the Disobedient Orangutans”的一章。
爱德华多·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写有多篇有关视角主义的文章，译成法语的有：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Les pronoms cosmologiques et le perspectivisme amérindien》，in Éric ALLIEZ，Deleuze，une vie philosophique，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Paris，1998。爱德华多·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的其他研究，请参考本书“V：Versions—译为母语”部分。
养殖者及其他人的口述可参阅：Vinciane DESPRET，Jocelyne PORCHER，Être bête，Actes Sud，Arles，2007。
至于一流的表演者，以及积极看待动物的表演癖好与实验之表演维度的实验室，请看心理学家艾琳·佩珀伯格（Irene Pepperberg）及其鹦鹉亚历克斯的例子（
L：Laboratoire—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