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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斯宾诺莎曾写道：没人知道身体能做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斯宾诺莎是否同意我将要给他推荐的继承人，但是我觉得某些动物行为学家的实践堪称对这一谜题精彩的实验性探索：“过去，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能做到什么地步，但和动物在一起，我们知道了答案。”多位女性灵长类学家注意到，田野工作会非常明显地影响自己月经的生理节律。以珍妮丝·卡特（Janis Carter）
为例，她自述为了帮助几只雌性黑猩猩回归大自然，在野外和它们共同生活，导致自己的月经周期完全被打乱。在新的生活环境的冲击下，她经历了六个月的闭经。月经再次出现后，换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节奏：在随后几年的田野工作中，她的月经周期变得和雌性黑猩猩一样，成了三十五天。
不过文献中提到动物行为学家的身体还是少。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笔带过，通常涉及某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好在在部分作者笔下，还是能或明或暗地读到某段经历，在其中，他们的身体以某种中介装置的特殊形式得到积极运用。
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论及灵长类学家、狒狒专家芭芭拉·斯摩丝（Barbara Smuts）的田野工作时，分析了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当芭芭拉·斯摩丝在坦桑尼亚贡贝地区刚刚开始田野工作时，她原本要按照自己接受的学术训练去行动，即一步步地接近动物，以便让动物逐渐习惯研究者的在场。为了避免对动物产生影响，研究者必须表现得像个隐形人，就像自己不在场一样（
R:Réaction—反应）。按她本人的解释，要表现得“像一块毫无反应的石头，以使狒狒最终能自如行事，就像人类信息采集者不在场那样”。因此，优秀的研究者是那些能够隐形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自然的场景，就像“透过墙壁上的一个小洞”。然而，让自己隐身并让动物逐渐习惯是极其缓慢和艰难的过程，而且往往注定失败——这是所有灵长类学家的共识。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就要求狒狒对研究者表现出来的冷漠毫不在意。但芭芭拉·斯摩丝在研究过程中无法遗漏的是，狒狒经常看着她，而她越是不理会狒狒的目光，它们看起来就越不满意。所谓中立的科学家，其隐身术奏效的唯一对象其实是他自己。忽略社会化信号的做法也根本算不上中立之举。狒狒肯定注意到某一个体在所有范畴之外——某个假装不在场的个体，它们会琢磨是否可以按照狒狒世界里的访客之道来教导这个生物。实际上，一切都源于主导研究的动物观，即提出问题的一方必须是研究者。研究者很难想象动物也会琢磨许多关于他的问题，甚至这些问题有时和他提出的问题一样！人们会问狒狒是否是社会主体，却想不到面对此类行为古怪的奇特生物，狒狒也一定会思考同样的问题——“人类是社会主体吗？”——并显然得出否定的结论，而且根据这个结论行事，比如避开研究者，或者不再像平时那样行动，又或者不知所措而做出奇怪的举动。斯摩丝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并不简单。她采用了与狒狒相似的行为，运用与狒狒相同的肢体语言，掌握了哪些是狒狒会做的事情，哪些又是它们不会做的事情。她写道：“在努力赢得狒狒信任的过程中，我几乎改变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走路方式和坐姿，以及运用肢体、嗓音和眼神的方法。我学会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于世的方式，即狒狒的方式。”斯摩丝从狒狒那里学会了它们彼此交流的方式。鉴于此，所以当狒狒开始向她投来凶恶的目光，示意让她走开时，她写道，这反而是巨大的进步：她不再被视为一个需要避开的物，而是一个狒狒可以信任并与之交流的主体，一个示意其离开就会离开、能够与之按照明确规则相处的主体。
哈拉维将这个故事与斯摩丝一篇更新的文章联系起来。在这篇文章中，斯摩丝谈到小狗巴斯马蒂和她建立、整合出的仪式，她认为这属于一种内化的交流。哈拉维评论这种互动是一例尊重关系的典范，词源意义上的“尊重”（respect），即还以目光，学会回应和彼此应答，承担责任。
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故事理解为对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
提出的交互生理学（interphysiologie）那种极为经验与思辨的环境的一种刻画，那是一种关于身体整合的学问。在这一视角中，身体重拾斯宾诺莎的命题，成为产生影响和接受影响的场所，即一个变化的场所。首先请注意，斯摩丝所展现的确切地说不是蜕变成他者的可能性，而是与他者共同生成（devenir）的可能性；不是像累赘的共情理论提出的那样感受他者的所想或所感，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并创造加入某种交流或亲近关系的可能性，与认同关系完全无关。实际上，那是导致自我变化的某种“举止如”，一种蓄意的伪装，无意充真，也不能充真，或被看作人兽关系中经常被提及的某种浪漫的共生。
而且那远远不是浪漫的和平接触，因为斯摩丝强调，她正是在狒狒开始向她投来凶恶的眼神、让她明白冲突的威胁时才清楚意识到自己取得了进步。冲突的可能及其处理是产生关系的首要条件。
仍然是关于狒狒的灵长类学研究，另一位灵长类学家雪莉·斯特鲁姆（Shirley Strum）
的著作里记录了使用身体的另一种方式。她在《几乎和人类一样》（
Almost Human
）一书中写道，自己开始田野研究之初，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得知道当狒狒在场时能用自己的身体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例如，迫切需要小便的时候，这问题就来了。实在不想远远地走开、躲到停靠很远的小卡车后面去小便，因为几乎可以肯定（我听许多研究者讲过他们在田野研究之始的同一担心），就在你短暂离开的当口，会有某件有意思且非常罕见的事情发生。因此，虽然难免发怵，但斯特鲁姆决定不去卡车后面小解。她环顾四周，小心翼翼地解开裤子。她说，狒狒们被她发出的声响惊呆了。的确，它们从未见她进食、喝水或睡觉。狒狒固然了解人类，但它们从不与人类靠得很近，估计它们认为人类没有身体上的需求——斯特鲁姆猜测。现在它们发现了真相，得出了某些新结论。后来再次遇到这种情况，它们就再也没有反应了。
我们只能基于斯特鲁姆的描述做些思辨。诚然，斯特鲁姆的成功源自现场的诸多因素，源自她的工作、观察力、想象力、阐释力，以及将表面上没有关系的事件联系起来的能力。同样，这一成功也离不开她在与动物建立接触时一贯表现出的分寸感，她提出的问题便证明了这一点：当着狒狒的面小便合乎社会习俗吗？但我仍止不住认为，斯特鲁姆的成功——她与狒狒建立起的这种令人惊讶的关系——或许同样与狒狒那天的发现有关，即她和它们一样拥有身体。根据雪莉·斯特鲁姆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对于狒狒社会及狒狒之间复杂关系的描述，这一发现对狒狒而言可能不是小事。它们并不生活在物质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任何方面都无法保持稳定，某一关系稍有变化都会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影响到其他关系，因此，每个狒狒都必须长期不断地处理、再处理这些关系，以建立或恢复联盟之网。社交任务是一项创造性任务，它意味着日复一日地建立、革新、复原脆弱的社会秩序。狒狒只能使用自己的身体来做这事。所以对于狒狒而言，研究者当着它们的面小便这件看似趣闻的事情或许是个重大事件：这个奇怪的异类个体居然有着与它们在某些方面相似的身体。
这种解释是否成立呢？斯特鲁姆是否在斯摩丝的意义上“社会化”了呢？换言之，让狒狒看到她也有在某些方面和它们相似的身体，斯特鲁姆是否成了狒狒眼中的社会主体？这些当然都只是思辨。
这两个故事还让人想起生物学家法利·莫瓦特（Farley Mowat）
讲述的一个故事。只是这个故事并非来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献，因为莫瓦特的著作一直饱受争议。此外，这个故事在某些方面和前两个故事完全相反。一方面，这主要是一个打破规范的故事，谈不上有真正的、成为一名得体访客的意愿。另一方面，与斯摩丝讲述的故事相比，下面的故事完全颠倒了要求：需要被礼貌地当成社会生物的不是被观察的对象，而是观察者。
莫瓦特的故事始于1940年代末。当时，他应邀执行一项考察任务，研究狼群捕食驯鹿带来的影响。这项田野工作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了观察狼，莫瓦特独自在一群狼的领地中央扎营，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按照斯摩丝提及的规则，他小心翼翼，尽量不打扰狼群。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莫瓦特越来越受不了被狼群无视。他根本不存在。狼群每天都视若无睹地从他的帐篷前经过。于是莫瓦特开始想办法迫使狼群认可他的存在。他说，那唯有以其狼之道还治其狼。也就是标记一片领地的所有权。一天夜里，利用狼群外出捕食的机会，他开始行动。他花了一整夜，喝了好几升的茶……到了黎明时分，狼群标记过的每棵树、每个灌木丛和每一团草现在都被他重新标记了。他不安地等待狼群回来。和往常一样，狼群熟视无睹地走过他的帐篷，直到其中一头立定不走，惊奇万状。犹豫了几分钟，这只狼折返回来，坐下，死死盯着莫瓦特，盯得他心里直发毛。极度恐惧之下，莫瓦特决定转身背对它，以向它表明这种凝视违反了最基本的礼仪。于是这只狼开始系统地巡视该区域，并精心地在人类留下的每个标记上留下自己的标记。莫瓦特说，从那一刻起，我的这块飞地就获得了狼的认可。狼和人，从此经常轮流从自己领地的一侧重新标记边界。
抛开相反之处，这些故事都反映出一种非常相似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主宰的情境中，个体要么学会要求另一物种尊重自己看重的某些东西，要么学会回应另一物种的这种要求。这就是此类科学研究具有非凡且独特魅力的原因。要了解观察的对象，首先要学会 认识自己 。
按塔尔德的想法，他所说的“交互生理学”应成为心理学的基础，更确切地说，一种“交互心理学”的基础。塔尔德偏爱的一个例子是伴随宿主植物生长的野生植物。这种交互生理学涵盖了宿主—寄生物的关系，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好兆头，能避免我们仅将例子与相关解读局限于某些不言而喻的和谐关系。Gabriel TARDE，《L'inter-psychologie》，Bulletin de l'Institut général psychologique，juin 1903。
唐娜·哈拉维对芭芭拉·斯摩丝研究的分析来自这本书：Donna HARAWAY，When Species Meet，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2008。
雪莉·斯特鲁姆讲述的田野故事出自：Shirley STRUM，Almost human。读者还可以参考：Farley MOWAT，Never Cry Wolf，Bantam Books，New York，1981。该书初版于1963年，而且已经被译成法文（Mes Amis les loups，Arthaud，Paris，1974）。我在介绍身体对于狒狒的重要性时提到的雪莉·斯特鲁姆和布鲁诺·拉图的研究发表于这篇论文：Shirley STRUM et Bruno LATOUR，《Redifining the Social Link：from Baboons to Humans》，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s，26，4，p.783—802。